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涉台问题上的“联蒋抗美”
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是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方针是针对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而提出的，其实质是挫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制造“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它对中共日后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美蒋在金、马防卫上的矛盾及毛泽东涉台问题的“联蒋抗美”方针
金门、马祖这两座至今仍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中国大陆福建沿海的岛屿，因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两次炮击金门，曾两度成为中美交锋的场所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后，面对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美国担心被蒋介石拖入中国内战的泥潭，而逼蒋从金、马撤军，直接导致了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
企图使中国放弃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进而制造“两个中国”，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既定政策。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为了将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于1954年夏加紧与台湾当局进行缔约谈判。而此时美国推行的“放蒋出笼”政策，也使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的军事骚扰活动大大增加。为了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1954年9月3日，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政府谋求实现两岸统一，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此后，美国政府并未停止兜售“两个中国”的阴谋。1954年12月2日，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在保护“领土”的范围上，该条约第六条规定：“‘领土的’、‘领土’两个词语，在中华民国方面系指台湾与澎湖。”由于此规定将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排除在协防范围之外，这使美国策划 “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分裂图谋暴露无遗。
1955年1月，美国又策动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在中国大陆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议案，企图使本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国际化。随后，美国还于 1957年12月单方面中断了自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强在台的军事力量。1957年5月7日，“美国‘斗牛士’ 战术导弹部队进驻台湾。”面对国际社会日益甚嚣尘上的“两个中国”方案及美在台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识到，通过外交途径很难改善中美关系和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
1958年夏，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美国派兵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出兵约旦。8月6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情况高度紧张，命令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同日，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也扬言：“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像在黎巴嫩那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果断地选择了以军事手段来表明中国政府捍卫一个中国的坚定立场。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驻闽前线部队万炮齐发，第二次炮击金门。这次炮击金门，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制造“两个中国”的罪恶行径所致。
“八·二三”金门炮战开始后，美国一再逼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军。在美国看来，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不同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金、马诸岛从未被割让过，美国可以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无法否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从军事上看，这些岛屿对台湾本身的防卫可有可无;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又是搞“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一块绊脚石。而美国政府更不希望因沿海岛屿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冲突。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美国都视金、马等大陆沿海岛屿为一沉重的包袱。为了甩掉这一包袱，在炮战开始后，美国在鼓吹“停火”的同时，又逼蒋从金、马撤军。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责台湾当局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有了看起来相当可靠的停火，笔者认为，在这些岛屿上保持这批为数不少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并一改过去的腔调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10月1日，艾森豪威尔也表示金、马这两个岛屿并不重要，认为“在那里保留军队不是件好事情。”显然，美国政府这么做，既可在军事上减少将其卷入中国内战的隐患;又可在政治上达到隔海保台，进而制造“两个中国”。其用心之险恶，昭然可见。
对国民党台湾当局而言，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军事价值。败退台湾的蒋介石虽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在蒋介石看来，守住这两个岛屿就意味着他仍然统治着中国大陆部分土地，而放弃金、马则割断了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一根纽带，从而动摇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法统地位，而且还会使其失去“反攻大陆”的基地和跳板。因此，美国的“金、马撤军论”一出台，就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9月29日，蒋介石公开表示，国民党将决心固守金、马，“不容为了考虑盟国的态度而瞻前徘徊”，若至紧要关头，台湾“决心独立作战”。10月1 日，蒋介石又指责杜勒斯的谈话说：“就假定杜勒斯先生说过据说是他所说的话，这也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因此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并强调“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决心打到最后一个人。”10月9日，台湾当局的“外长”黄少谷发表演说，骂杜勒斯为“国际政客”。蒋介石不仅拒绝从金、马撤军，而且还企图拖美国下水，造成中共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企图借助美国力量实现“反攻大陆”的美梦。这样，美蒋在金、马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实质则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斗争。
面对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1958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联蒋抗美。”可见，毛泽东“联蒋抗美”策略方针的提出，是与当时错综复杂的台海局势紧密相关的，它成为中共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
二、“联蒋抗美”挫败了美国策划“划峡而治”的阴谋
“联蒋抗美”策略方针作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挫败美国策划“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
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作为对付美国的“绞索政策”，是“联蒋抗美”方针的基本策略。对毛泽东最初决定炮击金门时，是否有收复金、马之意，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看法。按毛泽东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可见，毛泽东在当初选择炮击金门时，虽以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为主，但也不排除在可能条件下，登陆收复金、马之意。不过，当美国企图从金、马“脱身”，而逼蒋从金、马撤军，进而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时，毛泽东则审时度势，明确地做出了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作为对付美国的绞索政策的英明之举。所谓“绞索政策”，在毛泽东看来，金、马等沿海岛屿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一根绞索。他指出：“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劲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
“谁人让它套住的呢?是它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一决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采取不以杀伤对方为目的的特殊炮战保持两岸的沟通，是“联蒋抗美”方针的有效方式。毛泽东认为，既然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两岸统一的主张被蒋介石视为统战阴谋而拒绝，那么采取不以杀伤对方为目的的特殊炮战保持两岸的沟通，就成为“联蒋抗美”的有效方式。因为这一方式既可加深美蒋矛盾，为我所用，又可使海峡两岸保持内战状态，以防止在国际社会产生中国默认海峡两岸分裂状况的错觉。为此，毛泽东在10月6日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宣布，暂停炮击7 天，使金门13万军民得到必要的供应，但要求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10月13日.他在给福建前线的命令中再次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周，以利他们固守，并指出：“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随后，毛泽东在10月26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此后，海峡两岸仅在单日打炮的历史延续了20年之久，这种不以杀伤对方为目的的特殊炮战实际成为毛泽东“联蒋抗美”方针的有效方式。这一方式表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打打停停，时打时停;打是为了用炮火与对手在对付美国“划峡而治”的分裂图谋上保持某种一致;不打是以利对手长期固守，也是为了反对美国图谋“划峡而治”。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任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宣布，从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
反对美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是“联蒋抗美”方针的实质所在。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是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为粉碎美国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明确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强调国共双方都同意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并建议和平谈判，早日结束内战。随后，他在《再告台湾同胞书》中又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可见，国共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是毛泽东“联蒋抗美”方针的重要基础和实质所在。
毛泽东“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也使蒋介石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是在自己领土上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不是什么“武力扩张领土”，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着人家承认“两个中国”。据香港《晶报》1958年10月23日报道，从此台湾当局指示各界有关方面，“不能跟着美国乱说”。正是由于毛泽东“联蒋抗美”方针的灵活运用和国共两党的这种默契，才挫败了美国政府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撤离金、马，以达到其“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罪恶目的。
三、“联蒋抗美”策略方针对日后中共对台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及实践，不仅挫败了美国策划“划峡而治”、“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且对日后中共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使中共形成了在台湾问题上完整的“外岛”政策。所谓“外岛”是指被台湾当局占领的相对于台、澎以外的大陆沿海岛屿的总称。而“外岛”政策则是指中共对取与不取金、马等大陆沿海岛屿全完服从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这一根本目标的战略考虑。当初，毛泽东把解放沿海岛屿，扫清外围障碍，看成是最终解放台、澎，实现两岸统一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解放沿海台湾当局占领的岛屿的方针和1954-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战斗。随着大陈诸岛的相继解放，国共两党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冲突也由浙东沿海移至以金、马为中心的福建沿海。如果说1954-1955年解放沿海岛屿的行动还是更多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在1958年金门炮战后，面对美国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在确定对金、马等沿海岛屿的政策时，则更多地从政治和外交斗争的角度考虑。他认为将金、马等大陆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手里，既可在政治上防止美国孤立台湾、托管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又可在外交上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国际争端，而且还可为台湾保持一座与祖国大陆联系的桥梁，为台湾同胞和蒋氏父子保持一块通过金、马遥看神州，寄托对祖国大陆和家乡思念之情的落脚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最终决定暂缓收复金、马，而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将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这使中共在“外岛”政策上完成了从逐个解放沿海岛屿到将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的战略转变，也使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完成了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转变。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这样做，就全局来说，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湾、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今天，随着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金、马联系海峡两岸的纽带作用已显得日益突出，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战略远虑。
毛泽东“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使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可对美灵活地运用绞索政策，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反对美国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一直是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心议题。但在美国顽固坚持“两个中国”，使会谈无法取得有效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联蒋抗美”方针中的绞索政策则可起到外交途径无法替代的作用。它使中共可随时根据时局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炮击金门的时间和规模，成功地运用一手谈判、一手打炮，一文一武的两手策略来对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玩弄的种种伎俩。1960年6月，艾森豪威尔到台湾访问。毛泽东决定在这位美国总统到达前夕和离开的时候，炮击金门，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该文告说：“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该文告庄严宣告：“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6月17日，我福建前线众炮齐发。面对金门隆隆的炮声，艾森豪威尔只好提前结束访问。毛泽东“联蒋抗美”方针中绞索政策的成功运用，使中共在对台问题上无论是打还是停，都牢牢地掌握着与美蒋斗争的主动权。
毛泽东“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使中共进一步从全新的视角思考两岸的统一问题。台湾问题毕竟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管蒋介石的党派意识和阶级立场如何，也不管他依靠美国的程度如何，但他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使中共在“联蒋抗美”方针下，从全新的角度思考两岸的统一问题。在金门炮战期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台湾可以10年、20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要挂在美国的腰上。”1960年5 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对台工作，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海峡两岸的实际情况，又适时提出：台湾只要和大陆统一，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等均由蒋介石掌握，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双方互约不派人员去做破坏对方的事情。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些设想，在1963年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成为后来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先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联蒋抗美”策略方针下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台湾前途系于祖国统一。当今时代，海峡两岸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两岸同胞都不希望台湾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始终是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毛泽东“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海峡两岸尚且能够在当时隆隆的炮声中达成一个中国的默契，今天，以中华民族的聪明和睿智，相信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同胞终会以最佳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共享伟大祖国的繁荣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