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翼装飞行的人:全国不超过50个,不是有勇气跳下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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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翼装飞行的人:全国不超过50个,不是有勇气跳下去就行

2020年05月23日 20:12:27
来源:新京报

圈内人士统计,在中国,目前有跳伞证的不到两千人,其中玩翼装飞行的不会超过50人,是“小众里的小众”。

刘刚与伞友们在翼装飞行。受访者供图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实习生 张逸凡

编辑 | 胡杰 校对 | 刘军

本文约5810字,阅读全文约需12分

5月12日,大四女生安安(化名)的最后一次翼装飞行,没能飞越天门山。

按照计划,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的直升机上起跳,她将在离降落点1000米左右的空中打开降落伞,完成一次高空翼装飞行。而实际飞行中,安安偏离了航线,张家界景区高低起伏的山势,使她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低空飞行环境,最终因没能顺利开伞遇难。

一位年轻女孩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跳,也让翼装飞行进入更多人视野。

翼装飞行是跳伞衍生出的高阶玩法之一。飞行员身着翼装,通过调整身体姿态来完成包括加速、减速、转弯等空中动作。当达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再打开降落伞减速降落到地面。由于飞行的危险性和难度极大,翼装飞行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堪称极限运动的极限。

圈内人士统计,在中国,目前有跳伞证的不到两千人,其中玩翼装飞行的不会超过50人,是“小众里的小众”。

国内知名翼装飞行员张树鹏告诉记者,翼装飞行并不是传说中的死亡率很高。根据前几年的数据统计,翼装飞行的重大事故率是千分之五,远低于车祸的概率。

“有更多人参与到突破自我、超越自我的运动中来,这是一件好事。”张树鹏说,“与此同时,也要对危险性充分预估,各方面准备要十分充分。热爱极限运动的同时,更要对生命和规则抱有敬畏之心。”

5月12日,安安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天门山试跳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失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5月12日上午11时许,安安从距地面2500米高的直升机起跳,伴飞队友蒋全(化名)携带摄像机随后跳出,两人平稳飞行19秒,朝天门山主山体方向飞行时,安安左向偏离规划飞行路线,与蒋全距离拉开后,飞行高度突然急剧下降数百米,消失在拍摄画面中。

在蒋全提供的拍摄画面中,安安偏离航线后,他朝向安安大幅晃动手臂,直至安安消失在视野中。“晃动手臂可能是提醒安安注意航线,注意意外情况,但安安飞远了可能看不清手势。”资深翼装飞行人士严立恒(化名)说。

这原本规划的是一条高空翼装飞行路线,安安从2500米高的直升机上起跳,飞过几个山顶的摄影机位,再打开降落伞着陆在山脚停车场。资深翼装飞行人士刘刚(化名)认为,“理论上讲在飞行路线的选择、计划开伞区域的高度和最后的降落点的选择都没问题”。

此前安安已经完成了500多次独立跳伞,其中翼装飞行超过了300次,获得了美国跳伞协会C类跳伞执照。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属于砂岩地貌,地势起伏大,悬崖垂直部分可超过400米,山顶和山谷相对高差可达到1200米,理论上高、低空翼装飞行均能在这里实现,“但一旦出现偏差,比如空中自旋或掉了一些高度,立刻可能变成一个低空航线,陷入山谷里飞不出去。”严立恒认为,安安的水平属于刚刚脱离了翼装新手状态,偏离航线后,她飞去了一个陌生的低空路线,由于没有低空飞行的经验,出现紧急情况,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刘刚分析,视频里安安在翼装飞行过程中出现上浮动作后,飞行高度急剧下降,应该是发现自己无法飞过面前山体,试图打开降落伞,“开伞前需要减速,再拉开引导伞,然后拉开翼装手臂和腿部的拉链,否则手臂无法往上拉住操控降落伞的手柄,在紧急情况下如果经验不够,可能导致飞行状态不稳定,身体将失去平衡”。

安安背的是高空伞包,包括一把主伞与一把备伞,主伞完全展开需要3至5秒,备伞上带有AAD自动激活装置,通常设置在距离降落点垂直高度二三百米之间,若飞行员未开主伞且正高速下降,将自动开伞。

刘刚和伞友们在翼装飞行时摆出不同的造型。受访者供图

而适用于高空翼装飞行环境的备伞,在安安偏离路线进入低空环境时无法自动激活打开。备伞的AAD自动装置需要提前在降落场地进行设置,以此海拔为参照点,往上到二三百米之间,保障备伞2秒左右的开伞时间。

“自动激活装置失去功能了,可能飞到离山地高度只有几十米了,但离设置好的降落点相对高度还有几百米。”刘刚说,在高度不足以打开主伞时,只能快速切断主伞手柄,手动拉出备伞。

5月18日,安安失联第7天,搜救队伍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一处密林内发现她的遗体,此处海拔高度约900米,与起跳点相对落差1600米。天门山景区官方通报称,失联者降落伞未打开。

张家界警方正介入调查事故原因。严立恒告诉记者,国际上出现这类致死事故,需要一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伞类装配工程师参与调查, “检查装备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一些人为因素导致无法开伞。”

“这不是一项有勇气跳下去就行的运动”

2017年春节,27岁的何凡(化名)调了两周假期,去美国跳伞基地学跳伞。何凡说,他心中一直有“跳伞”的种子,梦想着在天空翱翔。

真正站到跳伞基地时,他发现,“这不是一项有勇气跳下去就行的运动,而是一项非常严谨,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运动,它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相较于他参与过的滑雪或潜水,“跳伞从难度系数和学习费用来讲,都更高一些,但没有传言说得那么离谱”。

前三天是基地开设的地面课程,需要认识降落伞是什么,练习在跳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每一种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教练让我们想清楚,为什么来学跳伞?是真心喜欢还是想发一次朋友圈?”

何凡说,教练会带着一起出舱进行8次单人跳伞课程,自己则需要练习出舱和降落技术,并且在高空自由落体时保持身体平衡,从离地13000英尺的飞机上跳下,教练拉住身体两侧,保持平衡,“前几次跳全身很紧绷,回想在地面学过的动作,使劲往前顶肚子,成一个香蕉的形状,慢慢可以自然舒展地做自由落体。”

何凡和父母形容自己跳伞时的感觉,父母起初很不理解,他带父母去旅游时特意建议妈妈去试一下双人跳伞,“妈妈落地后兴奋地还想再跳一次,特别开心”,他们不再反对他的这一爱好,但还是会叮嘱,多注意安全。

何凡完成了美国跳伞协会跳伞A类执照需要的25跳和其他科目,他可以去美国跳伞协会认证的任何基地独立跳伞。美国跳伞协会是国际上认可度最高的、营利性的跳伞组织,其签发的跳伞执照几乎能被全世界所有跳伞基地认可。跳伞次数增加后,何凡可以依次往上申请B类、C类和D类跳伞执照的课程考试,D类执照至少需要达到500跳以上,之后便可申请教练级别相应的考试。

在美国训练基地,学跳伞的学员和教练在交流。受访者供图

同样是在2017年,24岁的刘刚也迷上了跳伞。刘刚在美国上大学期间,正好住在了一个跳伞基地附近,三年前旅游时一次双人跳伞的刺激体验,让他念念不忘。“从小就喜欢玩一些刺激的运动,坐过山车从来没有害怕过。”之后他几乎天天去跳伞,到5月份就刷到了200跳,可以开始学习翼装飞行。

对于儿子玩这么“危险”的运动,刘刚的父母当时也是极力反对。“我跟他们讲解了很多关于跳伞和翼装的知识,拿到A证后告诉他们持证跳伞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劝不动,拦也拦不住。”他也会发翼装飞行的视频给父母,“他们不会注意飞行动作帅不帅,酷不酷,他们看完总会很担心,让我注意安全。”

刘刚算了一下所需的开销,考跳伞证花费3000多美元,单次跳伞费用30美元左右,全新的高空伞包需要8000美元,翼装得量身定制,一套价格在1400至1800美元,翼装教练的价格一天600美元左右。“有人学习进度快,有人进度慢,估算总花费在15万人民币左右。”

何凡介绍,很多中国人会到美国学跳伞,除了确实有钱有闲的富人和中产,很多是攒钱实现梦想的普通人。有刚去外国留学的学生,有刚工作积蓄不多的爱好者,一边在跳伞基地做兼职,一边练习跳伞。最常见的兼职是叠伞包,叠一个伞包能赚7美元。不熟练时叠一次需要三四十分钟,熟练后十分钟不到就能叠得工整。

等执照等级高了后,他们可以考教练相关的各项证书,当兼职教练,带游客双人跳伞。刘刚考到了跳伞D证和教练证书,把爱好变成了职业的方向,他用兼职当教练赚的钱,用于自己翼装飞行训练,为参加竞赛做准备,“更像是大家一起玩,一起学习。”

“学跳伞的中国人都很拼”

2018年被多位圈内人称作国内翼装飞行发展的元年。

2017年底,中国人于音完成翼装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挑战,2017年9月,在张家界天门山举办的翼装飞行世锦赛上,张树鹏在移动穿靶项目获得亚军,创造了亚洲人在此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之前觉得是电影里特技演员才能做的事情,没想到这项运动离我们这么近,我们或许也能完成。”严立恒回忆,从2018年起,学翼装飞行的人多了起来。

何凡记得,最初在一个跳伞基地只能见到几个中国人,到2018年能明显看到人数增加了,在迪拜的跳伞基地,有一半是中国人,不少人开始学翼装飞行。“中国跳伞人”的群满了500人,大家又建起新群,到现在四五个群里加了近两千人。

而在这两千人中,有资质玩翼装飞行的却只有几十人,“小众里的小众”。

2018年冬天,安安在迪拜的跳伞基地完成了200跳独立高空跳伞,这是美国跳伞协会规定的学习翼装飞行前必须完成的独立跳伞数量,这意味着,她可以找教练学习翼装跳伞了。

美国跳伞协会和跳伞基地不提供翼装飞行培训业务,翼装教练多是由技术不错的跳伞教练担任。

“能教翼装的跳伞教练并不多,都是圈里的朋友介绍,翼装飞行经验足够多,获过一些赛事奖项,要看口碑,教学方式怎么样。”刘刚介绍,翼装教练和学员会双向选择,教练通常会了解学员的跳伞次数和真实水平。

2019年,安安在豆瓣上发了这张图片,她写道:想尝试低空,想尝试speedfly,想抱着新翼装去跳大山。图片来自网络

何凡和安安就在同一个跳伞基地学翼装飞行。

他们一起赶最早的一架跳伞飞机训练,到日落时,叠伞、登机、飞行一个又一个循环,何凡累得一动不想动,就见安安又背着降落伞上去了,最多的一天她跳了10次,“她对跳伞是真的热爱。”

学生翼装规格最小,只是比普通衣服在手臂内和腿间连一小块布,但在空气动力学原理下,下降同时能向前滑行一段距离,4000米起跳在空中能飞一两分钟,绕着基地飞一圈,“像老鹰展翅一样真正飞起来”。

在练习75跳后,何凡的装备换成中翼装,150跳后他可以穿大翼装飞行,这时每下降一米能前进2至3米,他需要进阶学习如何控制翼装的速度与方向,翼装越大,越难驾驭。

“因为翼装飞行没有一套单独的考核保准和评价体系,水平怎么样需要自己来判定,可以请私教进阶练习,也可以和其他队友对比,动作做得是否标准,速度怎么样,能不能达到驾驭新翼装的水平。”刘刚说,这都是圈里口口相传的规范。

独立翼装飞行需要自己规划好路线,需要对自己的极限能力有精确的了解,计算高度、飞行角度,测量路线。

“学跳伞的中国人都很拼,和很多热爱运动的人一样,从早训练到晚上,抓紧一切时间去挑战,很痴迷,达成一个目标就特别兴奋,很简单的开心。”何凡说。

安安生活照。图片来自安安个人社交平台

不去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

安安遇难事件,也使网友们更多地关注到了翼装飞行的危险性。

据跳伞数据网站BFL统计,从1981年开始,截至2020年1月,全世界玩低空跳伞和翼装飞行的死亡人数为383人。

刘刚和伞友们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翼装飞行视频下,网友总会问“这么危险的事,你们还要去做?”也有网友讥讽他们:不作不死。

起初,刘刚看到后一条条回复反驳,“这项运动没有那么危险,总会有意外发生。”

类似的评论越来越多,刘刚也很无奈, “玩到几百上千跳的人,都是真心热爱这项运动,没有人会拿生命去冒险。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每一跳的安全系数提高,不出意外事故。”

圈内人士告诉记者,翼装飞行常出现三种事故,第一种是降落伞绳子缠绕,导致无法开伞或开伞后剧烈晃动。何凡记得一次飞行时,降落伞牵引绳缠绕住大腿,到开伞高度拉不开伞,他愣了两秒,“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告诉你要怎么把绳子拉回来,然后开伞。”

第二种是多人翼装飞行时可能出现碰撞,出现撞晕或撞伤,但在降落到一定高度备伞会自动激活,关键时候起到救命作用;另一类是降落在指定区域之外,可能会带来摔伤或摔死的危险。刘刚说,两年前有伞友在降落时,撞到房顶突起的位置遇难,“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2019年9月8日,第八届翼装飞行世锦赛在湖南张家界落幕。不少游客争相与中国选手张树鹏合影留念。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张树鹏告诉记者,一般来说,高空跳伞超过400次跳,才有教练会接收你学习低空跳伞,低空跳伞100跳后才能学习低空翼装飞行。要非常有经验之后才能进行低空翼装的飞行。“这项运动其实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运动,在学习过程中,如果都能按照要求科学地一步一步去提高的话,是可以保证飞行人员的安全的。”

另一方面,装备性能的提高也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刘刚说,最初翼装相当于在手臂和腰之间连一块小布,只能稍微将你在空中推得远一点,随着翼装一直在尝试和研发,现在性能好很多,安全性增加了。

但一个事实是,与已经相对成熟安全的高空跳伞相比,翼装飞行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行业规范。

业内人士介绍,低空跳伞是一项没有限制和固定规则的运动,并未被纳入跳伞协会的管理体系中,其衍生出的低空翼装飞行也成为“几乎没有容错率的极限玩法”,危险性更高。一些跳伞基地,会售卖低空跳伞的手册,有一本字典的厚度,里面记载了所有可能的危险情况,供给爱好者参考。

严立恒说,绝大部分跳伞和高空翼装飞行的致死事故,几乎都能通过人为干预来避免,这些紧急应对措施在跳伞各级课程里都学过,“这些事故里90%都是人为因素造成,他们可能登机前没有仔细检查装备,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时没有正确操作。”

“我们一定要有敬畏心,生命是第一位的。极限运动应该是科学严谨的训练,科学的挑战,而不能在未知的环境中去挑战自己能力的边界。” 严立恒说,伞友群里几乎会讨论每一次死亡事故,“如果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

伞友们试图摸索一套相对安全的极限玩法,找一处合适、安全的低空翼装飞行场地能降低风险因素。他们也会做一些模拟低空环境的跳伞。

低空飞行爱好者会建立一些小联盟,只有你的低空跳伞能力被认可,才可能一起训练。“跳低空的话,最好不要一个人去,万一出事的话可以及时处理。”刘刚说,“在低空飞行中,需要注意的安全性因素也会多很多,因为危险性完全不一样,被试验过很多次的地点相对更安全一点”。

因为疫情影响,何凡近半年来一直在国内,没有参加过一次翼装飞行。有时坐飞机时,他会条件反射地去看高度表,突然没感受到肩膀上的伞包的重量,心头一阵失落,“在天上飞的感觉太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