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谈中美关系：如何认识拜登团队的中国观？中美如何能走出安全困境？

文 | 袁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袁鹏。本人供图

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于3月18日至19日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高层战略对话在即，应如何认识拜登团队的中国观？双方应如何用好当下窗口期？双边关系将往何处去？

如何认识拜登团队的世界观中国观？

拜登执政为中美开展对话合作提供了机遇。但这一机遇只是相对于上届美国政府对华极限施压、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而言的。美国内不少政策精英和智库人士已认识到，美国社会并未从上届政府对待中国的粗鲁手段和做法中受益。

目前看，拜登团队的世界观相对比较理性。比如沙利文认为，不应太悲观看待当前国际秩序，只要世界仍需要秩序，秩序就不会轻易垮掉，他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要打烂当前秩序另搞一套，美方高官这一认识是可贵的。沙利文认为，虽然美国今后可能很难主导世界，但世界还需要美国的领导。主导一般指一切自己说了算，而领导则更多意味着牵头协调，这表明美方对自身实力地位的认识比过去趋于理性。沙利文还认为，今后国际秩序可能不会是二战后以签订条约为表现方式的固定秩序，更可能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包括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亚投行”等等，只要这些体系服务于世界秩序的运转，它们都是有价值的。

美方高官对世界大势的认识，与中方的世界观有一定契合之处，这为中美之间开展对话沟通创造了一定条件。

总体而言，拜登团队的中国观与上届美国政府不尽一致。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拜登团队正思考不同的方略，概括而言就是布林肯所说“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须对抗时对抗”，这代表了拜登团队对华基本共识。

拜登团队在承认中美关系存在竞争性的同时，认识到竞争不等于必然发生冲突，美中有合作空间。坎贝尔曾在奥巴马团队任职，在旁观过去4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之后，进入拜登团队担任印太事务高级主管，他提出中美要学会“竞争性共存”、展开无害竞争等观点，为中美在宏观和战略层面开展对话提供了一些契机。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美方有意愿缓解目前双边关系紧张气氛。拜登团队的优先事项是国内事务，迫切需要应对疫情、发展经济、重塑团结，不再公开称呼“中国病毒”，不公开把中国称为“敌人”，推动中美元首通话，这些细节表明，中美关系面临窗口期，面临重回正轨的机遇。

但同时要看到，这个窗口期不会太长，窗口也不怎么宽。在中国是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和主要战略挑战这一基本判断上，美国两党、朝野没有区别。这一认知构成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底色和底盘。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策略和手法，比如更依靠盟友、更倚重规则、更重民主人权、更强调固本强基、更善于协调行动，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态度同样强硬，有些方面甚至犹有过之。近期，拜登承诺5月1日前美国所有成年人接种疫苗，通过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完成对欧日盟友的首轮合纵连横，实现了美日印澳四方对话。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次对话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足见拜登是按照“章法”在应对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政府专业团队不好应对。

资料图：美国纽约一处新冠检测点，市民排队检测。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中美如何能走出安全困境？

无论从政治、经济、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维度看，中美关系都是一对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兴大国崛起会造成对现存大国的挑战，现存大国一定会遏制新兴大国，双方都对彼此有一种恐慌感，这是大国的安全困境。

随着中国崛起，大国兴衰的故事历史性地轮转到了中美两国，双方开始陷入某种安全困境。较之历史上的大国兴衰，中美之间多了几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之争以及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色彩，使得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大国兴衰都更深刻复杂全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更深远。

中美处理好彼此的安全问题，对于坚持和推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11日第二十六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专门谈到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这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有别于西方主要国家安全道路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崛起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国、有别于一些西方国家崛起的鲜明特征。中国始终把自身安全和国际共同安全放在一起思考，不搞本国第一，不忽视别国的安全。

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绝非是中国在喊口号。全球已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只要一个国家未彻底根除疫情，其他国家就不能松懈。一国安全只有与国际共同安全放在一起思考才会有出路，这符合中方所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果不深刻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安全思想，美国就无法看懂中国，也就无法走出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而这需要美国战略界人士摒弃冷战思维、拥有开放包容胸襟，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人类生活在全球化、网络化、多极化时代。中美应该也完全可以走出安全困境，跳出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周期率”，走一条共同发展、和平相处的新路。

资料图：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什么是中美关系的理想框架？

多年来，美国在对华战略沟通过程中倾向于不愿多谈双边关系大框架，总倾向于直接解决具体问题。但过去几年的实践表明，如果双方过于拘泥具体问题，不谈框架和格局，关系发展反而容易陷入困境。拜登团队执政后，中美应努力为构建长期和平稳定的双边关系框架找到破局办法。

围绕未来应如何构建双边关系框架，中美两国已出现很多讨论。有人用“战略竞争”，有人用“竞争与合作”，但大体都围绕竞争二字做文章。但无论竞争还是竞合，无非是对两国关系状态的描述，不是对关系框架的设定；战略竞争更不足以概括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迄今为止，基辛格博士的“共同演进”论最具积极意义和建设性，坎贝尔提“竞争性共存”也不失为一种可供探讨的思路。但这些提法仍未超越习近平主席2013年同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14个字。

中美在新时期探讨建立关系框架，有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在当前阶段有新的内涵和意义。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框架比上述框架更理性、更前瞻、更符合现实。

此前美方对其中“相互尊重”一词不以为然，理解过于狭隘。其实相互尊重不完全针对一件件具体的事，而是强调以相互尊重的态度和精神去处理双边关系。在经历了过去8年的竞争与合作后，美方对“相互尊重”应该有了更多认识，拜登也开始主动谈要相互尊重了。而所谓“不冲突不对抗”，则与美方提出的“竞争性共存”有共通之处。这说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起伏之后，在当前阶段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新型大国关系”总体立意是积极的，且具有某种塑造意义。中美目前要做的，是为这一框架构建填充实实在在的内容，比如实现中美双方话语的对接、找到更多利益契合点等，而不是过度聚焦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进攻性现实主义”“百年马拉松”等陈词滥调或经不起推敲的所谓理论。

比如，中美双方应加强危机管理，深化和细化各类机制的建设，就各自最关切的战略性问题进行直接沟通，以减少误判增信释疑；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等。

为推动框架建立，中美之间需开展高层次的战略对话。此次安克雷奇对话聚焦战略安全，料将涉及宏观性、深层次战略性问题，这有利于双方从战略层面确认彼此意图，为双边关系框架构建提供契机。

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发言现场。玉田 摄

中美应做哪些战略性思考？

为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中美有必要就未来关系做战略层面的重新定位和思考。当务之急是处理好“三条线”。

一要设定底线。人和人之间交往有底线，国与国之间更应如此。美国上届政府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多无底线的“毒性”伤害，不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双方应尝试一起“消毒”。比如，美方对两国人文交流设障、对公司甚至个人施加恶性制裁等粗鲁做法，应及时叫停止损。

二要明确红线。尤其是台湾问题。近年来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有从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问题演变成一般性、非敏感性问题的趋向。过去4年美方从立法、军售、高层互访等各方面突破了中美过去几十年达成的战略默契或共识，再往前走将极其危险。中美双方要重新把台湾问题放在战略高度重新确认，美方必须从言和行两方面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否则中美关系无法往前推进。

三要划出界线。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重新划出“互不干涉内政”的界线，比如在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美方言行应有分寸感，政策应恪守一定界线，不可随意“越界”。

除以上三“线”，中美还应寻求“三个点”。

一是出发点。中美关系必须立足国内，拜登提出“中产阶级外交”，习近平主席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表明双方必须以服务本国人民、服务彼此内政作为推进关系的出发点。美国要了解中国的“双循环”和“十四五”，中国要把握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的新变化。

二是着力点。着力点应在双边关系之外，即国际层面，中美作为两个大国，需要在更大的天地寻找共同利益空间，比如联合抗疫、应对气变、共建国际秩序等。中美交往的历史经验证明，当两国真正把全球性事务摆在重要位置时，往往能找到更多合作机会，也有助于把双边分歧降在更可控范围。反之，如撇开全球性问题不谈，只盯着双边分歧矛盾，问题就会被放大。

三是冲突点。必须确保那些最容易引起冲突的问题可控，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资料图：集装箱码头。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中国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空间在哪里？

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空间，归根到底不是取决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操之于两国决策者和两国人民的手中，既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更取决于中国对美战略的主动塑造。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习惯认为中国在决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的作用有限、处于被动地位，理由是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国作为新兴力量处于被动位置。这一结论忽视了静态力量与动态力量之间、力量与战略之间的辩证关系。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看，中国复兴才是百年变局最深刻的动因和主要变量，中国一举一动带来的国际影响，有时比自身想象的大。

要看到，中国事实上具备一定的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中国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让自身发展与人类前途命运融通，这本身就是在塑造中美关系；在全球重大问题上，中国保持定力不搞本国优先，让各国看到中国是世界稳定和平的力量，这也是在塑造中美关系。此外，中国所拥有的必要的反制能力，也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塑造。

主动塑造中美关系还意味着，中国应与美方共同探索重要领域合作以及分歧管控机制建设。

比如围绕经贸关系，即使出现核心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的局面，双方仍要在各自国内经济转型和经贸关系升级换代背景下，继续将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尤其是对美方而言，要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基础上，把握中国“双循环”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机会，重构面向更高层次、迈向更高水平的新型中美经贸关系，而不是走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回头路。

再如围绕军事安全，要排除发生军事冲突的“引信”。可借鉴中国与东盟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经验，在中美两军既有合作机制基础上，就南海等问题达成中美之间的行为准则，规范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交往方式。

又如围绕人文交流，要探讨符合实际的深层次民间互动往来，让议会之间、党派之间、州省之间、人民和人民之间开展深入交流，使人文交流的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中美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肩负特殊重要责任。未来30年，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双方仍将长期处于战略相持状态，即中国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打压，而美国也拿中国没有什么办法，中国必然会在中美战略相持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以取代美国为前提，而以中国人民更美好的生活为追求。中美在战略相持中找到共存之道，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