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对话施展：算法让人陷入“信息茧房”，“黑天鹅”迫使我们面对真实世界
2020，已经过去;眼前的冰河，就要融化了;封锁的世界，何时才会重开呢？
2020年11月，《名人面对面》开始播出《我与世界》系列节目。
在中国发现世界......
在世界遇到中国......
新冠会怎样改变世界？全球化还会继续吗？世界，和每个普通的我们，有关系吗？疫情当中，人与人的隔膜与冲突，根源是什么？如何破解呢？ ......
答案，也许不够完美，却让我们知道，世界仍然触手可及。
对话 · 施展
以下为采访摘要
△施展
施展：我一直想搞清楚中国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以及中国的未来会往什么方向演化。讨论中国的演化方向，一方面要关注我们内部的动力机制，同时必须要看我们面对了怎样的外部约束条件。而外部的约束环境实际就是世界秩序，就是全球格局。
2021年1月，外交学院的教授施展出版了他的第三本书《破茧》。在书中，他引用了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施展：疫情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观念层面极度地撕裂。我想讨论这种撕裂是怎么出现的，它的原因何在。只有把原因搞清楚，才能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出去。
田川：您说疫情是在提醒我们，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风险社会了，什么是风险社会？
施展：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就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了。风险社会实际是指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精细，社会中的各个环节相互依赖，形成一个庞大、漫长无比、环环相扣的链条。其中一环断掉，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全部瘫痪。一旦新冠疫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很多东西宕机了，你会突然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的脆弱。新冠疫情第一次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依赖于如此之多的耦合。越是风险社会，就越需要人们彼此之间的深度合作关系。
田川：这就是您提到的“共识是风险社会的基石”，但我们要怎样达成共识呢？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我们可以了解世界上每个角落在发生什么，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但似乎反而更难获得共识了。
施展：对，因为信息是无限的，但时间是有限的。你要怎么筛选并采集自己需要看的信息？刚好，推荐算法可以帮你完成这个过程。于是你有限的时间，全被推荐算法推荐过来的东西所占据。而它推荐过来的东西，又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于是你的观念，就会不断被推荐算法推荐来的内容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信息似乎越来越多，可以接触到无限的信息。但实际我们接触的信息，都是高度同质化的。
△施展著作
本书名为《破茧》，有两重意涵。在大洗牌的时代，一方面，我们必须突破信息茧房对我们视野和格局的限制，否则只能活在自己的想象里，无法理解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既有的治理秩序已经难以应对新的现实，一种新的治理秩序，很可能就是商人秩序或者书中构想的“全球数字治理联盟”，也正待破茧而出。
施展：茧房的样态，是由近代屈辱史的叙述单项度塑造的。它塑造出一种民族主义的茧房样式，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会看到很多民族主义的争吵。
田川：您在《破茧》里写，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舒适的信息茧壳里。因为新冠的出现，大家需要共同面对同样的公共事件，于是就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该怎样破掉自己的信息茧壳呢？
施展：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首先从自我的层面讲，对我来说，我在社交媒体上加的好友或关注的用户，哪怕跟我意见完全相反，言论尖锐对立，我都强迫自己要去看一下。因为如果我想了解这个社会的完整生态，我就必须得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在《破茧》里也谈到，随着黑天鹅不断地到来，它会击穿各种各样信息茧房的墙壁，使人们被迫面对公共事件。而公共事件营造出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域，这里就有能让我们从信息茧房里出来的可能。
△施展著作
施展：从算法的主体，也就是数字巨头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如果推荐算法不断让人陷入到信息茧房的状态里，信息茧房带来的结果是会反噬到我们自身的。比如在信息茧房中，高度情绪化的内容就特别容易带来流量。因为人们很容易被情绪化的，高点击量的内容所吸引。越是信息茧房，就越容易滋生民族主义。而推荐算法恰好会带来信息茧房，从而滋生了民族主义。所以如果数字巨头想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一定不能被民族主义绑架。被民族主义绑架，就意味着别的国家不会欢迎你的到来。这种情况下，数字巨头会尝试在推荐算法上进行一些优化，既让过去一系列的商业模式能够成立，又不让人们的眼界那么闭锁，这个需求在算法里是可以实现的。
施展：推荐算法可能会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演化出一些新的商业伦理。而这些新的商业伦理，是不会在某个公司里同时出现的。各个国家的数字巨头可能会陆续发现这些问题，然后意识到新商业伦理的必要性，从而用商业伦理来规范它的推荐算法。
施展将未来的全球机制，称作“全球数字治理联盟”。它由商人主导，规避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会逐渐演化出能够平衡各种需求的监管规则，还有更积极的伦理价值。那就是让地球上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角落，用“数据分红”代替 “数字鸿沟”。
田川：表面上看，全球现在处在停滞状态，全球化推进的道路也非常慢，甚至可能会逆全球化。如果一些数字巨头，满足只在某一个范围或某一个国家之内去产生效益的话……
施展：它会死掉。
田川：您觉得这是不可能发展下去的事情？
施展：因为不符合它的商业利益，它的边际效益应该是递增的。传统经济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到达它的极限了，它的边际效益就为零了，再扩大就是负收益。而互联网产业不一样，互联网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网络规模越大，网络价值也就越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数字巨头，你一定是以全球为经营单位的。如果没到这个份上，那你的市场占有率就会非常小。
我们反看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会发现，在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道德秩序背后，一定有它的利益反馈机制。如果仅仅是抽象的道德秩序，没有利益反馈机制，这个社会是很难有生命力的。因为你不能要求人们都饿着肚子做雷锋，这是不可持续的。
不仅仅是信息茧房，在施展看来，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冲突，矛盾，误解，背后都是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困境。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也只能靠全新的数字秩序。
施展：国内对推特删掉“川普”账号这件事儿的谈论，很多在我看来是有点不着边际的。有人说这件事儿证明美国也没有言论自由，随便就把别人账号删了。也有人说这不涉及言论自由问题，因为言论自由是用来对抗公权力的，而推特是一个私人公司，私人公司有不服务自己不喜欢的用户的权利。这两种讨论都没找准问题的焦点，原因在于，今天的推特已经具备公共品属性了。同样，谷歌、脸书、字节跳动、阿里、蚂蚁等平台，都已具备公共品属性。具备公共品属性后，就意味着它的法律意涵不再仅仅以私人公司来界定，它进到了一个新的状态里。而这个新的状态，目前还没获得它的法律属性。比如推特在实体世界是私人公司，它可以获得实体世界的法律保障，在虚拟世界它拥有权力。但“川普”在虚拟世界的权利在哪呢？他的权利完全被推特在虚拟世界的权力无情碾压了，他无法获得任何法律救济。所以在现有法律规则下，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正当性的。但我们明明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而且不对劲的地方依照现行法律规则我们搞不定，那就意味着你需要一些新规则了。而新规则的制定靠国家主导是搞不定的，因为国家能主导的所有法律规则，都是在实体世界实行的。
△特朗普
施展：“修昔底德陷阱”是说老大跟崛起中的老二必有一战，而我说中美不是“修昔底德陷阱”。因为满足“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是，双方是同态竞争关系，抢的是同一块蛋糕。比如我们说美团和海底捞，它们都是广义的餐饮行业。光看市值，美团是老大，海底捞是快速崛起的老二。但你绝不会认为它们之间必有一战，因为它们的业务形态完全不一样。说美国跟中国是老大和崛起中的老二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是GDP。但用GDP判断中美是否必有一战，就如同用市值判断美团和海底捞是否必有一战一样的荒唐。
我说中美之间不是必有一战，很多人会用字节跳动和华为被狠打来反驳我。但中国的跨国企业不止有它们，还有海尔、TCL、联想等等，它们为什么没有被针对打压？原因是因为字节跳动和华为是数字巨头，联想、海尔等是传统产业巨头。传统产业没有制度的溢出效应，但数字时代不一样，数字时代的数据全都在高度跨国流动。不同国家对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问题的管理规则又都不一样，于是以这些跨国流动的数字、数据为载体，会形成很严重的制度的溢出效应。美国打压字节跳动、华为这些数字巨头，是要排除掉数字巨头所带来的制度的溢出效应。所以我说这根本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是数字经济跟传统经济差异的问题。而且不只是美国在打压我们，咱们也早就不让谷歌、脸书进来了，欧洲前段时间也号称有了史上最严格的数字管理规则。数字经济带来的制度的溢出，让所有国家都在试图以某种方式把它排除在外。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的不是中美问题，而是如何化解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田川：您觉得新冠疫情的流行，会影响全球化吗？
施展：新冠疫情流行后，很多国家都宕机了。这种情况反倒使大家对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及防疫用品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大。反过来其他国家也会意识到，在一些与自己安全紧密相关的东西上，它对中国有很大的依赖性。那自己未来生存与否，很大程度要依赖于中国的善意，这件事对任何国家都存在巨大的风险。
但问题是，什么是与安全相关的产业？这件事儿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如果信任关系侵蚀不严重，边界就会画得相对小一点。比如中国本来就是口罩的最大生产国，疫情下，口罩成了全世界的必需品。当别的国家都掉到沟里的时候，中国逐渐缓过来了，于是中国成了更重要的生产国。当外国对我们的口罩质量发起质疑的时候，可以看到网上有些表达是“既然你对我的口罩不信任，那你别用”，可这种表达无疑会进一步引起世界对你的不信任。在这种时刻，口罩就是一个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其他国家会觉得，如果在口罩这件事情上，你都会以这种方式要挟我，在别的事情上我更没法对你信任，这对中国的利益会是更大的伤害。
在你力量弱小的时候民族主义，没人拿你当回事。但一旦你的力量强大了，你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全世界都吓死了，因为它不知道你究竟会如何运用你庞大的力量。
今天的施展，不仅是大学教授。他花费很多时间精力，投入在知识的传播上面。他写书，写文章，参加各种视频、音频节目，还经营一个名叫"施展世界"的公众号。在知识分享平台上面，累计超过35万人次，在学习施展的3门课程。施展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打开问题域，直面真问题。
田川：您说旧的规矩不能用了，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不能单一依赖在某个国家的政府之上，而是应该让商业领袖或电子巨头去做到一个共识。那您相信会出现一个中立的，世界性的互联网网络吗？
施展：我们打个比方，国际奥委会其实不是政府间的组织，它是商业组织。但这个商业组织，却可以定义一系列的规则，可以定义什么是兴奋剂，以及如果你使用了兴奋剂我该怎么惩罚你。
田川：您觉得以一个商业或网络巨头，去联合大家一起制定新秩序的可能性有多大？
施展：在1894年之前，没人想到国际奥委会真的能跑起来。就像拿破仑战争后处在高度破碎状态的德国，里面有几百个小邦国。于是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就提出，我们应该组建德意志关税联盟。不到20年时间，他提出的东西居然就变成现实了。其实在李斯特刚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相信它能变成现实。但如果你真的发现了一个现实需求，把它喊了出来，然后不断跟人去讨论，辩论，推动，这件事儿不一定不能变成现实。如果你已经意识到某些东西，并主动去提出、喊出，人们的行为就有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
现在人们常说“知识的诅咒”，指当你知道一个知识后，就无法再去想象自己不知道这个知识的状态了。但反过来说，它其实也是“知识的祝福”。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