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来信：冲击国会山的那些人值得同情吗？

一月六日之后，美国学界和主流媒体都在讨论国会山闯入者的身份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事态还在发展，太多问题尚无定论，但特朗普、阴谋论、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却无疑是此次事件的核心关键词。作为身在华盛顿的美国史研究者，我虽然没有亲历这次事件，却体会到群情激愤背后的深刻无力感：四年前的学界、媒体已经误判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实力，四年之后的一月六日，电视屏幕前的人们依然对国会山闯入者知之甚少。

事件爆发当夜，我的美国朋友坦承，自911事件以来，自己还没有因为国家大事而如此痛苦过。这种痛苦当然来自陌生：闯入国会山的人群也是美国公民，却做出了公众前所未见的暴力行为，公然破坏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民主选举、和平权力交接。对我来说，这种“陌生”恰恰是问题的关键：在美国民间思想市场混沌不清的当下，党同伐异非常容易，同理心却越来越稀缺。我一直相信，同理心是历史研究者的看家本领，于是写下这篇文字，和读者探讨这份信念的困境和未来。

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大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来到国会进行抗议，其中有人冲进国会内部，使得国会确认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程序暂停。

国会山内外的平行世界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一月六日下午三点，我的朋友、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兵在脸书的好友群中惊呼。那时候，特朗普支持者已闯入国会大厦，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增援还没到场。我赶紧打开ABC的网上直播，发现电视台正在反复播放几个画面：闯入者坐在参议院主席台后面的皮椅上大吼、国会大厦基座部分被不计其数的特朗普大旗和人潮覆盖、美国首都上空直升机盘旋、通往国会山的街道拥挤不堪。很快，闯入者击碎国会大门玻璃的录像片段传来，主持人的画外音是：“这里不是乌克兰、不是白俄罗斯。这里是美国。”

追责行动很快开始。联邦执法部门已拘捕上百人，同时锁定了更多人的身份信息；每天数以万计来自民间的线索被汇集到联邦调查局手上，帮助执法者识别闯入国会大厦的那些面孔和身影。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遭到两次弹劾的总统，弹劾案十四日已在美国众议院通过。惊魂未定的议员们，即将在拜登上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把聚光灯照向特朗普及其班底过去四年来的言行。

翻越众议院议长大厅（House Speaker’s Lobby）入口时被警方击毙的三十五岁美国空军退伍兵艾希莉·巴比特（Ashlie Babbitt）， 当然也有人纪念。右翼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开启了#说出她的名字#活动，尽管最早使用这六个字的，恰恰是右翼人士的反面：五年前，它们曾被用来纪念死于警暴的黑人女性。不过新的纪念创意也在萌生：右翼群体给巴比特画了像，画中人肤色洁白、温柔美丽,刚被角落里的冷枪打中而翩然“就义”，美国国旗正从左手滑落；也有人制作了以巴比特为原型的自由女神标志，背后是鲜红的国会山穹顶，黑底白轮廓，风格极简、意在鸣冤招魂。

艾希莉·巴比特生前是阴谋论组织Q匿名者（QAnon）的追随者。该组织认为近三十年来，除了里根和特朗普时代之外，美国权力中枢长期被敬拜撒旦、嗜好娈童或支持虐童的特权阶层把持。在巴比特殒命的狭小楼梯间里，阴谋论者众声喧哗：极右民兵组织扛着独立战争时期的加兹登旗、白人至上主义者扛着曾经捍卫过奴隶制的内战南方邦联旗、Q匿名者穿着标有所谓机密档案级别Q字的文化衫、特朗普铁粉们则挥舞着各式各样写着总统名字的旗帜，戴着“写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字样的红帽。他们互相推搡、挤在一处，枪响后静了一霎，继而喊叫声又起。

拍下上述场景的人不止一个，但这几天最受媒体关注的，是一个游走于左派和极右运动之间的视频博主、年轻人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据华盛顿邮报十六日的报道，沙利文事后声称自己进入国会大厦的目的是记录整场事件，而非“参与”。熟悉他的左派活动家却说，他去国会山只是为了给自己涨粉、抢头条。

当天最乱的时候，特朗普本人缩在角落、没有声息。六号上午，他曾对支持者喊话，再次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号召他们向白宫进军，阻挠确认拜登胜选的国会议程。之后的他在社交媒体保持少见的沉默，直到下午四点多钟、乱象无法挽回的时候，才姗姗来迟、对支持者说：“要和平，回家吧。我们爱你们，你们是独一无二的。”

特朗普时代的阴谋论，就这样骑着宪政民主的“合法性”，扭曲了“合法性”三个字的政治学定义。

从“民主”到“民粹”、从“平等”到“反智”

国会山闯入者已经被美国政府定性为极端分子，但极端主义者从来不仅限于右派。1971年，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倡导将暴力革命引入美国、并被联邦调查局定性为国内恐怖组织的极左派别“地下气象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简称WUO），就曾在国会大厦参议院一侧引爆炸弹，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1983年，女性主导的“5月19日（M19）共产主义组织”又一次在国会大厦北翼引爆炸弹，造成约25万美元的损失。

左派学者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的名作《民粹主义的劝信历程：一部美国史》（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认为，左右两派历史上曾经共享一种民粹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从殖民地时期滥觞，至今不变其“推崇平民智慧、警惕政商权威”的本色。卡津这本书二十多年来屡次再版，最新封面设计，是美国国旗加上两个剪影：以书名为分割线，上方的剪影是半生推广社会公平理念、对美国政党政治和巨富阶层批判甚多的伯尼·桑德斯，下方则正是自己毫无敬畏、却靠阴谋论和福音派保守主义话术取信于民的特朗普。

卡津观察到，自1890年代美国人民党昙花一现之后，“那些用经济学理念看待美国普通人的群体、和那些将人民看作上帝之子的人士之间的鸿沟，就再没有真正弥合过”。随着美国六十年代社会矛盾凸显，左派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经理论，与相对开明的宗教组织保持和而不同的关系，几十年来推进劳工、民权、性别平权等运动，但也发展出地下气象组织这样的极端成员；右派则日趋保守，与福音派保守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思潮越走越近，直到美国蓝领阶层的生活日渐凋敝、悠久的反智主义开始将目标转向高科技产业、阴谋论在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沉渣泛起。

《民粹主义的劝信历程》新版书影不过即使在当代国际社会，美国极右分子还是有些与众不同。众多大国开始“右转”、国家主义威权被日益神圣化、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今天，国会山闯入者虽然相信阴谋论、相信选举被所谓的“深层国家”“盗窃”，却既不反对民主制本身、更不热衷于美国政府的扩张。恰恰相反，他们来到国会山的动机可能千奇百怪，却都与对抗政府干预、捍卫民间自治有关；闯入者虽然以欧裔美国人为主，却也不乏拉丁裔、非裔、甚至亚裔美国人。事后遭抨击最多的种族主义，当然是其中最危险的一条支流，但与其说种族主义引领了这场骚乱，不如说是阴谋论和总统误导了大批普通选民，煽惑他们效法总统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以受迫害妄想为武装，通过霸凌他人选举权的方式、维护自己的选举权。

在我看来，目前最严重的危机不在美国民主制本身，而在当代美国平民思想市场的混沌。今天走上街头反疫苗、反对拜登上台的民众，那些认为福奇博士“不是医生”、只是大公司、大政府利益代言人的抗议者，已经不太习惯用左右界定自己，而往往以“真正的爱国者”自居、向他们眼中的一切敌人开战。他们所恐惧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或许来自影视剧、科幻小说、甚至电子游戏的浸染，但支撑这种恐惧的理念，却依然和“推崇平民智慧、警惕政商权威”的传统有关。民主与民粹、平等与反智之间的界限向来“易攻难守”，特朗普支持者相信荒诞不经的言论，其背后是美国史上平民阶层长期对知识精英的怀疑、对权力集中的抵制。

阴谋论的传播，总是泥沙俱下、扭曲逻辑中掺杂几句真话。左派强调的“美国劳资矛盾”、“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现象由来已久，自然成为其中要素；而阴谋论者劝信时经常使用的流行文化因素，更加深了人们对跨国公司垄断一切、甚至外星人控制权力中枢等叙事的印象。与此同时，所谓的“真理越辩越明”，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失效：社交媒体的兴起一方面催生了可以用算法塑造舆论的大公司，另一方面削弱了媒体的“自净”能力。曾经在平面、街头、电视上激辩的人们，越来越活在自己的平行世界里。

平行世界带来更多混沌、更多隔膜，因为每个自说自话的群体，都有充足的条件“圈地自萌”、“党同伐异”。生逢此时的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埋首故纸堆，选择条理相对清楚的论题，避开布朗运动般不眠不休的思潮杂交派对。国会山闯入者中间，有退伍老兵、有立法者、有CEO、也有生活极不如意的小店主、小职员和劳工阶层。把他们粘合在一起的阴谋论，挑战了学术世界中关于阶层、族裔、性别的固有分析逻辑。但或许，最令历史研究者痛苦的，还不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媾和过程，而是阴谋论本身可怕的贫瘠：它是如此浅显、如此干瘪、如此生生不息、又如此令人无语。

不戴口罩的民众和闯入国会山的民众，在“反智”这个特点上高度重合。美国疫情蔓延、官方与民间对话频频失效的此时此刻，国会山外的反智和民粹，迸发出一种“敢把权威拉下马”的狠劲；而对话的努力，则像极了希腊英雄西西弗斯推向山顶的那颗巨石。

同理心的尺度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还没准备好对阴谋论者嗤之以鼻。每次读到档案中底层人的笔迹时，我都坚信这些稚拙文字的背后不乏灵性，更确信他们的作者也曾和所有人一样努力生活过；阴谋论者也一样。迈克尔·卡津在一次讲座上说过，每个用心的历史学家都难免带点自由主义倾向。我想他说的意思，也跟同理心有关：一旦用心去探究人类历史上普通民众的复杂性，就不太可能得出拒绝包容的结论。

可悲的是，六号涌进国会山的人群中，间或出现了持法西斯主义观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而在2017年8月12日的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聚集在当地“解放黑奴纪念公园”（Emancipation Park）的右派人士中，也有肩扛纳粹旗帜的人。国会山上出现的准军事主义者全身披挂、带着对讲机，他们背后的反政府主义倾向颇具规模，可以追溯到越战时期老兵的积怨，甚至早在1903年就失去了联邦政府支持的私募民兵传统。不过，日前接受采访时，美国政府的调查人员宁愿相信，全情投入到新纳粹事业或暴力夺权的极端分子，在国会山上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是被阴谋论和总统号召裹挟进来的普通公民。

面对极右翼的极端政治行为，历史学家还有勇气拿出“同情之理解”吗？部分闯入者正在成为极右翼组织中的英雄，这段鸡同鸭讲的历史过程该如何书写？如果有人把杰斐逊的“自由要以爱国者和暴君之血来浇灌”挂在嘴边，输出的却是充满种族仇恨和被迫害妄想症的“白人民族主义”，他们是否就失去了被历史学家平等对待的权利？

闯入者即将面对法律制裁，而历史研究者对这次事件的书写，则几乎必定与司法判决的特点相反：历史书写要面对纷繁芜杂的平庸之恶和有意之恶，在无数细节、断裂和争议中重新发现值得提炼的脉络。史家有责任用平视的眼光，向问题的来处、未来的前言发起冲击：国会山闯入者来自哪里？他们思潮背后的大江、小河从哪里发源、又在何处汇聚？在冲入国会大厦之前，他们都尝过什么味道、度过怎样的人生、接触过哪些群体？

不少美国历史学家从内战重建史出发，分析国会山事件的源流。著名史家埃里克·方纳在《国家》杂志上撰文，强调今年一月六日的骚乱，让内战时捍卫奴隶制的南方邦联旗第一次有机会在国会山内部展示。重建史家格里高利·唐斯（Gregory Downs）、凯特·梅索尔（Kate Masur）也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合发声，回顾了内战以来南方社会对黑人选举权的历次暴力压制。他们反驳拜登公开讲话时重复的“美国不是这样”，认为国会山事件恰恰揭开了美国种族关系史上贯穿古今的丑恶一面。

唐斯曾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出版了关于重建时期军事占领的著作，探讨北方军队在南方社会改造过程中难以逾越的观念、社会、资源局限；迈索尔早年研究首都华盛顿的重建过程，深入思考解放黑奴后联邦政府如何做出种种平权的实验，又如何受制于十九世纪平等观的边界，因而最终没能兑现战后初期关于种族平等的承诺。他们学术研究的关键词是“历史局限”，但他们的时事评论则着重描写残酷历史的当代延续，劝告有心人注意美国民间长期存在的恶性遗存。

重建时期的美国史异常复杂，方纳以来的史学观点却大同小异。史家特别强调非裔美国人的能动性和领导力，把重建失败的核心因素归结在内战后联邦政府的失策上：惊天动地的大改革面前，那一代决策人辜负了被解放的黑人奴隶，没有做到“除恶务尽”。在这套历史叙事中，联邦军队陆续撤出南方后，黑人民权很快遭到打压，种族隔离制度逐步确立，美化老南方的“败局命定论”甚嚣尘上。无视种族平等的南北和解叙事，在《乱世佳人》风靡全球的时代占据了美国内战历史记忆的主流。史家普遍认为，重建虽然埋下了民权运动的种子，却因为错失了“除恶务尽”的机遇，而大大推迟了美国种族平权制度的熟成期。

可惜历史复杂性本身，恰恰是“除恶务尽”的最大敌人。1876年，格兰特总统班底的腐败丑闻已经人尽皆知，北方此起彼伏的劳资矛盾引人瞩目，而总统大选结果的争议，则把南北矛盾激化到一个令人警惕的爆点。在新总统拉瑟福德·海斯入主白宫前，出身行伍、即将卸任的总统格兰特调动七个连拱卫首都，一艘军舰也开到了华盛顿东南侧的安那考斯提亚河上，防止不承认选举结果的民众从马里兰州跨河进攻。在就职演说中，新总统海斯竭力淡化党派政治的分歧，认为“合众国总统的当选，自然归功于某个政党的选票和积极争取……但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如下事实：只有能最好地为国家服务的人，才能最好地服务于其党派。”

海斯对 “国家”的强调，与拜登承诺“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并无二致。与重建末期的海斯一样，拜登试图弥合特朗普时代的深刻裂痕时，也不仅需要雷霆万钧的手段，更需要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践行可能遭遇唾骂和枪炮的同理心。

特别远、非常近？

国会山闯入者中，有不少年轻而热切的面孔。他们让我联想起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张年代久远的肖像照。这幅照片曾经刊登在1931年的《柏林画报（the 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封面，主人公是《意志的胜利》导演莱妮·瑞芬施塔尔。画中人时年二十九岁、高傲美丽，凭借强健体魄和意志力、穿着背心短裤在山巅滑雪，竟然额头见汗。

1936年，这组滑雪照里的另一幅图片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下配一行秀雅小字：“希特勒的莱妮·瑞芬施塔尔”；大西洋另一边，作为纳粹宣传机器宠儿的莱妮，正因为元首的青睐而激动不已。此后二战爆发，纳粹主义借着瑞芬施塔尔光彩夺目的宣传作品祸乱人间，直到1945年才烟消云散。滑雪照拍摄者、犹太裔匈牙利摄影师马丁·芒卡西，则在1933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后半生创作了大量展现人类自然美的摄影作品。

时代周刊封面，1936年2月17日。瑞芬施塔尔那副野心勃勃的肖像，与当代世界之间究竟距离多远？国会山事件的种种迹象表明，答案恐怕是“特别远、非常近”。“特别远”是因为，奥斯维辛之后，极右翼已无法吸引瑞芬施塔尔这样的天才，而特朗普的种种言行虽然透露出此人对极右翼的同情（如夏洛特维尔惨剧后拒绝点名谴责施暴组织），他自己却并不具备二十世纪大奸大恶们的心机、意志力和坚定的反人类思想。信奉强人政治的瑞芬施塔尔如果看到特朗普四年来的所作所为，恐怕会轻蔑一笑、弃之如敝屣。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仇恨、种族主义、党同伐异的幽灵，确实在过去四年里，通过特朗普及其班底的加持而登堂入室。

值得庆幸的是，国会山固然让问题再次激化，历史学家和其他细心观察者们却知道问题由来已久。史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963年就已写出关于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经典作品，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至今依然不断探究平民阶层对“复杂性”的惧怕和抵制。针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研究，也已进入跨国史领域：卡特琳·贝卢（Kathleen Belew）的《把战争带回故土：白人权力运动与准军事主义美国》（Bring the War Back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就尝试破除公众对极右翼组织碎片化的印象，梳理了极右翼在美国、欧洲、英联邦成员国之间共享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历程。

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还在推，历史学家的求知之路还在走，坚持与未知对话的人们，还是不会因为频发的恶性事件，就否认对话的意义。

国会山闯入者和匆忙避难的政客中间，不乏父母、朋友、同事，也不缺佣兵、骗子、野心家。他们中大多数可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少数人却可能成为未来的小独裁者甚至杀人凶犯，做出比一月六日更令人齿冷的事来。拜登就职典礼时，驻守国家广场周边要道的美国大兵在春寒料峭里挨着冻，五十个州的首府也严阵以待、不敢大意。但无论二十号以后的历史走向何处，我都相信历史学家的同理心和英雄主义会延续下去，相信在最后一批尝试与阴谋论者对话、对残酷历史温柔相待的人群中间，会有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