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自杀的念头就像病毒一样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在被抑郁症困扰。

某些时候，自杀的念头

就像病毒一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一切？

不止是中国，

全世界的青少年自杀率都在飙升。

当研究人员忙于对新理论进行测试，

以更好理解这一经常被忽视的

公共健康危机时，

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家长和社会活动家

正在积极行动，试图阻止

自我毁灭的行为在青少年中蔓延。

撰文Matthew Shaer

摄影 Adriana Zehbrauskas

翻译 刘亭廷

1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市郊外，有一辆被阳光晒得褪色的拖车。那是马库斯·惠勒的家，但他却一直和同学们说自己住在街对面的高档公寓楼里。后来，人们发现了真相，但却没有责怪他。毕竟，马库斯一无所有，远在菲律宾的母亲已有十多年没和他说过话，身为长途卡车司机的父亲则认为，儿子在独立速成班中得到磨炼是件好事。总之，18岁的马库斯就是孤身一人。

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孤身一人，因为他有女朋友、好朋友，还有科罗纳·德尔索尔高中田径队的队员们。2015年初的一个早晨，马库斯·惠勒穿着一件印有亚利桑那中央学院标志的亮黄色衬衫来到了校园——这所学院刚刚答应为他提供体育奖学金，他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乐得合不拢嘴。队友韦斯·詹森知道马库斯有多么的自豪，也知道马库斯当时的日子过得很煎熬。马库斯之前曾和詹森说，自己差一点自杀，多亏另一个朋友在最后一刻说服了自己。詹森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但因为马库斯答应他忘掉这个想法，所以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到了春天，马库斯因违反田径队行为守则而被除名。如果仅仅是失去奖学金这一件事，马库斯或许还能应付。不巧的是，他的女朋友也在那时提出了分手，这无疑是一个噩耗。5月11日，他在推文上说：“救救我，我想回到3个月前的生活。”第二天早上，他在推特上发出了最后的警告：“学校里即将发生一起自杀事件。”

当天上午，生物老师乔治·桑切斯正拿着一叠复印教材往教室走，一名学生提醒他，走廊上有人拿着枪。桑切斯连忙扔掉材料，拨打911，并协助疏散了那片区域。自始至终，他都在盯着马库斯，他手里攥着一把枪，不断地说着“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那眼神令桑切斯久久不能忘记。

在等待警察到来的同时，学校管理层下令封锁学校。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韦斯·詹森拿起了手机，看到当地新闻报道说，一名持枪男子进入了学校。紧接着，手机振动了起来，女朋友发来一条短信：“是马库斯。”詹森有点糊涂了，但紧接着就想起了发生在马库斯身上的那些事：关于想自杀的话，闹分手的女朋友，被田径队开除。詹森向门口冲去，心里想着要是能和马库斯说上几句话，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就有可能劝住马库斯。可惜，他刚跑到门口，就被一拥而上的同学们拖了回去。

上午9时左右，接警的警官艾米·加拉格尔来到了科罗纳·德尔索尔高中的走廊，试图劝说马库斯把顶在太阳穴上的手枪放下。她不断地重复道：“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帮你。”马库斯却回答说：“不，你帮不了。”他的身体前后晃动着，最后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扣动了扳机。

2

由于那条走廊仍然被认为是犯罪现场，2700名学生被疏散到学校的另一侧。在他们之中，有一位名叫米奇·沃诺克的高二学生。这位敦实健壮的16岁男生是亚利桑那州最优秀的撑杆跳运动员之一。米奇很敬重比他年长的马库斯，他们都是学校田径队的成员。他的一个朋友告诉我：“马库斯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但在那天上午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因为米奇和马库斯不同，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始终给是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那之后，米奇和他妈妈洛丽的沟通变得不那么坦诚了，她是附近一所高中的英语老师，她对我说：“看到他一脸震惊的样子，我让他坐下来，问道，‘米奇，你对那件事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看待自杀？’他说，‘那是最可怕的事情。那是——那是放弃了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你的生命。’”

2015年，美国正深陷《新闻周刊》一篇封面报道所描述的“自杀流行病”的泥潭。这场流行病几乎影响了所有人群：黑人、白人、拉美人，尤其是原住民，后者的自杀率一直是全国最高的。马库斯·惠勒这样的年轻人也深受其害。那一年，超过4.4万名美国人自杀，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马库斯·惠勒自杀后，洛丽·沃诺克越来越担心她的儿子。她和米奇的朋友们都明显感觉到，马库斯的死对米奇造成的伤害远比他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更深。泰勒·斯托尔沃西是马库斯和米奇共同的朋友，他对我说：“我认为，米奇觉得马库斯其实是得到了解脱，那是一盏通往幸福的绿灯。” 尽管人们在马库斯去世后组织了祈祷小组，并在足球场上举行了纪念仪式，学校辅导员也会随时为学生们提供心理辅导，但仍有很多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他们认为学校太急于恢复正常。斯托尔沃西说：“那种感觉就像是’已经发生的不能挽回，让我们翻篇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2015年秋天，米奇被老师叫去开会，并且得知，如果不能提高学习成绩，上大学希望渺茫。深受打击的米奇把升入大学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撑杆跳奖学金。为了缓解压力，他开始酗酒。

第二学年的一个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米奇出现在学校足球比赛的赛场上，他醉得几乎站不住了。

由于科罗纳·德尔索尔高中对在校酗酒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米奇将面临停课处分。他终于爆发了：“我要自杀。我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奖学金要被取消了。”警察来了，米奇的父母也得到了通知。当洛丽和她的丈夫提姆到球场后，大家向他们复述了米奇说的话。洛丽说：“现在想起来，他的话和马库斯自杀前所说的话几乎一摸一样。”

回到家，米奇企图自杀，被洛丽无意中撞到，并在她的说服下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晚。出院后的米奇看起来一切正常，但大约一周后，也就是10月中旬，他再次企图自杀。这一次，洛丽不在他身边。

12月，在坦佩高中学区管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洛丽·沃诺克发了言。她告诉我：“我当时状况非常差，像行尸走肉一般走上讲台：‘我是洛丽·沃诺克，米奇的母亲。’我毫不客气地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她对儿子2015年参加的那次会议感到非常气愤，对校方在马库斯·惠勒自杀后没有更积极地帮助学生而感到震惊（洛丽告诉我：“学校对马库斯自杀事件的反应和处理是非常不妥当的。”）。会场里一半的人哭了起来。

委员会表示将继续调查这个问题。“大量听取……深入了解……”这是负责人给我的答复。但对于洛丽和坦佩地区的许多母亲来说，这还不够。钱德勒附近的居民凯蒂·麦克弗森告诉我说：“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希望伸出援手，这令人鼓舞。但我也在想，有没有具体的措施？在失去另一个孩子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

麦克弗森从事教育事业二十多年。她曾先后担任过高中老师、中学辅导员和副校长，还是四个女孩的母亲。后来，她开始在当地学校担任政策和课程顾问，并在最近与坦佩学区开始了密切合作。她参加了洛丽·沃诺克发言的那次会议，并在那里结识了洛丽，后者于是邀请麦克弗森陪她参加后续的学校会议，一则作为精神上的支持，二则她知道，麦克弗森和她一样对学校处理自杀事件的方式感到失望。麦克弗森告诉我：“在我看来，如果处理得当，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接下来的几周，麦克弗森和洛丽·沃诺克开始头脑风暴，探讨如何确保学生和教职员工能有表达意见、宣泄情绪的渠道，如何使教师接受必要的培训，以拥有辨别学生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困扰的能力。他们还了解到了一些惊人的情况：米奇和马库斯并非科罗纳·德尔索尔高中仅有的两位自杀的学生。在马库斯之后，还有两名学生选择了同样的结局，其中一位也是田径队队员。

麦克弗森告诉我：“我当时想，这一切实在太糟糕了。我们必须给予这种流行病足够的重视。”

马库斯·惠勒去世后，社区组织者凯蒂·麦克弗森一直在关注东谷青少年的自杀事件。在她的自杀者名单上，共有47个名字。

3

自杀可能具有传染性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历史上充斥着明显有关联的自残事件，例如，从1908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个莫斯科学区里有70名儿童死亡；1928年，布达佩斯有150名居民溺水自杀。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确认，在某些情况下，自杀的念头会像病毒一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最早关于这种被称为“聚类”现象（cluster）的研究之一是由美国疾控中心（CDC）于1985年在得克萨斯州的两个城镇进行的，在那里，14名青少年在短时间内相继自杀。为了厘清每一例自杀事件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被称为“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的研究模型，这一工具以往一直被用来研究为什么某些人死于某种疾病而另一些人却产生了抵抗力。通过研究，人们发现了几种模式：许多自杀者都有过家庭不稳定、滥用药物或暴力倾向等问题，此外，几例自杀事件之间还存在着关联，比如，有6名自杀者分别和另一名自杀者认识；有4名自杀者分别认识两名或两名以上的自杀者。

就此，疾控中心提出了一些比较基础的干预性措施，比如杜绝对自杀事件进行“浪漫化”或“煽情”的媒体报道。随着研究的深入，采用更细致有效的方式应对这一现象的能力也日益增强。例如，科学家发现，这一现象中大多数自杀者是青少年（非聚类自杀者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有精神疾病病史或曾有自残行为。传染现象——聚类学术文献中的常用术语——更倾向于发生在学校等场所。2019年，《柳叶刀》杂志刊发的论文《儿童和青少年自杀聚类现象》指出：“社会关系能促进想法和态度的传播。”

“如果回到几十年前，人们的问题是，自杀聚类现象真的存在吗？它们的出现是否具有偶然性?” 精神病流行病学家马德琳·古尔德说。她是上面提到的论文的合著者。“如今，我们会说，这一现象真的存在，而且这是公共健康领域的问题。所以，对大多人来说，目前的重点是进一步了解造成风险的因素，从而使辅导员或老师能够发现有自杀倾向的学生，了解聚类发展和扩大的行为或机制。”

2020年，《青少年健康》杂志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进步的论文为这些机制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研究人员对俄亥俄州东北部一个社区的学生进行了研究——那里疑似青少年自杀聚类的死亡人数已增长到12人，发现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自杀内容的学生中，23%有过自杀的念头，15%曾经尝试过自杀。研究人员指出：“降低社交媒体潜在的负面影响和宣传预防自杀的信息有助于自杀干预措施的实施”。换句话说，社交媒体可以引发恐惧或鼓励模仿。

最近，马德琳·古尔德和她的同事们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应对自杀聚类的“关键信息”，其中就包括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提供丧亲人员关怀、风险个体帮助、积极与媒体互动，以及采用群体方法进行支持和预防。

2014年，几名少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自杀后，当地学校的负责人马克斯·麦基遵循了这一建议。

“我不是流行病学家，但是我认为这种现象确实具有传染性。我曾与古尔德博士和附近斯坦福大学的青少年精神病学教授肖申克·乔希博士等人交流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等待奇迹发生，而是迅速在社区中采取行动，越快越好。”麦基说道。

他呼吁当地报纸不要刊登有关儿童自杀的详细信息，并为所有学生安排了数周之久的小组座谈会和心理辅导。当一起新的自杀事件发生时，他向所有学生及家长发送了电子邮件，并相应地制定了更为轻松的课程表。麦基说：“这是非常重要、也许是最重要的措施：在得知自杀事件发生后，我们要在第一时间确定自杀孩子的朋友圈子及其兄弟姐妹，立即同他们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状况，与他们交流。我从研究中得知，这些人面临的（自杀）风险最大。”

从全美国来看，危机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据估计，发生在美国的自杀事件中有13.5%都有聚类的成分。新的聚类性自杀事件发生的环境也各不相同，既包括阿帕拉契亚的农村地区，也有盐湖城的摩门教徒聚集区，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自杀事件，他们住在安静的郊区，有良好的公立学校，就像亚利桑那州东谷那样。

4

位于东谷南端的女王溪是亚利桑那州发展最快的社区。这座沙漠小镇正在应对频繁发生的青少年聚类自杀现象。

东谷起自凤凰城东部，经由坦佩，直到布满嶙峋的火山岩的桑坦山。虽然拥有超过一百万的居民和好几个市镇，但它仍然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小镇：大家“共享”一个政府、一份报纸，各个市镇也没有独立的人口数据，社区组织、球队联盟以及小规模的商业区维系着当地人之间的联系。一位生活在东谷的少年告诉我：“听起来很老套，但这里的人们彼此熟识，在钱德勒长大的小孩认识住在吉尔伯特的人。”

对许多旁观者而言，这就解释了从2009年到2015年全州青少年自杀率的上升。亚利桑那州的青少年自杀率上升了81%。截止到2017年5月，也就是马库斯·惠勒去世两年后，该地区有十名青少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三名来自坦佩，两名来自吉尔伯特，三名来自钱德勒。马克斯·麦基说：“这毫无疑问是聚类现象。”他应凯蒂·麦克弗森的邀请，为东谷学校董事会提供自杀防控方面的咨询，就像他在帕洛阿尔托地区做的那样。“在我看来，这里的情况与我在帕洛阿尔托看到的有很多相同之处，生活中充斥着读书、升学以及成绩排名等各种压力，成功路上的任何障碍——例如被警察拘捕，都可能使孩子一蹶不振。”

在麦克弗森和洛丽·沃诺克看来，最直接的解决方案是为老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自杀预防手段的培训，主动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恶化。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取的建议。

麦克弗森告诉我：“你会听到学校负责人讲，‘自杀这个问题一直都有，只是现在稍微严重了一点而已。’你还会碰到一些防备心严重的学校管理层和老师。但我们没有选择闭嘴，不是因为我们粗鲁，而是因为孩子们一直会站出来说，‘大人们不肯倾听我们的想法，他们不理解我们。’”

2017年，在科罗纳高中上学的塔特姆·斯托沃西（泰勒·斯托尔沃西的姐姐）成立了一个名为Aztec Strong的互助支持组织。她认为，应对自杀的最好办法是去污名化，换句话说，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借助塔特姆·斯托沃西在社区的努力，麦克弗森和洛丽·沃诺克联系了州议员米兹·爱泼斯坦，请求她带头起草一项要求该州所有教育工作者强制接受预防自杀培训的法案。尽管法案未被通过，但两个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和愿意与她们沟通的每一位东谷市政官员和学校管理层进行会谈。麦克弗森告诉我说：“我成为了人们口中的那个’自杀女士凯蒂’。”

由于讣告上很少会说明自杀者的死亡原因，麦克弗森用她在东谷教育系统中建立的关系网开始收集相关信息。她说：“我有时会收到一个社交媒体文章的链接，那上面有自杀学生的照片和上百条孩子们的评论，例如’我又失去了一个朋友’，或 ‘今年我已经失去了三个朋友。’自杀的人太多了，而且聚集性非常强。”她在笔记本电脑上创建了一个图表对这些信息进行跟踪，而自杀者名单上不仅有高中生，还有应届毕业生和小学生。

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与住在东谷的乔伊（12岁）和他的父亲迈克共进晚餐（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使用了化名）。乔伊很瘦，一头棕发，是个害羞的孩子。他说话犹犹豫豫，视线总是往下。几年前，他遇到了另一位名叫克里斯（化名）的学生，两个朋友不多的男孩很快成为了好伙伴。“过去我们常常拿着小罐子去捡橡子，然后把它们扔到操场的墙上。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傻乎乎的事情。”

“那不傻，你当时才9岁。”迈克插了一句。

乔伊耸了耸肩，笑了笑：“还是挺傻的。”

克里斯和乔伊在校外从未见过面。克里斯和一位远房亲戚住在一起。作为监护人，这位亲戚要求他每天放学后马上回家。克里斯的五年级过得很艰难：有人欺负他，考试成绩也很不好。乔伊说：“我记得他向我倾诉他碰到的困难，以及他想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当时还不知道自杀是什么意思。”

我问道：“那他知道吗？”

乔伊说：“我知道他肯定懂。他的父亲是在监狱里自杀的。”唯一不能确定的是，克里斯是否听说过东谷同龄人的自杀现象。但迈克回忆道：“几年来，自杀一直是我们学校乃至这个地区的热议话题。头版新闻总是和自杀相关，一直是这样。”

2016年的一天，克里斯和乔伊在学校操场上玩。“我们正对着墙扔着橡子，上课铃响了，我说‘回头见’。通常，克里斯会先说‘回头见’，但是那一次他什么都没说。现在想来，他是不想骗我。”

第二天，迈克收到了另一位家长发来的一条短信：克里斯自杀了。迈克说：“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消化这个消息。当我和乔伊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那一定是同名同姓的人，肯定不是我认识的克里斯。’”

乔伊答道：“我当时的感觉先是困惑，然后是怀疑，然后更加困惑，非常难过，然后是愤怒。一闪即逝的愤怒。”

“是什么让你感到愤怒？”我问。

“克里斯的家人和克里斯。”

“为什么会是克里斯？”

“因为他应该知道我会有多么想念他。”

“你最近感觉如何？”

“我继续着我的生活。虽然不是每时每刻，但我会时常想起他。”乔伊说完后把脸转了过去，不让我看到眼泪从脸庞划过。他说：“现在我已经好多了。”

泰勒·赫斯特罗姆两岁时，他的父亲死于癌症。因此，父亲对泰勒来说既陌生又神秘，是鬼魂，也是镜子。每个人都会对泰勒说，他和父亲很像。虽然母亲希拉没说出来，但泰勒的举止也像斯科特：敏感，有丰富的情感，却时常把它们深埋在心底。希拉说：“大一那年，他参加了一个写作班，癌症贯穿了他所有的文章。我意识到他有被遗弃的心理问题，担心可怕的事情会再次发生。”

希拉和第二任丈夫格雷格，与泰勒和他的哥哥亚历克斯一起住在东谷南端的沙漠小镇女王溪。三十年前，女王溪是黄沙遍地的铁路前哨。随着科技公司的涌入、地区性机场的建立以及教会的到来，这里成为了该州发展最快的社区。

2017年7月，距离开学还有大约一周的某天，一位警察搜查了泰勒和朋友停在附近街道上的汽车，并且发现了一小包大麻。格雷格对我说：“警察的意思是不会逮捕泰勒，但要将毒品移交地方检察官，由后者作出处理意见。”亚历克斯试着安慰弟弟：那个月初，泰勒以鼓手的身份加入了凤凰城一支摇滚乐队进行了一次巡演，并在之后得到了乐队的再次邀约，而即将到来的新学年无疑会是一个从头开始的好机会。亚历克斯说：“这让他平静了下来。”但是，之后不久，泰勒的女朋友和他分手了。

如今，希拉和洛丽·沃诺克已经成了朋友。在她看来，泰勒和马库斯·惠勒之间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遇到了麻烦，担心自己的未来发展会受到影响，都有亲人离世或离开。希拉告诉我：“在见过大约二十个与我们有相同遭遇的家庭后，我发现了这之间的共通之处。十名自杀者中大约有九人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

遗憾的是，2017年夏天，希拉还未见过沃诺克一家，也未得知马库斯·惠勒自杀的消息，她也不知道女王溪还发生了两起青少年自杀事件。希拉告诉我：“泰勒从不与我们讨论自杀、自残以及其他同学的话题。”她强忍着呜咽说，“在我们面前，他一直表现得很正常。”

亚历克斯怀疑，日益增加的自杀事件对弟弟的影响远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大。“我觉得，那颗种子早已被种下。”亚历克斯小时候曾经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甚至一度想过自杀。他说：“我不只想自杀，还考虑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的特点是——”他停了一下，挥舞着双手继续说道：“它们基本上都来自我以前见过的东西。你读过的与自杀相关的内容越多，你的同学越是经常谈论这个话题，你就越容易想到自杀。”

7月的一个晚上，泰勒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情绪沮丧的帖子：“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坨狗屎。”

第二天早晨，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希拉和格雷格同岳父岳母一起去看棒球比赛，泰勒则要去找医生做牙齿矫正（亚历克斯和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回到家中，希拉和格雷格惊讶地发现屋里异常安静，没有架子鼓的声音，泰勒的房间也没有传出音乐声。她跑上楼，发现了儿子的尸体。

希拉对我说：“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是个护士，也许可以救活泰勒。但实际上，当我走进那个房间，我就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

泰勒·赫斯特罗姆（左）以鼓手的身份加入了一支来自凤凰城的摇滚乐队进行了巡演。为了让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的泰勒振作起来，哥哥亚历克斯（右）不断提醒他，那个乐队希望他再次加入。他们的母亲希拉说：“我已经见过大约20个和我们有着相同遭遇的家庭了。”

5

霍隆达·蒙塔尼奥是关注东谷青少年自杀率上升趋势的社区领导者之一，她是为当地高中生提供咨询服务的非营利组织NotMYKid的项目负责人，也是最早将自杀事件同聚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人之一。

她告诉我，从统计学上讲，这个地区青少年自杀率一直很高。但是直到最近，大家才开始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请他们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被问及学生们对老师和学校管理层的反应有何看法时，她说：“从学生们的反馈中我明白了一点，他们认为大人并不在乎，这与大人们处理自杀事件的方式方法是分不开的。学生们会说，‘哦，你们并不想让我们谈论这个事情。’”

2017年8月，在希拉发现儿子遗体的几天后，另一位住在女王溪的母亲迪安娜·本科莫接到了学校的电话说，她儿子鲁迪没有到校。这引起了她的警觉。不久前，患有焦虑和抑郁症的鲁迪因为故意割伤自己住进了精神病院。出院后，他发推文说：“是时候讲讲我的故事了。我在6月15日试图自杀，然后住进了一家医院，所以消失了一段时间。”他继续写道：“女王溪发生了很多自杀悲剧。这令人心碎，并引起社会质疑。不论成功与否，自杀都会给每个人带来影响。现在，我正在与我的朋友、家人和陌生的网友们一起面对——道路很长，生活不易，不要放弃。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赚点同情分，只希望这种糟心事快点结束。”

鲁迪失踪了。迪安娜回忆道：“接到电话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四处寻找鲁迪。我知道时间越久，情况就越糟。”

下午，迪安娜得知，儿子已经去世了。

鲁迪去世后，他的同学们想在高中校园内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鲁迪和其他因自杀而死去的人。一位名叫奥特姆·布尔克的学生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个帖子，控诉学校管理层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不鼓励甚至不支持学生立纪念碑。她写道：“我再也不想看着朋友们哭泣，再也不想经历失去的痛苦。而学校却认为保持沉默比发声更好。”这个帖子得到了大规模的转发。

2020年9月，我与布尔克见了面，她告诉我：“学校似乎对发生的惨剧感到尴尬，所以想要隐瞒。”而当她质问为什么不能为鲁迪设立纪念碑时，得到的回答是：“那会美化自杀的行为”。（女王溪的官员们告诉我，“只要符合学校的管理规定，设立纪念碑不是问题。” 他们补充说，该地区已与当地的自杀预防中心开展合作，以“预防所谓的自杀传染效应” 。）

2018年，女王溪邀请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苏妮娅·卢瑟来该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找到为何有如此之多学生在困境中挣扎。卢瑟曾经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进行过类似研究，收集了1,750多名9到12年级学生的数据。去年三月，她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女王溪的年轻人在滥用药物、违反规定等几个类别的得分处于或低于平均水平，但在焦虑和抑郁方面，该镇的得分“很高，要引起重视”。报告显示，约有40%的学生说，他们在学校里找不到可以倾诉的成年人。

去年秋天，我见到了来自女王溪的几位社区领袖。女王溪学区负责人佩里·贝里说：“我小时候生活在亚利桑那北部的一个区，这个区的旁边就是纳瓦霍人（Navajo）保护区，那里非常贫困，同样也发生过很多自杀事件。我相信，在这个州的其他任何一个地区，自杀的现象同样严重。”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意识到的只是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却忽略了它的普遍性。

我追问贝里和她的助理科德·门罗如何看待大众对镇里处理自杀事件的不满。门罗说，学校需要尊重自杀学生家长的意愿，因为部分家庭并不希望公开孩子死亡的细节。“这个平衡不好把握。” 贝里补充道，该地区已经加强了外展服务工作。“在与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方面，我们有了更丰富的经验。”

鲁迪·本科莫的母亲迪安娜和侄女阿里亚抱着他的毕业照。迪安娜现在参与了由凯蒂·麦克弗森共同创立的自杀预防小组。阿里亚说，她经常会梦到鲁迪。

6

最近，我打印了一张东谷的地图，并且用红色图钉标记了从马库斯·惠勒到2020年8月初的每一起自杀事件，用它们组成了一张自杀聚集情况的示意图。很快，地图就被染红了。有些区域的图钉分布比较松散，相隔几英里或隔着一个镇，有些区域图钉密布，甚至会集中在同一所学校乃至同一个运动队。最终，我的图钉用光了，示意图上记录下了47个名字。

2019年9月，我在吉尔伯特的一家咖啡馆与凯蒂·麦克弗森共进午餐。当时她正准备发起一个倡导关注和关怀自杀群体的计划，并得到了时任市长珍·丹尼尔斯的支持。麦克弗森说，尽管身心疲惫，但她依旧保持着谨慎的乐观。当地政治人物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居民积极地为防止自杀污名化而努力。洛丽·沃诺克和她的几个朋友成立了预防自杀的家长组织，并向东谷的家庭分发自杀预防手册。在女王溪，泰勒·赫斯特罗姆的父母希拉和格雷格以及迪安娜·本科莫加入了由凯蒂·麦克弗森共同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四人联行”，呼吁人们关注当地青少年的自杀问题。

他们还在女王溪中学外举着写有“孩子们，你们很重要”的标语，进行了一次游行。

据麦克弗森所知，该地区在2020年前9个月共发生了4起青少年自杀事件，较上一年已有显著下降。她和我采访过的很多东谷的家长一样，认为这一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学校和政府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发挥了作用。她说：“感谢上帝，现在没那么忙了。我们的工作有了进展。”她敲了敲桌面，说：“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有好的结果。”

结果如何尚未可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秋季，东谷的许多学校都选择了开设网课或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这一现状在未来可能还将持续。疫情也影响了针对社区里各种自杀人群的关怀和预防工作的开展。各个组织想尽办法，努力在疫情期间推进工作。霍隆达·蒙塔尼奥的NotMYKid一直在会议软件Zoom上开展提升心理健康意识的课程推广，传授应对和自我关怀的技巧，迪安娜·本科莫也将她预防自杀的筹款活动转移到了线上。

9月，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和卫生部长卡拉·克莱斯特在钱德勒的一所高中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就自杀这个问题发表了演说。克莱斯特指出，需要再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公布详实的关于新冠疫情对自杀率影响的具体数据，但他指出，研究人员的报告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患抑郁症的人数激增了三倍。“这段时间，愈加严厉的隔离措施和更大的压力导致更多的抑郁症患者苦苦挣扎，我们必须向他们伸出援手。”他补充道。

大家有理由相信，东谷将兑现这一诺言。新学年伊始，一项代号为S.B. 1468的法案开始生效。作为3年前那个未被通过的法案的更新版，新法案要求该州的学区和学校向初、高中老师和辅导员提供自杀预防培训。和米兹·爱泼斯坦共同推动了这一法案实施的年轻参议院肖恩·鲍伊在该法案正式生效后表示：“在学生表现出想要自杀的迹象时进行心理疏导，是可以预防自杀行为的。我们的法案将为教育工作者提供重要的工具，帮助他们发现有自杀风险的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警示信号。”

如今，这一法案被人们称为“米奇·沃诺克法案”。

麦克弗森出席了法案的生效仪式。仪式结束后，她给我发了一张摄于州议会大厦的照片：在一小群人的见证下，坐在办公桌边的州长手举已生效的米奇·沃诺克法案。他身后，是正在鼓掌的洛丽和丈夫提姆。

*本文题图 洛丽·沃诺克抱着儿子米奇的照片。2016年以来，她一直在呼吁人们提高对自杀这一话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