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里的新冠大流行：4月底时巴西病例或已超过150万例

疫论·空间｜沉默的祭坛：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新冠大流行

巴西已经成为了新冠疫情的震中，新增病例仅次于美国——然而巴西的测试能力却远远不足，实际死亡率可能要高得多。巴西贫民窟的检测数据则更加匮乏。本文将目光投向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里约贫民窟，并解释了里约城市空间中贫民窟与城市“遥远的接近性”之悖论：里约热内卢的不规则地形，让这个城市词汇之中强调贫民窟和正式城市空间之间的社会分离的隐喻浮现出来。在沥青（asphalt）上，居民有权利和义务，住在正式的法治城市内。在山丘（hill）上，人们生活在贫民窟里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内，在那里，人们的权利是残余的，不稳定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警察的保护，反而受其威胁。建立在城市上层社区之间，贫民窟的居民为属于沥青的城市提供了最基本服务。贫民窟内近30%的女性是女佣，大多数服务于沿大西洋海岸的里约热内卢高档公寓，而那里是新冠病毒首次出现的地方。

作者Lués Costa是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研究1960年代的巴西纪录片。本文英文版将刊于关注都市空间、媒体与社会的网刊“Mediapolis”下一期，约于六月中发布的“疫情在全球城市”特辑，感谢Mediapolis授权澎湃新闻刊发中文版。

水果和蛋糕摊、酒吧、杂货店和小饰品摊位排列在通往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Pavão-Pavãozinho的道路上。一桶桶的瓦砾和木屑堆积在狭窄的街道两旁。在周六早晨，男男女女纷纷通过这条街道。在一条小巷的入口处，有人用水笔在一块白板上潦草地写道：建议居民使用手套、口罩和免洗消毒液。在街道另一边，有人在酒吧的蓝色和红色的墙上涂鸦道：“这不是新冠病毒。这是新的世界秩序。”

Pavão-Pavãozinho位于科帕卡巴纳海滩（Copacabana beach）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它是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763个贫民窟之一。根据巴西上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在2010年，大约140万人，即22%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这些地区内。在这个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贫民窟从边缘包围了城市。随着大流行在巴西的蔓延，人们为这场前景黯淡的对抗做好了准备。

Pavão-Pavãozinho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报道，5月初，只有美国的新增病例超过巴西。然而，巴西的死亡人数可能要比美国高得多。巴西是全球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目前为止也是受测试人数最少的国家。根据巴西国立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的调查，截至4月底，巴西新冠的病例数量可能已经超过150万，比卫生部当时确认的79708例高出近20倍。

在贫民窟内，关于疾病的统计数据则更少。在不进行检测的情况下，感染人数通常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WhatsApp聊天中的传言或居民协会的讣告都助长了这种假设。公共诊所对疑似病例的调查也表明，大流行正在无声无息地向前推进。5月初，在Pavão-Pavãozinho的大约10000名居民中，有7例确诊病例，2人死于新冠病毒。

在这样盲目的情况下，贫民窟采取了另类的方式来记录瘟疫的传染。在城市的北部，Complexo do Alemão社区最大的公共诊所的医生们创建了一个独立的流行病监测系统。被监测的区域是一个由17个贫民窟组成的居住群，这个群落环绕着一个位于里约热内卢北部的多岩石山峦Serra da Misericórdia，分布在296公顷的山丘、斜坡和泉水上。

Complexo do Alemão

在5月2日，巴西新增了1288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住院病例57例。然而，官方报道的新增病例却只有17例。数字上的落差可以从Inhaúma公墓（位于贫民窟一个入口的山脚下）进进出出的棺材数目中被感知到。在今年4月，这个公墓记录在案的下葬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2.7%。

该住宅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0.711，为全市最低。在那里，大约7万居民中有29%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最低工资的一半。在Complexo do Alemão社区入口处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被展开的手工制作横幅，要求人们共享水资源。这个警示也反复回响于在贫民窟社群穿巷而过的汽车广播中。在一些地方，水龙头一周只能接到两次自来水，通常龙头的水流量很小，像水滴一样。你必须耐心地去填满水桶，为本周剩下的时间储存好用水。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对于人均收入在45美元左右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免洗消毒液的价格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收入来源。

“COVID”、“大流行”、“SARS”和“封锁”这些词在小学毕业率不到50%的人的词汇表中并不常见。（一则谣言称，）用温水混合盐和醋来漱口可以杀死在喉咙里的病毒。另一则假新闻表示，碱性水果能使身体免疫疾病。一段匿名的WhatsApp音频在贫民窟中流传，警告称可能有被污染的口罩将在该社区内被分发。

由于依赖于非正规经济，当地经济几乎无法适应当下的孤立状态。在新巴西利亚的贫民区内，酒吧和杂货店照常营业，熙熙攘攘的街头集市每天都吸引着当地人和商人。银行和彩票公司门口排着长队，人们在寻求约100美元的紧急援助，这是联邦政府提供给失业者和非正式工人的救济，但这只比每月最低工资的一半多出一点。

对大流行破坏潜能的否认也加剧了人们的怀疑。塞拉斯·马拉法亚（Silas Malafaia）是新五旬节派*（neo-Pentecostal）的明星牧师，他的教堂在贫民区内设有分支（在山峦附近至少有11个分支），他在Twitter上向自己的140万粉丝大声抗议，认为媒体在处理疫情时夸大其词。马拉法亚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最重要的宗教盟友之一。博尔索纳罗是巴西极右势力的领袖，自危机开始以来，他曾四次利用电视和广播发表公开声明，试图将大流行的风险描述为最低。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他称新冠病毒为“小流感”（little flu）。

*【马拉法亚是五旬节教会的领导者以及巴西福音传教士跨宗教派别理事会（CIMEB）的副主席，该理事会由几乎所有巴西福音派教派的约8500名部长和领导人组成。马拉法亚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并公开反对同性婚姻和《堕胎法》。在2018年的竞选中，马拉法亚以及新五旬节教派对福音派竞选人博索纳罗的获胜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贫民区内，由社区的年轻居民组成的coletivos组织试图创造策略来阻隔瘟疫传播。Papo Reto用流行的放克（funk）的流行韵律对大流行的风险进行了说教式的解释，电子舞曲的节拍在被固定于贫民窟电线杆上的那些扬声器之间回响。他们的成员曾是“危机办公室”（Crisis Office）的创始人员。“危机办公室”是coletivos的一个特别小组，负责为社区提供指导方向，收集基本需求并分发食品篮子和卫生用品等。

4月27日上午，巴西塔维拉（Fazendinha）社区在军事警察打击毒品贩运的突击行动时传出了枪声，“危机办公室”不得不取消了当天的安排。几个小时后，贫民窟主要公共急诊室的医生必须暂停提供针对新冠的服务，集中精力为新受伤的患者取出子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监控该市暴力活动的虚拟地图Fogo Cruzado显示，仅在今年4月，Complexo do Alemão社区就记录了22起枪击事件。

Complexo do Alemão社区曾经是里约热内卢贩毒集团的一个掩体。在2010年，国家安全部队在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占领了这里，其目的是向该地区植入所谓的和平警察。这是一种公共安全的管理模式，以永久的军事占领来管理冲突地区，该模式在2007年被里约所采用。这种模式被寄予为贫民窟的发展提供机会，促进贫民窟与城市融合的希望，但很快就坍塌了，就像任何其它失败一样，它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象征性事件。2013年7月，瓦匠阿马里多·苏扎（Amarildo Souza）在Rocinha的贫民区消失了，Rocinha位于São Conrado海滩两岸，是有着7万居民的地理巨像（geographical colossus）。调查得出的结果是，苏扎（Souza）因涉嫌为当地毒贩储存武器和弹药而被非法关押在酒吧里，他被带到一个装水的容器前，在正式死去之前，他遭受了40分钟的电击，溺水，用塑料袋闷住头等折磨。而他的尸体从未被人发现。

作为巴西人口最多的贫民窟，Rocinha在巴西众多贫民窟中占据官方统计数字里最多的确诊病例。那里的房子通风很差，很多房间不被阳光光顾，甚至在早上也需要灯光照明。实际上，自我隔离在物理上也无法在该地实施。如果Rocinha是一个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有着48258居民的它将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纽约作为新冠病毒的全球震中，是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而Rocinha的人口密度约为纽约的5倍。

Rocinha

里约热内卢的不规则地形，让这个城市词汇之中强调贫民窟和正式城市空间之间的社会分离的隐喻浮现出来。在沥青（asphalt）上，居民有权利和义务，住在正式的法治城市内。在山丘（hill）上，人们生活在贫民窟里临时搭建的棚户区内，在那里，人们的权利是残余的，不稳定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警察的保护，反而受其威胁。

记者Zuenir Ventura在1994年的一部经典著作中创造了一个术语，通过这个术语，城市研究这门学科可以去了解山丘和沥青之间的不平等。Cidade partida，或“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y），描述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城市挤在山海之间的现象，这导致二者在空间上亲近，但在社会上疏远。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中，Rocinha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空间形象的典范。它建于城市上层社区之间，贫民窟里的居民为属于沥青的城市提供了最基本服务。贫民窟内近30%的女性是女佣，大多数服务于沿大西洋海岸的里约热内卢高档公寓，而那里是新冠病毒首次出现的地方。

从沥青到山丘，传染病悄然循序的升级突显了共享同一领土的两座城市之间“遥远的接近性”（far proximity）的悖论。不均衡的融合进程中，贫民窟进入了新的新冠病毒危机。这场危机因贫民窟被边缘化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冲破，边缘导致的脆弱条件成为人类悲剧的沃土。然而，在这场大流行中，定义城市不平等的社会深渊仍然被病态且不确定的死亡估算所隐藏，这个预估仅仅通过数学模型和丧葬钟声暗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