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凤凰新闻客户端荣誉主笔 唐驳虎
核心提要:
1. 每年全球有50-70万人死于流感,这是日常生活和近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
2. 1918年流感来势汹汹,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人,远大于一战死亡人数,决定了一战的结局甚至二战的开局
3. 1918年流感病毒起源于飞禽,后独立演化,传给人类,毒力水平比其他流感毒株高出50倍
4. 由1918年大流感的经验可知,第二波疫情往往更为凶险,且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面对疫情尤为脆弱;1918年时贫穷落后的地区和殖民地死亡众多,如今新冠疫情的新增确诊人数多来自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人口大国
5. 医学进步、科技发展之外,人类抵抗病毒的能力依然有限;切断传播途径这一正确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不适用,2023年之前,全球依然处于新冠病毒的威胁之下
6月28日,全球新冠疫情迎来了新的里程碑:
世界各国(含中国)确诊病例总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而病亡人数同时超过了50万人。
当然,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死于流感的人口也有50~70万人。 流感才是近现代历史上和日常年景里夺取人类生命最多的传染病。
死亡2500万人的1918大流感
比如百年前的1918年大流感,全球17亿人口中约有10亿人口被感染(比例2/3,流感病毒的正常感染比例),发病者约5亿人(约30%,高于常年)。
1918大流感之恐怖,在宏观统计上,在于它有着远超常年流感(约0.1%~0.15%)的发病-死亡率。
常年流感一般仅对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构成生命威胁, 而1918大流感的死亡者70%是青壮年。
和以往的流感病毒不同的是,1918流感不仅对65岁以上老人和5岁以下儿童很致命,而且在15-35岁的青壮年群体中死亡率也特别高,形成了一条反常的W曲线。
▎美国1918年大流感与普通流感的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每10万人)分布,虚线为1911至1917年普通流感,实线为1918年大流感
在病理表现上,1918大流感的症状除了通常的高烧、头痛之外,还包括脸色发青、猛烈咳嗽乃至咳血等,并导致迅速死亡。
从根本的致病机理上,后来人们才知晓,这是由于当年流感的变异重组,恰巧引发了免疫系统的过度应答,即“细胞因子风暴”。
青壮年免疫系统强,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创伤。免疫系统连带杀死了自己的健康细胞组织,造成人体组织或器官受损,尤其是毛细血管受损。
当时的军医解剖尸体后发现,死者的肺部受到严重损伤,肿胀发青的肺脏里充满了粘液和泡沫,仿佛遭到生化袭击一般。
而当时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医疗水平很有限,许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因此而生,有人认为是因为俄罗斯燕麦被污染,有人说是火山喷发,有人看星象认为是行星运行错位……
当时科学界普遍相信,这是细菌感染。可当时连抗生素(能对付细菌对付不了病毒)都没有发明,医生只能建议服用奎宁、酚酞这类根本无效的东西,甚至给士兵放血治疗。
于是,感染者往往从发病到死亡,速度非常快,常常出现早晨无症状出门上班、中午症状发作、晚上还来不及抢救就死去的现象。
当然,这次大爆发还因为正处于一战末期,英法美德和所有欧洲参战国,都实行严格的战时新闻审查,一切可能有损于前线士气的事情都不允许报道。
1918大流感首先爆发于3月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陆军训练营(当时就有人猜测,可能是当地养猪场的猪身上的毒株变异感染人类);4月,前往欧洲参战的20万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欧洲。
短短两个月,法军中约有3/4士兵感染病毒,英军中约有一半感染。病毒还通过俘虏,跨越了对峙的战壕,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的军营,都病倒一片。
但为了不让敌方掌握情况,双方都选择隐瞒疫情。仅仅到了5月底,病毒就通过运输船抵达了亚洲的孟买和上海。
整个欧洲,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不受管制,他们也不用报道战争,每天就报道自家的流感情况,让所有人错觉西班牙的流感最严重,所以这次疫情至今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在当时流行的海报中,流感的形象是一位头戴面纱,身着长裙,拿着弗拉明戈折扇的骷髅般的女人。
而欧陆战争的双方,则竞相鼓吹这是敌人的生物战。人们发生的任何不幸,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恨,理所当然地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敌人。
幸好第一波病毒来袭并不是特别厉害,高烧和浑身无力通常只维持三天,死亡率和以往的流感也没太大差异。
但流感只是暂时偃旗息鼓,它正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9月开始,秋季的第二波流感卷土重来。大流感爆炸般地在欧美各国的前线与后方城市同时爆发,这一次比上半年严重得多。
此次病毒来势汹汹,再也不是发热、肌肉酸痛那么简单,而是出现严重咳血症状。
在后方,猛烈的疫情让新闻管制也无法掩盖。市政当局被迫宣布了社交隔离措施,关闭了所有公众集合场所。
然而落后的医疗水平,仍然让大批市民迅速丧命。川普的祖父在纽约死于这场流感。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妻子,也病逝于华盛顿。
在前线,大量年轻士兵猛烈咳嗽,然后迅速死亡。病亡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了战斗伤亡。虽然表面强撑,但各国都知道:战争打不下去了。
于是,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匆匆宣告结束。
流感的第三波袭击是在191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这一轮袭击的威力已经减弱,但在历史上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协约国此时召开决定战后对德国惩罚的巴黎和会,美英法日意各国都有自己的打算。
法国主张肢解德国。英国为了抵制法国独霸欧洲,不主张过于削弱德国,从而对法国有所牵制。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坚持认为,过度惩罚德国将适得其反。
2月份,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人刺伤,虽然伤势不重,但在恢复时又得了流感。这使得他的脾气变得更为暴戾。
▎左起: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
美国总统威尔逊3月份重归巴黎。4月3日,威尔逊和克里孟梭在谈判桌上相互指责,恶言相向。
威尔逊的嗓子变得嘶哑、开始咳嗽,后来整整四天卧病不起。总统助理豪斯猜测是克里孟梭把流感传给了威尔逊。
威尔逊生病期间,英法加紧讨价还价,互相妥协,基本达成一致。
在患上流感后,曾经冷静和深思熟虑的威尔逊,也变得善忘、易怒,缺少耐心,突然间也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巴黎和会“四巨头”,左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最后的和约迫使德国作出巨额赔款,附加了不少对德国极为不利的条款。最终的和约与威尔逊的初衷大相径庭。
于是,德国被要求支付大量战争赔款并割让领土,苛刻对待之下,德国困难重重,并充满屈辱。强烈的复仇心态,促成了纳粹的崛起。
有历史学家认为, 如果威尔逊没有病倒的话,巴黎和会的最后结局可能有所不同,而若无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就不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祸根。
1918大流感真正的全球杀伤
人类历史上单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疫情、首次全球范围的超级传染病爆发,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
1918大流感的死亡人数高达 2500万人以上,比当时打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1500万)还多。
法国著名诗人纪尧姆、巴西总统等一大批名人都在疫情中去世。按人口比例折算,这相当于在今天的世界, 一次疫情死亡1.2亿人。
这次流感,在世界大战各国对峙隔离的年代爆发,在跨洲运输只能依靠轮船的时代迅速蔓延全球,从北极的爱斯基摩部落到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无一幸免。
一些爱斯基摩部落死亡率超过80%,萨摩亚的人口死亡率达到20%。
但是,在广为报道的欧美各国,当时统计的死亡大多只有几十万人,例如美国50~85万人,英国25万人,法国40万人,加拿大5万人,澳大利亚1.2万人,日本39万人。
那么,2500万以上的死亡,主要都发生在哪些国家呢?
当然是极度贫穷落后的印度、非洲和旧中国,以及帝国列强的一系列殖民地。
▎1918年的日本
1918年流感当然也波及中国,第一个病例被报告的时间是5月30日,当天就有15人中招,该病蔓延迅速,不及一周租界工部局医院就有50人入院诊治。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瘟疫登陆中国之初的情景。6月1日的《申报》,发出了关于“风瘟”(传统中医所称的呼吸道传染病)最初的消息。
到了6月中旬,报道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流感在上海已经造成人员死亡,且是 “晨发夕死”。
与此同时,其他省市的疫情也陆续爆发,自广州至东北,由上海抵四川,蔓延广泛:
吉林:“时疫发生以来,居民罹患时症者不可胜数。商号因柜伙染病者,多至不能开张营业。疫势虽不甚剧,烈而蔓延甚广,未可忽视。各中西医院诊治极忙。每日到院求诊之人数,较平素多至数倍……医士奔走不遑,临门候诊者尤络绎不绝,足见时疫之一斑矣。”(《申报》6月6日)
湖北武昌:“目前疫症流行已遍武汉,而武昌一隅尤甚。闻武昌城内各住户几无一家得免者。幸症尚轻微,死者甚少,惟传染极速。”(6月12日)
湖南长沙:“湘城近旬以来因天时不正,又大水之后湿气薰蒸,致发生一种类似疠疫病症,传染极多。全城警兵之得此病症者已达三四百人,南门外某炼矿公司某工人患此者亦达百人上下,民间传染尤伙,无处无之。幸病者尚易医治,无性命之虞。刻下警厅已注意预防,正邀请中外医士研究办法。”(6月14日)
6月17日的《申报》还详细报道了江苏镇江、扬州等地的疫情:他们的身体症状先是脑痛、身酸,而后寒热,传染迅速,“朝发夕毙”。
在第一轮疫情当中,流感就犹如海啸一般,快速席卷交通落后的中国, “传染甚速”:
北平、重庆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
上海、江苏、天津、北京、河南、安徽、江西、山西、四川以及东北等地,均为疫疠所困。
到8月份前后,第一波疫情基本已经消退。同样,在9月份开始的秋季第二波当中,中国同样无法幸免。
死亡人数和蔓延区域,远远超过五六月那一次。
例如安徽省,疫症流行,传染极广,“病初起时,骨痛咳嗽,忽寒忽热,往往视为热症,误投凉药,因此丧命者时有所闻。”
但当时有报道最严重的地区,是浙江绍兴的上虞西乡。
10月19日的《申报》,刊发了一封来自绍兴疫区署名“屠子香、裴丽生”的读者来函,显示出流感传播的严重情形:
“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
“盖自发现是疫以来,死亡人数己占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
值得一提的是红会。当时的红会会长沈仲礼联合中国济生会等组织,组建医疗队奔赴疫区发放“济生丹”等防止“时疫”的中药或西药。
但很显然,用温凉寒热来定性的流感病毒,离真相过于遥远。人类还要过70多年,才能找到抑制病毒增生的特效药。
10月26日,旅沪豫人金策澄给《申报》写信,也讲述了老家河南的惨状:
“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属,因秋旱过久,瘟病大作,轻则寒热,重则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幸免。 无棺殓尸者遍地皆是,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大疫也。”
棺材不够用,乃至于尸骸曝于荒野,疫情之严重可以想见。
金策澄从媒体上得知,上海红十字会已派员赴宁波、绍兴进行救济。他为故乡呼救,表示“如有大慈善家闻而继起,以拯吾乡人于浩劫之中,则感激者不仅千万人已也。”
安徽省亦是疫症流行,传染极广,“病初起时,骨痛咳嗽,忽寒忽热,往往视为热症,误投凉药,因此丧命者时有所闻。”
当然,由于当时红会实际力量薄弱以及交通不发达等因素,其救助范围主要在总部所在的上海及周边地区,对于稍远一些的地方如安徽桐城等处的求援,只能寄送药物及药方,无法派员前往。
直到1919年一二月间,中国报纸上关于流感的报道才日渐消退。
当时中国民不聊生,政府羸弱,统计能力欠缺,也不在乎多一个流感。所以,根本没有统计数据,地方志里也往往缺乏精确的记载与统计。
只能估算出全国死亡人数在500到900万之间。相对当时中国约4.4亿人口,死亡率约1%~2%。
但真正的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区,还是 英属印度(包含今天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
印度的流感最早爆发于1918年6月的孟买市,然后传播到旁遮普邦和今天的北方邦。
第二波爆发更厉害,因为大量为英国打仗的印度士兵开始陆续归国了,印度西部、中部和北部的人口密集地区均受到重创, 某些地区的死亡率高达10%。
▎1918年6月至12月,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每周死亡率
北方邦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仅此一个邦就死亡了 300万人。孟买的人口死亡率达5.5%,
最终,印度的死亡率被估算为4.5%。印度当时约2.7亿人口,死亡人数估计在 1200万以上。
对当时17亿人口的世界而言,全球因流感死亡人口2500万人,总人口死亡率在1.5%左右。印度占了近一半。
1918大流感教给我们的经验
2005年,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采集到的的1918流感全基因测序最终证明, 这次病毒应该是源自飞禽,大约在1880年传给家猪,开始 独立演化。
1918年初,完成最重要的分化, 传入人类(流感本来就是人、猪、禽共患病毒系列)。
科学家们还用基因组序列复原了1918流感病毒,并研究了它在小鼠身上的毒力情况。
结果发现,这个病毒株的毒力非常强,可以在3到5天内杀死小鼠, 毒力水平比其他流感毒株高出50倍。
而在实验猴子身上,也复原了“细胞因子风暴”的状况,证实了1918流感的威力。
历史经验更告诉我们:
1、1918大流感疫情的第一波暴发在3月至7月,相对温和,然而从9月开始的 第二波疫情来势更为凶猛,以至于最终疫情导致的2500万死亡中,大多数都是在当年9月至12月的三个月中发生的。
2、全球级别的大疫情, 疫情与死亡最惨重的,往往都是 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
然而现实也告诉我们,很多国家都放弃了(欧洲通过惨重死亡,算是取得阶段性遏制)。
全球日新增确诊人数,从4月份的每天10万人,已经增加到目前的每天20万人。中国确诊人数世界排名已经降到20名之外。
新增的高增长,主要来自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人口大国。
为重启近乎瘫痪的经济,印度、俄罗斯于6月初解除了全国封锁令。许多企业、学校、商场等都已经开放。
而巴西更是总统博索纳罗一直上蹿下跳,公然反对各地方政府的封锁令,巴西人自由奔放的性格也使得隔离令形同虚设。
现在,美国确诊近260万,巴西过130万,俄罗斯63万、印度53万。这四个国家加起来就达到了507万,占全球确诊人数过半。
除了医学进步、科技发展,有哪些东西让我们比100年前面对未知病毒时更有底气?
并没有。防控疫情的关键,仍然在于选择正确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 切断传播途径。
但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限于实际的国家动员能力与社会承受能力,无法选择快刀斩乱麻的严格社会隔离手段,快速彻底斩断病毒传播,只能改短痛为长痛,放任病毒扩散。
当然,外部世界也分化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具体国家还得具体分析。
也有一些国家和中国一样,基本实现了疫情“清零”。有的国家则沉沦在无边的黑暗当中。
所以,在中国之外,全球疫情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 即便有疫苗,完成接种至少还要2年。
这意味着,2023年之前,全球依然处于新冠病毒的威胁之下。世界分化为一个个孤岛。
在国内保持疫情基本“清零”的同时,外部疫情的长期化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威胁,唯有把好国门,才能实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