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支持与误解：我们应如何看待“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

编者按：近日，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传出“要在国外出版”的消息，又一次引发网络热议。有人认为，在中国面临国际舆论环境严峻挑战的当下，日记在海外的出版，为公众带来了一份刺痛；也有人认为，身为作家的方方，具有记录心情、自我表达的权利，书籍出版也是其个人自由。目前，与出版相关的一些基本事实，仍有不明之处。我们特地摘录了正、反两方的看法及方方本人的发声，希望能够触发更为辩证、理性的思考和公共讨论。

武汉封城后，作家方方的日记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最初的时候，方方日记得到了非常多人的支持。那时武汉处于疫情最焦灼的关头，而方方作为一个作家，文笔生动，敢于谴责和质问，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也写出了百姓面临的一些困境。

但后来，因为“手机事件”和“护士死亡事件”，巨大的质疑声开始涌向方方。

“手机事件”是方方提到有朋友传给她照片，显示殡仪馆内有很多无主的手机，暗示有很多人去世，可是她却自始至终没有公布过相关照片，所以有人质疑她在“无中生有”。

“护士死亡事件”是方方听医生朋友说有一位一线护士脑死亡，便以为该护士已经去世，在日记中悼念，结果却被证实该护士只是昏迷不醒，并非去世。她又被质疑“造谣”。

经过这两件事后，舆论开始动摇，有人认为她的日记并没有完全在说实话。

不少人认为，随着中国国内疫情逐渐好转，方方依然在日记中纪录“负面”消息，这种行为十分“双标”。大家开始质疑：为什么只提做得不好的地方，却不表扬做得好的部分？

但方方的支持者提出：看过武汉日记的人都知道，方方并没有言辞过激。日记里面有焦急有焦虑，也有人性中善良的悲悯之心，社会其实也很需要盯住不足和缺陷、反复敦促改进的人。

近日，有新闻曝出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要在国外出版了。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据悉，“武汉日记要出版”一事大约属实，目前书本内容正在翻译，预计八月出书，而亚马逊已经放出了预售版。

以下是方方本人于11日凌晨对此事的回应及各方评论观点：

方方：我的书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

日记的出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问：近日来，关于您的疫情日记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否取得了您的正式授权，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沟通过程？在亚马逊网站出现的英文、德文版的封面、简介，此前是否征求过您的意见？

方方：得到了我的授权。但并不是像网上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事先约稿。“约稿”的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而我因心情不好，当时并没有同意。后来想想，觉得可以记录一下，所以初一那天上新浪微博开始记录。这个过程，我在第一篇里已经都写到过。批我的人，想必根本没有看我的记录。而且我一开始并不叫“日记”。甚至没有打算天天记，比方初二我就没有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方封微博，又比方极左攻击，让我产生一种我偏要记的想法，这种心情有点像艾芬的“老子到处说”一样。就这样一天天地记了下去。因为“一日一记”，所以别人称之为“日记”，我也没有表示反对。我的翻译白睿文先生本来就在翻译我的小说，他也有微博，与我相互关注。可能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记录，于是联系我，问我是否可以先翻译这个。我查了一下，他问我的时间是2月17日。那时候武汉情况仍然不太好，所以我没有同意。我的原话是我“暂时没有出书的想法”，他也表示了理解。

但是到了二月底，很多出版社来联系我，也有海外的，我想白睿文先生本来就在翻译我的书，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我还是先知会他一声。于是他立即表示他愿意翻译，并且联系了代理人。三月初，我为图省事，将全球版权授权给了代理人。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过程。我的书名为《武汉日记——封城？记录》，因为当时不知道会封多少天，没有写数字。英文封面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我因为并不懂英文，所以没有想到过标题会改动。而白睿文先生也忽略了小字（也有人说那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发现问题，白睿文先生也向我表示了歉意，然后立即要求所有的出版社必须尊重我的原标题。德文的封面，我当然没有看到过。德文翻译是阿克曼先生，他和白睿文先生一样，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人。现在的销售商在促销，或许会有言论走偏的问题。我没有外文阅读能力。但这些都可以及时纠正。目前已经协商好，要求这些文字必须先给翻译看，然后交我确认。而两个封面已经都改了过来。

《方方日记》英文版封面

我在同意出版这本书时，就跟白睿文先生说过，这本书的所有稿费我都会捐出来，帮助一些应该帮助的人。白先生表示他也要捐一部分，他把我的想法告诉代理人后，代理人也表示，她也要捐一些出来帮助武汉。这些话都是二月底或三月初时说的。不要把人们都想象成坏人。不要觉得在国外出书就是卖国。这种想法很幼稚。

问：您是否尝试过在国内出版日记？当您决定在海外出版时，是否考虑过可能会出现的争议？

方方：本来就应该是国内先出版。最初国内出版社找我时，我也是同样没有心情做这件事。但是后来疫情缓解，我就答应了。这个时间也大约是在二月底。并且同时就跟出版社说，我希望你们开高一点稿酬，我将把这些钱捐给殉职的医护人员遗属。如果多的话，还可以捐一些给其他需要的人，我自己一分钱都不留。这些与出版社的记录应该都还在。而且我也跟其他朋友商量过怎么做这件事。

海外出版，在中国作家是件很正常的事，每一个中国作家都愿意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的人读到。所以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书要八月出版，这个时间也是很正常的时间。因为六十篇日记只有十三万多字，并不长。内容是大家都看到过的。我不觉得会有争议。国外和国内的出版过程不一样，我所不知的是，国外有预售过程。这在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国内怕盗版，多是书印出来了，才有各种宣传。这个预售的提前量，引起很多人猜疑。当然也不乏有些人故意要把大家带到沟里去，比如说，给外国人起诉中国送弹药之类，这样弱智的说法，居然这么多人相信。

顺便要说的是，国内本来有十多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此书，但是因为极左人士（我要说明一下，极左人士是极少数，其他的人我并没有说他们是极左，是他们自己往自己身上套的）的叫骂，目前所有国内出版社都不敢出了。我的出版人还在国内努力，希望争取抢在国外出版之前。她们非常敬业，我也很感动。

我和国家之间没有张力

问：有一些人认可您的日记作为个体记忆的价值，但认为在这个节点到海外出版，可能会被境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是缺乏大局观的表现，甚至不乏“阴谋论”的猜想。对于上述观点您有何回应？

方方：前面说过，书应该是八月出版，现在正在翻译。而我自己还没有完全交稿。这样一本书，你们认为境外别有用心的人会怎样利用？他既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是刻意利用，他还会在乎是《武汉日记》或者是《大国抗疫》吗？你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是不是？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至于“阴谋论”的猜想，我只能说，这些作者比较适合写小说。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有阴谋的，前面我已经说了，这是很自然的过程。以我这样的人，外文都不会，而且年龄大，来找我搞阴谋，不如找个更强的，是不是？翻译白睿文先生，一向对中国友善，他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人的作品。碰巧他正好在翻译我的作品，我们相互关注了微博，又因为工作需要，也相互关注了微信，联系起来很方便，而且微信记录也都还在。时间都很清楚，有没有阴谋是一目了然的。

问：作为一名作家，在面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内在张力时，您觉得应当如何处理？

方方：我写日记以来，一波一波地被攻击，你们怎么没有任何觉得奇怪的想法？而是顺着攻击我的路数走？这一波无非是有人绑架国家利益对我进行要挟而已。而且他们绑架国家或部门已经多次成功了。而我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我的书只会给国家以帮助。因为我很详细地写到了后期湖北换帅之后的各种举措。写到了疫情是怎样得到有力的控制的。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到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

这些人如果看了我的日记，会明明白白地看到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我的日记中，绝非极左分子曲意解读的所谓中国负面的事，卖惨的事，等等。他们的断章取义，让那些没有读我作品和根本不读书的人相信了这些。而实际上，我里面有无数的中国的抗疫经验。国外出这本书，岂不正好是推广中国式经验的好方式吗？

这个社会应包容一篇温和的日记

问：当然还有不少读者支持您的日记在海外出版，但认为日记中有些表述还可以进一步修订完善，并建议增加一些注释说明。您是否有此计划？

方方： 细微的修订肯定有的。我要告诉你的是， 那么多人说我里面是谣言，其实没有谣言，全是真实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可以查证到。 需要修订的错误有两处，一是大风把雷神山医院的屋顶掀翻了几片，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二是，王广发医生是第二批来汉的专家，我写成了第一批专家。但这两处的核心内容都没有错。我在对记者的采访中也提到过这些。至于照片和护士的事，前者我已经说过两次，表达得很清楚了，不想再一次重复。后者第二天我也解释过， 这个是有错，但并不是谣言。有一些注释自然也是需要的。所谓完善，大约就是细处的修订和文字的校正。其他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 因为既然叫了日记，就是日记的状态。

问：针对您日记的批评，常常越界到人身攻击、个人信息泄露。这是否已经对您的生活造成了实际的困扰，您打算如何应对？

方方：这是我管得了的吗？这是网管应该管的呀。网管们放纵这些网络暴力，是他们不作为。那些攻击我的人，暴露我家住址，对我造谣诬陷，扒了我家几代人，这些为什么没有人管？我们的技术发达到可以精准屏蔽的地步，但对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网络暴力，几乎长达两个月的辱骂造谣，为什么无人管？仅仅说不作为恐怕太轻了吧？今天还看到有人要组队来武汉杀我的信息。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后台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支持他们如此目无网纪国法，并且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他们可以这样在网上嚣张跋扈。

问：对日记的讨论，各方自说自话，社会舆论呈现明显的分裂。您认为如何才能弥合这一裂缝，构建社会的基本共识？

方方：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作为我来说，只不过因为被封在疫区，因为约稿而写了60篇疫区生活的记录？仅此而已。这样温和的记录，都不能包容，都要引发这么多人的仇恨，这会让无数人感到害怕。而这个裂缝的产生，实际上是极左人士刻意挖出来的，他们的曲意解读和放大他们需要的言词，以及配假照片造谣说这就是我看到的照片，等等，这个裂缝根本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弥合这一裂缝，需要大家学习常识。只要有常识，这些裂缝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问：从4月8日开始，武汉开始全面解禁，您的生活有什么新的变化和计划安排？对这座城市的复苏，您有什么期待？

方方：我一直在为这本《武汉日记》写一个前言。这个前言要表达的内容是：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被病毒磨难了一番，各有各的问题。我们早期的懈怠和西方不信任中国的抗疫经验所表现出来的自负，导致了无数百姓丧失生命，使无数人的生活遭到破坏，让整个人类社会遭到一次摧残。总体来说，是人类太傲慢，人类太自大。人类藐视微小病毒的破坏能量。这个教训是全人类的。

——不同的声音

胡锡进：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

作者 | 胡锡进 发表日期为4月8日

方方日记迅速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很多国人感觉不舒服， 这种感受很正常，也很自然。

方方日记写在武汉封城的那段时间，其中大部分写成时，欧美疫情还没有大暴发，很多中国人对武汉抗疫情况的认识有着当时的局限，相信方方本人也会是那样。而如今，中国人看遍了发生在欧美国家比武汉严重得多的人间悲剧，欧洲已经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三个与湖北人口相当或者更少的国家，死亡人数达到1万以上，其中意大利的死亡者达到了一万七千多人。意大利竟然出现养老院护理集体逃离，有老人饿死的人道主义惨剧。纽约州一天就死六七百人。

尤其是，美国的抗疫都烂成这样了，还发起了对中国抗疫的猛烈攻击。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向中国甩锅，一些美国精英甚至在鼓动西方国家一起要求中国赔款，那让很多中国人联想到“庚子赔款”。中国面临着抵制美国攻击的严峻挑战。

这个时候方方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决不是什么好味道。本来，中国人对这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会影响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我不知道方方本人是否也对自己日记的某些部分有新的回顾和感受。在大多数中国人对抗疫的认识在最近一个多月里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方方不该是置身于这种变化之外的少数人之一。

不知道方方日记在美国的出版是否得到了她的授权，但我希望，她能够理解公众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不快感受。她写那些日记时产生的回响是中国内部的一件事，这种回响有当时的场景和逻辑。然而这部日记在今天和之后拿到美国和西方去扩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当然，中国是强大的，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在西方的出版真就怎么样了。从长远看，中国社会需要能够承受多元化所意味的各种代价。但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希望方方本人能够更加达观地面对公众态度的变化，包括承受各种批评和质疑。影响力越大，责任越重，她曾是湖北省作协主席，这一点应该比老胡更清楚。不要掉入与反对者的辩驳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而坚持自己今天回头看时已经意识到的某些缺陷（如果她真的坚持认为自己的日记无可挑剔，这句话算我没说）。既然她已经成为了武汉封城中的一个符号，她就应该为这个符号尽量多地保持建设性承担一份责任。

在胡锡进发表上述文章后，方方在微博上对此进行了回应（编者注）：

而后，胡锡进又于4月10日在微博回复称：

看来方方女士对遭到批评不太适应呵，还要问我“你以为你是谁”。我不认为我“骂”方方了，但方方对我的文章使用了“低级而阴暗”的定性，还要让我的名字留在“记忆的耻辱柱”上。还好，她没管我叫“胡不群”。

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社会需要包容“方方日记”的存在，这是社会多元所应有底线涵义。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方方日记”而坍塌掉，我支持这个判断。这个社会需要有真实的更高承受力，而不是仅仅嘴上说说。

同时我要说，公众有充分的道义权利表达他们对“方方日记”的强烈不满，这同样是多元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在看到疫情几乎吞没欧美并导致严重得多的人道主义灾难，对武汉抗疫整个过程有了更大的认识场景之后，很多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和感受也会发生变化。

方方应该坦然、更有风度地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对声，思考这种变化的真实原因，而不是掉入斗争思维中，以为自己遭到了“迫害”。那才是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胸怀。

最后老胡想说，冷静些，莫焦躁。日记的写作展示的是方方的价值观，和她对作家的责任应当是什么的认识。如何处理日记的后续事宜，如何面对公众的猛烈批评声，折射出的则是方方的为人。我认为，保持谦逊对作家永远都是重要的。

五岳散人：不反对出版，但内容需打磨

来源 | “五岳散人”微博

先把丑话说在第一行：我不反对“方方日记”出版。

这牵涉到个人理念，也是法律赋予国人的权利。再加上我个人大概算是了解国外的图书出版状态，别说这么本书了，各种针对政府的阴谋论那都是专门的门类，不但是针对中国，针对他们自己政府的都有的是。

这么本书就能提供“反华子弹”，某些官员的的昏聩行为，那就是提供原子弹了。

正如胡锡进老兄说的，这个不算事儿。

但正如我个人旗帜鲜明的挺方方老师写日记一样，这次也要明人不说暗话的跟方方老师提一些意见与建议。

首先，“日记”这个文体具备了“当时”的时效性，以及“即刻”的信息与思考，是展现微观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保存在自己书桌里，或者哪怕是在网上留存，作为原始样本的记录是没问题的。一旦需要出版，原本的文字或许不用订正，内容必须要加注释，标注某些事件或许是日记作者误记；有些事件有争议；有些事件结果如何。而且这种订正、注释应该在原文的本页提供，大多数人读书很难逐条去翻注释。

其次，某些并未有科学定论的结论，不宜用在封面。比如说武汉是不是发源地，这个确实不好说。第一个爆发地基本可以确定，但是不是发源地，目前大概还没有定论。

第三，关于“极左”。

话说作为还能发言的、没剩几头的“公知”，大概我与我的一些朋友、网友是算不上“左”，更说不上“极左”。

但很多人确实不喜欢这次如此匆促的出版。我们大多从事过出版行业，跨语种出版也有接触，这么短的时间，从翻译到注释、再到体例、设计，再再到信息的核实，不能说做不到，也确实仓促了太多。

我个人建议，方方老师如果真的想给这次疫情留下一份个人角度的“立此存照”，还是要自己或者与助手一起完善这份日记，主要是完善其注释与订正，然后再考虑跨语种出版比较好。

做为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留下的文字还是要经得起时光打磨才是最终的追求。

雷斯林：为什么很多人对方方的态度变了？

作者 | 雷斯林

方方从很多人口中的“英雄，应该感谢的人”，一下变成了全民公敌，人人喊打，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

这当然和现在国内抗疫形势转好有关。前几天武汉正式解封，就是标志。

但真正的导火索，还是一则新闻：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已经翻译好准备出版，在亚马逊预售了。

德语版也已经上架在预售了：

我正好懂一点德语，这上面写着的是：

“被禁止的日记，来自新冠危机开始的城市”

而在介绍方方日记的外媒文章里，则赫然写着：

这显然不是事实。

无论是“被封禁的日记”还是“监禁生活”，都带着一种浓浓的政治迫害意味，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方方老师还住在自己家里，每天发微博，现在武汉解封了也和别人一样出去玩，和“迫害”实在沾不上边。

而且这日记，从写就到翻译再到出版也实在太快了点。

她的日记一共有近60篇，超过20万字，从3月25日最后一篇日记到现在，也就十几天时间。十几天时间翻译、洽谈、签合同、出版，是一个很夸张的速度，一个类比是刘慈欣的《三体》花了近六年的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方方这个速度，实在是快得有点过分了。

一方面是书籍介绍字里行间对中国的抹黑，对“政治迫害”的暗示。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出版商几乎是以抢新闻的状态在把《武汉日记》光速出版。

所以很多人会心生反感。

况且，就算抛开动机只谈内容，其实方方日记也不是一本适合集结成册，出版成书，甚至翻译成多国语言的书。

因为它说到底是日记，日记有时效性，在写就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种种限制，会有很多谬误在里面。

因为方方说到底不是一线抗疫人员，并不因为她在武汉，知道的就比我们多多少。况且她的文章里，充满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朋友给我发来视频”、“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照片”。

方方自己也承认，她的信息源并不多，主要就是几个医生朋友，或者同事同学邻居，做不到全面也不需要全面。

但就这样在家里写作，她还是把“殡仪馆满地的手机没人收拾”、“已经去世但其实还在抢救的护士”当作事实写了出来。

还是像下面这样，写出了许多可怕的句子。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无限放大微观悲剧是主流，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被忽视，都害怕自己成为那个“家人都死光了被拖走的人”，害怕自己成为那个“死在医院过道上没人管”的人，所以类似这样的文章备受追捧。

这样的描写是对是错，我不评论。退一万步讲，就算如某些人说的，那其中有些夸张性描写，在当时反而能倒逼政府更高效的工作。

但也仅限于当时的环境的下，是有时效性的。大家在看到公众号的时候，也会理解这时那会儿写的，不会把它当成全部的事实。

就像知乎博主李劼写得：

我也在武汉，我们确实很惨。但关键其实不在方方们有没有造谣，而在于他们只说了部分事实。

他们只会写医院没有床位收治病人，但不会写各大医院已经满负荷，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应收尽收应测尽测，没有医院就尽快造一个出来。

他们只允许自己写悲惨，但不允许别人写悲壮。

作为日记，只写当下民间疾苦，只写国家做得不好的地方情有可原，因为那会儿大环境就是那样。但如果作为介绍武汉抗疫的日记，出版成书被介绍到了国外去，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外国人没经历过我们这两个月，看不到这两个月人民的努力，企业的担当，政府的努力，所以会觉得中国真的没为抗疫做努力，中国真的放任疫情往外扩散。

虽然不能说方方在给反中产业生产子弹，因为子弹还是湖北政府某些官员生产的，但这也等于在附和他们。

正好现在国外有很强烈的声音，说“china must pay”，中国人必须付出代价，这本书，会变成国际反中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看对错，这是错的。

如果看利弊，这是对中国不利的。

所以很多人会心生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