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别样幸福城的寄居者：摆摊打工花50万买房，烂尾后丈夫患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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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巫家坝，离标志性建筑物昆明双塔3 公里的地方，矗立着 12 栋烂尾楼。五年来，除了野狗、鸟雀和流浪汉，少有人踏足。2020 年 5 月下旬，走投无路的业主搬了进来。

小区原本有一个令人欣喜的名字：“别样幸福城”，共有八块地。一至三号地如期交房；五号地由业主自救，于2018 年勉强交房；六七八号地还未开发；烂尾的是四号地。

房顶的水从 18 楼滴穿到 13 楼。灰尘盖住的烟头和保温钉胶盒到处都是。楼里鸟的尸体已风干，阴冷的地下室却还是地木耳的天堂。高楼没有门窗，墙壁凹凸带刺，钢筋随时裸露。

三栋一楼的流浪汉走了。他住过的房间，地上满是药丸和塑料垃圾，一股腐烂的味道。发现这间屋子的住户，正是同一栋楼的业主张英。

老家贵州的张英，十几岁投靠亲戚，来到昆明。父亲卖炭为生，她从小跟着，学会了做生意。80 年代，家里盖了楼房，离昆明火车站只有500 米。

张英与父亲感情好。父亲挖煤时，翻车伤了神经；他还患了尘肺病，爬不了楼梯。她像带小孩一样，将父亲留在身边。2011 年，母亲去世；同一年，张英出来看房子，打算买一座电梯房。

在昆明火车站待了二十多年，开电话亭、卖宵夜、搞批发……，张英一点点攒了些钱。2011 年，她付了 2 万元认筹卡，认购了“别样幸福城”3 栋11 楼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2013年，张英缴了 32.9 万元首付，又为1991 年出生的女儿买了同一栋楼的房子——四室两厅，建筑面积151.47 平方米。连买车位，她一共花了160 万元。

■ 售楼处的楼盘沙盘。

“别样幸福城”所在地段，属于城中村改造项目，紧邻中苜蓿村。

从农村出来，陪朋友看房的陈晓莉（化名），见到售楼处人山人海，“一下这套没了，一下那套没了”。她当场交了1 万块定金。买房前，一家三口租住在没有厕所的小单间，洗澡都是去外面的澡堂。走进 65.07 平方米的样板房，她觉得“好大”。

还在谈恋爱的陈艳春，天没亮就到售楼处排队。“巫家坝机场改变了，以后这里就是市中心。”陈艳春琢磨着，“别样幸福城”对门就是配套的官渡区关上第二小学和北京路幼儿园（幸福城小区），以后小孩上学，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只要10 分钟，非常方便。

原本拥有一套61 平方米房子的刘萍，生了小女儿后，老人经常上来照顾。人多，房子太挤，夫妻商量后，决定换套大房子。考察了多个楼盘后，他们看中了“别样幸福城”。“承诺是空中花园洋房，绿化配套都比较好。”四室两厅的结构，适合三代同堂居住。刘萍已经规划好了：两个女儿一人一间，自己和老公一间，老人一间。2011 年，昆明政府颁布了限购政策（《关于在昆明市执行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通告》昆政发【2011】7 号），刘萍卖了旧房，首付40多万。

与刘萍情况一样的，还有从事会计工作的陈慧（化名）。两夫妻比较节省，存了一些钱，加上之前住的小两居卖的58 万，公公婆婆给的 15 万，东拼西凑在 2014 年付全款 110多万买了一套四居室。陈慧说：“我儿子上关一小，这里离得近，想着可以照顾小孩，狠狠心买了。”

2012 年，张英开始在外租房。其他买了房的业主，大多也租房度日。业主与开发商签的《商品房购销合同》里写着：2015 年 7 月 30 日交房。

“我们也是被售楼部的小姐骗了，她告诉我2013 年交房”，张英说。 父亲 2013 年过世，没等到搬新家。

从起地基开始，陈晓莉盯着四号地一层一层盖起楼。2015 年 5 月，还有人做隔墙，“年底就会弄好。”她盘算着在自己的一居室隔一间小卧室出来。

2014 年买房的武丽，交完首付，四号地18 层楼已经封顶。下班没事，她爱骑着电动车到工地转转。2015 年 10 月，天气有些冷。四号地只有几个工人在烤火，没有动静。“他们说开发商欠钱，工资发不了。”武丽有些恼怒，但也抱着希望，“翻了年肯定要动工。”

2015 年 10 月，天气有些冷。四号地只有几个工人在烤火，没有动静。他们说开发商欠钱，工资发不了。陈艳春表示：“如果动工起来，春节左右能交房给我们，但它就是不动。”

■ 烂尾的“别样幸福城”四号地。

10 月份，陈慧发现自己怀上二胎。 她差不多每个星期也要溜达到四号地看一下。 慢慢地，钢架拆掉了，安全网也撤了，工地没人了。 陈慧问开发商，他们说再等等； 后来再去找，没人搭理了。 她心里负担日益加重。

2016 年的春节，下午放了假，陈慧到医院做产检。照完B 超后，医生告诉她，小孩的心跳没了。

这一个春节，陈慧过得很糟心。

一年后，女儿出生，陈慧的心理负担稍微轻了些。

■ 高桃花和女儿在“家”中。

55 岁的高桃花，自己摆地摊，老公打零工，存了些钱又借了些，买了一套50 万的小户型。2017 年7 月，老公查出食道癌住院。手边没钱，她去找开发商。“签约时，有 600 块钱每个月的违约金。”高桃花要求开发商兑现这笔钱，但售楼部和昆明佳达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总部一推再推，没有下文。

两个月后，高桃花没钱租房。她只得在家政公司找了份照顾老人的工作，将出租屋能卖的东西卖掉，带着小女儿寄住在老人家。“大女儿住校，假期打零工付学费，很少回来。”

没有稳定的居所，还要讨生活、拉扯女儿、照顾老公，高桃花忙得哪头也顾不好。老公被病痛折磨得脾气变差，闹得她受不了。2018 年，两人离婚。“我们一家就这样四分五裂。”

房子没人建，业主慌了。“好多是刚需，急于住这个房子。”刘萍说。2017 年，200 多位业主每户出了 1000多块的费用，联名向法院申请仲裁。官司赢了，每户每月获赔 1500 元。但这笔钱，业主一分也没有拿到。

五年的维权路上，他们找各级部门，但诉求总是得不到解决。有一次聚集，刘萍等人还被关了五天。“对我内心的伤害蛮大的。”她说。

过了几年流离失所的日子，刘萍每天睁开眼是房子，闭上眼是房子，做梦都是房子。“对这套房子的渴望，简直快把我逼疯了。”

“五证齐全的房子，怎么可能烂尾？”业主们想不通。

2014 年3 月 1 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砍人事件，张英的生意一落千丈。随后一年，她在银行投资理财，又被坑了40 多万。

每个月，张英要还贷款9000 多元，女儿和老公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一年还有3 万的房租，钱只出不进，张英感到害怕。

看着停工的房子，近在眼前却住不进去，“一想起来，气全部憋在脖子里。 ”张英的脖子越来越粗。 2019 年 4 月，到医院一检查，她患了甲状腺癌。 虽然做了切除手术，但需要长期服药。

陈慧住在有两个小卧室的出租房里。公公婆婆睡一间，她和老公、儿子、女儿住一间。“租的房子特别小，四个人睡一张床。”儿子上了小学，陈慧买了一张80 公分的床，挤在大床边。床摆进房间后，再也放不下其他东西。

遇上烂尾楼的事，她白天上班想，晚上睡不着又想：“想我的房子怎么办，什么时候开工……”市长电话打了，区政府的电话也打了，开发商那边她也经常去。

想着想着，她发现左乳房有一个小结节。到医院做了各项检查，确诊为乳腺癌二期。“恶性的，真的接受不了。”

进手术室后，老公一直在哭。“我跟他11 年了，从没见过他哭。这日子太难熬了。”

有一天，她要去医院打针。女儿对她说，妈妈天黑了，不要去医院。她愈发地感到难受。医生劝陈慧想开点，思想负担不要那么重，但烂尾楼早已成了她身体里的癌细胞。

由于转移率高，陈慧只能用进口药。50 公斤的她，已肿胀到 75 公斤。每隔 21 天打一次针，一针 1 万多块。做完化疗是放疗，然后是一年的靶向治疗。从1 月 2 日住院以来，她已经花了将近 19 万。

生病前，陈慧做会计，一个月收入4000 多元。生病后，她没再工作；老公在机床行业，单位面临倒闭。租房一年差不多 3 万，她的家庭承受不起。

2020 年春节后，刘萍、陈艳春等，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日子也过不下去。

48 岁的刘萍和老公在旅行社上班。老公开旅游大巴，她负责接待和制定行程。两人收入高时，一个月能挣两三万。疫情重创了云南的旅游业，夫妻俩丢了饭碗。

四川来的陈艳春，在昆明开了一家川菜馆。饭馆可容纳200 人，内有 5 个20 人的包厢。开了一年左右，遇到疫情，停了三个月。“没有营业，但我要付房租和工人的工资。”4 月左右，房东让她交20 万的租金，她拿不出钱，只好关门。

当初，前夫为了房子跟她结婚。拖了七年，房子没有住进去，婚也离了。每个月还贷款3600 多，还要养 6 岁的女儿菲菲，陈艳春的银行余额越来越少，不足1 万元。

张英一想起烂尾楼，便觉得“对不起老人，对不起孩子。”房子是自己扛出来的，“我们以前比较苦，不想再让孩子孙子受苦，本来样样安排好了，可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 搬进来的业主们挂上了欢迎回家的横幅。

随着小孙儿的出生，张英一家三代人得租两套房，一年光是房租就要6 万元。 七年来，她租房已花去了 40 万。 女儿和女婿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6000 元，实在无力负担。 如今再去打工，54 岁的张英说“仅能把嘴混了”。 三月四月，她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不是在餐馆洗碗，就是打扫卫生。

5 月的一天清晨，天蒙蒙灰，张英睡不着，一个人跑来烂尾楼。她虽然买了100 多万的房子，但却像个小偷，不敢走正门，从后门的洞里钻进了四号地。她听见狗吠声，有些紧张，拿了一根棍子。在烂尾楼转了一圈，她才知道不是鬼而是流浪汉住在里面。

房子比她想象的完整，至少比睡街边强。第三天，她开始打扫，用楼下积的雨水冲洗了一至六层的楼道，并量了窗户和家门的尺寸。5 月 30 日，张英的房子将到期。她选在 6 月 8 日这天，正式搬进了女儿的房子。

业主们害怕，只敢绕着铁网远观楼盘，或隔着门缝窥探。若不是陈艳春带头，十多位业主们将一直走后门的狗洞。“小陈胆子大，敢来撬大门。我很感谢她。”张英说。

陈艳春第一次进来看房子，还有木板搭的架子。她穿着高跟鞋，牵着女儿的手，爬了十一层。菲菲背靠着她，望了望外面，回头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没有窗？

5 月 24日，租的房子到期，业主帮陈艳春搬了家。

■ 陈艳春把茶具带到烂尾楼，偶尔泡茶喝。

刚开始，陈艳春睡大门旁的铁皮屋。 6 月份，深夜有人吓过她两次，爬铁门，然后拿电筒晃她。 陈艳春躲在铁床边上，举着刀和榔头，“只要他们冲进来，我就拼了。 ”之后，她晚上不敢睡，床头放着剪刀、锤子，直到早晨五六点才敢眯一会儿。

大家住进烂尾楼后，木板被保安撤走，洞也被铁网封上。业主们说，怎么办？陈艳春带着胶把钳，说：“请他们封，我分分钟给夹断。”

陈艳春从正门翻墙出去，打了个摩的绕到后门，骑上自己的电瓶车，买了钢锯。她锯一次，开发商换条链子又锁上。她锯累了，就找另一位男业主锯。锯了四天，开发商妥协。他们从外面把正门的铁链锯断，封条也撕了。锯开后，她对老人小孩说：“不要爬狗洞了。”她将铁链拴在身上，扯着嗓子告诉封门的人，从今以后要堂堂正正走大门。

大门开了，来的人多起来。野狗的数量骤减至3 只。

■ 刘萍和女儿的房间，布置得异常温馨。

为了孩子上学，刘萍搬了进来。 她选了2 栋一楼的次卧，房子虽小，却容易打理。 一张单人床摆在中央，床头的桌子上摆放着花瓶。 每隔一段时间，刘萍就要换一种鲜花。 男业主们帮她挂上了深红色的窗帘，温馨的落脚之处总算有了。 接近1米 7 的女儿和大高个的她睡一张床，挤是挤了点，但“两人都瘦，挨着暖和”。

武丽抱着泰迪狗，睡在刘萍的隔壁。有了小狗，她夜晚不怎么怕了。本来她还有只猫，想一起带来，但猫会乱跑，她担心没封上的窗户有危险。

陈慧挑了1 栋二楼自家房子的次卧，也是为了孩子。大儿子读一年级时，成绩比较好，语数外三门满分。有了小女儿，儿子在客厅做作业常被吵，没法集中心思。9 月开学，陈慧计划让爷爷奶奶搬过来，留一间卧室单独给儿子。

水电工卯勇不像其他人，随便找个低矮的楼层住。他要住就住自己的18 楼。他担心住别人房子会被撵出去。

■ 卯勇写在烂尾楼墙壁上的：“终于到了”。

这些年，为了省钱，卯勇和妻子住800 块钱一个月的地下室。 地下室不通风，他全身长满红疹，有些已经化脓，直到现在还未消退。

2020 年，妻子所在的餐馆因疫情而倒闭，收入减了一半。家里每月要还3090 元贷款，还要养儿子。6 月租房到期，他就搬来了。

家具都是自己抬上去的。光是床就跑了四趟——床板一趟，床头床尾一趟，床环一趟，床脚一趟。他和儿子在每一层的墙上用油笔写了“加油”二字。搬家累了，看到这两个字，他们才有力气。

下班回到家，卯勇喜欢和儿子站在窗台上，向似黑似炫的远方眺望。前面是巫家坝CBD 核心区域，他曾在那边的中海地产干过两个月水管工。

高桃花始终担心晚上有人闯入。每天睡觉前，她将两个乳胶漆桶放在塑料凳上，抵着两扇铁门，再在桶上放两盆水。若有动静，她会抄起床头的铲子堵上门，然后把水泼出去。

张英只想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进来。“住烂尾楼的人，比较能吃苦，娇气一点的绝对不敢进来。”她说。

■ 烂尾楼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窗帘，每个窗帘后面都是一个家。

12栋房 子，1 至 3 栋是大户型，离大门近，住的人多。 6 和 7 栋是小户型，光是这几栋就住进了 30 多户。 住进来的人多后，陈艳春说： “终于有了伴。 ”

这些人，好歹有个自己的窝了。

陈艳春搬来了家里的煤气罐和米面酱醋茶，在大门旁的铁皮屋前开火做饭。 “三天一桶米就没了。 ”后来，大家开始凑钱吃大锅饭，一顿两三块钱，虽然不管饱，却也饿不着。

6 月，昆明的雨季到来。第一批搬进烂尾楼里的十几个业主，从上往下看到的是汪洋一片。

■ 蚊帐是必备的。

住在铁皮屋的陈艳春一早醒来，发现被包围在了“海景”之中。 她一个人拎着矿灯和锄头，试图改一条道出来。 菜地被水冲垮了一大块。 她回屋拿起棉絮和毯子，堵在门下。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水还是灌进了屋。

看着四周的墙缝里咕噜咕噜地冒白泡，她提了把凳子，坐在床上，等到天亮。 她花10 元一只买的鸡，只剩7 只漂浮在泡沫板上的活了下来。

这天早晨，张英听着大雨声，吓得睡不着。 等她赶到铁皮屋，陈艳春正一个人舀水，“看着都寒酸。 ”张英说。

铁皮屋住不了，陈艳春打算住自己的房子。她从一层挑水上去，准备清洗和装修房子。一天爬了几百层楼，最后支撑不住，只能拄着拐杖继续。楼道拐角处，是没有防护的空窗，一个不注意，便可能失足落下。

好心的男业主们，悄悄地改造了1 栋一楼的一间卧室。修好之后，他们告诉陈艳春：“给你搬新家了。”

为了省钱，她在沟里打水洗衣服。 一下雨，水便集中到厕所间。 “我洗头发，拖地都在这里舀水。 ”菲菲穿上妈妈买的美人鱼衣服，也往这“私人泳池”里跳。

吃饭洗漱的水，是张英找美容院老板买的。每吨 10块，他们一天要拉两次，一次 500 斤左右。

铁皮屋前的空地成了公共空间。家禽养在铁皮屋后的水坑里。水坑旁是一大片菜地。西红柿刚结绿果，还未成熟；莲花白长得壮，摘下一棵炒来吃，味道清甜。这些种子是刘萍老家的人送来的。

刘萍成了“管家婆”。没搬进来前，她考察了好多趟。“院子里杂草丛生，建筑垃圾遍地都是。”光是清理路面，铺砖石路，花了一个多月。烧煤气太费钱，一罐 100多块，一周要用两罐。她发动大家捡柴。烂尾楼里不缺木板，业主拉来的家具也无处安放，都是免费的能源。

张英家的窗帘挂在杆子上，根本拉不动，一扯就刮破。床上的丝绵被单，摸上去粉粉的，全是沙子。她在家里穿坏了三双拖鞋。屋里没有冰箱，小孙女吵着要喝奶，张英每次下楼只敢买一瓶；买多了，怕坏掉。从出租屋捎来的柜子，太沉抬不上楼，被摆在楼门外，风吹日晒，也许不久将作为柴火烧掉。

偶尔，陈慧会趁早上带孩子来看鸡鸭鹅，和小朋友玩玩。 孩子们玩沙，玩水，玩动物，有时也打打扑克，干些不重的体力活。 小孩子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每天过得无忧无虑。

蚊子多，是每个住进烂尾楼的人要面对的。虫卵在久晒不散的积水里生长，成群地变成蚊子，寻着夜间的太阳能灯，沿着大楼满身的疮口，刺探每个有血有肉的身躯。防蚊虽然是头等大事，但也不及防止开发商的突袭更让烂尾楼的住户紧张。

8 月2 日一早，二三十个大汉出现在了“别样幸福城”四号地。他们手肘扣着手肘，将大门封死，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土匪打到家门口了！”陈艳春抢过喇叭，大声喊：“打倒开发商！打倒黑社会！”大汉身上有钢管，陈艳春也不弱，别了一把剪刀和几个钉子在腰上。“惹我就送他们几个！直接戳眼睛！”看见女儿从大汉的胯下钻进来，她感到受了侮辱，情绪快要失控。

刘萍风风火火的，做事果断。她告诉大汉们，陈艳春已经疯了，不要惹她。

张英遇到冲突比较冷静。在紧要关头，她会往回拉大家一把，不至于将事情推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是搞武力的。”陈艳春说，“张英姐很有个性，一把年纪，都当奶奶了，人家头发整得酷酷的。刘萍是封面，搞接待的。”

刘萍说：“小陈有一点四川辣妹子的味道。张英姐做什么都大气。”

三个女人带动了整个楼盘。 男人成了她们的铁杆粉丝。 他们自发成立了安保队，买了反光马甲和塑胶长棍，从晚上8 点执勤到翌日清早 8 点，十个人一班，互相轮替。

时间来到 8 月 23 日。连日的暴晒，积水慢慢蒸发，使地木耳干枯起皮。几日前，这里还是汪洋一片。紫色的牵牛花开在建筑垃圾上，蜜蜂在采摘牛膝菊的花蜜，麻雀歇息在荒废的残垣上，业主们种的豆芽从沙堆里探出头。

晚饭，陈艳春做了酸菜鱼、红烧猪蹄等大菜招待业主和记者。她本来要参加一个妹妹的生日会，却因对方不经意的带些怜悯的话，负气不去了。这位妹妹曾经和她一起做生意，如今住上了别墅。二十年来，她过生日必有陈艳春的身影。但今年，陈艳春忙着在烂尾楼作战，忘了妹妹的生日。

吃饭中途，陈艳春接到一个电话，只听她说：“妹妹，姐姐祝你生日快乐。我为了烂尾楼，差点连命都丢了，你懂不懂？”几杯自酿的柠檬泡酒，将陈艳春的眼泪逼了出来。

眼 泪是会传染的。 陈艳春一哭，张英也哽咽起来。 她想起了很久没有联系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如果现在去，他们会想是借钱，还是赖着住不走？ 自己条件好的时候，各个都想得到； 自己条件不好时，哪个会打电话来？ ”

坐在一旁不说话的武丽，也哭了。她曾讲过，自己最喜欢晴天，不喜欢阴雨天。“一下雨，水淌得哗啦哗啦的，流向深不见底的电梯井；一阴天，这个房子真的像烂尾几十年的感觉。”

■ 刘萍和姨妈。

8 月 24日，刘萍的姨妈带着老家种的玉米、毛豆和板栗来看她。从姨妈进入烂尾楼开始，刘萍一刻不停地抹眼泪，妆都花了。逛了一圈，刘萍对姨妈说：“你不来看我，我还可以坚强；你来了，我很难受。”

“我们不是难民，能在昆明买得起房，条件也差不到哪里去。就是被开发商拖垮了。”刘萍说。

原本将心事压在身体里、平时有说有笑的女人们，一个传一个痛哭起来，谁也不愿将落魄的一面展示给至亲。

8 月 26 日，经过几轮谈判后，昆明市官渡区常务副区长赵昆承诺，第二日复工。

8 月 27日凌晨 12 点，挖掘机开进了四号地。早上 9 点鞭炮响过后，工人列队走进了四号地，他们用铲子收拾起地面的苔藓来。业主被要求在下午5 点前撤离烂尾楼，搬到政府安排的临时住所里。

三个月过去，“别样幸福城”的第一批住户终于过上了有水有电的日子。“可以暂时睡个踏实觉了。”陈晓莉说。

8 月 30日，刘萍看到烂尾楼的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不过，仍有业主对复工持怀疑态度，担心昆明“创文”（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结束后，烂尾楼还会停工。

以下为摄影师邹璧宇镜头中的“别样幸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