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要开刀到100岁，最幸运的是倒在手术台边

是时候告别了。

5月26日14时许，吴孟超最后一次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以骨灰的形式，和这个他一手创办的医院做最后的告别。

吴孟超曾和身边人说过，希望走的时候干净一点，最幸运的就是倒在手术台边上，作为一个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97岁还在同肝癌奋战的吴孟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却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而清醒、时而昏睡。有好友去探望他，他会努力睁开眼，微微笑着，嘴巴张开但发不出声音。

2021年5月22日13时02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原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吴孟超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2015年的吴孟超。受访者供图

“吴氏刀法”

见过吴孟超的人，都对他的手印象深刻。

2009年，患者家属陈宇（化名）第一次看见吴孟超时就注意到，这个其貌不扬、身高不到170厘米的小老头精神矍铄，但右手食指末端的指节已经完全变形，指尖向内弯曲。

吴孟超展示他右手“钩子”般的食指。受访者供图

这是长期使用手术刀和止血钳的结果。靠着这双手，吴孟超在从医78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16000多台肝胆手术，成功救治了万余名患者，不少肝癌患者在术后30多年，依然健在。

他的刀法稳、准、快，又被叫做“吴氏刀法”。陈宇回忆，妻子手术全程都不需要输血，因为“缝合很快，失血不多”。肝癌患者家属韩鸣（化名）也记得，给家人做手术时86岁的吴孟超虽不是主刀，但全程都在，手术时间不超过40分钟，“如果在我们老家，至少要三四个小时，人就废了。”

来找吴孟超的患者很多都是其他医院无法处理的疑难杂症。1975年，53岁的吴孟超曾顶着巨大压力，连续手术12小时，一点一点将18千克的巨型肿瘤，从安徽农民陆本海的肚子里剥离，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被切除的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黄耀是吴孟超的第四代弟子，他记得，90岁之前，从切开腹腔到缝合伤口，吴孟超都要自己操刀，固执地要求从头跟到尾，“否则会不开心”。

直到94岁之前，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吴孟超要求每个工作日都给他安排一台主刀手术。学生们也清楚，比较复杂、需要有点儿功底的手术，还是得让吴老“把把关”，他不来谁都不敢动，他来了，手术就又快又好。“从吴老的身上，总能学到新东西。”

停下来是不可能的。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为吴孟超写过传记的方鸿辉问他，你手术累不累呀？吴孟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越老，做得越熟练了。”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6号手术房是吴孟超的专属“开刀房”，那里有一个十几厘米的垫脚凳，1米62的吴孟超跨着站上去，双脚紧紧抠住地面。

身体好的时候，吴孟超穿手术衣会格外潇洒。这是从他老师那里学来的：把手术袍向空中一抛，抛得很高，两只手臂张开来，正好套入袖笼，两条胳膊插进去。90多岁的吴孟超得意又狡猾地笑笑，“怎么样方老师，我这个手脚还利索吧？”

开刀结束，他便叉开腿坐下，双臂搭在椅子的扶手上，把脚伸出来——因为手术时精神高度紧张，脚趾会不自觉地紧紧抠在地上，日积月累下吴孟超的第二根脚趾摞在了大脚趾上。他动动两个趾头说，“你看我这脚趾都弯了。”

吴孟超展示将手术袍高高抛起，双手顺势插入袖子的“吴氏”穿衣法。受访者供图

“最大的快乐是治好病人”

吴孟超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

荣誉傍身，但荣誉并不重要，他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名誉，那算啥。”一次采访，主持人问他：做医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吴孟超说，最大的快乐是治好病人。

对待病人，吴孟超总是仁爱的。

每年大年初一早上8点之前，吴孟超一定会赶到医院，向每一位病人和留守的医生拜年；有的病人得了肝炎并伴黄疸，可能会有传染性，吴孟超不怕，病人和他握手、亲亲他的时候，他也会回吻病人的脸颊：“我只要洗一洗就可以了，我们不能伤病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天冷查房时，他都会把手搓热，再去检查病人；检查结束，他还会把病人的裤带拉好、被角掖好，甚至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放正。

这样的细致，黄耀太熟悉了。吴孟超是出了名的“问诊慢”，每次出门诊都会至少提前10分钟到，把所用所需全部准备好。病人反复提问，他不厌其烦地解释，一边说一边画，把治疗方案、诊疗思路都耐心讲完，再看下一位患者。有的病人辗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求问过很多医生了，检查化验资料厚厚一摞，但只要吴孟超在，一定会把资料一页不落地看完，从上午8点不间断地看到下午1点也是常事。

方鸿辉见到过，有术后康复的患者在出院前，专程到吴孟超的办公室告别，一见到吴孟超就跪下，头磕得“梆梆”响。吴孟超赶忙扶起他，严肃叮嘱，“千万不能这样，你能把身体恢复得更快更好，才是最大的回报。”

要是学生给病人开了进口抗生素，而不用同等疗效的国产药，他一定要狠狠批评，“你怎么不为病人考虑考虑？”吴孟超坚持用手缝合，一分钱都不收，而不是为了省事用几千块钱的吻合器；他的“开刀房”里，器械并不高级——除了自己发明的“三通管”，那也是为了节约患者的钱，既能够让腹腔积液流出来，同时也能把营养液补进去。

旁人都劝，现在我们医院发展需要钱，你为什么不把手术费与别的医院拉齐？吴孟超拒绝，“人家生了病，已经很拮据了，尤其是农村来的，再提高费用病人接受不了。”

红包就更不能收了。谁收了红包被他看到，马上就要开除，“哪怕一块糖也不能收。”

“感动中国”颁奖词这样形容吴孟超：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他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吴孟超亲自为美国同行做示范肝癌切除手术。受访者供图

“抠门”的院长——“谁拿一分钱回扣，就离开军队、离开医院”

在某种程度上，吴孟超很抠门。

他行政办公室外长长的走廊里，灯必须隔一盏一开，午休的时候一盏都不能开，谁开了他就要批评谁；员工在医院喝水，“都有自己的杯子”，不可以用一次性纸杯；行政人员每个礼拜洗白大褂，他不同意报销，“你们坐在办公室，够干净、够轻松的了，又不接触病人，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洗？”

吴孟超下了手术，基本不吃手术自助餐，因为“太丰盛”。衣着就更朴素了，有次方鸿辉打开吴孟超的衣橱，除了一套便装、一套西装，剩下的基本全是各种制式的军装，从衬裤到袜子，都是军队发的。

唯一像样点儿的是个大皮包。方鸿辉从吴孟超的秘书那里听说，每次坐飞机，吴孟超就从包里掏出患者来信，一封封地回复，病要怎么看、药该如何吃，或是抓紧时间批复文件、研读论文和会议文件。

省下来的钱做什么？1997年起，吴孟超拿出个人所有积蓄，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2006年，他又将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600万奖金全部用来奖励在肝胆医学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

他为了病人能有更多床位、医生能有更大的施展平台，一手创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挂牌成立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扩展规模、修建新楼。2015年，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正式运营。此时，吴孟超已经95岁。

方鸿辉将吴孟超称为“严谨的医院管理创新者”。安亭院区在建时，吴孟超明确规定，“谁拿一分钱回扣，就离开军队、离开我这个医院。”房子还没封顶，他就经常坐着建筑公司的升降梯到十几层楼高，戴着柳条帽指点江山，工地的人很疑惑，这个小老头总来干啥？

吴孟超在查看肝脏标本。受访者供图

“一把刀最多救一个人，而一套理论却能挽回千万条生命”

培育学生是吴孟超毕生的功课。他的“五叶四段”解剖理论被写入教科书；他1961年发明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将必须浸在冰水才能减缓血流速度的病人，从痛苦的体验中解救出来，极大提高了手术成功率，并沿用至今。

他将毕生所学及逾万台手术中获得的经验倾囊传授给后来者。到2018年，他亲自带教的博士、博士后已有100多人，除此之外，他还在全国各地开设进修班，或者把要进修的医生请来，用实例给医生们演示指导。有人统计，中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80%是吴孟超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

但吴孟超的学生不好当。方鸿辉记得，每次吴孟超去查病房，后面总要浩浩荡荡地跟着二十几个人，都想从老师那里“偷”到一点查房的、诊断的知识。有时看过几份病历，吴孟超大为光火。“人是有个性的，疾病在不同人身上反应是不一样，为什么你们都用同一句话来描述？为什么你们写上去的数据和检验单上的数据不一样？”气极了，他要求病史都得用手写。吴孟超觉得，病史卡就应该写得整整齐齐，一字不错。所以他招收研究生的时候，重要准则就是字迹一定要端正，思考一定要有逻辑性。

上了手术台，吴孟超更是从不讲情面。手术做得不好，他会自己承认哪里有疏漏，从不赖账；要是被他抓住问题，他也毫不客气地骂上几句，“早饭吃多了？”“怎么用这个？”指出的错误无一不在点子上，除此之外，吴孟超便不再多说。

有时候，吴孟超开好刀、洗好手臂，便穿着拖鞋，噗哒噗哒地走到其他手术室门口，叉着腰透过小玻璃观察学生们的操作。即使是工作多年的外科医生，知道老爷子来了，也很紧张。但黄耀知道，除非是手术有难度，否则吴孟超决不轻易进手术室，以免给学生造成心理压力，往往在他走了以后，学生们才从旁边的护士那里得知“吴老刚刚在窗边看了一会儿”。

手术中的吴孟超。受访者供图

吴孟超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研究，成为医学家，而不仅仅是做个“开刀匠”。“一把刀最多救一个人，而一套理论却能挽回千万条生命。”

2019年，97岁的吴孟超响应号召，正式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退休。在黄耀的印象里，吴孟超在退休之后，还是基本每天都去医院，只是“开刀房”去得少了，院里的大事小情也不管了。再之后，衰老便来势汹汹。

“开刀到100岁。”吴孟超失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