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纽约的东北创业者：16岁家中因非典破产，33岁再遇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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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长岛一路向西，穿过皇后区中城隧道，在第八大街左转，Peter将车停在一家名叫“Kungfu Kitchen”的拉面小笼包馆门口，和店员一起把冰冻的食品卸下来。

这是Peter现有五家餐馆里最老牌的一家，坐落于时代广场附近。 店门口的黑底招牌上，“拉面”、“小笼包 ” 几个汉字，远远大过底下的英文。 门 厅里两列桌子靠墙排开，尽管只有34个座位，但到了生意旺季，餐馆的月营业额能超过30万美金。

往年此时正值午市，Peter本该忙得不可开交。然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餐馆自3月中旬就停止堂食，至今未能完全恢复。

厨房里，服务员和厨师都聚在一起，气氛有些紧张，他们大多是住在法拉盛的华人。 整个2月，大家讨论的只有一件事： 新冠病毒什么时候到美国来？ 年长的员工开始向Peter打听接下来的打算，他回答： “如果严重了，政府会通知我们的。 ”

彼时，生意还好得很。尽管店里早早给员工备好了口罩，可没过几天，大家都不戴了。原来一戴上口罩，地铁上就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们看，还离得远远的。曼哈顿游客很多，也没人戴口罩。在这里，戴口罩的人会被默认为“病人”。

2月到3月，生活与互联网之间的割裂，让宋哲产生一种“魔幻感”。从互联网上，店员们了解到中国疫情的严峻。而离开了手机、电脑，上街一看，人们仍然该上班上班，该聚会聚会，病毒似乎与这里无关。

■ Peter和来店里学习拉面、小笼包制作的顾客合影。

直到3月16日，事态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纽约州长科莫宣布当晚8点全州餐厅暂停堂食，只允许外卖。 同样关门的还有电影院、健身房和赌场。 报纸上说，这是911事件或桑迪飓风都未达到的影响级别。

没想到，先来的不是病毒。

那天下午，Peter正要走进店，前面有个中年男子挡住了通道，他正在和领位的年轻女店员交谈。“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包裹？”中年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店员显然是被他激烈的语气吓到了，一时没出声。

那是头一天UPS送货员送错的包裹，店员暂时存了下来，打算第二天返还给UPS。就在这个空隙里，怒气冲冲的寄件人找上了门。Peter试图对他解释，“We are trying to help you（我们只是想帮你）”。没想到男子一把夺过包裹，执意要现场拆开，“怕你们偷东西”。

也许因为没有更好的反击语言，那人两手拿着纸箱，嘴里开始加词：“coronavirus（新冠病毒）”“f*cking Chinese”，Peter一下子被点燃，和他对骂起来。邻居和路人也出来了，让那人“赶快滚开”。对方喋喋不休着，消失在拐角。

Peter开始意识到，让员工继续工作，除了健康风险，还有别的。按照纽约州的要求，堂食停了几天。股东聚在一起开会，算了算账，如果继续做外卖，能付得起员工工资、房租和其他费用，要不要继续？店里员工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回家，另一派说继续做，至少能负担孩子的学费和一些生活开销。

“关了吧”，Peter行使了最后的决定权。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家人是他内心重要的顾虑。要是传染了病毒，得不偿失。他知道员工们多少有些积蓄，这是华人的习惯。3月3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了救济金发放措施。店里的员工基本每人都能一次性领到1200美元，加上州政府补助、失业金等等，一共大约3200美元，有孩子的还能再领500美元。

疫情最严重的四月、五月，由于Peter的妻子洋洋在部队做会计，常常接触去医院里搬尸体的美国士兵，不得不与家人隔离，一个人住在楼上。Peter买了一些医护用品送到社区医院，又把后院改成了菜地，在家中种菜，减少去超市的频率。

店铺关门，曼哈顿中城也很快空了。移民美国十年、早已习惯早出晚归的Peter，突然闲了下来。下午三点的家里，父亲在帮忙照看孩子，母亲大概在午睡，妻子上班去了，家里很安静。他在卧室里躺着刷手机，客厅传来两个儿子玩耍的声音。

■ 宋哲两岁时在村口玩耍。

33年前，Peter出生在辽宁抚顺，母亲给他取名叫宋哲。小时候父亲在发电厂工作，母亲经营小餐馆。宋哲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和舅舅同住。那时舅舅在石油一厂文工团当演员，有时会带着小组到外婆家排练。碰上放假，宋哲也会跟着他到后台去看彩排联排。“从小就对这个舞台挺着迷的。”

■ 舅舅（左一）和同事们在舞台上表演小虎队的《爱》，给年幼的宋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8岁的宋哲在外公66岁生日聚会上唱歌。

上中学时，宋哲开始对学业感到厌倦，觉得这是浪费时间。他回家去劝母亲：“去艺术学校，我肯定能好好学习。在这儿混完初中、再混高中，没意思。”母亲被说动了。2001年，14岁的宋哲随母亲坐火车南下到了大连。一路上，他幻想着学校的样子，心想，终于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在学校，他踏踏实实练基本功、上专业课。那年放寒假的时候，宋哲回到家正准备过年，突然接到了学校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宋哲，大连话剧团正在招募演员，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他。宋哲立即坐了5个多小时火车回到大连，被选中当了儿童话剧的主演，演的是猪八戒。

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哲跟着话剧团做全国巡回演出。一场演出20块钱，一天能演5场。宋哲还记得，由于经费不足，全剧团自己带上床单，去大连开发区的一个废旧剧场里过夜。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在草垫子上铺开床单睡觉。那时是夏天，不太冷，但是很潮。或许因为海水倒灌，洗漱的水都是咸的。厕所也坏了，散发出臭味。

领导说，现在正是锻炼你们意志的时候，这种苦都能吃，将来就能成人上人。那时候年纪小，宋哲信了。他想，能演出就行。躺在硬梆梆的地上，他想象着自己以后会像赵本山一样红，每天都很开心。

“全国巡演”的剧团走过了东三省，没能继续下去，就地解散回家过年了。当初答应每场给20块钱，结果演完100场，宋哲只拿到了几百块钱。舅舅劝他，话剧团的工作毕竟是临时的，得考虑上大学了。“眼界要往远看，去外边走一走。”于是2004年，宋哲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的表演专业，继续学习表演。

他喜欢挑战。大二的时候，同龄人还在校园里，他已经到《康熙微服私访记》、《风声》的剧组里跑龙套。2007年，由于在重庆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上表现出色，宋哲被《星光大道》导演看中，唱了《桃花朵朵开》。那时候他已经积攒了一些人气，观众席里满是印着他照片的人像立牌和“小胖小胖你最棒”的手幅。

■ 2006年底，宋哲参加星光大道主要嘉宾彩排。

■ 2007年，宋哲在《星光大道》表演歌曲《桃花朵朵开》。

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段高光时刻。不仅自己光荣，父母出门也有面子，逢人就夸。回想起来，宋哲仍然感到骄傲，“回到我们本地的时候，坐车不要钱，买东西不要钱，‘我在电视上看过你！’，那种感觉非常好，非常有面子。”

2001年，由于文工团解散，舅舅抱着“去外面看看”的态度到了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后来又转型成为百老汇制作人。没过两年，宋哲父母投资的饭店就遭遇“非典”，不得不歇业。好不容易扛过“非典”，由于修路，饭店旁边的道路又封了一年。不仅生意全砸，还亏了很多钱，只能卖掉房子还债。剩下父亲的一点工资和母亲摆地摊的收入，刚够糊口。舅舅劝父亲：来纽约吧，机会多。宋哲喜欢表演，来这里上学，资源也会更好。

2007年，宋哲继续上大学，母亲留在老家照顾脑血栓的外婆，而父亲辞去发电厂的工作，在舅舅的帮助下只身来到纽约“打头阵”。 两年时间里，父亲跑了好几个州，在中国餐馆的厨房里打工。 后来又成为货车司机，负责运送海鲜，跑遍了全美。

2009年，宋哲和母亲落地拉瓜迪亚机场，到法拉盛与父亲汇合。主干道缅街上门面狭窄，没有高档写字楼，没有干净宽敞的人行道，没有想象中的各色面孔，连霓虹灯都少见。宋哲感到一阵失望。舅舅安慰他，法拉盛不能代表美国，你去曼哈顿看看。

■ 2009年到美国不久，宋哲和舅舅一起过圣诞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亚裔社区开始在法拉盛生长起来，此后数量不断增加。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法拉盛的亚裔人口已经达到69.2%，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华人。这也是宋哲一家选择落脚法拉盛的原因：华人多，生活方便，有许多中国超市，房租也便宜。他们在一幢两层小楼的二楼租下3个房间：宋哲一间，父母一间，还有一间外租。房间里刚好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台电脑桌，三个皮箱。宋哲想起老家卖掉的房子，比这里宽敞许多。

原本的规划里，到纽约之后，宋哲先去上语言学校，再到纽约大学学表演。但一个月后，他上不下去了——语言学校一个学期800美金的学费，是舅舅出的，他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何况学习也让他厌倦。第二个月，他开始迟到。

“我都22了，不能再花家里钱。”他对舅舅说。

“那你就赶快出去打工，不要在家待着，不养闲人。”

宋哲开始出门找工作。

报纸上招工总是“要求英语流利”，或者“会基本英语”。找不到工作，宋哲就一家一家去问。从奶茶店、美甲店、按摩店到装修工程，摸索着打工的半年里，宋哲生活拮据，一天只花10美元。为了省钱，他总在早上出门前吃很多甜甜圈，把自己塞得饱饱的，这样能把午饭拖到下午4点。偶尔吃烧烤解解馋，羊肉串1.25美元，鸡肉串只要1美元，能有两个羊肉串那么大。他总是选择吃鸡肉，并且最多吃两串，“吃三串就觉得有罪恶感了。”

频繁换工作不是长久之计。宋哲想起小时候母亲在老家开水煎包店的时候，看到厨师把一条黄瓜切出花，他也渐渐喜欢上做菜，还称自己为restaurant boy（餐馆男孩）。最重要的是，出国之前，舅舅曾让他“学个手艺”，“我说我也爱吃拉面，我也喜欢拉面，我就去学拉面去。”

法拉盛黄金商城（Golden Mall）的负一层是当地一个老牌餐饮广场。约莫一米五的窄通道上，地面瓷砖多有脱落。小餐馆卷帘门招牌写满了“正宗兰州拉面”，“温州小吃”，“南北水饺”。在那里的兰州拉面店，宋哲找到一份工作。他对老板说，不要工资，学好了就走，去创业。

宋哲比老板小6岁，和他的弟弟同年，老板因此特别照顾他。自己省吃俭用，但给弟弟买爱马仕腰带，也给他带一条。给弟弟买棉袄，也给他带一件。第一个月结束，老板给了他1800美金打杂费，后来每个月涨一点。宋哲积攒起一些钱。

纽约聚集着大数目的移民、异国人和偷渡者，几乎来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在这里谋生，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甚至不会说一句英语。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宋哲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他一整天都泡在店里，没有休息日。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听老板小音箱里放的粤语歌、闽南语歌，还有一些当下流行的歌。

刚去的时候，最难的事是倒垃圾。负一层空气不流通，加上是夏天，气味熏人。宋哲需要不时清理厨房下水道，把油水分离器的油掏出来，不然气味会溢得满店都是。后来开始拉面了，他又遇到无理取闹的客人、到收银台小费桶里抢钱的“混混”。时间长了，宋哲觉得“脑子要麻木掉了”。

■ 宋哲与妻子洋洋在唐人街的合影。

在法拉盛打工的时候，宋哲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华裔女孩洋洋，后来他们成为了恋人。有一次，洋洋带他去曼哈顿一家日本拉面店吃拉面，看到周围高楼林立、人流涌动，时代广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宋哲心想，能在这里开个店就满足了。

一年半之后，老板从《世界日报》上看到曼哈顿49街有家店铺要转让，月租金1万美元。他问宋哲，手艺都学会了吗？是时候了吧？

“是时候了吧。”宋哲回答。老板拿出20万美元积蓄，10万借给他，10万当投资。他自己凑了15万，还欠着装修师傅七八万，各方帮衬着把店开了起来。这个地方离百老汇很近，马路对面相隔不远就是芝加哥剧场。

也许因为周围没有同类竞品，生意格外顺利。宋哲给自己订下月营业额8万的目标，第一个月就达到7万多。最高峰时月营业额甚至达到30万，仅包子师傅就请了八九个。

一年多后，宋哲在55街的第二家店正式开业。由于货不够用，他经常从一店拿货过去，这引起了一店员工的不满。尽管冒险，但“长痛不如短痛”，他投了30万成立中央厨房，解决了店与店之间的分配和效率问题。之后又开了三家连锁店，五家店员工最多时达到100多人。

2016年开始，宋哲的事业进入上升期。他有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又加入两个股东，都是从开业就在店里的服务员。团队开始扩大。2016-2018年间，宋哲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尽管中国游客在全体顾客中只占大约四成，但他们的消费单价更高，消费能力甚于欧洲游客。

■ 宋哲与舒淇合影。

■ 宋哲与陈坤合影。

■ 宋哲与黄渤合影。

正是在事业上升阶段，宋哲和洋洋结了婚。 不久，由于孩子出生，宋哲夫妇买下长岛一栋带地下室和后院的二层小楼，和父母及两个年幼的儿子住在一起。 如今他们一个牙牙学语，一个还未满周岁。 这个社区为数不多的亚裔，以印度中产为主，大都在曼哈顿从事金融或科技工作。 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打破了所有人的生活惯性，也成为宋哲一家在开店后受到最严重的挫折。

尽管6月22日和7月6日，纽约分别进行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经济重启，Peter的店也开始接待顾客。然而总营业额只占疫前的十分之一，勉强能支付员工工资，每月还有超过10万的房租和1.6万的水、电、保险等费用。好在到了九月，五家店铺中的四家已经恢复经营。由于疫情中辞退了不少员工，宋哲如今只能自己开车，每天早晨出发去工厂取货、送货，比疫情前还要忙碌。

■ 宋哲一家的全家福。

偶尔，宋哲还是会想家，想他上大学的城市大连，也想那个年轻的自己。自由的童年给了他乐观的性格，当演员的经历让他有了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遇到困难了，我就想象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思考怎样才能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