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其他国家歧视国企是中国加入CPTPP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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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遵义:其他国家歧视国企是中国加入CPTPP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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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谈了十多年,加入CPTPP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很多障碍也是可以解决的。” 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刘遵义在凤凰卫视和凤凰网主办、青花汾酒首席赞助的《2020与世界对话·太平洋未来论坛》上提出这样的观点。

刘遵义表示,中国如果要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国对中国国企的歧视难以消除。此外,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贾康,龙安集团董事长、前纽约规划局局长饶及人也发表了相关看法。

刘遵义:其他国家歧视国企是中国加入CPTPP的最大难题

以下是论坛实录:

胡一虎:我们知道在11月21日的APEC会议上,中国强调会积极考虑加入CPTPP,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加入这条的道路还存在很多制度性障碍,也就是所谓的硬骨头。那么您觉得,从您的分析来说中国加入CPTPP它的时机是否已经完全成熟?要克服的挑战最大的难点在哪?

刘遵义:我觉得你要想一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了十多年,所以不是说我们要参加CPTPP,马上就可以成功,这是第一点。

不过你说得也很对,就是说有很多的障碍。我自己看起来有些是可以解决的,有些是很难解决的。比如说知识财产的保护,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到了今天,我们中国人也是很多的发明家,我们也需要保护知识产权,我们有这个需求。这个就跟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台湾其实是世界经贸中心现在已经不是了,所以有一个过程。

我觉得知识产权保护绝对不是问题,我们自己也需要保护,要保护自己要保护人家,这是很必然的,这个我觉得能解决。

第二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的话,我觉得也应当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不怕跟人家竞争,就是我们政府需要什么东西?外国厂商他希望来投标,让他们投标吧,对不对?我们也应当可以到外国去投政府采购。所以这个也不是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国有企业。尤其是美国很多国家对国有企业有歧视的,所以这个恐怕是难题。

那么这个能不能解决呢?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解决的。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要看拥有权是重要的,就是说我不管你是国有也好、私人企业也好,什么行为,我们要取缔?垄断我们要取缔,假冒我们要取缔,倾销尤其是单边我们也要取缔它。我们应该针对行为,不要针对这个拥有权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我想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就是私人企业也不能允许他们有垄断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有可能,但是恐怕要相当长的时间。

胡一虎:国企改革这个硬骨头怎么能啃得下去?关键点在哪里?

王辉耀:我觉得这个TPP实际上就是说对国企改革也是,因为也在不断的,十八大、十九大文件都说国企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包括刚才文玲说的我们的采购的制度等等。所以我觉得它可以是个目标,就像我们WTO,原来我们加入WTO之前,我们全部的贸易只有几十家公司能做,都是被垄断的,开放了WTO以后,淘宝上所有的人都能做国际贸易,中国一下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刘遵义:其他国家歧视国企是中国加入CPTPP的最大难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革就是有了这样一个目标能够促使我们的改革,我觉得国企的改革也不是不可以的,国企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是改革,就是说我们中央也是一致认为我国企还是需要改革。最近国务院还出台文件就是需要国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革,所以我觉得国企改革并不是不能谈的话题,而且可以是进一步深入来推进的一个话题。

贾康:是的,这可能要做一个配套的,我们称为是最小一揽子式的设计。国企改革牵动方方面面,刚才比如文玲女士说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里面的具体内容。

我们过去相应承袭的补贴为什么不能够对接市场机制变成竞争性的招投标决定的采购呢?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总体来说国企改革我认为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贯彻中国决策层已经明确的混合所有制的方向,除了少数非常特殊的国企,其他的国企都应该按照混合所有制这个道路,使它的这个产权结构多元化,更好的使国企和非国企能够在共存的同时共赢、共融、共同发展。而且大企业跟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它应该形成一个整个的、全套的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通盘机制,国企的这里面的行政性的垄断因素必须加以克服,当然这就是啃硬骨头,是说了很多年的事情。

最新中央所讲的文件指导的要素流动,还有消除行政垄断,都写入了最权威的中国的文件,它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文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贯彻。但这对接着我们现在要谈的,怎么去使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改革的决心和改革步骤是融为一体的,这个推进过程当然也必须要有很多的尽可能可行性方面的讨论,落到可操作的实际方案上,而且可能要有一揽子特征还要分步骤来做。但是我觉得方向应该坚定不移,而且原则体系上,刚才已经大家说到的中国内部有21个自贸区,它的原则体系是非常好的叫做竞争中性,竞争中性是国企、民企应该在一个平台上一视同仁的接受这种优胜劣汰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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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具体的企业这边的负面清单有很好的表述,法无禁止即可为。那么反过来政府方面,却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要有事权清单,根上还有问责的责任清单,政府所有行为在事前事中事后要接受绩效考评,对上问责制。我觉得在这方面如果说中国在原则体系上准备的已经非常好了,我认为它是可以直接对接到国际上最高水平的,包括咱们现在讨论的CPTPP,它的那个规则体系的。当然就是要把取向和实际步骤结合在一起去推进。

饶及人:我觉得西方对国企的误解是非常非常大的。国企它有它的一个作用,它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情上面,包括在帮助中央政府解决一些财政支出上面,这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做不到的。而中国这种文化社会上面,它的国企是有必要性,但是不是绝对性。所以改革国企,我也同意自由贸易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金石,中国最重要的是维稳,不是激进改革,这也是西方社会老是看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加强沟通。

中国是要维持一个三千年历史的延续性,而不是在冒然的激进,这一点是跟西方国家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在这个上面都是慢慢、慢慢地改革而不是非常的一个激进的改变方向,所以西方国家必须要了解这一点。但这一点我认为西方国家必须要以更开放的眼光来接受中国的论点,而中国要更积极,以西方人西方社会人了解的姿态跟他去解释,而不是最后面大家都不理解大家。

刘遵义:其他国家歧视国企是中国加入CPTPP的最大难题

国企改革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某些阶段它垄断性的东西不需要改革,但一些在贸易经济体系上面改革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也不一定要全盘照搬,还是应该保留自己的特色,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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