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阎又文——功勋卓著的无名英雄
编者按：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时值北平和平解放72周年之际，请让我们记住他，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一个长期被埋没、几近忘却的名字——阎又文。
阎海兰，阎又文之女。1947年生，199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参加工作，在北京外文印刷厂当工人。1984年任北京兆龙饭店工会干事。1997年退休。
阎颐兰，阎又文之女。1954年生，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入伍，1978年转业。历任中国印刷公司办公室办事员、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科员、副主任、主任，文化部直属机关党委助理巡视员，文化部办公厅副巡视员、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
1949年1月22日，我们的父亲阎又文代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翘首以待的中外记者们，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北平和平协议”。这座历史名城的命运将不再通过战争和流血的方式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这座文化古城将得以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得以实现。
人们知道，阎又文是傅作义先生身边的少将秘书，同时兼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和总部发言人，是傅作义先生身边的重要幕僚，也是傅作义先生最信任的人。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知道，他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中共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功臣。
解放后，父亲的真实身份长期没有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在多处军、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但一直以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和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直到他去世35年后的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父亲的真实身份和有关历史才第一次公诸于世。
信仰马列 投身革命
1914年7月6日，父亲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荣河镇）郑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忧国忧民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试图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父亲出生后的第3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第5年，中国掀起了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新思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迅速传播。这两大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对整整几代中国人的人生，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受社会主义和苏联榜样的吸引，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成为了共产党人。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父亲自幼勤奋好学，他先后就读于郑村小学、运城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太原并州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在多位老师的资助下，父亲于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山西大学始创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成立的3所国立大学之一，一向以学术领先、思想进步著称。在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思想，父亲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
1934年，他参加了山西太原的进步学术团体“中外语文学会”。“中外语文学会”是由山西大学教授邢西萍（徐冰）、杜任之、张友渔、温健公、周北峰等主持的一个进步团体，从事购买、翻译、出版及销售中外进步书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反帝反封建以及抗日救亡等活动。在这些进步教授中，邢西萍、张友渔和杜任之都是资深的中共党员，是以教授为职业掩护的地下工作者。其中，张友渔和杜任之均系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而邢西萍则是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父亲在该学会任干事并在学会所办的月刊《中外论坛》担任编辑，同时在学会所开的中外书店任副经理。
在此期间，父亲阅读了大量中外进步书籍，并从事翻译工作，撰写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曾撰文支持，并积极参加了太原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活动。1936年，他们接待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并在《中外论坛》发表了她的文章，结果遭到了阎锡山的封刊。同年红军东渡黄河后，阎锡山在太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并到山西大学搜查，父亲躲到友人家中才逃过这一劫。3年多的革命活动更加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
在山西大学求学并参加革命活动时期的阎又文（左一）
投笔从戎 抗击日寇
1937年，正是父亲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父亲与当时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一样，决心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第一线。他在太原听了程子华、彭雪枫和薄一波等人的抗战动员报告，尤其是程子华有关游击战的报告对他影响很大。因此当忻口危机、太原陷入混乱时，他就回到晋南联络朋友和同学准备组织抗日游击队。但由于战事发展很快，没等游击队组织起来，临汾便失守了，组织游击队已经来不及，父亲便带着9位同学西渡黄河到达西安，准备从那里前往延安。
然而，他们想通过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落空了，被困在西安。这时，碰巧遇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樊长荣，他是傅作义派到西安来专门招收青年学生、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父亲听他说傅的部队驻在晋西北的临县，去那里必然经过陕北的延安，就决定随他们走，以方便过关卡和解决食宿问题。到达延安后，父亲在清凉山解放社找到了邢西萍。父亲要求留在延安，但邢西萍却建议父亲借此机会参加傅作义的部队，说傅作义是有名的爱国将领和抗日英雄，到那里不是一样可以抗战的嘛。父亲听从了他的建议，便返回了这个学生队，参加了傅的部队。
邢西萍即是后来的徐冰， 1924年与朱德一起留德期间入党，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长期担任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职务，是刘少奇北方局工作和周恩来统战工作的重要助手，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曾是父亲在山西大学的老师和“中外语文学会”的领导，他当然了解父亲的政治倾向和信仰，却建议他不要留在延安，而是去参加傅作义的部队。他的这种建议的背后显然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考虑，但这绝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打入敌人内部卧底，长期潜伏”之类的考虑，而是一种更加重大、更为重要的考虑。
其实，这是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进程中逐渐确立的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路线相关的。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又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这里，毛泽东总是把“统一战线”放在第一位，甚至放在了“武装斗争”的前面，足见统一战线政策对党和革命的胜利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封疆大吏中，傅作义不但出类拔萃，而且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傅作义与张学良、杨虎城一样，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都属于国民党的地方势力，与蒋都有矛盾。傅是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因长城抗战和百灵庙大捷而蜚声中外，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933年长城抗战后，国共合作抗战开始以前，党就曾秘密派遣张经武前往傅部联络合作事宜。 1936年，毛泽东又先后派南汉宸和彭雪枫秘密到傅部，送去他的亲笔信并商议合作抗战。1938年初，傅部在晋西北整训时，中共中央又派程子华、曾三到柳林会见傅作义，商谈在晋西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傅部与驻地不远的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的八路军120师以及续范亭、南汉宸领导的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地动委会）也都关系密切，来往甚多。中共组织的山西战地动委会和贺龙的120师曾动员3500名青年补充到傅作义的部队。
傅作义还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将领，他很清楚政治工作对军队的重要性。他不仅多次到西安和晋南招收知识青年建立他的政工队伍，而且还请中共派人来帮助他完善政工制度。继父亲之后，延安又数次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毕业学员一百多人到傅部工作，后又派潘纪文作为中共特派员进入傅部。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当初中共中央委员、120师政委关向应给中共特派员是这样交代任务的：在傅部“一不搞兵暴，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善于从交朋友中，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由此可见，邢西萍建议我父亲到傅作义的部队去抗日，与延安数次选派干部去傅部的目的是一样的，是帮助傅作义的军队建立和完善政治工作系统，加强傅部的政治工作和抗日力量，是去交朋友，扩大我党在傅部的影响，增强双方的合作关系，巩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底，傅作义任北路军总司令兼35军军长，驻军晋西北，与陕北隔河相望。父亲和其他知识青年首先进入傅的军政干校学习，经短期培训后，大都派往部队做政治工作。父亲是山西大学的毕业生，在军政干校的成绩优秀，表现出众，毕业时由傅作义亲自授予一把短剑，以示奖励。毕业后即留校任政治教官，后被派往傅的主力部队35军任团政治主任。 1938年9月，父亲在傅部任团政治主任时，由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
1938年冬，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回到绥远抗战，驻军绥西。由于父亲才华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重用。1939年春，傅作义将我父亲调到他身边，任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任第八战区“贯彻社”（相当于政宣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促进军令、政令的贯彻实行。
作为傅作义先生的私人秘书，父亲与傅形影不离，辅助傅处理所有的军务和政务，并负责起草一切重要的讲话、电报与文稿，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傅作义的影子。傅作义曾对人说：“过去别人给我写的讲话稿总不符合我的想法，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才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就像我想要说的话一样。”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和绥远起义，父亲虽然先后兼任多项政工和新闻方面的领导职务，但秘书一职却从来没有改变。
作为政宣部门的主管，父亲通过各级政工人员以及傅部的机关报刊和基层连队建立的“奋斗室”，大力宣传傅所提出的各项规章和要求（如“四为”、“四有”、“四要”和“五个一致”的要求）并加以诠释和发挥，号召全体官兵坚决贯彻执行；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以此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父亲领导的“贯彻社”不仅出版傅部的机关刊物《贯彻》，而且从延安引入大批书报刊物及著作，如《论持久战》《解放周报》和罗瑞卿著的《军队政治工作》等，供排以上干部传阅。傅作义的案头上就经常放着一些父亲为他找来的延安的书报和刊物。父亲还指示由他领导的新闻电台台长王殿章按时收录延安广播新闻，并把这些延安广播的记录稿及时交傅作义阅览。
父亲还与其他延安来的同志一起，借鉴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建立新型的部队政治工作，参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傅部的“十项纪律”，实行废除打骂、官兵平等、财政公开、军事民主，改善官兵关系、军政关系与军民关系。政治工作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提高了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合作，为后来傅作义部队在抗战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在这样的基础上，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傅部连续对日作战取得三战三捷：奇袭包头、绥西会战和光复五原。父亲自始至终辅佐傅作义筹划和指挥这三大战役，而且经常随同傅作义亲临第一线指挥部。尤其是五原大捷，击毙日军水川中将和大桥大佐、桑原中佐等军官3 0 0 余人，日兵1 0 0 0多人，毙伤伪军3 0 0 0多人，系全面抗战以来中国政府军队首次收复国土，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同时，傅部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就连父亲这样在傅作义身边的人也在战斗中负了伤，身上一直留有日军的弹片，可见当时战斗的惨烈。
抗战时期，父亲与董其武一文一武，成了傅作义十分信任和依靠的得力助手和幕僚。当时曾有媒体说，傅作义“功勋盖世”，身边必有能人相助。记者们经过一番调查和采访，得出的结论是：武有董其武，文有阎又文。当然，傅作义身边出色的军事将领、重要的政工干部还有多人，父亲和董其武这一文一武只是记者们找出的代表人物。
傅部到绥西河套后，虽然被拉入了蒋系，但因其毕竟不是蒋的嫡系，加上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密切，已经被人称为“七路半”。于是蒋便开始对傅多方监视和控制。尤其是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在国民党高层的压力下，傅作义不得不将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送回延安。由于父亲的身份没有公开，因此留了下来，又由于事出紧急，中共党组织来不及妥善安排，与他失去了联系。与党失去联系后，父亲仍然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行活动，按照前述关向应给中共特派员交代任务时的指示精神来工作。
当时，傅作义部队所在的绥西，有国民党的省党部，也有军统、中统的特务，他们一方面监视中共的动向，另一方面也监视傅作义和他的部属。只要思想开明进步，就被怀疑为共产党，级别低一点的立即关入当地的“劳动营”，级别高的则上报重庆，由国民党中央出面调这些人去受训，然后伺机逮捕。父亲当然也受到怀疑，被国民党中央点名去重庆受训。父亲对傅作义先生说，我们是前方艰苦奋斗的部队，重庆是后方腐化的地方。让我们去他那里受训，不是越训越腐化吗？父亲多次声明拒绝受训，傅都同意了。傅作义的一个老部下，如今已90多岁，他告诉我们，父亲曾救过他一命。当时就因为表现出一点进步倾向，被军统特务盯上了，要把他送到重庆去受训。父亲对傅作义说，都是青年学生，哪有那么复杂！哪有那么多共产党！最终力保他不去重庆。老人一直记着这件事。
其实，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里，对于走和留，父亲是有选择余地的。当时很多中共党员，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部分都撤走了。因为选择继续留在傅作义的部队里，处境确实危险，但父亲毅然选择留下来。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对于日后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
经过8年患难与共的战斗生活，父亲不仅深得傅作义先生的器重和信任，成了他的亲信和重要幕僚，被人称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而且由于两人的性格和人品相近，因而也成了亲密的朋友。同时，他平易近人，和善可亲，乐于助人，傅作义的许多部属遇有难题或有当面不敢向傅讲的话，通常会找他帮助。父亲广泛结交了大量的朋友，傅部的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
中共中央寻找阎又文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国共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中国大地。这一年的6月，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辖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并于8月11日奉命东进，接受热、察、绥三省日军投降。此时父亲除仍担任傅的秘书外，还兼任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相当于办公厅）主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和傅部的机关报《奋斗日报》社社长。
1945年8月日本刚刚投降后，中共中央即派王玉赴绥远寻找阎又文。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有三点：1．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2．了解傅部的实力和国民党的战略动向；3．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做。有关领导对王玉说：“阎又文若能找到的话，将会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到重大作用。”中央的这三点指示清楚地表明，在抗战胜利后，在有可能爆发内战的新形势下，基于傅作义爱国抗日与中共积极合作的历史以及他一向追求进步反对内战的态度，中央并没有放弃对傅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央不允许父亲与任何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发生关系，就是不允许父亲为局部的战场情报而暴露。从中央的三点指示来看，中央交给父亲的任务主要是政治方面的统战工作，是了解国民党的战略动向，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对傅作义施加政治影响，以便在关键时刻办大事。后来的北平和平解放就是这一方针的伟大成果。
但是，由于绥包战役的进行，绥远交通断绝，因此王玉未能在1945 年进入绥远。1946 年2 月春节刚过，王玉从延安再次出发，终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找到了父亲，父亲终于和党组织恢复了联系。王玉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这一颇具戏剧性的经过：
王玉化名张治公，装扮成一个皮货商，先到包头，开始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一次，王玉在饭馆吃饭，遇到一个傅部的军官，叫薛启禄，王玉听薛启禄口音应该是山西晋南人，就跟他攀谈起来。王玉说：“我也是晋南人，是来傅作义部队找弟弟的。但是别人告诉我要先找到阎又文，通过阎又文才能找到我弟弟。”薛启禄叫道：“阎又文，他就是我们傅长官的秘书啊！”就这样，王玉随薛启禄到了归绥，通过薛启禄的引见，王玉到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见到了父亲。因为身边有其他人，王玉无法亮出真实身份，仍然说是要找弟弟。当时父亲正在看报纸，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弟弟，也不知道这个人。”
王玉终于见到了我父亲但却无法道出实情，就先回住处了。后来，他买了些点心，直接找到我们家里来了，但卫兵不让他进。他见到当时正在院子里扫地的奶奶，就抓住老人的善良心理，大声嚷着说：“我妈妈为找弟弟眼睛都哭瞎了，我一定得找到弟弟。”奶奶听后出来说：“你进屋里来吧，又文正在吃饭，等他吃完饭，我让他见你。”王玉这次见到我父亲后，等到屋里没别人，就没再说找弟弟的话，而是一连问了三句话。第一句话：“你是阎又文吗？”父亲疑惑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第二句话：“你是山西荣河人吗？”父亲点头称是。第三句话：“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父亲又缓缓点了点头。问过这三句话后，王玉就单刀直入地说：“阎又文同志，我叫张治公，是由延安来的，是党中央派我来找你的。”据王玉叔叔讲，父亲听后非常激动，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来得太好了，我多年来就是盼着这一天！”
父亲与党失去联系已经好几年了。当时延安要王玉寻找阎又文时，并非没有一点担心。因为阎又文与党失去关系已经好几年了，对于他的情况一点也不掌握，虽然出现最坏的情况可能性很小，但也要做好一定的思想准备。现在，父亲的这种毫不犹豫的、鲜明的政治态度，使王玉心中最后的一丝担心也立即消失了。
这充分说明父亲确实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而参加革命的。如果当初父亲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改变个人的地位而入党，那么他现在的地位已经不低了，而且当时国民党的力量大大超过共产党，他大可不必如此痛快、如此激动地接受王玉的联系。因为接受王玉的联系不但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反而只能带来巨大的危险，他有可能丧失已得到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许多年来，环境和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他的信仰没有变，革命立场没有变，对党的忠诚没有变。就像罗青长同志所说，阎又文同志从参加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
后来我们想，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凭证，父亲就敢和王玉相认并重建联系吗？但据一些老同志讲，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往往只能冒险求证，也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求证对方是否是自己的同志。再说，父亲对王玉的话语和身份还是应当有一个基本的观察、分析和判断的。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王玉的衣服领子里缝着一封潘纪文的亲笔信。但如今知情的老人们都已故去，已无法求证了。
和父亲取得联系后，王玉在包头和几个商人开了家做皮货生意的货栈，持着薛启禄提供的往来于包头和归绥之间的空白介绍信，往返于平绥线上，与父亲保持着密切联系。
与党组织恢复关系后，父亲通过王玉向中央全面反映了抗战以来傅部的基本情况，傅与蒋的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倾向。父亲着重指出，傅作义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抗日名将，他积极抗日，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和谈，和平建设国家，是国民党中的主和派。他不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阎锡山都是有矛盾的。为了不被卷入内战，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曾四次向蒋介石提交辞呈，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虽然由于他身处的地位，难以避免地会被卷入内战，但是在条件成熟时，完全有可能站到人民一边。父亲强调了傅作义的特殊性，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
父亲完全了解党中央交给他的这一统战任务的艰巨性，同时，他也绝不愿意看到这支曾经和自己一同浴血抗击日寇的军队与八路军开战，手足相残。因此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促使和谈和联合。早在1945年底绥包战役后期，贺龙围攻包头，董其武守城，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父亲曾建议傅作义和中共和谈，率先在西北实现局部和平，傅作义也曾准备发出和谈电报。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却是北平和平解放及绥远起义的先声。傅作义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父亲说，如果当时和谈成功，后来的一些令人痛心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这里“令人痛心的事”，主要指的是1946年的集宁战役。
1946年7月底，聂荣臻与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傅作义援救大同，傅作义知道八路军“围城打援”的厉害，遂采用“围魏救赵”之法，东去攻打中共驻守的战略重镇集宁，以此来解大同之围。这一办法果然救了大同，却使自己与中共在集宁的守军及由大同赶来的援军胶着在一起，大战一场。虽然集宁战役傅方取得了胜利，但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
集宁战役后，傅作义找父亲谈了两次话，要父亲为他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兹事体大，父亲颇感为难。王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阎又文请他向中央请示。他向上级汇报后，一直请示到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后，中央同意父亲写这封公开信，并通过具体指示，让父亲打消顾虑，放开手脚来写。于是就有了那轰动一时的傅作义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傅作义在集宁战役胜利后得意忘形，要写信羞辱毛泽东。这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傅作义实际上一直是主和派和一定程度上的亲共派。集宁大战后，他望着战场上几万具双方士兵的尸体，心情是沉重的。父亲随同他视察时，他一直眉头紧蹙，他指示要把双方战士的尸体都好好掩埋，对双方的伤员都要妥善治疗和安置。他在战后总结会上说，我们的胜利只是一个侥幸。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需要给毛泽东写一封公开信，向毛泽东，也向全国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
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傅作义和父亲时，曾一语双关地称赞父亲的文章写得精彩，是个“秀才” 。不过，这封公开信也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入中产生了误会，使父亲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例如，父亲在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就因为这封信从此再也不登我家之门。甚至一些不明真相的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因此对父亲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像父亲这样长期工作和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共产党员，身处一种极其特殊的环境，担负着极其特殊的任务，往往必须去做一些与公开身份相符而与真实身份相悖的事情。这是由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党内的一些受“左”的思想影响的同志，甚至一些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却无视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隐蔽战线的同志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非难。另外，延安对父亲的指示是“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父亲严格遵守隐蔽战线的工作纪律，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结果却使一些地方党组织和部门对父亲产生了误解和不满。
和平功臣无名英雄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执掌华北五省的军政大权。此时父亲已是少将军衔，除了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总部的对外发言人等要职外，仍然继续做傅作义的私人秘书。虽然父亲早已身兼政治部门和新闻部门的要职，但傅作义总不愿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傅部的高层人士都知道，阎又文绝不仅仅是一般的秘书，而是傅的亲信幕僚和政治智囊。在傅作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中，虽然父亲的资历并非最深，职务也不是最高，然而地位却非同寻常。
1948年4月，中央社会部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由陕北迁至河北平山县。父亲和王玉的关系也转到中央社会部，由部长李克农和一室（情报室）主任罗青长直接领导。此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解放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三大战役，中央想摸清傅作义成为华北统帅后的一些基本情况。5月，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进北平与阎又文联系。父亲安排王玉住进了比较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向中央反映了傅作义的最新思想动态。父亲说，傅作义与蒋介石本来就是有矛盾的， 自去年以来，傅的思想更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腐败之象环生，使他十分痛心。他曾多次向蒋进言，建议蒋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但都没有结果，腐败反而越来越严重。傅对蒋封他的这个华北“剿总”总司令并没有多大兴趣，认为这是蒋要他来收拾华北这个烂摊子，因而迟迟没有上任。1948年初，傅作义去东北参加军事会议后曾对我父亲说，东北的情况使他寒心，武官怕死，文官贪财，县长可以用金条买到。傅作义叹道：“完了，真要完了！”父亲对王玉说，傅作义对蒋介石已经深感失望，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不会无条件地执行蒋的命令的。
事实证明，父亲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向中央汇报的情况是真实、准确和可靠的，对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人们知道，在辽沈战役中，攻占锦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仗，然而，在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林彪之所以不敢深入敌后去先打锦州，就是怕华北的傅作义全力援锦而腹背受敌被“包了饺子”。如果仅仅从军事上看，产生这样的顾虑合乎常理。然而，毛泽东却胸有成竹，让林彪放心，说傅作义精明得很，他是不会听蒋的话去援锦的。果然，在10月蒋要傅出兵援救锦州时，傅不愿全力以赴，只是敷衍和应付。徐向前元帅在1976年曾经对罗青长部长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这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1948 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军事紧急会议，制定华北集团的战略计划。为了保存实力和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要求华北集团撤到长江以南，并对傅作义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职，统帅那里的全部国民党军队。
傅作义当时已对蒋介石彻底失望，并不愿撤到南方为蒋防守长江，但是如果拒不执行这一计划，可能当时就会被解除兵权，扣在南京。薄一波曾经这样回忆这段历史：“当辽沈战役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败局已定之际，蒋介石就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压迫傅作义南撤⋯⋯蒋迫令傅作义亲去南京开高级军事会议，人们都意识到，当年张学良的命运要落到傅作义头上了。”
父亲照例是要随傅作义一起去南京的，如果傅作义被扣在南京，父亲也就回不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出发前傅作义就和我父亲商议了对策，即尽力说服蒋介石坚守华北。但因结果很难预料，因此也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父亲找来他非常信任的部属王彦生，说：“我要随傅先生去南京开会，有可能被蒋扣下。如果我回不来，这一家老小就托付给你了。”
在南京最高军事会议上，傅作义做出有信心坚守华北的姿态，表示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南撤。蒋其实也还有一分犹豫，不甘心立即放弃华北，见傅如此信心十足，也就同意暂缓南撤计划的实施。
11月初，中央军委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南京对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李克农和中央社会部的领导（谭政文副部长、一室主任罗青长和干部科长王珺等）极为郑重地找王玉谈话，派他第二次进北平找阎又文，限期两周拿回这一事关全局的重要战略情报。李克农对王玉说：“今天这样多的领导同志和你谈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时间的紧迫。”并让他转告我父亲：“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最后特别叮嘱：“切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阎又文，就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
这次任务重、时间紧，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不负重托，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央。根据父亲提供的这一重大情况，考虑到如果国民党在华北的60万大军撤往长江以南，将对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因此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下令东北野战军结束休整，立即入关，并做出了华北野战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华东野战军对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暂时围而不歼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以达到稳住华北敌军的目的。父亲及时准确地向中央提供的这一重要战略情报对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加快全国解放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这一系列战略调整的结果，也在实际上契合了傅作义将军留在华北的意愿，为傅拒绝南撤以寻求和平提供了借口。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是战、是走、还是和，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傅作义有一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分别找他的亲信们商讨，而第一个找的总是我的父亲。听傅部的老人们说，重大的事情傅先生都是先同我父亲商量，做了决定后才让其他人去执行。
父亲多次向傅详细陈述他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的战、走、和三条路，指出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方面，父亲建议傅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除了辅助傅作义先生安排部队监视和控制城里的中央军外，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的老友刘后同、杜任之以及社会名流刘同伟等人前去做傅的工作，并建议傅召开北平各界代表座谈会，听取民意。他多年来在傅作义的身边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就是为了在条件成熟时把傅和他的军队争取到人民一边来。如今时机已到，他希望傅先生和他的部属能走上一条光明大道。另一方面，父亲以他对傅作义和这支部队的了解，曾多次向中央强调傅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特殊性和争取傅部的可能性。父亲为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经过多方努力，12 月 17 日，傅作义派出崔载之作为代表，在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下，第一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但因双方距离过大，没有任何具体结果。傅作义感到双方的目标和条件相去太远，曾一度灰心，准备放弃谈判，坚守平津。尤其是新保安战役35军被歼后，傅作义的情绪十分低落，北平和谈随时面临着流产的可能。在这关键的时刻，父亲连续十几天不回家，和傅作义先生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他的身边，同时继续做他的工作，主张决不能放弃谈判、放弃和平。
在这期间，母亲生了重病，当时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的大姐还不到11岁。一天，傅冬菊守在傅作义身边，父亲才抽空回了一趟家，请人给病重的母亲治病。稍作安排，父亲即准备返回傅作义身边。当时大姐死活不让父亲走。大姐跟我们讲过，她哭着不让父亲走，母亲病得太重，家里没有主心骨。父亲抚摸着她的头说：“现在傅伯伯离不开我，我必须回去，你已长大了，要担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就这样，父亲匆匆安排了母亲治病的事就又匆忙赶回去了。后来母亲曾提到这次生病的事，说她当时生命垂危，但时值北平和谈最紧张的时候，非常关键，父亲只能陪在傅伯伯身边，必须以工作为重。
1949年1月5日，父亲和傅作义两人在中南海总部一直研究到午夜，终于决定第二天派周北峰出城进行第二次谈判。父亲当即给周打电话，并对夜间通行做了安排，派车接他连夜来总部见傅。这才有了第二天周北峰和张东荪前去河北蓟县八里庄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的第二次谈判，北平和谈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
八里庄谈判开始后，中央派王玉第三次进北平，找父亲了解傅作义的真实思想，以便使谈判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长期以来，父亲与傅作义先生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对他的了解很少有人能比。他向中央反映了傅作义的矛盾心理和思想状态。父亲指出，傅虽然身不由己参加了内战，但在国民党中是主和派。现在，他对蒋介石已经彻底失望，已经不愿再打下去了。但是，他又是一个十分珍惜名誉的抗日名将，性格刚直，重视传统的道德和义气。他并不在乎个人的生死、地位和出路，他的核心要求是在实现和平的同时，能够保全傅部的声誉，能使部下有一个好的出路，并希望找出一个对各方面都能交代得过去的办法。中央正是在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了傅的心理和思想活动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和修改了谈判的政策和方案，对傅的难处和要求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才使得后面的谈判能够顺利进展，从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
罗青长部长的回忆录还提到，父亲曾向傅作义建议，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去找叶剑英，以便进一步摸清共产党的态度。傅作义接受了这一建议，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邓宝珊，还有何思源和阎又文等人，叶剑英接见了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父亲遵照傅作义的嘱托，做了详细记录。傅作义看了父亲带回的记录后，终于同意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
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包括邓宝珊的第三次谈判和父亲代表傅作义与叶剑英的秘密谈判），最终对和谈的条件达成了共识。 1 月21日，受傅作义的委托，父亲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并达成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22日下午6时，父亲以傅作义的代表和华北“剿总”发言人的身份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召开有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北平和平协议”。
1949年2月22日，父亲随傅作义和邓宝珊去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受到他们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赞扬傅作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了大功，并与傅商谈了对绥远起义的安排。毛主席说，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把铁路接通，把贸易搞起来。然后再看董其武将军认为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中央确定了解决绥远问题的大政方针后，父亲便在西柏坡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人员商谈和制定了落实这一方针的具体计划。罗青长同志还单独与父亲进行了彻夜长谈。 24日，父亲与傅作义、邓宝珊等一起和周恩来合影留念。
1949年2月22日，阎又文（左6）随傅作义（左4）赴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后与周恩来（左2）合影。
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大振，要父亲为他起草了“北平和平通电”，并于4月1日发表。通电正式向国内外表明了傅作义“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态度。据当时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回忆，当通电在大会宣读时，全场沸腾，掌声经久不息。
推动绥远起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按照中央的安排，父亲又投身到辅助傅作义推动绥远起义的繁忙艰巨的工作中。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方的谈判代表，父亲自始至终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在协议难以执行和起义可能流产的关键时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排下，他随傅作义亲赴绥远，协助傅挫败了国民党的破坏阴谋，说服了广大指战员，并起草了起义的通电稿，促成了绥远九·一九起义的成功。
3月23日，林彪、聂荣臻、贺龙等人与傅作义在北平饭店商定，双方各出3人，组成“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谈判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中共方面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自3月25日起，父亲便以“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方谈判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开始了与中共代表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3位谈判代表中有两人都与父亲有着特殊的关系：张友渔（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是父亲在山西大学学习时的老师和在“中外语文学会”时的领导，潘纪文（时任绥蒙军区城工部部长）则是父亲当初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的谈判代表还有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的李井泉。
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和协商，双方终于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6月8日，双方在北平华北人民政府举行了《绥远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父亲作为傅方代表之一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根据双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基本精神，制定了6条17款的实施方案。《绥远和平协议》的签订使绥远起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是绥远起义的第一个重大里程碑。
1949年6月8日，阎又文（左2）作为傅作义方面的谈判代表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
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以及父亲和周北峰等傅方谈判代表。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绥远方式，就按你们定的条款办吧。
然而，国民党方面也开始对起义进行阻挠和破坏。阎锡山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企图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架空董，同时利用绥远部队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位拉拢和分化一些军官，企图挑起叛乱，夺取董的军事指挥权。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到达包头直接指挥对起义的破坏活动，加上绥远部队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意见分歧，形势十分严峻。董感到自己已很难控制局面，不得不向远在北平的傅作义求援，认为只有傅作义亲莅绥远，才能保证起义的成功。
接董的电报后，傅作义与父亲研究了绥远的紧急局势，父亲也认为只有傅亲赴绥远才能化解危机挽救起义，但是绥远当前仍属国民党的地区，傅回绥远就等于又回到了国统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得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于是，父亲为傅作义起草了在绥远起义历史上十分重要的7月14日致毛主席的那封长信。该信报告了绥远的紧急形势，阐述了自己（即傅）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汇报了这一段读书学习的心得，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最后，坦率地向毛主席提出：（绥远的）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锡山）利用，对董其武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请派人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
该信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信发出后仅仅两天，7月16日下午1时半，毛主席即约傅作义和邓宝珊前往谈话。下午4点多钟傅作义先生回来后，高兴地对父亲说：“毛主席说：‘信上的意见很正确，和我们共产党人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也证明你半年来读的书很多’。”他还说：“关于绥远问题，主席指示，军队都编过来，如果够两个军就编两个军，我说还有骑兵，主席说有骑兵也好，都编过来，政治上军事上的经费都由人民政府负责。并当即指定薄一波、聂荣臻拟定具体方案。”同时，毛主席也主动提出是否傅、邓需要亲自回绥远，并建议先确立一个名义。傅十分兴奋，谈了会见情况后，即让父亲拟出一个绥远的军事和政治的实施计划概要，决心亲赴绥远，早日促成起义。
7月下旬，绥远的局势进一步恶化。7月24日晚，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被反动分子杀害。由于种种原因，在未接到华北局指示的情况下，中共联络处主要领导及132名工作人员于26日撤回绥东，只留下包括通讯员在内的4名人员。更有甚者，党内“左”的思想开始抬头，有的人对父亲表示出不信任，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傅作义的基本估计产生了怀疑，对党的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发生了动摇。
7月底，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抵陕坝，召见董其武、孙兰峰等人，逼董交出部队指挥权，西撤军队。至此，董其武已经很难控制局面，直到8月，起义不但仍然迟迟不能实现，而且随时有流产的危险。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毛主席毅然决定，委托傅作义立即亲赴绥远，突破艰难险阻，促成绥远起义的早日实现。8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再次接见傅作义，叫父亲同去。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和薄一波。毛主席强调“绥远方式不变”，并对傅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宜生，你去解决，同邓宝珊先生去绥远走一趟。”并转而对父亲说：“你们也一同去，都去，去帮助。”
同时，毛主席也召见了中共在绥东的有关领导，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做通思想工作，指示他们对傅作义的基本估计不能变，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决心不能动摇。毛主席强调：“联络处不能撤出归绥，继续促使绥远局势好转，‘绥远方式’不变，一切往来照旧。”
在这两次接见中，毛主席都正式提出，绥远起义后不像北平那样设军管会，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主席。这两次接见充分显示了毛主席对傅作义的巨大信任及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决心，同时也显示了毛主席对我父亲的巨大信任和对他的工作的充分肯定。
8月23日，傅作义、邓宝珊在父亲和其他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由西直门火车站启程赴绥远，聂荣臻和薄一波等华北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到车站送行。傅作义抵绥后，分别与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高级将领进行了晤谈，令孙、刘即赴包头监视和镇压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活动。然后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由东向西逐步推进，传见营以上官长，并与士兵直接见面，发放慰问金。针对官兵们的思想和态度，进行说服教育，消除疑虑，统一认识。同时会见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稳定军心民心。父亲负责安排傅每日的行程和活动，协助傅与官兵和各界接触，并负责与中共绥蒙省委、华北局及北平方面联系。
8月31日，父亲与王克俊给中共联络处鲁志浩发去一封信，通告了傅作义抵绥后进行的工作。信中说：“傅先生连日系用三种方式掌握部队：1．传见官长；2．与士兵直接见面；3．由东向西逐步推进，团结军心民心。现已将归绥、萨县附近部队基本上予以掌握。包头驻军调整后，即可控制包头秩序。”
9月3日，父亲又和王克俊联名给中共绥蒙省委书记高克林、省府主席杨植霖和城工部长潘纪文发去一信，报告了事态的进展。信中提到蒋介石给傅发来电报，要派飞机来接傅去重庆晤谈，李宗仁给董来电表示他要亲自北来与傅晤谈，阎锡山也给孙兰峰来电邀傅到穗晤谈，同时提到“包头连日散发各种侮辱传单，⋯⋯包头特务现正阴谋利用尚未和傅先生见面之少数干部及部队，企图将傅先生劫持离绥”。
傅作义从归绥到美岱召后住在一个小教堂。一天，张庆恩突然从包头乘压道车赶到，带领一些特务要见傅。父亲见此情况，马上令卫士们护卫在傅作义先生的左右，寸步不离。张只好说：“我是来转交广州政府电报的。”傅接过电报后立即叫人：“赶快送张主任去车站，别误了回包头的火车。”傅等于下了逐客令，张只好悻悻地走了。还有一次在包头中学操场检阅部队之前，警卫部队做安全检查时，在一个窗口发现一挺阴谋分子架设的机枪。傅作义知道后镇定自若，泰然处之，仍然下令按时开始检阅。无论是威胁还是利诱，都没有动摇傅作义先生推动起义的决心。
9月11日，父亲为傅作义起草了致薄一波、聂荣臻的电报，提出了为最后解决绥远问题而设想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薄、聂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于9月14日复电完全同意。
9月 14日，傅作义让父亲为绥远起义拟写一个通电稿。在当时的中国，通电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类似政治宣言的文件。自辛亥革命以来，像起义这样的重大事件都要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事件的发生，说明事件的原委，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能不能成功地发出起义通电，绥远的军政要员们能不能在通电上签字，直接关系到绥远起义的成败。
父亲完成了通电的初稿后，傅作义先生很满意，对父亲说：“给其武看一下，看看他们的意见。这个通电毕竟是要他们签的。”第二天上午，父亲和董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一起修改了初稿，加上有关内容，并将稿子誊清发往北平批准。
9月18日上午，绥远的军政高级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董其武首先在用虎皮宣纸缮好的通电上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用一个小茶碗扣在自己名字的后面。人们知道，这是为孙兰峰保留的位置。
孙兰峰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跟随傅的时间甚至早于董其武，是傅作义麾下的著名悍将。当时孙任驻包头的九兵团司令官，是仅次于董其武的绥远第二号实力人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起义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傅抵绥后，找他做了两次长谈，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讲解绥远方式的宽大精神，耐心说服规劝。然而他似乎仍有顾虑，甚至在签字之前托病住进了医院。如果孙不在通电上签字，绥远起义就算不上是一个完全成功的起义。
19日凌晨，傅作义派父亲前往医院，转达他对孙的肺腑之言，尽最后的努力说服孙参加起义。父亲到医院后，对孙转告了傅作义的如下一段话：“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我们共事多年，同甘共苦。我认为现在我们走的是最正确的路，切盼我们一起走。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么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那个部队去。我们从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孙听后流下了热泪，立即给傅作义打去电话：“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1949年9月19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以董其武为首的39位绥远军政高级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签字的起义通电终于成功发出。
9月2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并发出了以他和朱德名义的复电：“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也发来贺电：“我们于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希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密切合作，⋯⋯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绥远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绥远起义后阎又文与董其武（左 1 ）合影。
绥远起义后，中央遵循事先的承诺，没有实行军管，而是建立了以傅作义先生任主席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傅方9人，中共方面7人。同时，双方军区和双方省政府合并，成立新的以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兼）的绥远军区，新的以董其武为主席、中共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的省政府。新的军区和省政府都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工作。
绥远解放后，父亲留在绥远，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在改造旧军队、改造旧政权的工作中，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遥远而又亲近的父亲
解放后，父亲先后在绥远军政委员会和绥远军区、志愿军第23兵团司令部、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央水利部、中央农业部任职，是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是，他的公开身份一直是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和高级民主人士。父亲的身份之谜直到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解开，这时，父亲去世已经整整31年了。
1993年北京市公安系统举办老同志春节联谊会，王玉叔叔在会上见到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位老同事、原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20世纪60年代时，我们的二姐曾经在市公安局工作，是这位领导的部下。在聊天过程中，这位领导无意之间谈到了父亲及二姐。王玉叔叔听后十分感慨，说这么多年了，阎又文同志的身份应该解密了，我就是当时中央与他的联系人啊！我一直在寻找这一家人，苦于没有头绪。之后，王玉叔叔带我们去罗青长部长家里，向我们讲述了父亲的许多事情，我们才知道了父亲的真实身份和为民族解放及新中国的诞生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1997年，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 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父亲的真实身份和有关历史才第一次公诸于世。罗部长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评价父亲：“同许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一样，阎又文这个名字不仅不为他同时代的人所熟知，更不为现在的年轻人所了解。所幸的是，历史的时钟走到了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场的较量。我的战友阎又文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一位杰出的战士。”
罗青长部长在他的文章结尾写到：“在又文同志诞辰83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不禁想起毛主席在《咏梅》诗词中所赞美的这样一种人：‘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如果又文同志在世，定会和我们一样无比高兴，‘拼却老红一万点，换将新绿百千重’。阎又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对父亲既有敬佩、感动，又夹杂着一些遗憾和惋惜。我们六个孩子的人生走向，因为父亲身份的不公开，都在关键时刻被彻底改变了。回顾我们六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面临政审的关卡时，都被卡住了。政审一关过不了，个人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对我们来讲，这是人生的一种毁灭性的逆转。而真相解开后，我们的年龄都已临近退休。
父亲很少向我们谈工作的事，偶尔听到一些事情，也是母亲告诉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水利部工作，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听母亲说，父亲非常勤奋、刻苦，每天晚上下班时就已11点左右，父亲一定要先学习再睡觉。不光学水利工程知识，还要学俄语。父亲在大学期间系统地学过英语，水平很高，曾经在“中外语文学会”负责接待过史沫特莱，但从未学过俄语。然而经过短时间的刻苦学习，在1956年随傅作义先生去苏联考察水利建设时，他就已经可以直接和苏联专家用俄语对话了。
小时候，家里条件差，一个屋子里面，一边放张床，不远的地方就是张桌子，供全家人吃饭用。每天早晨，天不亮，我们还缩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就能看见父亲坐在桌子旁边的背影。他总是早早地吃早饭，然后就匆匆地上班了。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永远留着父亲清晨吃早饭的背影。晚上，我们很少见到他，因为父亲很少在我们睡觉之前下班回家。那时候，心里老有一个疑问：父亲一天到底要工作多长时间？为什么那么晚都回不来？
哥哥告诉我们，1959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新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建国10周年国庆文艺晚会，毛主席陪同赫鲁晓夫到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出席了。父亲也收到了落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的烫金请柬，但是他却因为晚上工作离不开而无法出席，临时打电话回家，叫我哥哥拿着那张请柬代他去了人民大会堂。类似的事情还有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那是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在新建的十大建筑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还有我国首次举行的盛大团体操表演。毛主席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出席了，而父亲又是因为工作离不开而叫哥哥替他去了。哥哥一直感慨：“怎么父亲的工作总是离不开呢？”
父亲在水利部工作时，每天坐部里车上班。我们上学的路和父亲有一段是顺路，但父亲从未让我们搭过他的车。我们一直都是背着书包看着父亲的车从身边开过去，目送父亲乘着汽车远去。奶奶很喜欢看戏，父亲都是叫来人力车让奶奶坐着去看戏，从未用过公家的汽车。父亲带我们出去玩也都是坐公共汽车。春节时去大会堂参加游乐活动，父亲的请柬是可以带全家人去的，但父亲也都是带我们挤公共汽车去。听大姐讲，小妹妹那时年龄小，在车上经常被挤得哇哇大哭，父亲就把她扛到肩上。20世纪60年代，国家石油供应非常紧张，父亲就把公派车主动退掉了。之后，他一直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阎又文在木棉树下留影
1956年，父亲到广东开会的时候，在木棉树下拍了一张照片。照片背面题有一首父亲有感而发的诗：“独怀凌云志不凡，干高枝大拔群巅。阳春三月花似锦，英雄树下赞木棉。”在阳春三月繁花似锦的时候，父亲没有以百花争艳为背景照相，而是在那“干高枝大拔群巅”的木棉树下留影；没有去欣赏和赞美盛开的百花，而是写诗赞美那“独怀凌云”的英雄树（木棉树又称英雄树）。父亲借物咏志，抒发了自己超凡脱俗的胸怀、崇高的境界以及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我们觉得，读懂了这首诗，就读懂了父亲的历史，读懂了父亲的一生。（文章来源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不仅是血缘的传承——听父辈讲那过去的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224页）
木棉树照片背后的题诗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临危受命，任中央农业部粮食油料生产局局长，主管全国的粮食和油料生产。我们家有6个孩子，当时都在长身体，和北京城里的百姓一样，粮食不够吃，全家经常在月底就没米下锅了。大姐得了肺结核在家休养，母亲和哥哥都因缺乏营养而浮肿。而家里的晚饭只能每人按定量分一碗稀粥，父亲也不例外。作为高级干部，父亲是有特供证的，但是他却不允许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老百姓的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怎么能吃特供！”
那时，灾区的情况要比北京严重得多，天灾加入祸，农村发生了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父亲长年奔波在灾区的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母亲说，父亲是很坚强的人，从不轻易落泪，但与母亲谈到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惨状时，常常痛心地流下热泪。父亲到灾区视察和工作时，常常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农民群众的家里现场办公，直接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流着眼泪扶起跪倒在他面前的百姓，坚决果断采取措施，当场拍板解决问题。在灾区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总是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当地农民吃什么，父亲就吃什么，绝不搞特殊。在安徽的3个月，父亲都是饿着肚子工作，几乎吃不到粮食，只能煮红薯秧来充饥，能吃到两块胡萝卜头就很不错了。有一次到某地，当地午饭已过，特意给他做了点面片汤。当父亲知道其他人吃的是红薯秧子汤时，就把这碗面片汤分给了当地的孩子。由于他长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从安徽调查回来就病倒了，再也没有能够起来。
1962年的9月25日，天是阴沉沉的，在日坛医院，父亲静静地躺在棺木里，身着他那套每年五一、十一上天安门观礼台时穿的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他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告诉我们他不愿意走。他离不开曾用生命保卫的北京和华北人民，离不开还在等待援救的全国灾区人民，也离不开他那年迈的母亲、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奶奶用她那双瘦弱颤抖的手去抚平爸爸的双眼，但他仍然没有完全闭上眼睛。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还有很多的话要对亲人们说，而残酷的病魔却夺去了他年仅48岁的生命。
父亲走了，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国家，献给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不求名、不为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英勇奋斗，为了人民的利益默默奉献。他的崇高品德和为国为民奋斗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的那一段历史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2008年，父亲的事迹被收入国家安全部政治部编辑的《无名丰碑》纪念册。他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树立着一座无名的丰碑，在人民的心中永远树立着一座无名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