“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高原行医历经无数车祸 骨头断过14次

今天（6月29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

作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高原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一生扎根青藏高原，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

“实际上，我身体算是粉身碎骨了。长期高原缺氧，我现在带着心脏起搏器，因为经历过无数次车祸，我骨头都断完了。”

吴天一。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原想参军上前线，机缘巧合走上学医之路

新京报：你在1949年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候才上中学吧？

吴天一：是的，我当时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我们学校里有地下党员，他们看我挺积极的，就把我送到学习班学习。后来，他们在学习班选拔了一拨人，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就是共青团的前身。

新京报：那你是如何走上学医之路的？

吴天一：抗美援朝时，我才上高二，年龄不够、个头特别小。我想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必须要参军去前线。体检的时候，我站进去，那个护士长看着我就说，“你这么小当什么兵啊”。我说，那是我还没发育，还能长大，而且我身体很健康，让我体检行不行。把她缠得不行，就把我领到主检医师那，医生看我还挺机灵，就让我检查了一下。入伍后，我没有去前线打仗，而是被送到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与家人失联30多年，拒绝美国优厚条件回国

新京报：听说你和家人之前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后来是怎么联系上的？

吴天一：是的，一直到1980年，当时我写了一篇科普文章《高原适应的强者》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因为我到青藏高原后，发现藏族人在高原上生活完全没有高原反应这一类问题，身体强壮，后来我开始做一些初步的研究。

这篇文章发表后，被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妹妹看到了。后来，家里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这封信转到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最后批到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看到后就批示“海外华人，寻找亲人心切，务必找到”。

我记得很清楚，1981年12月30日，我从唐古拉山基层调研回来，正要卸行李，有人说主任找我。我那会儿还挺气，才回来正累着，就问“啥事儿这么着急”。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就把我惊到了，“你爸爸妈妈从美国来找你了”。我当时感慨万千，他们从1948年离开，再有音讯已经是1981年了，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那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时间跨度太大了。

新京报：联系上父母后，你有没有想过去美国和他们团聚？

吴天一：联系上了以后就面临这个问题，我是留在中国，还是跟他们到美国去。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所大学想让我在那里留任，做心肺血管研究所的所长。他们试图说服我，说美国工资待遇好，并且你家人都在这里，为什么要回国？

当时我妹夫就在那个州做教授，条件很好。父母也年迈了，就我一个人在中国。我仔细思考后，还是决定回到青藏高原，亲情的确重要，但这不能成为一个事业发展的障碍啊。说实话，这个选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不然我也不会踏踏实实走到今天。

负责青藏铁路高原病防治，无一人因此死亡

新京报：在著名的青藏铁路建设工程中，你负责高原病的防治工作，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吴天一：青藏铁路二期，从格尔木到拉萨全长1142千米 ，要穿过唐古拉山、可可西里山、昆仑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几座大山。而且青藏铁路沿线80%的地方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85%的地方海拔在4000米以上。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人吸进来的氧气，只有在海平面地区吸氧量的一半。而每年上山的工人，都是从平原来的，这就有很大的工作难度。

新京报：在高原反应防治方面，你采取了哪些重要举措？

吴天一：我提出了“三高三低”的概念。

“三高”是什么呢？一是在高原制氧，人在山上一缺氧就没命了，当时建了45个制氧站，实现了每45千米到50千米就有一个制氧站，卡车拉氧气瓶的时代结束了。二是建设38个高压舱站，大气压达到760毫米汞柱，就是海平面地带的大气压水平了。三是给病人进行高流量吸氧，因为人不能一直呆在高压舱里，肯定还需要进食、排泄，所以就要保证每分钟有足够的吸氧量，一分钟要到六升、八升。

“三低”就是“低转低转再低转”，对于病情严重的人，必须从高海拔直接往低海拔地带送，同时做好沿途接应。

新京报：你的这些措施，大概拯救了多少工人？

吴天一：5年内一共有14万多名工人在海拔4500米以上劳动，因高原病死亡的人数为零。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都说，这是一个世界奇迹。你知道，从尼泊尔去攀登珠峰，1万个人里面最少死1个，一般要死3到5人。

骨头断过14处，体内还有钢板

新京报：你常年在高海拔地区做研究，当时条件有多艰苦？

吴天一：搞高原医学，首先要自己跟高海拔打交道，哪里海拔高去哪里，3000多米我们是不去的，一般都四五千米。1979年，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成立后，我就开始带队下乡做研究。一开始没经验，火也生不着，到了高海拔还缺氧，很多地方没有路，我们就改进了一些装备。我想了个办法，学白求恩用毛驴驮医疗仪器。我按照每个仪器的大小尺寸设计好架子，架在牦牛上，这样测心电图、血氧、超声等仪器都能带去。

新京报：你曾经发生过很多次车祸中，最严重的是哪次？

吴天一：最严重的是青海橡皮山，海拔有4000米左右，那天下小雪，司机从柏油路到沙路没有换挡，开太快，一下就从山顶翻到山下。那一次我差点死了。

当时恰好有车经过，他们看车向下滚了，马上下来。司机已经晕过去了，我从车里爬出来，身上都是血。山上的人看了我喊了一声“还有一个活着”。

那些人把我们抬上去，然后几十个人换班把车从山底下推了上去，车完全报废了。我其实左边四根肋骨、肩胛骨、两条腿都断了，髌骨也断了，当时完全是靠着毅力爬了出来。骨折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后面还能长上。

我经历过无数次车祸，全身断过14处骨头，现在身体里还有十几厘米长的钢板。他们都说我粉身碎骨了，但是我一次次坚强地站了起来。

■ 人物简介

吴天一，塔吉克族，新疆伊犁人，1982年5月入党。他投身高原医学研究50余年，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国际标准，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诊疗救治藏族群众上万名。青藏铁路建设期间，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创造了铁路建设工人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实习生 崔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