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暴的男人选择藏起来

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龙天音 周雪怡

编辑/计巍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都曾遭受过家暴（图片源自网络）

林瑞，男，34岁。人前，他是那个永远在迟到、没法加班，身上遍布疤痕的大龄程序员。关起门来，他是19.9%遭受家庭暴力的男性受害者之一。

回望自己三年的婚姻，枯燥、一成不变的日子都是奢侈的，他要时刻打起精神，随时应对妻子的巴掌、平底锅、剪刀以及“循环播放”的辱骂。

经历过无数“不堪回首”的时刻，他发现，两个人在一起，无论男女，只要一方有强烈的控制欲、占有欲，另一方比较弱势，那家暴就一定会发生。

林瑞的故事也不仅仅止于家暴，还在于每当他想逃离的时候，总有些力量会把他拽回去，如此，循环往复。家暴已经成为他琐碎日常的一部分，消磨着他的事业、生活，以及自我。他成为了那个困在套子里人，出不来。

林瑞身上的疤痕如年轮般记录着他近三年的婚姻

失控

“很烦、很怒、很无奈……”，话还没说完，林瑞便收了声，怕被人听到一样，“我到家楼下了，今天先这样。”挂掉我和他的微信语音电话后，他迅速退出小号，切换为大号。

开门锁是需要勇气的，没进家门他就“开始烦了”，门后，尽是“不堪回首”。

下班回家后的很多个夜晚，他都得喝到昏沉才被允许睡觉。有一个周末，喝完整瓶红酒，他睡到第二天中午12点，上班只能请假。他很难不迟到。他不好酒，妻子逼着他喝和买，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跑了4趟超市。好像故意折磨他一样，500毫升的啤酒，妻子只喝一两口，剩下的都要他一口气灌下去。

折磨也会跟着他走出家门。今天又是这样。林瑞急着工作，妻子说身体不舒服，要求他主动打电话，半小时一次，不打就代表不关心。她可以不接，但林瑞不能不打。这一下午，林瑞什么事都没有干成。

关于电话的控制，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妻子经常一个接着一个打电话给林瑞，她设置了自动呼叫，林瑞挂断，电话还会接着响，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他在做什么。那会儿妻子怀着孕，他想，顺着她的心思吧。也试过不接，回家以后，他发现自己珍藏的本科教材被撒了酒精烧了。

“不想再回忆了，太痛苦了。”电话那头，林瑞没有再讲下去，他有点着急地解释，“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还好，你真的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可怕。”

他和妻子2017年底经人介绍认识。2018年，妻子怀孕了，他们顺理成章地结婚。婚后，他工作七八年的全部积蓄30万都交到了妻子手里，工资卡也上交。他不知道钱放在哪里，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存款。他总也用不久新手机，一年多时间，手机被摔碎6个，公司发的测试机也不能幸免。有一段时间，他的手机没有后盖，经常自动关机，但他不敢修，修好了可能又会被砸坏。他个人的经济危机也频繁出现，有时，身上连一二百元都没有。

生活刚开始失控时，林瑞还没有练就像现在这样“得过且过”的能力，还试图让生活回到正轨。他把母亲从河南老家接来北京，照顾怀孕的妻子。后来他发现，这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母亲租住在沙河，妻子住在中关村。三十几度的天气，老人早起先去买菜，再坐地铁转公交到中关村。妻子要吃的清淡、少油少盐，还要吃得好。可是母亲手艺有限，也不会搭配，又想省点钱。妻子不吃不喝发脾气，打电话找他。“她怀着孕，又不吃饭，我那会儿真的急死了”，林瑞只能翘班回家。对母亲的愧疚伴随着对生活、工作的无能为力让他“整天抓耳挠腮，急得直掉眼泪”。

2019年开始，林瑞的生活就是这样失控的状态。他总觉得妻子可能是受怀孕影响，等到孩子出生也许会好的。和妻子恋爱期间林瑞的身上也总是有伤，但因为是第一次恋爱，林瑞一度觉得是因为自己单身太久，不会和女孩相处。互联网是他的恋爱导师，公号文章告诉他：不要试图和女朋友讲道理。因为这种预设，他觉得一切正常，那点伤不算什么。

孩子出生后，事情并没有好起来。

因为“电话控制”，他总不在工位上，工作电话也打不进来，部门至少三个领导轮流找他谈话。一个月迟到22次，他是项目组迟到最多的人，HR也找他谈话。

合同到期后，林瑞被大厂“扫地出门”了。2010年来到北京以后，他从一家小的软件公司跳槽到大厂，实现了普通程序员的完美跃升。但工作第9年，他没能守住自己的事业。

现在，他全身遍布伤疤，来由“太多了”，很难一一对上号，只能根据颜色的深浅，判断出来自于哪一年。

2021年4月，又增加了胳膊上的掐痕、后背被剪刀捅过后的三处新伤。这些疤痕如年轮般记录着他近三年的婚姻。未来，可能还会继续记录下去。

因为不接电话，林瑞收藏的书被妻子烧了

无力感

每讲述一段过去的经历，林瑞总想起很多相似的时刻。故事也就此混乱。三年间重复发生的被扇耳光、被利器刺伤、被迫喝酒的画面交替地出现着。

对于他来说，身体的疼痛并不是最可怕的，失去对生活和自我的掌控才是。

那是一个刮大风的晴天。妻子硬要他下楼晒被子，“风太大，衣架会翻的”——解释毫无意义，他想，那就去吧，让她看看实际效果。没离开两步，衣架就倒了，他折回去扶起来，又倒了，他甚至也不理解自己的行为，“我为什么要像个机器一样反反复复做着毫无意义的事？”身后不远处，妻子正在二楼的阳台上盯着他，像监工一样。

有老太太路过劝他，“这么大的风，弄个绳子都比这强。”她打量的眼神好像在说，“看那个傻子”。他不敢看老太太，觉得好丢人。

愤愤不平地抱着被子回家，他反驳了几句，“说了风大，挂不了，非让我去”，妻子一巴掌甩过来，他的耳朵听不到了。他想，原来晒被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按照指令做事。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让他窒息——30多年的生活经验都失效了，自己独立的判断、思考都不重要，无论多么不合理的事情，必须得听妻子的。

事实上，林瑞的经历并非个例。性教育专家方刚说，家庭暴力本身是基于权力和控制，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在国际社会，以伴侣暴力为例，90%是女性受暴，10%是男性受暴。2018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都曾遭受过家暴。

只不过男性遭受的更多是精神暴力。22.7%——这是社会学家风笑天在2014年所做的中国家庭婚姻暴力研究中，关于男性在婚姻关系中遭受精神暴力的比例。女性的这一比例为24.9%。

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里，林瑞不确定自己的经历算不算被家暴。被抓掐，逼喝酒，扇耳光，好像都没有造成巨大的身体伤害，但妻子的打骂说来就来，事业守不住，生活也一团乱。

离开大厂4个月后，一家小的软件公司收留了林瑞。几乎所有同事都跟领导抱怨经常找不到他。领导很生气，“你职位、薪水都比别人高，做的事还赶不上别人！”不得已，林瑞说了家里的情况，但也只敢提妻子生病了，要治疗，其他的讳莫如深。

过了6个月试用期，他勉强留下，但依然在迟到，“总觉得自己可能某天就被炒了。”

采访过程中，每隔20分钟林瑞都要向我表示歉意，然后挂断语音电话，切换成微信大号，看看妻子有没有发来消息。打电话是万万不能的，林瑞解释，“如果她打来，发现我这么长时间在通话中，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她挺可怜的”，在某些方面，林瑞觉得自己反倒是那个幸运的人。他说，妻子没有工作，没有能聚在一起看电视、聊天的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发泄对象只能是他。而他至少还有工作、游戏。

回头观望这些经历，林瑞有时也惊讶于自己的行为，“我有很多想法，我自己都不理解。”

近几年，香港社会福利署统计的家暴受害者个案数显示，每6个受害者中，就有1位是男士

“无人知晓”

4月6日半夜12点过，林瑞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明天您有时间吗，心里难受。他实在受不了了，想找个人聊一聊。“这些乱七八糟事情”，我可能是知道最多的，他不知道还能找谁。

经历家暴的男人大概率会选择藏起来，他们匿名出现在知乎的提问中：“被女友家暴了，我该怎么办？”“男人被打，也算家暴吗？”“被妻子家暴，该不该离婚？”而一旦联系采访，大部分人都会以“没什么好说的”为由拒绝。

曾经做性别研究的陈洁瑜说，因为社会的刻板印象，很多人默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会是男性，如果是的话就会怀疑受害者的男性气质，这也是男受害者所受到的第二重伤害，也因为这样他们更可能对自己的受暴经历讳莫如深，也更加不容易得到帮助。

年过四十的王文是家庭暴力的“过来人”。他规劝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快点分开：一个因家暴而离婚的男人告诉你，不要再妄想了，暴力会上瘾的，像毒品一样。他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已经离婚了，如果没有离婚，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暴露出去。

遭受言语攻击是常态，他的胳膊上也总有掐痕。“开始只是挠一下、拧一下，像极了爱情中的小亲昵”。但越来越重，频率也不断增加，到后期，每个星期有四五天他都要经历这些。有一次，他正在开车，在和妻子的争吵中，一个耳光甩到他脸上，车子也差点失控。

婚姻的彻底崩溃是从没钱开始的。王文说，在财务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很多矛盾都是被掩盖的。前妻要控制一切，他便顺从，上交工资卡。前妻管着家里小超市的所有财务往来，拆迁补偿几十万也全都掌握手里。而他的零花钱一个月不过几百元。

有了钱，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穷人乍富”不过维持了一年。因为被人骗和报复性消费，前妻手里的几十万拆迁款很快全没了，他毫无办法。他做设计策划工作的所有财务往来都流入了前妻的账户，只进不出，每要一次设计货款就会吵一次架。存款没了，外债日积月累。

结婚近十年，他都生活在言语、肢体暴力和经济控制中，没人知道他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他也绝不会说出去，那样反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男性（被家暴）是不应该去说的，一个男的，你说你被老婆打，会被笑话的。”

成立于1985年的“和谐之家”是香港第一间为受虐妇女及其子女提供庇护服务的机构。2016年10月，这里针对受虐男士推出了“男天再现—受虐男士自强计划”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阻碍男性受害者对外求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看重面子、感到羞耻，觉得家丑不得外传，一旦求助，就与社会所定型的“坚忍、强壮、坚强”的男士形象相违背。

“男天再现—受虐男士自强计划”主任陈沛恩在给深一度的邮件回复中提到，近几年，香港社会福利署统计的家暴受害者个案数显示，每6个受害者中，就有1位是男士。但是包括业界的社工、警察、亲友、司法人员在内，很多人都不相信男性受虐。

婚姻家事律师也鲜少代理男性因为被家暴而起诉离婚的案子。在对近十位知名婚姻律师的询问中发现，只有3位律师各有1位男性当事人。这3位当事人都拒绝接受采访，他们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想曝光”。

在林瑞的现实生活中，也只有一位女性朋友对林瑞的经历了解得多一些。她在婚前遭到男友的背叛，但还是选择了结婚、生子。这段经历让林瑞放下了戒心，他想，在某些方面，她也许能理解自己。

更多时候，他只能在网络上寻找有类似经历的人。也只有在匿名状态下，他才能没有负担的向人求助。他对很多问题感到无助：迟到在电梯里碰到领导该怎么说？上不了班怎么办？要离婚吗？要反抗吗……

“一定会死一个的！”

林瑞有过无数次想要拼个鱼死网破的时刻，但孩子、理智、底线会把他拉回来，“如果我也这样，我们俩一定会死一个的。”

2021年1月初，又一个被逼着喝酒的夜晚。半瓶红酒下肚，林瑞开始晕了，和妻子商量着，明天上班，今天就喝那么多。洗过碗出来，高脚杯里又续上了酒，满满一杯。虽然生气，但他不想吵架，因为吵架最后还得是自己妥协。妻子要把气撒出去，这一天才能过去。

撒到哪里去呢？除了他身上，好像也没有别处，于是身上的疤痕总也下不去。“一个男人身上总有疤痕是非常屈辱的。”

酒喝完，妻子让他再去买，“我真的不想再喝了，这样下去肝要出问题的。”见他不听话，妻子便轰他出门。从客厅走到门口，被连着踹了两脚，他忍了。刚迈出家门，伴随冷风而来的是又一脚，压抑的愤怒好像一下被踢了出来。

他想起上一次被赶出门，穿着睡衣缩在楼道里取暖时，被人当成是小偷，从6楼追到2楼。今晚被赶出去，又要在楼道里待一晚，早上会被放进去给孩子喂奶，为妻子准备早饭，再昏昏沉沉上班，“那种感觉难受得要死，我再也不想经历了。”

他猛地一转身，顶住门，挤了进去，挥手把妻子推倒在地。他觉得自己终于没那么憋屈了。

林瑞这样的暴力回击行为并不是偶然的冲动。上海社科院性别平等学者陈亚亚分析，男性受暴者可能因为长期压抑，无处倾诉和发泄，最终出现以暴制暴的情况。她主编的《亲密关系如何伤害我们：性别暴力的94个案例》一书中，共收录了12个受暴者是男性的案例。有的受暴丈夫出现了性功能障碍，有的暴力回击变成了施暴者。

32岁的邓毅一直不理解，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会打女孩子？怎么下得去手？直到他打出了那一巴掌。

和女朋友分手后，他帮忙搬家。搬家的过程中，她埋怨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外套落在了车上，怪他没脑子，请吃饭赔礼不行，还要求他给钱、道歉。他吵了回去，“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这是在帮你，你为什么这样苛责我？”女朋友找上门来，家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被她砸了，没有落脚的地方，谈恋爱时候的噩梦又开始重复。

“你知道什么叫做体罚吗？”

分手前的最后一次体罚是因为女朋友觉得他买的礼物瞧不起自己。那晚，他举着胳膊，不能弯曲，不能靠墙，从晚上10点一直站到凌晨3点。“我现在想想，我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委屈，这太扯淡了。”

但当时，他受下来了。

当他以为女朋友睡着了，想把手放下来、休息一下的时候，首先是一个愤怒的眼神，然后抱枕、遥控器、玩具相继飞来。

熬到3点，他实在没有办法，跑到小区里坐着，打算清早悄悄回去换衣服、上班。没想到，女朋友已经把他所有的衣服、裤子剪坏，从楼上扔了下去。他从垃圾堆里找到了一条破损没那么厉害的，干脆剪成短裤穿着，“那天真的好冷，好丢人，我为什么要受这些呢？”他没有鞋，手机也被摔坏了——这是他被摔坏的第4部手机。

终于下定决心分手了。三年前吸引他的，那个喜欢喂流浪猫，温柔、善良的姑娘好像消失了。他数不清自己写过多少篇800字的书面道歉，更数不清那些附在每封道歉书上的3000至5000元的赔款，最终一共给出去了多少，那种屈辱好像“大清割地赔款一样”。

看着已经分手的前女友在自己家里像疯了一样，邓毅反手，第一次打了她一巴掌，他自己也愣了，“打女人是特别不对、特别不对、特别不对的，我到现在都觉得这是个污点。”他至今觉得惭愧，但当时就是那样一种感觉：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别再逼我了。

今年3月，深圳一名男子因家庭矛盾被妻子持刀威胁家暴，多日躲到酒店里不敢回家，随后该男子向宝安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家庭暴力。宝安法院受理案件之后， 发出了《民法典》实施后的深圳首份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

“我怎么这么窝囊？”

林瑞的那次挥手让事情更加严重了，妻子倒在地上，磕到了后脑勺。这之后的半个月，他的日子都没有消停。

有几天一回家，妻子会按着他的头撞地板，气极了，还要拿着平底锅、扳手砸。每次被砸完，林瑞都眼前一黑，懵着，起不来。大概两个星期后，妻子又想起来头被磕的事情，逼着他去买大罐啤酒。进家门前，要求他喝完一罐，进屋后继续喝第二罐、第三罐。这次，下酒菜也不让吃了，他得全部喝完才能睡觉。

他逐渐意识到，“反抗只会让事情越来越严重。我一旦稍微有一点失去控制，她的情绪就上来了。”

更早以前，因为回嘴，他一度失去了仅存的那点爱好。

“无能”、“傻逼”这种词他已经习惯了，但是听着妻子嘴里冒出的“杂种”，他实在气不过，照样骂了回去。结果，游戏机成了牺牲品，屏幕被砸碎了，机身只剩下废零件。

林瑞把自己形容为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之一”——普通收入的工薪阶层，生活就是车贷、房贷。白天上班，那是老板的；晚上回家以后，带孩子、陪老婆。只有等所有人都睡着，从2点到睡觉前那短短的一个小时才是自己的。

不同的是，他可能比大多数人更需要那一个小时。

在那一小时里，他需要游戏，把那些压抑的崩溃、屈辱释放出去，建设好自己，第二天妻子的气顺了，好像一切又可以回到正轨。

他捧着游戏机碎片，妻子“洋洋得意”地站在一边，他甚至能感觉到她是笑着的，“好恨，她就是一个恶魔，知道怎么能伤害到你，专挑你最在乎的东西”。

林瑞不否认自己的软弱，但作为一个男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家庭的完整，“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他想，继续妥协吧，虽然解决不了问题，但可以短暂起效。

发消息向我求助的那个晚上，他被剪刀捅了三下。他庆幸珊瑚绒的睡衣比较厚，帮他抵挡了一些伤害。

当时，妻子从柜子里取林瑞要喝的燕麦，不小心把自己买的虾酱带到了地上。开始是掐，指甲陷到肉里，林瑞挥着胳膊甩开。也许是因为这个举动又让妻子想起了被推倒的那一次，她拿着剪刀冲了过来，林瑞的睡衣破了三个洞，身上留了三处伤。

这一幕被正在客厅里玩耍的2岁的儿子看到了。孩子的哭声让一直忍耐的林瑞不确定了：男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真的好吗？以后他可能会是两个极端，很软弱或者特别暴力。自己的忍耐值得吗？

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即便让孩子成长在母亲强势，父亲比较弱势的家庭中，也比在单亲家庭中长大要好。所以，尽管他是遭受家庭暴力的一方，离婚反倒是妻子的底牌。他想，虽然孩子会有性格上的缺陷，但至少，爸爸妈妈都在，都爱他。现在，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了。

那晚，妻子气顺了，去哄孩子，林瑞蹲着捡虾酱里的玻璃渣子时，生自己的气，“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这么窝囊！”在后来的电话里，他第一次向我询问：这种情况下离婚，孩子会怎么判？

“我不是我自己的”

“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有时，他也会从受害者的身份里跳脱出来去思考，试图找到一些原因解释这一切，还有那些他“完全、非常不理解”的，自己在面对妻子暴力时的一再的忍让与妥协。

他想起，小时候爸妈争吵厉害的那段日子，虽然没有打架，但他除了被动忍受之外，只能祈祷：不管是谁，从那个“战场”上下来吧。有人下来，争吵就算过去了，又可以回到快乐、安全的状态。

“那时候太小了，没有能力主动做什么，哪怕逃出来。”他说，现在自己置身“战场”中，好像也没有了逃出来的能力，只能选择成为那个妥协下场的人。他想，这可能就是原生家庭留在他身上的痕迹。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段婚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林瑞说，如果相亲的时候，他知道女方结过婚，他面都不会见的。

临近结婚，他第一次知道妻子曾患抑郁症，在国外读书时闪婚闪离。林瑞生活在小村镇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知道儿媳结过一次婚后，心里有了芥蒂，彩礼给的不多，这也是妻子一直介意的。所有人心里都有了疙瘩。婚后，她不再上班，看过医生，也吃着精神类药物。

妻子看不上他，总说他无能，后悔嫁给他。丈母娘也毫不避讳地说，后悔让他们认识。林瑞承认，这确实是一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他，下岗工人的孩子，参加高考、上大学，拥有了体面地工作，耳朵被打得听不到声音时，只会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她，开工厂的爸妈，出国、留学，无论哪里不舒服一定要去三甲医院挂号。

他想，暴力就是这样滋生的吧，妻子步步紧逼，他一点点退让。在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他更是觉得家暴不应该区分“男的对女的”或者“女的对男的”。两个人在一起，其中一方有强烈的控制欲、占有欲，另一方比较弱势，那家暴就一定会发生。

他不相信妻子会改，也不相信日子会好起来。

尽管如此，他依然困在里面。陈亚亚说，整体而言，家庭暴力对于男性的身体伤害不大，但心理伤害比较严重。即便离婚了，那种伤害好像一直都在。

王文在和妻子分开后，总想起那段经历。他说，被家暴这件事，男性不会像女性一样，留下很明显、严重的身体伤害，但心理的伤害是很大的。“这种伤害像藏在衣服里的一根刺，平时刺不到你，但你突然做某个动作的时候，依然觉得疼痛。”他和前妻自由恋爱，2008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有了3个孩子。他以前很相信感情，现在都不信了。“钱才是重要的，无论是谁，利益还是第一位的。”

最后一次采访时，我问林瑞离婚考虑得怎么样了，他长叹一口气，犹豫了，“很复杂”。他说，妻子也不是完全不好，也会给他买衣服、买鞋，在他上班的时候，全心照看孩子。

每到做选择的时候，林瑞总是寸步难行。他已经放弃为了自己做决定。

他想，无论是妻子还是自己都不是性格健全的人，孩子单独跟着谁，他的人格塑造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孩子太粘妈妈了。如果离婚，如果孩子判给妈妈，他可能和爸爸、爷爷奶奶就再也没有关系了。现在，妻子也严格控制着爷爷奶奶和孩子的交集，在家里不能视频，祖孙两代人已经一年没有见面。林瑞只能趁自己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打一次视频。

更让他难下决定的在于，即便孩子能判给自己，现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也只能把他交给爷爷奶奶带，“可是这样对孩子就会好吗？”他找不到两全的解决方案。

偶尔，有那么片刻，他也心疼这些年身心俱疲的自己。“婚姻、家庭需要牺牲，但应该是自愿交付，不是被另一半彻底剥夺掉。”自由的生活一点都没有了，他有点认命地说，曾经那些习以为常的，周末不想起床或者想去加班的选择权再也没有了。

短短三年，林瑞失去了物质、精神，还有自我。“以前遇到的那些不可理喻的人都像过客一样，消失了。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人成为了我的妻子。我可能要和她继续生活下去，可能是一辈子。”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林瑞、王文、邓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