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关院长杨光斌：疫情是一个拐点 考验了各国的治理能力

疫情发展中，有学者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提出质疑，反而注意到东亚尤其是中国在应对大流行病时的速度与力量。疫情后，全球政治与经济行为体该如何反思？中国应该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在全球安全、经济贸易以及多元价值观都受到挑战的现在，多边主义将走向何方？全球治理又将呈现怎样的形态？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围绕上述问题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杨光斌。

杨光斌指出，过去自由主义想象全球化都是好的，但事实上赢家是很少的人，大部分是输家，因此它势必会带来一种社会底层的呼唤或者叫反抗运动。笼统地称之为民粹主义，带有负面意义，其实在历史上并不合适，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是底层的呼唤。

杨光斌认为，疫情是一个拐点，考验了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中国和韩国、德国的制度、文化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德国、韩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在抗疫过程当中，表现的成绩不俗，非常引人注目。

以下为杨光斌教授的对话实录：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杨院长我们看到疫情爆发后，民粹主义的倾向是有增无减，您认为全球治理有何应对方案？

杨光斌：民粹主义是一种说法，一般都带有贬义，其实它是全球化带来的各国底层的一种反抗运动，从历史上来看也是比较正常的。全球化谁是赢家，当然是达沃斯人，好像他们代表了全球化，那又意味着什么？资本自由的流动，从欧洲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流动导致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什么？就是说也有民主化，民主化创造的自由、平等，天下皆兄弟，因此移民潮从南美到北美，从中东到欧洲，这个非常凶猛，移民潮抢了当地人的工作，因此说全球化带来的是少部分人是赢家，大多数人社会底层是输家，它就是一个反抗运动，底层的反抗运动，在这过程当中又带来民主化，民主化就是说各国的选举政治家们他会利用底层的不满情绪，被全球化所弄，所以说在法国、德国，包括美国的发展运动等等都是代表着一种排外的、极右的情绪。

过去自由主义想象全球化都是好的，但事实上赢家是很少的人，大部分是输家，因此它势必会带来一种社会底层的呼唤或者叫反抗运动。笼统地称之为民粹主义，带有负面意义，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合适，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时候，社会主义也被称为民粹主义，事实上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是底层的呼唤。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目前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单边主义冲击下呈现疲态，很多人指责说美国并没有担当起全球领导的责任，您认为未来的治理形态可能会是什么样的？

杨光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应该说是全球治理多边治理框架的搭便车者，这个框架就是说让中国受益很多，这是一方面。当然另一方面就是，这些框架应该还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欧洲主导建立起来的，他们希望利用这些规则把发展中国家，把其他国家都纳入他们的体制当中，但是这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设计的体制，包容不了如此巨大的一个中国。因此WTO的问题，不是WTO本身的错误，也不是中国本身的错误，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了，可能不能解决中国成长起来以后的问题。美国事实上对付了WTO，进而不再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但是我想说的是，最善于利用多边组织来解决问题的还是西方国家，二战以后形成的一种规则，就是practice这些东西，这是他们最擅长的。

中国最擅长的是什么？是双边关系，比如说中俄、中日、中韩，还有地区主义，因此多边主义框架的这个遭遇在目前对各国都是一种损失，但是相比较而言，对中国来说损失没有美国那么大，中国更善于就是说双边的地区主义的关系的处理。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您认为在应对疫情中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治理有没有相互可以借鉴的地方？

杨光斌：疫情是一个拐点，考验了各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不单单是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而是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其实中国属于后来局上，一些发展中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表现得不那么努力，这种反差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能力带来的历史的大分叉。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疫情就是个关键点，只不过中国的国家能力表现得很强，比如武汉封城这种管制措施；而美国的联邦制总统和州长们就搞不到一块去，这是关键时刻。其实从历史长期来看，这种发展的分叉也是由于国家能力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吸收西方的市场管理经验，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强大的能力保住国家规划、产业政策等等这些东西，因此无论是在关键点疫情，还是在全球化的几十年过程当中，比拼的其实就是国家能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你像中国和韩国、德国的制度是不一样的，韩国和德国的制度虽然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文化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想找到共同点似乎是很难，你说是文化原因，提出这样的原因都非常难，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德国、韩国、中国这些国家的国家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在抗疫过程当中，表现的成绩不俗，非常引人注目，关键点在这个地方。西方国家当然更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国家能力，不单是疫情当中的需要，更是长期战略发展的需要。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有很多学者质疑，此次疫情中实际上暴露出了全球治理的一些弊端，疫情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政治化、“甩锅”的现象，您认为从这次疫情中反映出全球治理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杨光斌：通过这次公共事件的危机，大危机，表现出各国发展理念上出现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国家发展战略当中，国家是干什么的，往往会认为是安全，为了对付安全的需要，所以发展太空武器各种先进武器，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都投向这方面。但是民生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这一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恰恰是这些最常规的必需品，比如口罩，防护用品等等，在很多国家都被忽视掉了，所以说这一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不是治理的方式，而是治理的目的，就是国家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思考。

当然国家主要是为了安全，但外来的安全是真的那么大，比如说敌人的安全真的那么危险吗？二战以来显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次面对的危机是什么，最大的安全是什么？就是这个病毒的问题。比尔·盖茨早就在5年前讲到这是最大的挑战，所以说这应该给各个国家敲响警钟，就是说我们合作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各国的发展理念，尤其西方国家发展理念尤其在美国可能出了大问题。

凤凰网“与世界对话”：希望我们之后各个国家能够从这次疫情中汲取教训，共建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形态，非常感谢杨院长的精彩发言，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