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并不特别

「 山东故事 」

利物浦夺冠，卡特退役，都是值得说一说的事。

但是抱歉，看了一下午的新闻，既没心情抒情，也没心情怀旧。

聊聊高考顶替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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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基因工程这种高科技，一个人的人生就可以被任意涂抹，一个人的命运就能够被随意篡改。

最近几天，山东连续曝出高考顶替案。聊城的陈春秀参加成人高考时发现，原来自己16年前并没有落榜而是被人顶替。济宁的苟晶更为曲折，20年前，她两次参加高考，两次成绩都被人顶替。顶替者岁月静好，受害者半生彷徨，她们的故事令人唏嘘。

苟晶、陈春秀的案子，听起来好像很久远，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但即使20年前，社会也早就进入吴晓波所鼓吹的“大江大河”、激荡年代了。

人生即社会。正如许多人所困惑、所义愤、所指责的——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山东是原始社会么？揭掉个人命运这层血淋淋的故事表皮，山东发生的事，典型反映着中国变化社会中的权利、机会秩序。

城乡差距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特点。苟晶、陈春花都来自农村，她们改变命运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通过高考，读大学，到城市谋一份工作，这是改变生活唯一机会。山东是农业大省，中国城乡差距的典型代表。大部分农村孩子的命运，都依赖高考这个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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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虽然充满着变化，但需要冷静地指出，从社会秩序的现实情况来看，与众多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充满冲突、动荡不同，与我们从众多令人愤慨的新闻中感受到的不同，当前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

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稳定得益于“大江大河”、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生活的改善，但以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这种稳定更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得益于这种结构之下，权利与机会秩序的组织。农业大省山东是一个样本。大量的乡村人口，通过高考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苟晶。通过进城务工能有横向流动的机会，如东莞图书馆的留言叔吴桂春。

苟晶、陈春花们有个高考的机会就很难得了。吴桂春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很暖心，但他在东莞打工17年，失业后回乡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这样说，听起来很残忍，但事实就是如此。机会的掌控与释放，缔造了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不仅是苟晶的山东故事，还是吴桂春的深圳故事，更是多年来中国社会秩序的故事。

其实，人们生活好一点就老实，这种观点太朴素了。亨廷顿统计研究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指出——这类社会中的动荡，源头很少来自贫穷与落后的地区，恰恰相反，几乎总是发生在最先进的地区。因为先进地区的人，容易认同先进的理念和价值观念。

然而从现实来看，经济在发展，社会已经变得城市化了，但秩序仍然是乡村化的，并因此带来稳定。我认为这个特点非常重要，它与众多社会变革的历史经验不同，在大江大河之类的鼓吹声中，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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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将关注点放到山东这个地方上，困惑为什么这种事情为什么总是山东。其实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山东只是一个典型样本，在斗兽场一般的笼子里，从概率上来说，发生这种事情概率会高很多。湖南邵东不一样有罗彩霞案么。

还有人说山东人特别官迷，山东孩子都爱考公务员。其实，看看这些年国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只有山东孩子爱考公务员么？从社会结构稳定的视角来看，公务员与高考的逻辑何其相似。

虽然现在经济学家们点评时代一点都不矜持，变本加厉，不止“大江大河”更是鼓吹“大水大鱼”了，但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大鱼都被你们捉了，今时今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通过考试从政谋一科职，比经商变成杰克马要容易得多。

并非现在的年轻人，山东人更迷恋权力，统计数字只是个结果，“过江之鲫”的现象是一个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时必然会出现的。这又是当下社会秩序被忽视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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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的劣根性只会是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山东故事是一扇洞察这个变化社会机会、权利秩序的窗口。

“收音机将城市的语言和希望传递到农村，汽车将乡村的语言和信仰捎带进城市。” 亨廷顿在1970年代关于变化社会城乡分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改一改——网络将城市的语言和希望传递到农村，陈年的旧事会接二连三、纷至沓来。

人们的义愤其实很容易平息，苟晶的事情很大概率上会得到处理，一如吴桂春失业的事公开传播之后大概率会被解决再就业。一切都需稳定。在超稳定外表之下，山东故事的背后有权力和寻租不受监督的真相，更有社会权利与机会秩序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