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 县城高中：“好学生”逃离，“优质教师”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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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吴筱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她工作了将近10年的县城中学，跳槽到当地市里一所并不拔尖的中学。这所地处江苏县城的中学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抛在身后”了，吴筱筱印象里，学校教职工四五百人，每年都有十来人会离开。

“逃离”已经成为许多县城中学里反复上演的主题，不仅仅是老师，学生也是如此。

“只要成绩好就会往市里去。”严红艳在孩子上初中时就将他从县城送到了市里，“因为县里初中教学质量确实不好，虽然出去一年大概要1万。”

师资与生源的不断流失，正将本就身处困境的县级中学，推向更加迅速的陷落之中。

南京大学的校园里，项西坐在自己的摊位上，盯着不远处挤满了学生的摊位，他有些烦躁，也有些失落。他是一名县城高中的校长，今天是市里各大高中集体招聘老师的日子，地点就设在南京大学。

灯火通明的场馆内，几张课桌简单地拼成一个招聘摊位，桌上放着写有学校名称的三角牌；招聘人员的身后，则是写满了字的海报架，密密麻麻堆满了学校的具体情况。

其他摊位都围满了来询问的学生，项西和另外四个摊位前却是极为冷清，有学生路过也只是驻足片刻，草草地看上几眼，便离开了。同样的工资待遇，却吸引不来同样的人才，只因为他们五个摊位都是来自县城的高中。

五所县城高中的摊位靠得很近，相比于其他摊位前的热闹，它们这一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项西所在的高中并不差，升学率比市里的一些高中高得多，是大家口中十分有竞争力的一所学校。但这一点对于来应聘的毕业生们来说，显然没什么吸引力，他们情愿留在更差一些的市区高中，也不愿意去小县城当老师。

清北硕博生去中学当老师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市区的高中，对于县中来说，是不存在的。“就连我们自己学校考上师范生的学生，也不愿意回母校教书。”项西感叹道。

选择考取项西所在高中教师编的人本来就少，有些人即使考上了，也可能选择不来。

项西清楚地记得，有一年，一个学生考取了他们学校的生物老师，已经准备要签约了，那学生却打电话过来，说自己不来了，因为市区有个高中刚刚录了他。项西问他是哪个高中，一听是个生源、升学率远远不如他们学校的高中，就想挽留他。从学校氛围讲到地区房价，项西将留在他们县中的好处说了个遍，却只换来一句犹犹豫豫的“我考虑考虑”。

几天之后，那学生打电话过来：“老师，很抱歉，我不来了。”

2020年南京市教育系统35家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39名编制内教师，其招聘条件中明确表示，应聘人员至少为研究生学历。

说起招聘老师的标准，项西提到，“现在高中，研究生学历的老师要占到一定比例。”但站在学校的角度，项西更愿意招本科毕业的学生当老师。“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如果一个人本科时成绩不好，即便他读了研究生，把他在高中阶段的情况放到我们这个学校来比，他只能说是一个相对成绩比较低的学生。然后他上了几年大学来教书，到我这来教比他优秀的学生，这怎么能教得好呢？”

项西并不太放心让他们来教书。

招不到理想老师的县中，也有些选择了自己培养这条路。徐岩是广东省一所县中的英语老师，在他们学校，师资匮乏同样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韶关学院、惠州学院、肇庆学院、茂名学院、岭南师范学院……”徐岩数出一串近年来应聘者的学历，基本都来自双非（非985、非211）院校。

虽说徐岩也清楚不能“唯学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教育体制里，本科学历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一个人在中学阶段的应试能力，“讲得不好听的话，考不到好的大学，就说明他的学习能力要差一点，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自己的学习方式方法可能不是太好”。而成为老师后，面对教授学生如何学习的重任，面对同样需要不断学习来改进教学方法的工作，徐岩认为，和其他尖子生出身的名校生相比，这些老师总归是会有些吃亏的。

“211学校很少，985学校更不用说了。”对招进来的老师不满意，学校为了保证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只能自主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开设专门的教师培训、班主任培训、学生心理问题培训等。除此之外，还特意邀请黄冈中学等名校的教师过来开讲座，学习他们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方式。

“我们学校的老师靠自己培养。”面对这样的事实，徐岩的态度已经变得无奈又平静。

■ 徐岩所在学校教学楼上的标语。

县中吸引不来优质的人才，只好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不断下功夫，但培养出来的老师却很少会选择留在县城。

徐岩本校的一名物理老师在从教6年之后，选择了出走。校方听到消息后，劝他留下，校领导甚至开出了让他做备课组组长的条件。但这位物理老师还是选择了离开，去向是广州一个没有编制的培训机构。

“因为他是广西玉林的，一个不算特别发达的地区，可能也是家里有压力。”徐岩对此表示理解。教师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但春风化雨的光辉之外，县城老师还需要面对现实的柴米油盐。

市区高中有着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多评职称的机会、更好的发展空间。相较之下，县中除了被人诟病已久的“县中模式”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让人留下的理由。

项西所在的县中，每年都有优秀的教师出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留不住，也没法儿留。”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市里一所不错的高中想要挖走他们学校极为出色的数学老师安何。安何收到邀请后，也动了想走的念头。学校方面是很想留住他的，校领导也拿出了极大的诚意，直接将那一年市里优秀教师奖的名额给了他。

项西说起这个就有些愤愤不平，他自己从教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才能拿到的奖项，安何只教了七八年的书，因着一个契机，便轻松拿到。

但这项在旁人看来极高的荣誉并没有留住安何，反倒成了他拿到更好待遇的一块跳板，帮助他成功跳出了县中。

离开县中，跳槽到市中，这是吴筱筱在去年决定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将近10年的时间，吴筱筱都在江苏一座县中做英语老师。她决定出走的契机之一，是由于去年她评上了中级职称，也在市里拿了教学奖，碰巧遇到市里一所学校发出招聘信息，她报考成功了。

■ 徐岩所在高中开展禁毒教育大会活动时的学生集会。

优质教师的出走让县中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项西所在的高中曾联合另外五所县中，提出了“县中保卫战”的口号，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也只能是将升学率抓得再紧些。

对于升学率的苛刻追求，是“县中模式”的一大特色，顶着“寒门难出贵子”的压力，这样的模式，不仅让学生感到难熬，也让一些老师觉得自己受到了“压榨”。

在县中从教多年，吴筱筱也对这样的模式深感疲惫，“县中的模式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师学历不重要，上课上得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可不可能花时间去压着学生去学。”在刚刚过去的4月，吴筱筱经历了“一个月连击”，四月只放了清明节三天假，其他的周末学生和老师都在学校补课，上课、考试、阅卷连轴转，“周末比平时课更多”。吴筱筱的一些同事在课最多的时候，两天要上完10节。

“有成绩，教育局就不管”。学生始终处于高压之下，而老师的休息时间也被严重占用。吴筱筱觉得工资低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工资和工作量不成正比”。

吴筱筱不是没有尝试过打破这块只看成绩的“铁板”。有一年，她被分到带一个别的学校“寄存”过来的班，“成绩特别差”。为了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吴筱筱会给学生布置一些有创造性的任务。在一堂介绍苏格拉底的课结束后，吴筱筱要求学生做一张和苏格拉底有关的海报，介绍苏格拉底的生平。

一个学生交上来的作业让吴筱筱一直记到现在。那张海报被做成了一本书的封面，上面画着苏格拉底的头像，附上了一些对苏格拉底著作的文字介绍。后来那个学生向吴筱筱解释，这是因为他觉得苏格拉底生平没有留下任何著作，而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填补这样的遗憾。

“他们还是有思考的，会做出很多东西。”吴筱筱看到了创新的成效，但到现在为止，她依然是学校备课组里唯一一个尝试过此类教学方法的英语老师。

有学生毕业后给吴筱筱写信，说自己因为她的缘故喜欢上了英语。接到这样的信吴筱筱总是很感动，但这份感动不足以支撑她继续留在县城。“其实挺现实的，因为老师也就是一个职业，县中确实还是比较限制发展。”

“往老师身上加太多的枷锁和道德负担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在这所县中尽心尽力地工作近10年，吴筱筱觉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

还有一两年，项西就要申请退休了。每每和旁人谈起这所让自己操劳了30多年的学校，他的话题总会兜兜转转回到十几年前。那是这所县中经历的一段“黄金时代”，项西可以清楚地数出当时每一年那两三个考上清北的学生，“排在年级前20名有机会进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这样的985名校；只要进了前50名，考进头部211学校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几年，学生就算考到年级前10名，最终能不能进一个头部211学校，都是一个未知数。”

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广东，徐岩所在的县中也经历了相似的“历史”。“2005年一个考上北大的，2008年一个清华的，2009年还有一个本市状元，2012年一个浙大的。”徐岩可以毫不费力地背出这些十多年前学生取得的辉煌成绩。然而到现在，这所县中每年最好的高考去向是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这两所广东省内的985。

除了校内尖子生的去向，一本率是一个更加明确而残酷的指标。徐岩所在的县中现在的一本率是5%左右。但“5%”背后真正的问题并不出在有多低，而在于自从2000年以来这个数字就没有变过。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广东全省的一本率则节节攀升，2020年已经达到15.03%。

“水涨”却没能带来“船高”，最根本的原因，徐岩认为，是县中的好生源正在迅速地流失。

■ 徐岩所在高中操场。

从几年前开始，这座县城中考的前100名里，百分之七八十都会选择“往外走”，有些会去当地的市中，有些则直接被广州市里最好的学校挖走。

每年中考后，徐岩和其他在一线教学的同事分头两两组成团队，敲开县里中考前100名学生的家门，去做“思想动员工作”，但能留下的最多也只有二三十个。

虽然大多数是白费口舌，但这项工作还是在每年中考后雷打不动地坚持了下来。“如果不去做，可能连这30个都保不住。”

“200分”，这是这所县中和当地市区最好的高中中考招生分数线的差距，市中如果划在660分，县中的分数线就在460分左右。而巨大的分数差，三年后变换一副模样，就成了这所县中始终毫无起色的一本率数字。

“能逃的都逃了”，三年前的中考，16岁的林云从家乡考入了广西南宁市区的高中。而她“逃”出的地方——一座位于中越边境的县城，地属广西崇左市，在当地人眼里是“广西发展最差的城市之一”。在高中班上，林云还有十几个同学来自崇左市去年刚刚脱贫的县城。

中考后，林云也是被做过“思想动员工作”的学生之一。作为全县前五名的尖子生，林云的家里陆陆续续迎来了很多当地教育局的领导，劝说她留在本地就读，保证最好的师资、小班教学条件，还给出学杂费全免、发放高额奖学金的承诺。但林云最终还是拒绝了。

在当地最好的高中，考上一本的人数常年不到20个，而林云选择远赴南宁就读的学校，在2020年高考中一本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上线人数超过1300个。

一心想跳出“农门”，高考是最大的机会。林云从始至终的考虑，就是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去赌”。在家乡县城的初中，林云曾经拿着一道有些难度的题目去问老师，得到的回复却是：“别纠结这种难题，不是你的水平”。初中三年，林云不断听说有新老师来了又走，就像成绩好的学生都在“逃”，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

在县中工作了近10年，吴筱筱承认，县中老师的教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老教师占主流，这种教育是僵化的，还是按照非常原始的模式去上课。”在吴筱筱所在英语课组，常常是全年级统一布置一张导学学案，学生完成后老师在课上对答案，之后就要求学生去把整张学案背下来。

做题、背题、考试，就是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模式。至于需要花长时间去磨练的阅读能力该怎么锻炼，为了跟上备课组赶教学进度的安排，吴筱筱只能略过不讲，而在江苏省高考中不做硬性要求的口语更是完全不受重视。在听其他老师讲课时，吴筱筱甚至发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不会读音标。

十多年前，吴筱筱也是这座县城中学的学生。和现在一样，当时也分为普通班、次强化班和强化班，市中普通班的录取分数线基本和次强化班齐平，而吴筱筱被分在强化班里，同班同学基本都考上了985和211，还有三个上了清北。但到现在，市中普通班的录取分数线已经变为和强化班齐平，而次强化班和普通班更要往下掉一个档次。

面对不断陷落的县中，选择“逃离”的学生越来越多，而生源的不断流失像缓缓地抽去支撑学校的底柱，让陷落来得更加迅速而无法阻挡。

林云的一个初中同学选择接受了当地教育局的优惠待遇，留在本地。有关小班教学和免除学杂费的承诺一一兑现，但三年过去，同学班上“尖子生”的目标仅仅是冲刺上一本线，而如今林云的成绩则稳定在超出一本线70分的水平，她把目标定在了高于广西一本线90分左右的中国传媒大学。

对比似乎再明显不过，同桌江荷给出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已经不是一个量级了。”

2020年初，广西教育厅下达文件，规定各地执行“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总体目标，公办、民办高中均不允许跨市域范围招生。这意味着，像林云这样中考由崇左市考入南宁市的升学路径，从此不再行得通。

但这并不代表“逃”出县中的路彻底断绝。恰恰相反，“逃离”发生得越来越早。林云的侄子马上要上小学，得知新规出台，林云一家已经在商量让侄子在小学阶段开始学习奥数，初中考取南宁市里的私立学校，以此争取高中继续留在南宁就读的机会。

林云高中的同桌江荷是南宁本地人，初中就读于南宁市区的广西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江荷班上就有来自防城港、河池、崇左等其他市县的同学。中考时，这些同学可以凭借在南宁市的初中学籍考入当地最好的二中和三中，需要的分数比原本面向外地生的自招考试低许多。

“如果初中不出去，高中更加考不起！”严红艳一家住在湖南省衡阳市下设的县城，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严红艳的儿子每个星期会到衡阳市青少宫上培训班。每周六上午7点从家里出发，8点半到12点语数英三科轮流上一遍。中午回到家，开饭至少在1点过后。

成功考上市里的初中后，儿子没有辜负严红艳的期望，高中又考上衡阳市最好的重点中学之一。高二下学期，儿子的成绩出现下滑，提出希望能搬出学校住。严红艳同意了，立刻在儿子高中旁边租了一个六七十平方的房子，开始陪读。

■ 严红艳和儿子租住的陪读房。

整整一年，严红艳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早上5点15分起床给儿子做早餐；6点10分儿子去上学，紧接着准备好午饭；菜做好放进冰箱，等儿子中午回来自己热着吃；自己则赶回县城照看家里的服装店。下午4点半，严红艳乘车回到市区，给5点20分下课回家的儿子准备晚饭，这才结束一天的忙碌。

每天来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光是车费算下来每年都超过1万块钱。儿子曾心疼严红艳，说“老妈你这样好辛苦”。严红艳宽慰儿子道：“没关系，人家每天坐在家里打麻将，一天也要出去几十块啊，这钱花得不浪费。”

严红艳身边还有很多选择陪读的家长。一个朋友家两夫妻都是县里的小学老师，孩子和严红艳儿子同龄，农村户口。从初中开始，孩子考入衡阳市里的中学，两夫妻租了市区的房子陪读，加上孩子的爷爷奶奶，祖孙三代一起住在八十多平米的出租屋里。白天爷爷奶奶在家做饭，夫妻俩回到县城上班，下班后开车近30公里到市区，给孩子把关辅导作业。初高中六年孩子都在市区完成学业，最终，孩子考上了武汉大学。

“想想县里的孩子有多少能考到985呢，211都很难的了。”严红艳在县里常常和朋友聊起孩子的教育，家长们达成的共识，只要有能力送出去，就都往市里送。

严红艳记得，儿子10岁，刚到市青少宫去上培训班，有一天回来和自己说：“妈，这里所有的小孩都知道英文的品牌名，我一点不知道。”两年后，儿子进入衡阳市里的初中，这一次，儿子带回来的新见闻是“班上好多从乡里过去的同学都不认识英文品牌。”

“那是因为你去了市里培训，不然你也不知道呀。”严红艳笑着和儿子解释。

■ 儿子晚自习时，严红艳会和其他陪读家长一起散步，从其中一位家长租住的家中可以看到学校教室。

走出县城，到市区里见见世面、享受更加优质的教学，考上一个好大学，这是严红艳与当地许多家长们归纳出的“成功路径”。然而，对于项西来说，这样的观念在家长间流行，或许是来自幸存者偏差的影响。项西自己见过的许多孩子，以全县数一数二的中考成绩去市里读书，却常常在三年后的高考中遭遇挫败。

“这就叫二八定律。”徐岩所在的学校曾对每年县里中考尖子生的高考去向做摸排追踪，“只有20%的学生出去之后考得比留在县里更好，其他80%都比不上。”

每个学期，徐岩会收到几个家长的申请：“孩子去了市里读书不适应，能不能转回来？”不适应的理由有很多，但占绝大多数的是独立生活能力的缺乏，还有和市里学生的比较带来的巨大落差感。“如果能调整心态，可能学得更好，但事实上大部分都做不到。”

这样的道理，徐岩在做“思想动员”时反反复复地和家长们讲，但相信并被说服的始终是少数。

严红艳曾听儿子讲起，他的初中班上有一个女生，家乡在农村，但成绩一直很好，一些原本就住在市里的同学因此嫉妒她，经常穿着昂贵的品牌衣服跑到她面前炫耀。女孩的父母在广州打工，家里只有奶奶照顾。得知这件事后，奶奶安慰她：“那些衣服都是同学爸妈给他们买的，你现在好好读书，读的书才是你自己肚子里的，别人拿不走。”

就像所有苦尽甘来的故事应有的结尾，女孩最后如愿考上了一本。

现在，把小学阶段的孩子送进市区培训班已经是严红艳所在县城里的教育常态。不断有成功的先例在前，“逃离”正变得越来越坚定。“62%”严红艳准确地背出儿子中考那年他所在的学校初中升入省重点高中的比例；而回到县里，这个数字则变成了“100个人里不会超过5个”。

难以辩驳的差距面前，从县中出走的路上越来越拥挤，而属于项西和徐岩的那场“县中保卫战”的号角声，在这支队伍日渐声势壮大的同时，也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