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谈政治和商人秩序：国际博弈中，不能用高射炮打洪水

编者按：近日，H&M、耐克等国际服装品牌因抵制新疆棉花引起众怒。分析人士认为，本次事件之所以能引发这么巨大的连锁效应，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组织BCI(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最早向中国新疆棉花发难，以至于其下属成员被迫纷纷表态。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近日指出，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多重规则体系，也就是在主权国家主导的秩序外，还有一套商人秩序。新疆棉事件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国际规则博弈？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将向何处去？凤凰网《风向》栏目特别邀请外交学院教授施展深度解读。

核心提示：

1.人类社会由政治秩序、社会及商人秩序聚合而成。这两种秩序间不是相互独立，而是彼此共生。社会及商人秩序是社会活力所在。

2.在国际多重规则体系中，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间秩序，还存在很多自下而上的社会与商人秩序。政治秩序之外的这重秩序空间赋予国家活力与国际竞争力。

3.政治秩序和商人秩序谁占主导需要就具体语境而论。两种秩序间存在合作与冲突，并始终无法相互替代。

4.当政治秩序与商业秩序发生冲突时，政治秩序应当表明立场，但是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应当用商业秩序的逻辑。如果政治秩序在这种事情中强力出面，不是像“高射炮打蚊子”，而是像“高射炮打洪水”。

5.烧衣服鞋物等是非理性的爱国行为。民族主义情绪能召唤国民凝聚力，但它的使用需要有边界，否则会对中国代工厂、民族品牌出海等造成负面影响。

6.各领域技术单点突破的共振将带来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这有可能形成更深刻、更深远、崭新的全球化。作为不断发展的大国，中国需要学习与把握社会及商人秩序的逻辑。

政治秩序与商人秩序非各自独立 而是彼此共生

凤凰网：您提到我们要重视商人秩序，强调商人秩序的独立性。但有学者的批评认为商人秩序无法独立于政治秩序，您认为商人秩序能够独立的原因是什么？

施展： 咱们来仔细看一下人类社会的组成逻辑。人类社会是由两种秩序聚合而成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力量，这是由整个社会中的无数个体不断互动与博弈而形成的一系列秩序。

用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这两者就好像“显规则”和“潜规则”。当然，这里所谓的“潜规则”不是通常所指的负面意义上的潜规则，而是指那些不成文的规则。事实上，社会的活力通常正是蕴含在这些不成文的规则中。我们所谈论的社会与经济的活力，全都蕴含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中，而这正是商人秩序的所在。所以，当我谈到商人秩序，我并不是说商人秩序能够独立于政治秩序存在，也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政治秩序，没有任何这个意思，而是说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有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和自下而上的社会以及商人秩序，这些秩序共生演化而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这不是谁独立于谁的问题，而是两者共生的问题。

在这二者共生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看到，商人秩序、自下而上的力量如今已越来越穿透国界、越来越不以国家为单位、越来越在微观层面上渗透到不同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个角落了。 因此，当我们观察这种自下而上的秩序时，就不能仅仅从政治秩序和国家监管意义的角度出发，这是远远不够的。

| 改革开放后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凤凰网：您提到国际秩序除了国家间关系，还有多重规则体系运作。您能否结合国际关系理论稍作展开?NGO 或者国际组织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施展：在多重规则体系中，除了自上而下的国家间秩序，还存在很多自下而上的社会与商人秩序。事实上，除了商人，各种行业协会也都是跨国性的存在，比如国际的法律人共同体、国际的会计师事务所等。 咱们都知道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完全是跨国性的存在，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当今一些国际通行的会计标准被人们普遍接受。 当然了，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会计标准，但它们也会和这些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达成一系列的互动与妥协。

| 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由此可见，在政治秩序之外还存在另一重秩序，正是这多重秩序共同演化、共同叠加才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国际秩序。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跨国性存在，比如学术共同体——哪怕两个国家间剑拔弩张、尖锐对立，这两个国家的学者仍会在学术共同体中不断地交往互动，这正是国家间关系之外的另一重空间。

并不是说国家不会去控制这重空间，而是说这重空间是人类社会、每个国家内部真正的活力源泉所在。国家如果把这重空间给控制掉，那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丧失自身的活力，进而丧失自身在国际博弈中的竞争力。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提我们要重视商人秩序。 所谓重视商人秩序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中国在进行国际博弈的时候，应该用上两只手、两只拳头，如果仅仅靠一只拳头，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做不好、或者说力度用不出的。

“高射炮”打“洪水” 不是解决办法

凤凰网：您认为政治秩序和商人秩序谁更占主导地位呢？

施展：政治秩序和商人秩序谈不到谁更占主导，因为没有办法脱离语境来谈这个问题。 必须得说具体是什么事儿，在什么事儿上哪个秩序占主导。比如在国际安全问题上，那自然是政治秩序占主导了，当然商人秩序在其中也会有一些影响力。

在另外的一些事儿中，比如商业规则、行业标准等等，那更多的是商人秩序占主导。比如，IEC国际电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电器、电子产品的相关标准，而这些规范都不是国家能够规定的，因为它们得由具体的厂商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确定，国家是没有办法直接地去理解、把握、触及那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因为应用场景太微观了。这些很微观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是由刚才我们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秩序主导。

因此，至于政治秩序和商业秩序谁占主导、谁不占主导，得分具体的事儿，以及得看这是一个微观的事儿还是一个宏观的事儿。如果是微观层面的事儿，那肯定是自下而上的秩序所起到的主导性更强一些。但是自上而下的秩序也会制定一些负面清单出来，可是正面清单仍然是要由自下而上的秩序生成的。这其中的道理源于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应用场景：只有在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才知道该怎么去设计那些微观的活动。这也是我强调商人秩序的原因所在。

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在很多时候会形成合作，但在有些时候也会产生冲突。可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它们始终是两个无法相互替代的秩序 。就像之前所说的，光有自上而下的秩序，整个社会将丧失活力，而且人们将想方设法地钻空子、逃避政府监管，最终导致底层社会陷入事实上无序的状态。

但是光有自下而上的秩序，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来保障基础设施，那也会导致很多问题。

因此，正常的人类社会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和自下而上的包括商人秩序在内的很多种秩序共生演化的结果。

凤凰网：您提到中国的历史逻辑让我们更容易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待国际形势。我们要习惯另一条战线和另一个领域的争夺，对此您对于中国公众、商人、学者有哪些可行建议？

施展：“ 另一条战线和另一个领域的争夺”实际上是在说，当政治秩序和商人秩序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一旦这两者发生冲突，政治秩序当然应该表明自身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表明立场之后，如何具体处理这个事情，政治秩序本身却很难给出非常有效的回答。这里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政治秩序在这种事情中强力出面的话——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国家以这种方式出手一个商业组织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在我看来更加准确的一个比喻应该是，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用高射炮打洪水”。洪水当然是一个问题了，必须得解决，但它不是用高射炮能解决得了的，面对洪水你得有应对洪水的办法。国家的立场应该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办，得用对付洪水的办法，而不能用高射炮来解决。

民族主义情绪需要边界

凤凰网：我们看到，一些民众为了发泄对拒用新疆棉花的外国品牌的愤怒，烧毁了这些品牌的衣服鞋物。这与2013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事件中，中国民众愤烧日系车的做法如出一辙。您认为此类行为是否属于非理性爱国？

| 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传的火烧耐克鞋视频截图

施展： 这确实是不大理性了。实际上，当今各国的经济越来越相互嵌入、相互渗透，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割裂于世界市场之外运作的。 那些被烧毁的衣服、鞋子，虽然是外国品牌，但实际是在哪儿生产的？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因为中国是如今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所以，当你把那些衣服、鞋子烧掉，冲击的其实是中国的产品——虽然不是中国品牌，但那是中国的生产品。烧衣服、烧鞋子这些做法，自然会对外国品牌产生一些伤害，但同时，它也会伤害到国内的很多人。另外，如果以这么激烈、这么激进的方式来应对，是否会在国际上产生反弹，导致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拒绝中国品牌的产品呢？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品牌的产品是否还要出海呢？如果要出海的话，它是否会受到这些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负面影响呢？如果它为了摆脱这些很强的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而采取一些行为，在国内是否又会被民族主义强烈攻击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而且答案是——一定会产生这一系列的影响。民族主义本身对于强化我们的国民凝聚力自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它的行使是需要有边界的。你在商业中采取很强的民族主义姿态，对于对方可能会产生一些伤害，但对于自己的伤害一定也是巨大的，尤其在今天各国经济已相互渗透得如此之深的情况下、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大量的国际品牌，实际上都是由中国工厂代工生产的；中国的品牌同时也需要在国际市场打开销路。那么，过度强烈的民族主义一定会伤及中国的这些代工厂，以及中国品牌拓展海外市场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呼吁理性爱国。民族主义情绪能收获一种国民凝聚力，但它的使用一定要有边界，大家一定要有所节制。

中国应掌握商业秩序的逻辑

凤凰网： 您提到中美可以共同演化出彼此适宜的国际秩序。今年起，不同的文化秩序观出现了愈发严重的冲突。比如强调主权的洛克文化和强调人权的康德文化，经济危机叠加疫情之后，您如何判断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

施展： 说到未来秩序，我们需要看到两个领域的事情。一个领域的事情是，在今天，似乎有很多国家在经济危机和贸易战中的行为，越来越像是在去全球化。

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创新的领域。 在过去的十几年，有很多领域都出现了技术创新，这些创新在当时仍是各个领域的单点突破，但在最近这一两年，不同领域中的单点突破开始汇聚在一起、开始发生共振了。这种共振所形成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一系列创新，对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那些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甚至公司秩序等等所产生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可能是颠覆性、革命性的。

| 各领域单点突破的共振将带来颠覆性的技术创新

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时会发现，这种颠覆性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对于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会产生一种很深刻的改造作用。到了那个时候，将会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秩序往前共生的演化。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当下各国的贸易战中，存在某种去全球化的趋势；但我们更要看到，技术创新所将带来的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已经箭在弦上、呼之欲出了，这有可能带来更深刻、更深远、崭新的全球化。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中，有比较大的可能是：美国仍拥有大量的创新技术，但美国要想将创新转化为大规模量产、完成从1到N的这个过程，依旧得依赖中国超强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彼此间在经济层面、生产层面上，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嵌入的关系。这种相互嵌入的关系不是仅仅用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就能够覆盖、能够解释的，它完全是另外一种逻辑，就有点类似于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是“高射炮”的逻辑、一个是“洪水”的逻辑。确实，洪水来了一定是个问题，必须得应对、必须得解决，但这个问题不是靠高射炮能解决的，它依赖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逻辑，而这个逻辑是中国在过去不够重视的。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深远、越来越具备全局性影响力的大国，必须努力去学习、努力去把握这种新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