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经70多年了,几代巴勒斯坦人从黑发等到白发,还是没能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正义已经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
70年过去,新仇加旧恨,中东该有反思和转变了。
中国人在国际外交舞台做调停、斡旋工作,正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传统上,美欧在这方面似乎着墨更多。中东和平进程,很多的进展节点,也和欧美城市有关。
比如1991年的马德里中东和会,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第一次坐到一起,试图解决长达40多年的冲突。会议确立了著名的以“土地换和平”基本原则。
1992,中东和会多边会谈还曾在莫斯科举行。
1993年,在挪威的撮合下,巴以双方的奥斯陆秘密谈判,史称“奥斯陆和谈”,是巴以双方首脑的首次直接会谈。
之后,在1993年,巴以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
再往后,2000年埃及红海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举行中东问题多边首脑会议。沙姆沙伊赫成为和平之城,当时,埃及借助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威望,举行多场重要和平会议。
斗转星移,穆巴拉克早已成过眼云烟,埃及也不复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针对中东和平,欧美、中东非洲等地区都有不少尝试。
中国过去的介入则多是通过派遣特使等,做劝和促谈工作。
如今,中国有了更大的能力和意愿,希望能更深度介入制止这一延宕太久的杀戮。
在联合国安理会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始终心系中东和平进程,始终坚持公理道义,始终支持一切有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
王外长说,中国将继续加大劝和促谈力度,履行好安理会主席的职责,重申对巴以双方和平人士来华开展对话的邀请,也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在华举行直接谈判。
首先,王外长是重申这一提议,以前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只不过这次在巴以冲突恶化的背景下,在安理会会议上重提这一设想,更受国人和国际关注。
这里面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双方和平人士对话,然后再是谈判代表的谈判。
从对话角度来说,中国的地理位置优越,对于巴以来说,他们抵达中国的时间和距离,不会比抵达西欧或北欧的时间多,更无需飞越大半个地球到华盛顿去谈。
中国已经积累了为矛盾方、冲突方提供对话场地的经验,而且是一个利益牵扯更少,比美国等更有说服力第三方。
今年以来,中方的主场外交包括在陕西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
西安,西部安宁,西方安宁的字面含义,本身就寄托了东方祝愿。
王毅外长在福建南平分别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国外长讨论了东南亚局势。
南平,字面含义可以理解为南海平定,东南亚和平等。
中俄外长会在广西桂林举行,俄罗斯被尊为“贵邻“。
如今,巴以和平的主场,中国可选择的场地照样丰富。
筛选原则:首先,从防疫等角度考虑,离开北京一定距离。
其次,与其选择中国东部、南部地区,不如考虑西部。
我认为,新疆可以备选,这里的文化、气候、饮食等和西亚接近,更主要的是让和平人士到新疆,让新疆成为缔造和平的基地,让被西方污名化的新疆,提供和平这一产品,来改写世人对新疆的认识,还原新疆应有的形象。
举办巴以和平对话会,必然是国际大新闻,也会有相当国际媒体跟踪报道,他们来到新疆,不仅能报道相关新闻,更能直接了解,实地观察新疆发展,一举多得。
从中国这个主办方来说,把报道真实新疆和巴以和平对话结合起来,能给国际媒体提供更丰富的新闻视角和体验。
有朝一日,耕耘和平事业能开花结果,就以“新疆精神”、“新疆和会”被历史记载。
中国西部开阔,风水宝地不止新疆一个,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及自治区,也就是西南五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西北五省区这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以及内蒙古、广西。
从这些省区市里,挑选一些有接待能力,名字当中带有“和”、“平”、“安”、“宁”、“定”等吉祥寓意的城市,有大把可供选择的优质东道主。
还能带动本地发展,“和平红利”不仅巴以可以获得,东道城市也能享受到与会代表、国际媒体人员光顾带来的一波经济红利,何乐而不为?
和平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推动中东巴以和平进程,绝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以更新的思路提供方案,是大国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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