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驳虎:澳大利亚岂止窃听中国?贪婪无耻已成国际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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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驳虎:澳大利亚岂止窃听中国?贪婪无耻已成国际笑料

文/凤凰新闻客户端荣誉主笔 唐驳虎

核心提要:

1. ASIO(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S(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及其他四家机构组成了澳大利亚情报体系;国际上策反对方关键人员、调动外围人员,国内监视对手间谍动向,肃清叛变者;澳对华间谍活动的背后也是其情报机构。

2. ASIO主内,1949年成立,负责内部的反间安全与情报获取;冷战期间曾策反速冻集团情报官员,监听苏联大使馆、反越南战争人士。

3. ASIS对外,行动更为隐秘,由澳外交和贸易部管理,热衷开展国家间间谍活动;曾在海上经济专属区与大陆架划界问题上力图以大国身份压迫东帝汶,被国际嘲讽,陷道义困境。

4. 澳洲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已转向中国,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ASIS北京情报站由多名特工以外交官身份,从事人员策反和情报交联活动;国内ASIO、ASIS监控中国驻澳机构和人员的,骚扰在澳华人,发展华裔线人,渗透中国驻澳使领馆,或潜回中国收集情报等。

7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宣布了一项 扩充军备、军费的“10年计划”。要在未来10年内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国防能力建设。

与此同时,莫里森的个人支持率上升了两个百分点,达到68%,对他的不满意率也下降到了27%。创历史新高。

在澳大利亚频频对华挑衅的背景下,前两天, 有官方媒体报道了澳大利亚的对华间谍活动

文章提到,在中国驻澳大使馆修建过程中,澳大利亚情报安全部门就借机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窃听器材, 几乎覆盖了每层楼板,以至于中国只能在澳重建大使馆。

▎中国驻澳大使馆发现的窃听装置图 图源:环球时报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很多人表示了震惊,没想到澳大利亚这个看似“与世无争”的国家,搞起情报来也这么大手脚?

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很多年前的新闻,以及 国际政治常识吗?

当然,大部分普通人都是通过007邦德之类的噱头影视,乃至于段子、传闻,来想象情报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但实际上,澳大利亚情报安全机构折腾的事可多了。

澳安全情报机构通览

而在报道中被中国媒体含糊其词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当然是有自己名字的,那就是ASIO、ASIS——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

当然,澳大利亚情报界还包括更多藏身幕后的DIO、ASD、AGO和ONA,六家机构共同构成了其情报体系。

人力情报、国内反间、军事情报、信号情报、卫星侦察。有各自不同的角色和职能,各个大国的情报攻防体系,都必须有这样的任务分工。

人力情报就是通俗所说的间谍、特工,但99%的人力情报人员都没有007邦德的打斗身手,只是沉默隐秘的人。更确切地说,都是招考选拔的国家公务员。

在国家体系对抗之下,大部分情报机构职员一般只是情报网的维护、联络、拓展者,以掩护的身份游离在本国与对手之间,更多地是策反对方关键人员、调动外围人员,为己所用。

内部反间,则负责国内执法,监视对手间谍动向,查找肃清己方叛变者。与对手的前者构成直接对抗关系。

前者是矛头,后者就是盾牌。合起来就是克格勃的勋章形象——“剑与盾”。

信号情报包括传统的有线电无线电信号侦听、加密解密、密码算法(也就是情报影视所反映的“听风者”、数学家),在互联网时代则又增加了网络黑客、攻防对抗,是典型的高技术应用领域。

卫星侦察就不用说了,管理侦察卫星、接收图像,判读汇总,也是需要专门部门来负责的。

另外,其实70%的信息来自公开资料的搜集整理,剩下30%的关键才依赖于情报侦察。

而这五个机构及其获得的不同来源情报,还需要一个协调的高层秘书部门,直接给决策层呈递经过汇总、整理、评估、研判的信息成品。

作为国家官僚机关(而不是孤胆行动的侠客),自然要有组织机构。有机构设置,自然还产生了组织模式的差异。

既有克格勃这样一个总包总览、剑盾合一、内部不同业务局分工的模式;更有其他国家,分由不同机构负责的模式。

有不同的部门设置、不同的业务文化,就自然会有不同的上级、不同的归口管理。

一般来说,政经、科技、社会情报搜集,更多采用人力。而军队的部署、信号、卫星侦察,则更多依赖技术手段。

因此军事情报连同信号情报、卫星侦察,一般都交由军方负责。内部反间,属于内部安全范畴,与抓捕、审判紧密相关,自然多归属执法部门。

ASIO、ASIS

当然,在澳情报体系中, 居于主导地位的,还是主内的ASIO、主外的ASIS。

在二战之前,澳大利亚作为自治领,情报体系都是由伦敦负责。

1949年3月16日,ASIO(澳安全情报组织)组建,负责内部的反间安全与情报获取。

工作重点一是监控苏东国家的驻澳大使馆、领事馆,二就是澳洲内部的左翼人士。现在还增加了对中东移民进行安全审核和背景调查的任务。

现在ASIO拥有约1980名雇员,年预算5.3亿美元。

ASIO在执行逮捕或其他任务时,需要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协助执行。AFP类似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有一定的内部安全情报职能。

▎ASIO的总部新办公楼

2013年7月,时任澳总理陆克文为ASIO的总部新办公楼揭幕,以创始时的总理名字命名为本·奇弗利大厦(Ben Chifley Building)。

1952年5月13日,ASIS(澳秘密情报局)也成立了,负责在海外收集情报,重点主要布局亚太地区。

该机构直到1975年才在议会中向议员们介绍,直到1977年才向公众披露。

ASIS的总部办公楼名为R. G. Casey House,就位于国会山边上,与众多外国使馆为邻。ASIS年预算近5亿美元。

▎ASIS的总部

澳大利亚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拳头”ASIS竟然归外交部门管理。也就是人力间谍网完全是由其“外交与贸易部”负责的,与大部分国家都不一样。

其他国家,虽然派驻国外的特工,常常借用本国外交官身份作掩护,但外交和情报两家机构还是截然不同的部门,是彼此有合作有分工,乃至有分歧、意见、明争暗斗的。

只是有一部分指挥级的特工会住在使馆里、以使馆人员身份活动而已。更多的特工是以其他民间身份甚至他国身份,出没于对手国家社会。

澳大利亚这么搞,相当于完全宣告自己的间谍就是外交官、外交官就是间谍。

▎迈克·伯吉斯

ASIO现任总干事为迈克·伯吉斯(Mike Burgess),毕业于南澳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1995年加入ASD的前身国防信号局(DSD),担任收集工程师,后晋升为网络和信息安全副总监。

2015年出任澳大利亚最大的电信运营商Telstra的首席信息安全官,2018年初,澳总理莫里森要他重返ASD,担任总干事。2019年10月又转任ASIO第14任总干事。

▎保罗·西蒙

ASIS现任局长为保罗·西蒙(Paul Symon),1982年毕业于Duntroon皇家军事学院。2008~2011年担任澳陆军副总司令。2011~2014年担任国防情报组织(DIO)局长。

2015年以少将军衔结束了35年的军队生涯,转入外交与贸易部。随后于2017年12月18日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局长。

ASIO的冷战40年

在其他中国媒体的报道里,称澳大利亚地处偏远,在冷战中战略地位不高。但即使在这个“冷战的角落”,东西方阵营的情报对抗一样非常激烈。

1954年4月,ASIO策动了驻堪培拉的苏联情报官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Vladimir Petrov,1907-1991,苏联大使馆三秘、克格勃中校)秘密叛逃。

在堪培拉流连沉迷于酒色的彼得罗夫称,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被逮捕枪决,他担心回国会被打成“贝利亚同党”,同时他在澳洲的情报网开拓效果不佳,已经遭到严厉批评。

于是彼得罗夫接受了他仅有的下线、同时也是ASIO中间人的劝说,拒绝奉召回国,而是逃往ASIO寻求庇护。

1954年4月19日,苏联外交信使Karpinsy和Zharkov拉着痛苦犹豫的Evdokia在悉尼机场上飞机。Evdokia被告知并以为丈夫已死。

两周后,ASIO和AFP又从正在带人回国的苏联外交信使手中,强行抢下其夫人埃夫多基娅(Evdokia,1914-2002,使馆会计、克格勃密码员),并最终说服她一同留在澳大利亚。

ASIO特工后来还潜入苏联使馆,帮彼得罗夫偷回了心爱的猎犬Jack。

这一系列明晃晃的公开举动,招致苏联强烈抗议:从堪培拉撤回了大使馆,并把澳大利亚外交官从莫斯科驱逐出境。这一事件也导致澳大利亚工党分裂、大选败选。

1959年,苏联决定重启堪培拉大使馆。在英国军情五处MI-5的协助下, ASIO在苏联新的使馆馆舍,提前安装了监听设备。

但经验老到的苏联人早有防备,很快把这些监听设备或起出,或封堵,ASIO什么也没听到,行动失败了。

▎卡雷尔·弗朗克(Karel Franc,中)与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比利·斯内登(Billie Snedden),1969年5月14日

1969年苏联大军进占捷克后,ASIO又策反了捷克斯洛伐克驻澳总领事卡雷尔·法兰克(Karel Franc)留下拒绝回国,并获得了由其掌握的25位在澳情报关系人员名单。

这次苏东阵营的大动荡,又促使澳共分裂。一部分人留下,直至1991年随苏东剧变而解散;另一部分失望的人脱党,另组社会党,直至1997年继承澳共原名。

▎1966年11月23日,ASIO监视拍摄离开澳共总部的活动骨干布莱恩·阿隆斯(Brian Aarons,1945-)

在冷战时期,像其他西方国内安全机构一样,ASIO还积极监视抗议越南战争的抗议者,工党政治家、澳共成员以及趋向左翼的各种作家,艺术家和演员。

ASIO编制了一份清单,列出了大约10000名苏联同情者,如果冷战升级,他们会被“预防性拘捕”。

▎监视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战人士

在40多年的冷战期间,ASIO还几次以掌握了操控间谍活动的实锤为由,驱逐过苏联外交官,也就是定点驱逐在澳开拓情报网较有成效的克格勃官员。

当然,情报机构之间的来往对抗都是相互的。

2004年,一位前克格勃少将透露,克格勃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已经成功打入ASIO内部。

经过长期的内部审计和联邦警察的联合调查,1993年有2位ASIO职员被怀疑,并在其中1人的家里起获了不应外流的机密文件。

联邦警察由此起诉25年资历的俄语译员乔治·萨迪尔(George Sadil),他负责监听翻译俄罗斯使馆的对外电话。但他只认罪将机密文件带回家,判刑3个月、缓刑1年。

与克格勃的金钱联系怀疑缺乏证据,无法起诉,不了了之。

ASIS代表澳大利亚的贪婪

由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管理的ASIS是对外情报局,行动要比ASIO更为隐秘。

但仅仅少数几起被披露的案例就能显示, ASIS一贯热衷在有关国家开展间谍情报活动,欺负弱小,劣迹斑斑,成了国际上的嘲讽对象。

2002年原属葡萄牙殖民地的东帝汶,通过不断抗争摆脱了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吞并,正式独立。2004年,东帝汶开始与澳大利亚谈判海上经济专属区与大陆架划界问题。

东帝汶所在的帝汶岛,与澳洲大陆西北角隔海相望。这里虽然荒僻遥远,却有着丰富的海底石油天然气资源。

东帝汶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洋划界争议,东帝汶要求以紫色的中间线为界。但澳大利亚认为由于帝汶海沟(深1800米,最深3300米)的存在,帝汶海不属同一个大陆架。

因此,澳大利亚认为,两国的边界线不应采取中间线原则,应该是以帝汶海沟界,也就是上图中的蓝线。

此前,为了换取对印尼吞并东帝汶的支持,印尼曾与澳大利亚签订了一份“条约”,同意大部分争议区的矿产收益税50-50对半分。

东帝汶独立后,两国的争议聚焦到其中一小块油气富藏带、尚未开采的“大日升”地区。澳大利亚坚持继续五五分成(最初还坚持八二分成,在联合国代表要求下才软化)。

▎澳大利亚间谍2004年曾以援助翻新为名,在东帝汶政府宫安装窃听装置

为了获知东帝汶的内部机密,ASIS早在此前就借着援助的的机会,在其政府办公楼安装了监听设备。

进而,澳大利亚获知了东帝汶的底牌、总理对首席谈判代表的指示,甚至洞悉东帝汶代表团内部的策略分歧。

澳大利亚官方为了达到目的,还对东帝汶的新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恐吓,比如威胁取消人道主义援助等等。在划界谈判中占尽了上风。

2006年,双方签订了海上安排条约。东帝汶接受了澳大利亚的开价,还同意将海洋划界问题暂时搁置50年。

2012年,当时负责的前ASIS高级官员“Witness K”(代号)秘密披露了此次窃听行动。进而引发轩然大波。

东帝汶进而告知澳大利亚,此前谈判无效。澳大利亚本来是东帝汶局势的主要参与国和援助国,这下却陷入了道义上的丑闻泥沼。

2013年,东帝汶在国际仲裁法院对澳提起诉讼。澳总检察长则命令ASIO突袭Witness K及东帝汶政府的代理律师住所,没收了他们的电子和纸质档案和护照,以“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

超过50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澳总理霍华德,呼吁以公正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并指出这是贫穷的东帝汶130万人口唯一能依靠的收入。

2017年,澳大利亚终于同意重新谈判。2018年,双方签署了一项新协议,将“大日升”地区的利润分成调整为东帝汶80~70%,澳大利亚20~30%。

另外,2013年6月,根据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露的一系列秘密文件,澳大利亚信号局(ASD)在2009年还曾试图监听印尼总统苏西洛和高级官员的手机通话。

但澳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拒绝对此事道歉,他在向国会发表讲话时辩称, “不应期望澳大利亚为……合理的情报收集活动道歉”。这使得印尼政府召回了其驻澳大利亚大使。

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不择手段地去和贫困小国争利,显得十分狭隘贪婪,在国际上成为嘲讽的对象。

中国是ASIS的第一目标

对小国都那么上心,对中国更不用说了。

现在,中国已经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视野的边缘,转移到了中心位置。自然, ASIS的工作最重点、第一目标,就是窃取中国情报。

▎上图均为中国驻澳大使馆发现的窃听装置示意图 图源:环球时报

设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ASIS北京情报站,是ASIS最重要、级别最高的站点。 多名特工以外交官身份,从事人员策反和情报交联的任务。

与此同时, 澳国内的ASIO、ASIS,对中国驻澳机构和人员的监控力度也越来越大,并且大规模约谈、骚扰在澳华人,要求提供华人社区和中国使领馆的情报,甚至将有些人发展成情报线人,设法向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渗透,或指使他们潜回中国搜集情报。

很多人难以理解澳大利亚为何如此亢奋,要做反华急先锋,以为仅仅是“意识形态对抗”,或者是短期事件引发的临时行为。

但稍微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地缘与种族视野的宿命必然。当然,这些就说来话长了。

现在,澳大利亚一方面借中国经济腾飞而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本质警惕,乃至现实敌意。

澳大利亚出口货物的近70%是铁矿石、天然气、贵金属,近60%的矿产出口中国;占中国铁矿石进口的份额超过60%。

也正是因为从西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量铁矿石,支撑了中国每秒产钢超过30吨。

2019年,澳大利亚对华货物出口1040亿美元,占总出口超过38%;顺差近490亿美元,占货物贸易顺差的比例超过83%。

另外,在服务贸易领域,通过旅游、留学(20万中国留学生,占比澳洲留学生总数28%),澳大利亚还赚取了中国1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顺差。

从历史和现实意义上来说,右翼掌舵的澳大利亚,注定要在继续向中国大卖铁矿石的同时,与中国铁了心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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