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将会再次发生吗？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这样判断

疫情期间，中美关系经历着变化。疫情过后，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中美会走向对抗还是缓和？会有新冷战吗？6月23日，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云论坛对话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教授，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米特教授认为，“新冷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讨论，并不适合如今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联系密切，在贸易和高等教育等方面存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应该努力尝试缓解中美间的紧张关系。

在未来的新秩序中，英国与欧洲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米特教授提出，尽管英国已经脱欧，但在各个方面不会有太大变化。在贸易方面，欧洲一直处于中美之间的中间位置。受疫情影响，人们开始担心过度全球化，中欧关系可能因此发生变化。

米特教授表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首先需要建立国际机构，世界各国都应该承担责任，合作处理全球公共问题。

以下为拉纳•米特教授的对话实录：

米特教授：很荣幸能参加此次访谈，我的名字是拉纳·米特，我是一名近代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就职于牛津大学，很荣幸参加此次的凤凰网新媒体举办的与世界对话活动，我们希望会很多非常有趣的以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在此进行。抱歉 我不能到北京与你们见面，但我此刻在牛津大学向各位发来问候。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近期我们看到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您认为冷战将会再次发生吗？

米特教授：我认为在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都存在关于新的冷战的大量讨论，而且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讨论，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谈到它的方式都仿佛冷战不可避免，那它真的发生时危险将更大。

作为历史学家，我不认为冷战是当今中美关系的很好的比较或隐喻。

您必须记住，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非常独立，他们之间没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双方在物理和心理上都彼此孤立，都被城墙、边界和障碍隔开。

我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有非常大的区别，贸易问题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区别。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中国也依赖大量美国科技企业提供的组件，以及生产的许多产品。同样的，美国在各领域的制造业也非常依赖中国，所以双方的关系非常紧密。

以另一个领域为例，那就是高等教育。如您所知，中国的中产阶级父母和精英父母，普遍会将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在一些顶尖大学上学。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就读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学府。所以我认为这种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意味着这种关系与冷战不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段关系没有处于非常困难和潜在的危险之中。我认为很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不只是中国和美国——都必须寻找方法以尝试缓解紧张关系，并且寻找一种相互交流的有效方式。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我们知道您定居在英国牛津，也许您对英国和欧洲非常熟悉，所以你认为英国与欧洲在未来的世界秩序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米特教授：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英国近期脱离了欧盟，所谓的英国脱欧过程，历经了45年以后，我们将就与欧盟的新关系展开谈判。

我认为英国与欧盟，应该在各个领域继续保持紧密联系，包括贸易、教育、国防和外交，所以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欧洲和英国在很多方面，包括外交关系、态度等，不会有太大变化，特别是对于中国。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在诸如贸易之类的问题上，欧洲一直处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中间位置。传统的欧洲在贸易方面还没有美国那样具有对抗性，但是它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与中国讨论，比如开放市场——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市场开放的速度仍相对较慢，需要提高速度。

我认为，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人们会对新型外交产生兴趣。事实是，人们现在开始担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网络其他部分的过度全球化，因此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态度上发生变化。欧洲可能会决定要运营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

所以我认为包括欧洲地区在内的地区可能会更专注于本地，并减少对于全球化的依赖。从短期来看，也可能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很大程度地改变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关于欧洲政治和全球政治，您提到了新的世界秩序，以及相关的看法。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够建立一个世界秩序，以提供国际公共利益？

米特教授：我认为确保国际机构的建立，是这一现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在公共利益方面。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确保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都做出更多努力，比我们目前所做的还要多，以确保我们有共同的论坛来讨论和处理全球性问题。

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有许多重大问题不能仅由中央政府来处理，当然有些问题（是政府该独立处理的）, 包括与生活福利相关的问题、失业问题等等。但重要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由于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但它仍然存在 而且仍然非常非常重要和影响深远。

当然，还有诸如全球卫生问题之类的问题，病毒大流行是其中之一。

但还有许多其它问题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发生，抗生素耐药性是另一个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未来，这将是一个严重的危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物种灭亡和环境问题相关，更广泛地说，这些是未来的公共利益将需要考虑的事项。

如果世界主要的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美国、欧盟，新兴人口大国，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东南亚和非洲南部，以及拉丁美洲，如果他们无法携手共建一个合作框架，那么我认为我们将会错失良机。

我想起在今天早上的英国新闻中。我听到了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动家演说。格蕾塔·通贝里，她今年才17岁，再次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演说。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向格蕾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