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人航班至少106人确诊，飞向绥芬河的SU1700
疫情在俄罗斯加速蔓延。3月27日，俄罗斯宣布停飞国际航班；28日，莫斯科的柳布里诺、萨达沃两大市场宣布关闭消毒。
不安、恐惧也在莫斯科的华人之间漫延，无生意可做的华商开始计划回国。
直飞不行，只能选择辗转路线：从莫斯科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乘大巴到达黑龙江省东南部绥芬河口岸。
俄航SU1700，在同日航班中是华商回国第一程的热门之选。同行的人多了，感染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福建华商于萍夫妇俩同三位老乡一起乘4月3日此趟航班回国。一行五人，除了于萍，四人全部确诊新冠肺炎。
（4月21日，俄罗斯喀山，工作人员准备进行消毒）
记者根据黑龙江省卫健委疫情通报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俄航4月3日SU1700航班已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至少106人。而此航班大概有300个座位。
3月29日至4月7日，SU1700航班累计约200人确诊新冠肺炎，占到目前累计报告绥芬河口岸输入确诊病例的一半多。
确诊病例如此之多，SU1700何以至此？
艰难回国路
福建商人于萍夫妇在柳布里诺市场做了十五年服装生意。
3月28日市场关闭，两人决定回国。
按照往年的路线，他们从莫斯科直飞北京或上海，再到福建老家。但夫妇二人原订4月5日国航直飞太原的航班被取消，于是，夫妇俩和同乡三人改道俄航、从绥芬河入境。
他们从机票代理手中又订了4月3日SU1700的机票，连同飞机落地之后的大巴票。
于萍在出发之前备下防护服、口罩、手套、护目镜，做好路上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的准备。机票代理商告诉他们，飞机八个小时，坐大巴到绥芬河三个多小时。“十二多个小时，怎么会憋不住呢。”她心想。
莫斯科下午15时40分，是计划起飞时间。但这架约有300个座位的波音777-300ER在延误23分钟后，终于起飞。
（绥芬河口岸）
一万米高空，平流层的密闭空间里，这群人一同呼吸。
飞机上中国人居多，空姐发放的餐食他们都没有吃。但坐在中间位置的于萍注意到，同一排靠窗的俄罗斯乘客还如常吃东西。
SU1700航班全程6423公里，航迹从西到东划过几乎整个俄罗斯。最终，这架俄航还是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当地时间4月4日6时35分，航班落地，全程七个半小时。
下飞机之后，等待接华人乘客的是三辆早已停在机场的大巴。每车54座，于萍所乘的那辆大巴上坐满了人。
又是一段“同呼吸”的3个小时路程，乘坐终于到中俄边境绥芬河-波格拉尼奇内口岸。
入关要先测体温。但在莫斯科机场上飞机之前，所有乘客都没有进行体温检查。
人太多，大家需统一在已经安排好的中方大巴上等待两、三个小时，办理入关手续。之后，同一航班的所有入境人员会被拉到集中隔离点进行核酸检测。
（4月21日，工作人员在绥芬河市入城口对出行人员进行信息查验）
随着归国人员的到来，境外疫情输入的重压涌向仅有7万人口的县级市绥芬河。
据统计，自3月26日，绥芬河市出现第一例阳性病例，到4月7日绥芬河口岸封闭以来，共有2497人经绥芬河口岸入境。4月4日，更是出现了495人的入境人数高峰值。
人多，但检测能力有限。
最初，绥芬河的核酸检测能力只有每天96人份。后经黑龙江省卫健委、牡丹江市技术力量以及人员、设备的支持，到4月5日，绥芬河实验室技术检测能力可达每日200份，海关检测能力提升到每日600份，满足每天200人以内的通关人数检测能力。
做完核酸检测，于萍和丈夫再次坐上大巴，到了另一个临时集中隔离点。等待核酸检测结果。
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人，被安排进隔离宾馆；结果为阳性的人，则直接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治疗。
（4月22日，绥芬河市阜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民准备接受核酸检测采样）
此时已是4日下午五、六点钟。但令于萍没有想到的是，等待结果的时间会如此漫长。
她听别人说那个地方是“废弃的宾馆”，当时整个一楼大厅有两百多人，同一辆大巴、同一程航班的人在一块儿。
不断有被叫到名字、用大巴车拉走的人，于萍和丈夫以及同行的人都还留在那里。离出发时间已经过去一天多。于萍说：“时间太久了，大家都憋不住了，都喝水吃了东西。”于萍憋不住也上了一次厕所，据她描述，厕所都是脏的。
4月5日下午三点多，于萍和丈夫才被安排进集中隔离的富邦公寓酒店同一间房内。没有人通知他们检测结果，但于萍心想，已经被送到宾馆了，核酸检测结果应该是好的。
回国高峰期
于萍夫妇乘坐的4月3日SU1700航班，正赶上在俄华商回国的高峰。他们用了将近两天时间，才安顿下来。
于萍当时只奔着“有机票、能回国就好”的想法，她说：“我跟还未回国的朋友说，不要买这个航班回来，好好的人被折腾死了。”
大量人员聚集与长时间的封闭空间相处，使得回程的每段路，都存在相互感染的高风险。
莫斯科飞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班每天有三班。SU1700是第一趟航班，落地为当地时间早上7时。这对于想要提早以及赶上落地当天入境的人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这趟航班也成了很多华商回国的首选。
（4月6日新增的20例病例全都于4月3日乘坐SU1700航班从莫斯科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大家都想早点回来。
于萍的福建老乡俞一妹就从这条线路成功回到国内。
俞一妹乘坐的是3月29日SU1700航班，她在市场宣布关闭当天就决定回国，“一半是因为因为没有货卖，另一半是担心疫情”。
受疫情影响，全球物流不能正常营运，而俞一妹在中国国内供货的老板和厂家也没有货出来，导致她的在莫斯科的生意也难以为继；疫情在俄罗斯发生之后，俞一妹注意到，偌大的柳布里诺市场，很少有俄罗斯人戴口罩，她担心“一旦有一个人感染，整个市场就完了”，而戴上口罩甚至会让一些顾客误以为自己“有病”，怕影响生意，许多店家就会将口罩摘下。
莫斯科有柳布里诺和萨达沃两大市场，其中，柳布利诺大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衣服鞋帽等日用百货批发市场，共有约6000个摊位，三分之一由华商经营。根据中国驻俄使馆统计，在俄中国公民大约有15万人，两个大市场集中了大约3000名个体华商。
（柳布利诺大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衣服鞋帽等日用百货批发市场，共有约6000个摊位，三分之一由华商经营）
语言不通对华商来说也是疫情期间不想留在莫斯科的一大原因。于萍夫妇和俞一妹都是福建农村人，文化程度不高，在俄罗斯做生意只能说几句常用的俄语。沟通的障碍也造成了大多数华商对俄罗斯当地医院的不相信、甚至畏惧。
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研究生王可在莫斯科呆了九年，语言对她来说不是问题，会俄语的优势让她与一些华商相熟。
她了解到，在俄罗斯的一大部分华商是普通的打工者。华商在外乡打拼赚钱，多是为了留在老家的父母孩子，自己则不太注重吃住，很多人租当地民居或者住“像大学宿舍一样”的上下铺。
市场人员流动性大，人员密集，都增加了疫情感染的风险。
王可认为，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说，但凡在那边能有个单独地方住的人，好好的，谁会选择回来呢？
王可身边的年轻朋友们大多还是学生，这次疫情中，很多人留守在莫斯科的家里自我隔离。
（4月7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名送餐员穿过马路）
疫情打乱了王可原定的所有计划。往年这个时候，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季。但今年学校停课，论文答辩也不能进行。出于对欧洲疫情短时间内不会结束的判断，王可决定提前回国找工作。
父母以及身边的朋友都不赞成她回国的决定，她在出发前也没有告诉爸妈自己的行动。
买了防护服、护目镜；为房子找到下任租客，赔上押金和当月房租；贵重的东西捡了几样寄放在朋友家，王珂只在行李箱里装了回去要穿的衣服、护肤品、心爱的低音炮、本科毕业证书和其他证件，就离开了生活九年的莫斯科。
带不走的东西太多，但在武汉切身经历过疫情的朋友告诉她“在大灾大难面前，钱财是身外之物”。
（4月13日，莫斯科，一名男子戴着口罩出行）
王可买票的时候，特地避开SU1700这一回程高峰航班，选坐4月2日第二趟航班SU6281。据王可所见，她那趟飞机很空，她和同行的四个朋友都没有按照座位坐，而是坐在飞机靠后的位置，前后左右都没有人。
落地海参崴之后，一行五人包车前往绥芬河口岸。等待核酸检测时间也只用了8个小时。提起没有太过折腾的回国经历，王可提到最多的词是“幸运”。
隔离期风险
4月15日，于萍的丈夫核酸检测呈阳性，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目前正在牡丹江康安医院接受治疗。
而在他们回国后的5天内，夫妻俩曾被安排住在富邦酒店同一房间内。丈夫确诊之后，于萍始终心神不定，除了担心丈夫，她也怕自己被感染，在“废弃的宾馆”等待核酸检测的近一整天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候”。
15日，做完核酸检测的富邦宾馆隔离人员被转移到牡丹江的酒店，于萍和王珂被转移到东方明珠酒店。
据官方资料，绥芬河全市符合防疫要求的宾馆共15个，全部房间只有939间，这远远低于需2000个房间的承载能力要求。尽管牡丹江整合全部资源挖掘全域宾馆资源来分担，但绥芬河压力依旧很大。
（绥芬河方舱医院由一栋办公楼改建而成，可提供600余张床位。图为4月14日拍摄的绥芬河方舱医院外景）
富邦公寓酒店的老板陈丽华还在隔离期内。据她介绍，他们宾馆共有110个房间，3月28日，富邦宾馆接待第一批117名入境隔离人员。
随着绥芬河宾馆承载力不足，在富邦的第一批隔离人员于4月2日被转移到牡丹江的宾馆。随后，宾馆又接待102人。4月15日，第二批人员也被转走。宾馆清空消杀之后，现在里面住的是援助绥芬河的医护人员。
转移需要两个小时的大巴车程。王可担心路上再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服从安排、配合完成，是她认为自己在隔离期间需要做到的事情，王可说：“我们都理解，随着我们的到来，绥芬河都封城了，学校开不了学，很多个体户也关门了，连资金可能也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可能很多人的整个人生都会改变吧。”
隔离期间的王可，坚持一天喝5升水，她网购了瑜伽垫，“每天拼命地、不停地运动”。她说，“要想的就是如何让接下来过得更有意思。”
（4月22日，工作人员在给一处医护人员暂住的宾馆送餐）
4月19日，于萍的14天隔离期结束，她的核酸检测结果仍为阴性。但于萍不敢回家，她跟对接的福建领导组申请，再多隔离一周时间。
老家还有老人和两个儿子，她怕自己“万一有病”，不只家人会遭殃，从绥芬河回老家福建的一路上，也会感染更多人。
4月26日，于萍的核酸检测与血清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她终于放下心来。
丈夫确诊新冠肺炎的消息还没有告诉家人。大儿子前几天问他们怎么还不回家，于萍只好说，“身边有人确诊，我们隔离的时间也延长了”。
“身边有人确诊”——这句话并不轻松。夫妻俩和三个福建老乡一起回来，除了丈夫外，三位老乡分别在4月6日、15日、19日确诊。
（文中于萍、王可、俞一妹为化名）
作者 | 赵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