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 疫情下回国:我在这头被隔离,父亲在那头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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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 疫情下回国:我在这头被隔离,父亲在那头做手术

2021年01月14日 10:55:06
来源:在人间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严防境外输入”是中国自2020年3月份以来的防疫重点。随着国外疫情蔓延,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2020年11月6日起须凭双阴性检测证明登机。12月30日又多了一条新规:非紧急,必要情况不可旅行。

华裔摄影师金峰现居比利时,2020年11月中旬从比利时回国。彼时,总人口1143万的比利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一度接近2.5万人,而同期国内每日新增人数不足百例。从他的视角和照片,我们可以一窥国内和欧洲的防疫差异,以及严防输入背景下,他的回国路。

我的手机响了,这是一通从上海打到比利时的电话。弟弟告诉我父亲得了癌症,需要我速回国帮忙做种种医疗决策。这是2020年11月,我身处正在被新冠病毒肆虐的欧洲。中国的入境政策随着疫情的轻重不停微调,就在前几日,中国使领馆刚发布新规:所有欧洲入境的乘客,需要提供登机前48小时内的“双阴性检测”结果。

大部分航班都取消了,我买到一班周一的机票,那意味着我要在周六做测试——而周末大部分化验室都没有开门。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家昂贵的荷兰化验室,花了190多欧元在当晚拿到检测结果。我随即将这份检测结果连同个人数据,通过APP发送给中国领事馆,等待的过程很紧张,因为你不知道审核的结果会怎样,如果中国领事馆不承认这份结果的话,一千多欧的机票也就打了水漂。幸好领事馆动作很快,3个小时内给了我答案,我的二维码从红色变成了绿色。幸好我是中国人,因为那时所有比利时人已经被禁止前往中国。

许多中国人认为欧洲国家不愿控制疫情,也没有能力控制疫情。事实上,欧洲的防疫政策要经过多轮讨论,反应不像中国那么快;欧洲有很多小国家,有不同的政治角度,有时也有不同的防疫政策;欧洲政府更希望人民自律,不需要政府强硬的管制——但是很多时候发觉,其实人民没有政府所希望的那么自律。但欧洲这边对邻居都很友好,我们有一个邻居夫妇疑似感染病毒后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让他们留在家里,如果没有严重的呼吸问题不用去医院。那段时间我天天给他送饭,放在他家门口,并通过WhatsApp问候他们情况,如果需要买药,我们会帮他们买药。两个星期后他们痊愈了。

这一年里,夏天,我在瑞典,度过了一个轻松的盛夏,瑞典可能是全球最放松的国家,似乎只有神经质的人才会担心新冠病毒。秋天,我在比利时和荷兰。荷兰一般,比利时比较谨慎。每个国家的态度都很不一样。

在花了两周时间准备好登机所需的一切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登机时被吓了一跳。

我以为空中的乘务员们会面带微笑身着统一制服,然而我看见机组人员,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服。是我危险还是他们危险呢?我应该像他们一样吗?

大多数中国乘客也都全副武装。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双阴性检测结果登机——这架飞机肯定是欧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他们听从指示尽量待在座位上,甚至不少人在12小时的飞行中避免上洗手间。我也放弃了去洗手间,周围人的反应动摇了我的信心

途中,我和一个穿防护服的空姐聊天,她的跨境工作在疫情期间变得尤为残酷。她和机组的同事们不能在漫长的飞行过程中脱下防护设备——最好是穿上成人纸尿。他们的使命是将病毒挡在疫情暂时稳定的中国国境之外。

这套衣服让我们来回飞行不用隔离14天”,她说,“但穿着它工作太可怕了。”

飞机降落后,海关人员筛查飞机上是否有人生病。我们的航班全员顺利下机,我们像一条流水线那样进入新冠病毒检测站,沿途获取另一个二维码,并查完了护照。几乎所有的操作都是非接触式的,旅客的一举一动早被精准地编排。

即使我已经得到三个阴性检测结果,在防疫人员眼里,我仍是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而由于核酸检测并非万无一失,我需要自费忍受14天的隔离。

一个防疫人员将我们领到通往隔离酒店的大巴上,大巴经过的城市也是我的家,我的家近在咫尺,又那么遥远。

抵达酒店,一位酒店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迎接我们。 “把你的包留在这儿! 在那儿排队! 保持距离! ”她戴着N95口罩 说 道。

另一名医护人员测量我们的体温,给每人发一个绿色的桶,里面有消毒剂:医用级氯片、抗菌洗手液和酒精棉。

她说:“无论大便还是小便,在冲水前都要消毒半小时。”“这是为了防止病毒进入我们城市的污水系统。”

虽然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没有感染病毒,但工作人员不会冒险。当我走进酒店房间,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在我经过的走廊喷洒消毒蒸汽,我出去问她是不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

“是,”她说,“每一个新来的人路过之后我们都要消毒。”

有人追在我身后消毒的新鲜感很快就消失了。

在我隔离的整个过程中,消毒员每天都要喷6次走廊,1次房间,机器会发出嗡嗡的声音,让我感觉自己在重症监护室。

家人担心我吃得不好,我告诉他们就是有点油腻,还需要自费,不过没有关系。酒店为了不让我出去,会把饭菜送到门口。由于频繁地喷洒消毒,我想象从地毯蒸发的消毒剂会落在我的饭上……

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喝的东西顺饭菜下肚。我们可以从超市订购其他食物,但不能含酒精。我猜他们不想让我喝醉然后做些蠢事,比如逃跑。虽然我也跑不掉。

趁着门没锁,我走出3步用手机快速拍了几张照片。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准我的房门,客房电话马上响了,电话来自安保人员。

“你在走廊干什么?”电话里的人问。我告诉他我在呼吸新鲜空气。

“你为什么要拍照?”他继续问道。我说是为了留念。

“没有什么好拍的,走廊一直都这样,请你回房间不要出来,”他挂了电话。

每天都有医生来看我2次,隔着门登记我报的体温。只有一次,她要求抽查,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没有携带病毒,但几天后,我的支气管被消毒喷雾熏得干疼,我不敢告诉医生,我怕会被送到医院。但让人放心的是,两只蚊子在我的房间里飞来飞去。既然它们还没有被熏死,我想我也没事。

在我隔离的一开始,工作人员就和我确认想不想提前去爸爸家,我可以申请“7+7”计划,第二周居家隔离。我说当然想。

第一周隔离临近结束,在我准备离开之前,那个工作人员又打电话告诉我,申请失败了,因为邻居们拒绝让我靠近。这些邻居真残忍。工作人员解释说,邻居们可能会担心医护人员来居民楼测我的体温,担心我放在走廊里的垃圾,担心发生紧急情况,例如火灾时,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逃生……

整个隔离区的专业人员都很严格,但很友好,虽然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处境,但减轻了我被囚禁的感觉。我飞了一万公里去见我生病的父亲,最后却被隔离在离他几百米远的一个房间里

在我到达的那天,我的父亲和弟弟站在酒店外面的街道朝我招手 。在这之后,父亲马上就去医院做那场生死攸关的手术了。这是我在两周的禁闭中,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我很想时刻陪在父亲身边,减轻他手术的痛苦。然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在离医院不远的酒店里视频跟他聊天,安慰他,帮他做医疗上的决定。酒店的隔离房间里回荡着我内心的煎熬:到底谁在生病?什么是想象的?什么又是真实的?酒店频繁的医疗检查和蒸汽消毒的声音混淆了这一切的界限。

虽然我对这些防疫措施持观望态度,但我的中国朋友,甚至我父亲,都认为政府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来保护它的公民。

在最后一天,酒店要求我支付总计7000元的食宿费用,这对我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每天500元的收费,似乎还不够抵消一家四星级酒店,日常开支之外庞大的消毒和防疫支出,对于一个大力促进国际贸易和旅游业的政府来说,隔离的成本肯定更高。

花了两个星期,证明我不是新冠病毒携带者之后,酒店的医护人员要求我尽快离开,以免与新来的人交叉感染。

在我最后一天离开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在早上6点之前腾出房间,这样清洁工就可以来消毒了。“如果我睡过头了怎么办?”我调侃道。她回答说,如果我遇到新来的入境人员,他们可以再把我关14天。

我准时离开了。

我有30分钟时间走完一条单行道:放下门卡,沿着指示的路线走,不能触碰任何东西,尽快从正门离开。

走出酒店,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上海的中心地带。隔着马路,我回头看见酒店所在的这座建筑如此巨大。抵达这里时,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它的全貌,就从隔离巴士直接被领进酒店。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人们匆匆赶去上班。他们挤进地铁,涌入商店,站满了办公楼的电梯。恍惚之中,我穿过一个没有疫情、闪闪发光的大城市,人们穿流而过,像做梦那般熟悉。

在欧洲,管控是自由的,但人们生活在疫情的阴影下;在中国,管控是严格的,但疫情似乎已经远去了。 我记录下这个不寻常的旅程,希望做一座桥梁,不仅是在两片土地之间,也在两个日益不同的世界观之间。

当天,我终于见到我的弟弟和父亲。他手术很成功,正在努力恢复中。

同一个晚上,我弟弟带我去上海一家拥挤的酒吧,和朋友们在一起,没有口罩,没有人谈论疫情,没有焦虑。

我感觉已经生活在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