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对话施展:算法让人陷入“信息茧房”,“黑天鹅”迫使我们面对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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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对话施展:算法让人陷入“信息茧房”,“黑天鹅”迫使我们面对真实世界

2021年03月02日 18:27:51
来源:名人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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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已经过去;眼前的冰河,就要融化了;封锁的世界,何时才会重开呢?

2020年11月,《名人面对面》开始播出《我与世界》系列节目。

在中国发现世界......

在世界遇到中国......

新冠会怎样改变世界?全球化还会继续吗?世界,和每个普通的我们,有关系吗?疫情当中,人与人的隔膜与冲突,根源是什么?如何破解呢? ......

答案,也许不够完美,却让我们知道,世界仍然触手可及。

对话 · 施展

以下为采访摘要

△施展

施展:我一直想搞清楚中国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以及中国的未来会往什么方向演化。讨论中国的演化方向,一方面要关注我们内部的动力机制,同时必须要看我们面对了怎样的外部约束条件。而外部的约束环境实际就是世界秩序,就是全球格局。

2021年1月,外交学院的教授施展出版了他的第三本书《破茧》。在书中,他引用了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施展:疫情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观念层面极度地撕裂。我想讨论这种撕裂是怎么出现的,它的原因何在。只有把原因搞清楚,才能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出去。

田川:您说疫情是在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了,什么是风险社会?

施展: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就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了。风险社会实际是指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精细,社会中的各个环节相互依赖,形成一个庞大、漫长无比、环环相扣的链条。其中一环断掉,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全部瘫痪。一旦新冠疫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很多东西宕机了,你会突然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的脆弱。新冠疫情第一次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依赖于如此之多的耦合。越是风险社会,就越需要人们彼此之间的深度合作关系。

田川:这就是您提到的“共识是风险社会的基石”,但我们要怎样达成共识呢?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我们可以了解世界上每个角落在发生什么,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但似乎反而更难获得共识了。

施展:对,因为信息是无限的,但时间是有限的。你要怎么筛选并采集自己需要看的信息?刚好,推荐算法可以帮你完成这个过程。于是你有限的时间,全被推荐算法推荐过来的东西所占据。而它推荐过来的东西,又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于是你的观念,就会不断被推荐算法推荐来的内容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信息似乎越来越多,可以接触到无限的信息。但实际我们接触的信息,都是高度同质化的。

△施展著作

本书名为《破茧》,有两重意涵。在大洗牌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突破信息茧房对我们视野和格局的限制,否则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无法理解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既有的治理秩序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现实,一种新的治理秩序,很可能就是商人秩序或者书中构想的“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也正待破茧而出。

施展:茧房的样态,是由近代屈辱史的叙述单项度塑造的。它塑造出一种民族主义的茧房样式,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会看到很多民族主义的争吵。

田川:您在《破茧》里写,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舒适的信息茧壳里。因为新冠的出现,大家需要共同面对同样的公共事件,于是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该怎样破掉自己的信息茧壳呢?

施展: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首先从自我的层面讲,对我来说,我在社交媒体上加的好友或关注的用户,哪怕跟我意见完全相反,言论尖锐对立,我都强迫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我想了解这个社会的完整生态,我就必须得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在《破茧》里也谈到,随着黑天鹅不断地到来,它会击穿各种各样信息茧房的墙壁,使人们被迫面对公共事件。而公共事件营造出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域,这里就有能让我们从信息茧房里出来的可能。

△施展著作

施展:从算法的主体,也就是数字巨头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如果推荐算法不断让人陷入到信息茧房的状态里,信息茧房带来的结果是会反噬到我们自身的。比如在信息茧房中,高度情绪化的内容就特别容易带来流量。因为人们很容易被情绪化的,高点击量的内容所吸引。越是信息茧房,就越容易滋生民族主义。而推荐算法恰好会带来信息茧房,从而滋生了民族主义。所以如果数字巨头想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一定不能被民族主义绑架。被民族主义绑架,就意味着别的国家不会欢迎你的到来。这种情况下,数字巨头会尝试在推荐算法上进行一些优化,既让过去一系列的商业模式能够成立,又不让人们的眼界那么闭锁,这个需求在算法里是可以实现的。

施展:推荐算法可能会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演化出一些新的商业伦理。而这些新的商业伦理,是不会在某个公司里同时出现的。各个国家的数字巨头可能会陆续发现这些问题,然后意识到新商业伦理的必要性,从而用商业伦理来规范它的推荐算法。

施展将未来的全球机制,称作“全球数字治理联盟”。它由商人主导,规避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会逐渐演化出能够平衡各种需求的监管规则,还有更积极的伦理价值。那就是让地球上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角落,用“数据分红”代替 “数字鸿沟”。

田川:表面上看,全球现在处在停滞状态,全球化推进的道路也非常慢,甚至可能会逆全球化。如果一些数字巨头,满足只在某一个范围或某一个国家之内去产生效益的话……

施展:它会死掉。

田川:您觉得这是不可能发展下去的事情?

施展:因为不符合它的商业利益,它的边际效益应该是递增的。传统经济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到达它的极限了,它的边际效益就为零了,再扩大就是负收益。而互联网产业不一样,互联网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价值也就越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数字巨头,你一定是以全球为经营单位的。如果没到这个份上,那你的市场占有率就会非常小。

我们反看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道德秩序背后,一定有它的利益反馈机制。如果仅仅是抽象的道德秩序,没有利益反馈机制,这个社会是很难有生命力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人们都饿着肚子做雷锋,这是不可持续的。

不仅仅是信息茧房,在施展看来,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冲突,矛盾,误解,背后都是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困境。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也只能靠全新的数字秩序。

施展:国内对推特删掉“川普”账号这件事儿的谈论,很多在我看来是有点不着边际的。有人说这件事儿证明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随便就把别人账号删了。也有人说这不涉及言论自由问题,因为言论自由是用来对抗公权力的,而推特是一个私人公司,私人公司有不服务自己不喜欢的用户的权利。这两种讨论都没找准问题的焦点,原因在于,今天的推特已经具备公共品属性了。同样,谷歌、脸书、字节跳动、阿里、蚂蚁等平台,都已具备公共品属性。具备公共品属性后,就意味着它的法律意涵不再仅仅以私人公司来界定,它进到了一个新的状态里。而这个新的状态,目前还没获得它的法律属性。比如推特在实体世界是私人公司,它可以获得实体世界的法律保障,在虚拟世界它拥有权力。但“川普”在虚拟世界的权利在哪呢?他的权利完全被推特在虚拟世界的权力无情碾压了,他无法获得任何法律救济。所以在现有法律规则下,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正当性的。但我们明明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而且不对劲的地方依照现行法律规则我们搞不定,那就意味着你需要一些新规则了。而新规则的制定靠国家主导是搞不定的,因为国家能主导的所有法律规则,都是在实体世界实行的。

△特朗普

施展:“修昔底德陷阱”是说老大跟崛起中的老二必有一战,而我说中美不是“修昔底德陷阱”。因为满足“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是,双方是同态竞争关系,抢的是同一块蛋糕。比如我们说美团和海底捞,它们都是广义的餐饮行业。光看市值,美团是老大,海底捞是快速崛起的老二。但你绝不会认为它们之间必有一战,因为它们的业务形态完全不一样。说美国跟中国是老大和崛起中的老二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GDP。但用GDP判断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就如同用市值判断美团和海底捞是否必有一战一样的荒唐。

我说中美之间不是必有一战,很多人会用字节跳动和华为被狠打来反驳我。但中国的跨国企业不止有它们,还有海尔、TCL、联想等等,它们为什么没有被针对打压?原因是因为字节跳动和华为是数字巨头,联想、海尔等是传统产业巨头。传统产业没有制度的溢出效应,但数字时代不一样,数字时代的数据全都在高度跨国流动。不同国家对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的管理规则又都不一样,于是以这些跨国流动的数字、数据为载体,会形成很严重的制度的溢出效应。美国打压字节跳动、华为这些数字巨头,是要排除掉数字巨头所带来的制度的溢出效应。所以我说这根本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是数字经济跟传统经济差异的问题。而且不只是美国在打压我们,咱们也早就不让谷歌、脸书进来了,欧洲前段时间也号称有了史上最严格的数字管理规则。数字经济带来的制度的溢出,让所有国家都在试图以某种方式把它排除在外。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的不是中美问题,而是如何化解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田川:您觉得新冠疫情的流行,会影响全球化吗?

施展:新冠疫情流行后,很多国家都宕机了。这种情况反倒使大家对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及防疫用品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大。反过来其他国家也会意识到,在一些与自己安全紧密相关的东西上,它对中国有很大的依赖性。那自己未来生存与否,很大程度要依赖于中国的善意,这件事对任何国家都存在巨大的风险。

但问题是,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这件事儿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信任关系侵蚀不严重,边界就会画得相对小一点。比如中国本来就是口罩的最大生产国,疫情下,口罩成了全世界的必需品。当别的国家都掉到沟里的时候,中国逐渐缓过来了,于是中国成了更重要的生产国。当外国对我们的口罩质量发起质疑的时候,可以看到网上有些表达是“既然你对我的口罩不信任,那你别用”,可这种表达无疑会进一步引起世界对你的不信任。在这种时刻,口罩就是一个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其他国家会觉得,如果在口罩这件事情上,你都会以这种方式要挟我,在别的事情上我更没法对你信任,这对中国的利益会是更大的伤害。

在你力量弱小的时候民族主义,没人拿你当回事。但一旦你的力量强大了,你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全世界都吓死了,因为它不知道你究竟会如何运用你庞大的力量。

今天的施展,不仅是大学教授。他花费很多时间精力,投入在知识的传播上面。他写书,写文章,参加各种视频、音频节目,还经营一个名叫"施展世界"的公众号。在知识分享平台上面,累计超过35万人次,在学习施展的3门课程。施展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打开问题域,直面真问题。

田川:您说旧的规矩不能用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不能单一依赖在某个国家的政府之上,而是应该让商业领袖或电子巨头去做到一个共识。那您相信会出现一个中立的,世界性的互联网网络吗?

施展:我们打个比方,国际奥委会其实不是政府间的组织,它是商业组织。但这个商业组织,却可以定义一系列的规则,可以定义什么是兴奋剂,以及如果你使用了兴奋剂我该怎么惩罚你。

田川:您觉得以一个商业或网络巨头,去联合大家一起制定新秩序的可能性有多大?

施展:在1894年之前,没人想到国际奥委会真的能跑起来。就像拿破仑战争后处在高度破碎状态的德国,里面有几百个小邦国。于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就提出,我们应该组建德意志关税联盟。不到20年时间,他提出的东西居然就变成现实了。其实在李斯特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它能变成现实。但如果你真的发现了一个现实需求,把它喊了出来,然后不断跟人去讨论,辩论,推动,这件事儿不一定不能变成现实。如果你已经意识到某些东西,并主动去提出、喊出,人们的行为就有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

现在人们常说“知识的诅咒”,指当你知道一个知识后,就无法再去想象自己不知道这个知识的状态了。但反过来说,它其实也是“知识的祝福”。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