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拜登延续了特朗普对华强硬路线？全国政协常委贾庆国解密

编者按：拜登政府上台一月有余，在对华政策方面做出强硬姿态，甚至和特朗普政府可以相比，超出早前预期。那么其后有何政策逻辑？学者交流在中美关系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拜登是否会继续中美科技战？中国如何应对美国所谓的对华“价值观同盟”，带着这些问题，凤凰对话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贾庆国教授。

核心提示：

1、专家对外交流非常重要。对我们比较深入的全面的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看法，还有比如美国政府制定政策背后的背景，都是很有帮助的。例如拜登近期反常对华强硬，就可以从交流中了解到其背景。

2、相比老一代，拜登团队的80后对华鹰派可能更了解中国。但也因为年轻，不懂历史，对中美历史的感受不深。可能会挑战比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甚至酿成台海危机。

3、对于中美科技战的预判。贾庆国表示如果美国禁止了华为技术或其产品销售和使用，那中国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举措，实际上是双输。这将致使双方科技脱钩，导致双方失去对方市场，单位生产成本也会大幅提高，进而削弱产品竞争力。从长远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自杀行为。

4、中国怎样应对拜登的价值观同盟？贾庆国指出：第一是做好做强自己，50年代美国的遏制同盟更紧密，但中国不仅生存而且发展了。第二是务实处理和其同盟的关系，基于共同利益加强合作。第三是利用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差异，创造有利于我方的关系。

学者交流对中美关系有多重要？

贾庆国：我们通过交流判断拜登政府关键信息

凤凰：您今年两会《关于改进对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管理工作的提案》得到很多赞扬，但是不少民众并不太清楚专家学者交流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来谈一谈，比方说专家交流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贾庆国： 我觉得专家对外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学者专家的交流可以经常做，做完了以后很多人就互相认识了，对方有什么样的看法、观点，都比较熟悉，那么他们就可以比较直接地去探讨一些问题，他就用不着去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在讨论的基础上可能会形成一些看法，那么这些看法可能就各自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自己国家的政府去反映，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

▎2019年11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并与师生座谈。右一为贾庆国教授。在访谈中，贾庆国教授还区分了除了纯学术交流与政策交流。以及政策交流中的一轨半交流（有官员参与）和二轨交流（无官员但有官方背景）。在政策领域，专家交流讨论问题更深入，而官员对情况了解更细致，二者互为补充。

我们是经常跟国外学者专家交流的，通过国际会议，通过举办政策的对话会，也有一对一的交流。这些都对我们比较深入的全面的了解对方的一些想法、一些看法，还有对方国家制定政策，像美国政府制定政策背后的背景，都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我们对拜登现在他的对华政策，为什么会看起来好像很强硬，好像跟特朗普相比，他也是比较强硬的。那么这里面背后就有很多的原因了，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气氛非常不好，应该说对华强硬的是两党的一个共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在国内需要做很多的事情，那么他需要赢得国内的支持，所以他可能也要表现出在对华政策问题强硬的态度。还有就是我们了解到，现在拜登政府面临的两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一个就是他要通过他的人事任命，就是他任命了一些内阁的官员，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但参议院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是50比50的比例，他就不能失去一票，他要是让一个官员得到任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特别谨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为什么？因为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华政策始终是议员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他对中国显得好像软了一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显得好像软了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失去，包括民主党内的票数的支持，这样的话他的人事任命就不可能完成。 第二个就是他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情，特别紧迫的，就是要通过1.9万亿的应对疫情和应对经济下滑的法案。 他也需要国会的支持。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有很多是一致的，有很多比较接近的，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在双边层面上，中美经贸利益实际上对美国太重要了，在多边，像气候问题、应对疫情，还有恢复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之间实际上有着非常多的重要的共同的利益。

所以从长远角度来说，我们可以预期，拜登政府可能还会采取一个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 但是这个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可能还得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但所有这些实际上都跟我们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分不开，如果我们不交流的话，我们就很难了解到底美国政府现在到底在琢磨什么。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美国政府在琢磨什么，那么上边又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政策建议，那我们只能靠想象，想象的东西肯定是不靠谱的。

凤凰：那么您能否具体谈一谈，现在的人文交流还有哪些困难之处，北大中外人文交流基地有哪些具体应对措施？

贾庆国： 拜登政府上台对中美人文交流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拜登政府包括拜登本人，大部分人都不认为中美人文交流是件坏事情，实际上奥巴马政府是积极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给中国公民十年签证也是那时候开始给的。

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些问题，一个就是现在中美关系确实状态不太好，还有就是特朗普政府实行了一些比较强硬的、非常无理的一些做法，一时半会好像也很难给它扭转过来。由于美国国内的气氛不太好，我自己感觉就是现在美国学者说话也非常地谨慎，那么现在还有新冠疫情的问题，很多交流都是在网上，这种交流实际上就等于是公开了，双方都可能会监控，所以大家说话都非常谨慎，那么这可能也不利于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所以困难还是很多的。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比如说特朗普时期他们取消给很多人的十年签，然后散播了很多谣言，说大多数中国学者、留学生、还有访问学者都是潜在间谍，这在虽然不是真实的，但是美国有很多人就容易从那方面去想，都使得交流起来障碍增加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一是保持交流的渠道畅通，我们现在还在组织一些和美国的中美关系对话，专家学者之间对话，那么同时也是和美国的学校还联合开课，也有一些课也对外国留学生开放。同时也通过线上的方式和对方探讨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紧张对两国都不是什么好事情，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第一，制止中美关系继续下滑，第二就是看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然后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怎么开展合作才会更加有效一点？

美国80后对华鹰派有何不同？

贾庆国：不太了解中美历史，可能造成台海危机

凤凰：最近很多人关注拜登团队里两位“80后中国通”，一位叫做格维兹，另外一位叫做杜如松，您认为拜登政府里面的青年鹰派，他们的思路和老一代有什么不同吗？

贾庆国：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感受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有不少人都是实际上在中国学习过，或者到中国来待过一段时间，工作过，他们对中国有着直接的这种感受。这个一方面是好的，就是他们可能了解中国，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那么他们可能也会跟过去那种强硬派一样，要更强硬一些。

还有一个可能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还很年轻，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不太了解，他们觉得“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但实际上好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至少有一些人觉得我就挑战你一个中国的底线了，你又怎么着？但实际上懂点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知道，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有多重要，那么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来讲有多重要，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头二十年里头，中美两国为什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重要，或者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或者没有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

先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然后他跟中国等于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吧，所以有了上海公报。上海公报里面就说，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实际上就是说美国等于间接地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存在。到了1979年，那么美国最终同意跟台湾断交，然后从台湾撤军，然后废除美国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中美才真正地建交，实际上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时间，是三十年了。

凤凰： 对，整整三十年。

▎ 1979年1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到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贾庆国： 所以如果说你挑战台湾，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的红线的话，那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没有了，如果他真的完全推翻了过去达成的这种共识或者默契的话，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可能都很难维持。台海的局势也可能会变得非常不稳定，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台海危机。

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条件就是你外国不得干预，不得去推动台独，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台湾不得发展核武器，不得宣布独立。新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他可能对这个历史的感受不是那么深，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忌讳可能就少一些，那么这个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中美之间的专家和学者这种交流，还是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这种情况，让他们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会更加谨慎一些。

贾庆国：不要从单纯防御性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

要明白国际秩序稳定是中美共同利益

凤凰：您刚刚也提到，其实现在美国对华敌意几乎是两党共识，甚至在民间也会有对于中国的不友好的态度，您觉得如何增进中美公众的相互了解？能不能提几个建议？

贾庆国： 我觉得一个是加强学者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青年学者之间的交往，他们需要认识、需要了解对方，需要了解对方是怎么想一些问题的。当然也需要了解美国政府，他做一些事情背后的政治、经济还有其他社会方面的因素。第二就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来学习、来进修、来交流，当然也鼓励我们的人出去。我觉得这种交流在这个时段的交流非常重要，将来他们是同学，同学之间谈问题就跟商人之间谈问题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可能就能够比较务实地、理性地，还有从善意的去理解对方，来讨论一些问题，好多问题可能就解决起来容易一些。

还有就是可能双方都得需要从更加建设性的角度来探讨如何管控中美关系，而不是被动的去，或者是单纯防御性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可能在有些方面对中国是威胁，中国在某些方面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威胁，那么双方都需要防范对方，这个我们可能都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同时刚才也谈到，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这种共同的利益，刚才说双方的贸易对各自国家来讲都非常重要。

另外国际秩序的稳定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很多全球治理方面的问题都是两国面临的问题，两国需要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两国的利益都会受到很大伤害的。

过去的中美实力差距比较大，当然现在也有很大的差距，但那个时候的差距更大。那个时候的美国是超级大国，中国不是，那时候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不是。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现在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在很多方面也发达起来了。

实际上由于中国的变化，在很多问题上的利益越来越接近了。 比如说作为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一样，越来越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来发展自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越来越多的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双方都有利，都需要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国际秩序是需要耗费大量成本的。比如说维护海洋通道的安全，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你知道好几年以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曾经提出一个倡议，叫千舰倡议，提出来让所有跟国际贸易有关的这些国家提供一千艘军舰来维护国际海洋通道的畅通。你想一千艘军舰需要多少钱，维护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只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一小部分成本，一个很小的方面，你要想维护国际秩序，那你这个国家再强大，你自己也很难单独承受这样的压力。所以从中美双方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大的利益就是把对方的资源用好，来帮助他来维护这个国际秩序。

▎中国海军第7批护航编队

所以青年人可能更多的需要从怎么去通过合作“把对方的资源用好，来帮助维护各自的利益”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光是去考虑怎么去防范，怎么去跟对方斗。

用当年我们提出的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来看，就是我们需要管控冲突，就是不冲突不对抗，我们需要相互尊重，同时我们需要合作共赢，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我觉得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拜登是否会继续中美科技战？

贾庆国：科技脱钩长远看是“自杀”行为

凤凰：您前段时间在专访里也提到，中美可以用战略性的、有选择的相互依存来制止，或者停止一个中美的科技战。据您现在的观察，拜登团队可能是如何权衡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高低？

贾庆国： 我个人觉得拜登团队在对华高科技出口政策这方面，可能会跟特朗普政府非常不一样，他会比较理性、比较务实。

怎么理性务实呢，就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是情绪出发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理性和务实地来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美国可能就会采取有区别的高科技政策。所谓有区别就是说它把高科技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最顶尖的科技，刚刚突破的技术。那么在这个领域可能拜登团队会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避免让中国还有其他的美国的竞争对手获得这样的技术。

但是在其他的高科技，次高科技的、或者是不是那么最顶尖的高科技产品这方面可能会放松一些，为什么？因为这也是美国利益的需要，你想美国公司为了研发这些高科技产品，它花了多少钱，这些投资你得把它收回来吧，那么你还需要赚点钱吧？你还需要钱来进行下一代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吧，你不把这个产品卖出去，那你能做到这些吗？所以美国要想保持它高科技领域的这种领先的竞争地位，那么它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

凤凰：也就是说国家安全的定义稍微缩小一点。

贾庆国： 对，也就是说第二种做法，这种理性的做法，我觉得可能更符合美国维持它的国家安全的利益。

凤凰：美国现在施压很多欧洲国家，他们不要使用华为的一个技术，然后您觉得美国的压力，对于我们去进行比如说中欧进行合作，或者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有多大的影响？

贾庆国：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在使用华为技术上的压力比特朗普时期要小一些。其实他也明白，你禁止了华为这个技术、华为产品的这种销售和使用，那么中国可能也会禁止你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和使用，甚至于会说服其他的国家不要使用美国的一些产品，这样打科技战的话，实际上是双输的做法。

因为这就意味着双方科技的脱钩，科技的脱钩就意味着双方都会失去对方的市场，那么失去对方的市场就意味着你单位生产成本会大幅度提高，削弱你这个产品的竞争力。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自杀”的行为，别的国家可能会趁虚而入，争取把双方的市场都用起来，来发展他们自己的高科技，我觉得中美两国可能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吧。

拜登组织价值观同盟，中国怎样应对？

贾庆国：做好自己，利用其盟友的不同利益

凤凰：您之前提到一个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拜登虽然在组织价值观同盟，但是如此组织同盟也会让盟友对美国有一定的掣肘，让他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施加压力。那么您觉得中国在应对所谓价值观同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区别的对待各种不同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比方说重点应对英美或者五眼联盟？

贾庆国： 我觉得他组织所谓价值观同盟这种做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特朗普时期那个时候完全不顾盟国利益的那种做法的一种反应。再一个，他觉得跟这些国家搞好关系的话，有助于他更好跟中国竞争，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应对的办法，一个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自己做强做大了，他组织什么样的同盟都没有太大的用，实际上他组织这个同盟，他的效力也是很有限的。

5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同盟不紧密吗？比现在紧密多了，给中国施加的压力大多了，但是中国不仅生存了，而且发展了，美国也不能把中国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组织什么样的同盟不是那么关键。

▎1955年，美国主导建立了有“亚洲小北约”之称的军事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扩张”。但这一组织最终因缺乏信任于1977年正式解散。

第二，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有针对性地、更加合理务实地去处理和他的同盟，包括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需要对话协商来管控冲突，来探讨合作的这种可能性。在双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地方，我们需要加强合作，通过成功的合作来建构互信，通过增加互信来扩大合作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可能还是需要在做好自己事情的同时，务实地来处理和美国还有它的盟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就是美国和盟国之间，除了价值观共同之外，我觉得它们之间的利益不是完全一样。像无论是新冠疫情，还有其他（案例）实际上都表现出了：美国还是美国第一，其他国家也是其他国家第一，这很正常，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其实他们之间这种利益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想法还有处理方式会有所不同。可能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利用这种不同，来创造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这样一种关系。

凤凰：谢谢您贾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