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北京-巴黎-呼和浩特,来回18000公里,我还是没能见到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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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北京-巴黎-呼和浩特,来回18000公里,我还是没能见到儿子

2020年04月02日 11:43:47
来源:在人间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自3月23日零时(北京时间)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 我被突然更新的这条信息惊到了,那时我人还在巴黎,住在朋友穆蓝的家里,等着23号回北京。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儿子自出生以来一直由我独立抚养。直到2019年4月5日,当时4岁零8个月的儿子被其父亲(中国人,有法国居留卡,目前在法国生活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拐带到巴黎。这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开始不停在巴黎和北京之间奔波。我不会法语,和法国社会无法直接沟通。冗长的法律流程,完全无法理解的法律体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体系,让我应接不暇。

3月9日空荡荡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

原本,我的案子会在3月12日开庭。3月9日,我不得不在疫情蔓延的危险时期,第6次来到巴黎。3月10日,律师通知我,因为对方律师刚提交结论,法官没有时间看案情材料,导致开庭时间被推迟到了6月。

与之同时,因为我来自中国,孩子的父亲称我有携带新冠病毒的可能,要求我必须在巴黎自我隔离14天后才能和孩子见面。

法国政府当时的规定是,只有来自武汉的人才需要自我隔离14天——而我来自北京。来巴黎前,我老老实实在国内的家里待了近两个月,完成一系列繁杂的出国申报;在出发的前一天,专门在国内做了CT和血液检查,以证明自己健康状况良好;我也不敢买相对便宜的中转航班,怕被隔离在第三国。

我冲破了种种障碍,飞了将近9000公里,最终到了这里。在巴黎彼时满不在乎疫情的人群中,我是为数不多做了全面防护的人,我觉得我比他们都要安全健康得多……但,我依然不能和分离了将近一年的儿子见面。

律师无法接受对我如此不公平的现状,在全力地准备材料和法院沟通,但是很快,法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政府宣布进入抗疫的第二阶段,3月15日,全法的法院都关闭了。

律师说:在这个特殊时期,所有的神都抛弃了我们。

是的,当下疫情已经成为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死问题,相比而言,我个人的问题又能算是什么呢?渺小得不值一提。

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生死呀!

巴黎地铁里,只有我一人带口罩

2020年4月5日后,我儿子在法国的居住时间将满一年,案子的性质将会彻底发生变化。根据国际儿童法,未成年人抚养权的归属要依照其长期居住所在地的法律来判决。在法律上, 这个“长期”的时间限定就是一年。也就是说,4月5日前,法国法院无权判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之后就可以了。而我生活工作在北京,在法国没有收入没有住所,对争取抚养权没有任何优势。这次意外的延期,意味着我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孩子了。

一切都停止了,除了终日以泪洗面,我什么都做不了。原以为2019年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曾一直期盼着2020会好一点点,但没想到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3月11日,我和孩子终于通上视频电话,我告诉他:“妈妈在巴黎,妈妈很想见到你,妈妈在很努力地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就被孩子的父亲一把抓起来挂断了。我已经记不起来这是第多少个被强行挂断的电话,我又打回去多少次,但电话再也没有被接起来。

再后来,没办法见到孩子,我去警察局报警。警察告诉我,我的报案需要一到三个月时间才能被处理。因为我不属于“紧急”情况,巴黎也没有足够的警察出勤。他们理解我,但什么也做不了。

巴黎18区的超市门口排着长队

刚开始,疫情在巴黎的蔓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还是歌舞升平,称游行和聚会是他们生活的灵魂,甚至还在欢乐的举办“Corona”啤酒派对;养老院的老奶奶们喊着宁愿自己感染病毒后死去,也不要在无聊中死去;我戴着口罩路过一个酒吧,一群年轻小男生冲着我起哄。

很快,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骤增,医疗物资出现严重匮乏,全民开始疯狂往家里囤食物,所有公共场所关闭,警察局也关门了。3月17日,政府颁发居家禁足令,巴黎封城了。

而我,不得不第二次经历疫情下的群体恐慌,在朋友家里“关禁闭”。

我把自己富余出来的一些口罩送给了身边的朋友,开始不停地严肃地告诉他们,做好在家宅两个月的心理准备,储备足够的食物,尽量不出门,出门就做好全面防护。刚开始大部分的法国朋友也只是出于礼貌听听我的唠叨,后来突然他们开始主动的问我了:中国人在家里怎么做日常消毒?外出到底怎么做防护?戴口罩究竟有没有必要?

大家真的开始重视疫情了,我的心底终于有了一丝安慰。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病毒可以远离我儿子,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在巴黎什么都做不了,我想提前回国。但3月23日的回京机票是我2月中旬买的,3380元。随着疫情的发展,巴黎回北京的直飞机票经济舱已经涨到13900元,这个价格会一直持续到5月底。如果改签提前回京,我需要支付改签费和差价,共计11120元,这是一直在打跨国官司的我无力承担的。

如果不回国,也可以一直在巴黎待到开庭结束。但是穆蓝4月回国后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要找到一个能住到6月的房子。在巴黎2个月的生活费也是一笔钱。

对我来说,没有想不想,只有怎么做成本最低。 精打细算,犹豫了一天,我还是决定按原计划23日回国。毕竟,整个欧洲都爆发疫情了,居家禁足令限制人们外出,我还是无法见到孩子。万一到6月仍然开不了庭,我又要等到何时呢?

只有我一人的机场快线

3月23日,刚好赶上中国实施针对国际航班入境新政策的第一天。我落地城市不再是北京,而是呼和浩特。按照流程,我将在那里下飞机做检测,然后转回北京,在酒店集中隔离。

23日下午4:00,从全车厢只有我一人的机场快线。到人挤人的值机大厅,又是另一番场景,即将搭乘同一个航班回国的人们,穿戴着各种口罩、护目镜、防护手套、防护服的……我第一次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集体大逃亡”的味道。

人挤人过安检

办理登机的区域也非常有限,一路人挤人,别说1米间隔,稍稍与前面的人拉开一点儿距离就要被后面的人提醒:“快,往前走了。”

我感觉自己就这样无意间被人群包裹着卷进入了一股洪流,呼啦啦地拼命向前冲。洪流之中,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塑料的摩擦声,口罩下的大声喘息,眼镜上的哈气,还有每个人嘈杂的焦虑,分秒之间,我被淹没了。

这感觉像极了我的一个噩梦:我被卷进深深的海底,手脚还被绑着,努力地哭喊,努力地挣扎却只会陷得越深,海面上那个我儿子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周遭一遍死寂。

巴黎机场人挤人的候机大厅。

登机前廊桥入口测体温

19:05,我们终于开始登机了,在廊桥的入口处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为所有旅客检测体温。这是在巴黎机场的第1次体温检测。体温在37度以下的可以直接登机,体温超过37度的在走廊的另一侧休息,等待第二次测量。如果第三次测量体温还在37度以上,则不被允许上飞机,航空公司会协调改签。

全副武装的一家老小

机组人员都穿了连体防护服,同时佩戴口罩和防护镜。乘客的防护也是五花八门,有标准专业的防护服,也有各种雨衣、浴帽、塑料袋、甚至是一次性的防水桌布;有戴护目镜的,也有戴近视镜和墨镜的。

飞行过程中测体温

我乘坐的国航CA934航班于巴黎时间3月23日晚上8:30在戴高乐机场起飞,执飞的是波音777-300ER,全机舱一共392个座位,几乎满员。

起飞后3小时,全体旅客进行了第2次体温测量,间隔4小时后,我们又做了第3次体温测量。飞行过程中也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需要在机上手写。

飞机停稳后,机场海关的工作人员进来为我们做第4次体温测量。测量结束后,大家从前排往后分批次下飞机,3排1组。

廊桥出口挂着的横幅

海关的工作人员在机舱口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和护照,经过廊桥时我发现有一个红色的条幅上面写着:欢迎您回到祖国,您辛苦了!顿时心里暖暖的,是的,我终于回来了。

休整区排队准备第5次测体温

间隔几米就有工作人员指引,他们都穿了连体的防护服,在背后写所属部门和名字,有机场海关、机场警察、地勤人员,还有呼市的医务人员,秩序很好。机场大厅有整个流程的指示牌,也有餐食和水供免费自取。大家可以在这个区域休整,吃东西、上厕所,同时填写第二张表格《入境人员信息采集表》,之后在海关人员指引下15人一组,进到下一个检测区域。人很多,等待时间很长。

第5次测体温,同时一对一核实信息

大概14:30,我进入检测区,在这里进行第5次体温测量,这次使用的是水银体温计,体温计就泡在稀释过的酒精溶液里,确保每个人使用前都得到了消毒。桌上有消毒的洗手液、消毒喷雾,每位旅客在检测前,上一位旅客坐过的凳子,接触过的桌面都会进行消毒。体温测量期间,工作人员会一边核查每个人的信息、健康状况以及14天内接触的人群,一边帮助我们写第三个表格《口岸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调查表简表》。

接下来是边检,需要出示护照和第二个表格《入境人员信息采集表》,然后摆渡车把我们拉到最后一个检测区域,准备做核酸检测。

等待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区

检测区里有左右两排帐篷,左边的做信息记录,没有问题的进入右边的帐篷,每人抽两小管静脉血,同时做咽拭子取样。检测结果没有当场出来,让我们等通知。最后在出口登记信息,等待大巴。我取完行李大概是下午4:30。

检测结束后,自取行李。

最初我们一直以为检测结束后,大巴车会把我们拉到从呼和浩特回北京的飞机上,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以及机场展示的流程图,都是在检测结束后重新登机飞回北京。

但由于同一航班的旅客中发现了几位发热人员,以及几位有过与确诊患者接触史的人员,我们全体人员因此临时被要求在呼和浩特就地隔离14天。他们则被单独隔离在120急救车上,随后送往医院。

等待大巴期间,听到几位留学生说这些人在最先登机时隐瞒了自己的接触史,直到飞了一半,在机上填表时才被空姐发现,随后被带到机舱尾部机组人员休息的区域,单独隔离开。这可把坐在他们附近的人吓坏了,恐慌写在脸上。

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说,最惨的就是他们老年人了。回国吧,会被说成是“祸害同胞”、“不配回国”;不回国吧,万一真的被感染了就只能在国外等死。年纪大了还要这样折腾,实在是没办法,国内、国外两头受气。

网络上对于境外回国人员的谴责也是铺天盖地。我想起前几日一个生活在德国的华人朋友说的话:疫情来了,中国打上半场,欧州美国打下半场,海外华人全场挨打。

不知道舆论在何时变得如此畸形,这大概也是很多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此刻的心声吧。个人行为一旦和“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疫情之下人人自危,每个人都身在其中,成为恐慌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恐慌的制造者,这才是比新型冠状病毒更可怕的东西。

等待大巴车送去酒店

临时调整就地隔离14天,大家都产生了一些情绪。很多人是要从北京中转去别的城市,后面所有的行程都被打乱了。等待大巴车的人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每一辆大巴车最多只能坐20个人,需要送一批人到隔离酒店后,再返回机场接下一批。

天气非常冷,大多数人都担心有病毒、没洗手,不敢吃东西。有的人找不到自己的表单,有的人找不到厕所,有的工作人员已经工作超过了8个小时,越来越疲惫。现场开始有些混乱,一位年纪大的老爷爷耐不住和一位工作人员起了冲突,但很快被周围的人劝散了。

这些工作人员看起来都很年轻,有个90后小姑娘喇叭没电了,很大声地点名,分配大巴车,可能是喊太久嗓子哑了。这时来了一位大姐,估摸着40多岁,戴着墨镜口罩,嗓门很大,她自告奋勇帮助小姑娘点名,现场有人为她鼓掌。有留学生在帮助外国旅客翻译,有人给小朋友披上了自己的羽绒服,还有一些人自动维护现场秩序。虽然天气很冷,但人心还是暖的。

现场有几个外国人难以和工作人员沟通,我临时充当了他们的翻译。他们都在中国三五年了,只是春节假期外出度假探亲,谁知发生了疫情。

Anne本来是带着5个月的孩子回法国探望外婆。她找不到行李,我打了客服电话才查到她的行李还在巴黎机场。她也无法按照原计划带着孩子回北京家中隔离,只能和我们一样待在呼和浩特的酒店。她什么都没带,所有孩子的用品,她的个人用品都在行李箱里,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为了帮助Anne和工作人员协调,我和几个外国人被一起留到了最后,离开机场时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警车在前面引路,大巴车跟着到了酒店,因为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办入住,我们在车上又等待了2个小时。

警车在前面引路。

集中隔离的酒店。

酒店日用品储备。

我们下车时是晚上9点多,酒店的入口依然有很多工作人员,他们来自当地派出所、疾控中心、市医院、市疫情防控办公室。几位外国朋友也被转移到了另一家有英文服务的隔离酒店。 我们在这里填写了第4张表格:《入境返呼(来呼)人员集中隔离医院观察通知书》,同意被集体隔离,再次明确个人信息以及隔离的起始时间。

酒店的隔离区全都铺满了塑料防护膜,房间内备足了卷纸、抽纸、茶包、矿泉水、洗漱用品,还有体温计、消毒液、洗手液,很贴心。不过为了防止病毒传播,酒店不能使用空调,房间非常冷。

这一路我们被测了5次体温,抽了2管静脉血,做了次1咽拭子取样,飞机落地9小时后,晚上9点,我终于躺在隔离酒店的床上。

正式被隔离的第一天,看到官方新闻证实我乘坐的CA934(巴黎-北京)航班上出现8个疑似病例,很快我们在酒店被安排做了第二次核酸检测。 3月27日,新闻证实我们的航班上有一位确诊病例,还有5位疑似病例。

幸运的是我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又一次死里逃生的感觉。解禁后,我一定要先去买一张彩票。毕竟像我这样,能在全球范围的疫情下,跋山涉水,跨越两国,把所有最糟糕的事情,一件不差地都体验了个遍,也是一种不一般的运气。

自我儿子被拐带至巴黎后,我开始有点儿害怕一个人待着,我没办法睡整宿觉,两三个小时就会醒一次。我常常梦到他回来了,在阳光灿烂的微风中笑着向我跑来,紧紧地抱着我,就像以前一样撒着娇,告诉我说,妈妈,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亲爱的儿子,玉渊潭的樱花又开了,妈妈很想再带你去那里玩,爬拱桥,看小鱼,和你一起吃樱花形状的冰激凌,看你在树下快乐的奔跑。 希望你在巴黎平平安安,妈妈很快会再去找你,你一定要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