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武汉新冠 应对哪里变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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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逸帆 张诗童 张司钰 卢雪儿

制图：王诗涵 卢雪儿

美编：张诗童

2019年12月底，当武汉发现首个肺炎病例时，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把这件事和17年前席卷全国的“非典”联想在一起。而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再次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弦。重提2003年的SARS与其应对之法，或可为日后疫情的防控提供借鉴之处。

那么，和17年前相比，这两次疫情的扩散有何不同呢？我们的政府部门有些什么变化呢？新闻媒体都做了些什么呢？核真录将用两期的内容为你揭晓中国抗击疫情过程中政情、舆情的17年变化。

今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2003年春天的那场“非典”疫情。

迟来的政府行动

从瞒报到公开：新闻的力量

决策、医护、防范、信心——媒体舆论四大主题

专家披露疫情瞒报现象

迟来的政府行动

(2003年SARS政府行动时间线）

“非典”，在17年后的今天，早已成为了中国时代记忆的代名词之一。自2002年11月疫情初现直至2003年6月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从“非典”疫区名单中移除，这场“突袭”前后跨越8个月。这次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折射出当时的中国在应对重大疫情时政治、卫生、社会体制等诸多方面的严重问题。

2002年11月16日，广州军区总医院收治了一名持续高热、干咳的肺炎病人。这位病人所患的就是后来被称为SARS的疾病，也是SARS可追溯的第一位病人。紧接着，曾救治该病患的河源市人民医院传来消息，与病人接触过的11名医护人员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1个半月后，河源市于2003年1月2日将此情况上报广东省卫生厅。

又过了20天，广东省卫生厅专家组于1月22日发布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首次提出了“非典型肺炎”的概念。

此时，距离除夕（2003年1月31日）仅剩下一周的时间，春节返乡也已经开始。

2月10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首次发出新闻通稿并被《羊城晚报》刊载，正式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的存在。据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截至2月9日广东省已累积有305例感染，其中广州市就有226例。此时距离首例病例出现已有85天。

一个月后，北京于3月6日收治了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而广东周边的广西、湖南、山西、四川，以及香港则早于北京出现了首个病例。

世卫组织于3月12日发布了全球警告，并于15日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3月19日全国两会结束后，国务院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部署了“非典”的防治工作。此时距第一起非典病例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

而自从2月9日广东省新闻办公布305人感染后，关于广东省被“非典”感染的病例人数已有一个月未更新。

3月26日，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上，时任副省长雷于蓝称，非典型性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下旬已成为该病发病以来“最为稳定的时期”。

同日，世卫组织更新了中国官方上报的“非典”感染人数：截至2月28日，已有792人感染了“非典”。就在公布数字的两天后，中国政府于3月28日正式加入了世卫组织的全球合作网络。自4月1日起，中国政府每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有关SARS的疫情。

4月2日。据广东省卫生厅通报，3月上旬发病145例，中旬128例，下旬88例，3月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

同日，世卫组织公布，中国内地截至当天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例总数为1190例， 其中46人死亡。在人数分布中，广东占1153例。此时距离第一例SARS病例出现过去了4个半月。而北京只有12例感染，3人死亡。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在发布会上重复了12例感染这一数字。当日新华社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笑言：“中国是安全的！”》为题进行了报道 [1]。

4天后，一位退休外科医生透过境外媒体曝光了北京瞒报“非典”病例的现象。

世卫专家于4月18日在第33次有关SARS的情况更新中估计，北京SARS感染人数约有200例，远超官方报告的37例。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首次强调不得缓报、瞒报。

4月20日是抗击“非典”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当天的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会议上宣布实行“一日一报”制度，北京的感染人数也从原来的37例猛升至339例，疑似402例，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之前确有瞒报。

也就在4月20日当天，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并于4月26日被免去卫生部长职务。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时任海南省省委书记的王岐山于当日调任北京，并在4月22日被正式委任为北京市代理市长。

此后的一个星期，中央政府与北京市政府同“非典”展开了一场“生死竞速”。仅4月20日到22日，北京新增“非典”病例239例，新增疑似病例204例。

4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任命时任副总理吴仪为总指挥。4月26日，吴仪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北京的疫情在2003年4月28日达到了高峰，累计收治非典病例2474人，其中确诊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2]

5月1日，小汤山医院正式接收了首批156名患者，对“非典”病人的隔离治疗进入了新的阶段。

5月9日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5月14日，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华北地区非典型肺炎联防联控的意见》。应急指挥部、联防联控等概念在公共卫生领域落实。

5月29日，北京新收治确诊非典病例首次降为零。

6月24日，世卫组织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通过梳理这场持续半年的SARS“突袭”，我们不免发现，疫情初现时疏于上报，感染人数更新滞缓甚至瞒报，行政环节效率低下与不透明，均对疫情防控造成了巨大障碍。时任北京市代理市长王岐山当时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时用“军中无戏言”形容自己上任后的严厉措施。在面对SARS等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最需要的正是军队一般的纪律、效率，用公开公正做到“绝无戏言”。

从瞒报到公开：新闻的力量

（2003年SARS新闻报道关键时间点）

17年前的非典疫情经历了从瞒报到公开的艰难历程。不少媒体为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历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02年11月，广东出现了有据可循的第一例非典病例。但在这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媒体并未对此予以着重关注。直到2003年2月8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条手机短信突然在人群中散播：“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一场社会恐慌就此爆发。

然而官方并未对此进行回应，媒体也没有对此进行报道。[3]

直到2003年2月10日中午，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主管新闻宣传网站“南方网”发布官方消息称，广东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

当天下午，《南方都市报》用2个版的篇幅对非典型肺炎事件进行大范围的报道。而其余广东各报大多只发了简短的官方通稿。[4]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广东省卫生厅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非典型肺炎”。此后当地媒体关于“非典”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广东的非典疫情也逐渐得到了中央的关注。

2003年2月14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第一篇非典相关报道《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此后，新华社于2月18日发布消息称，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这是媒体首次对非典病原进行报道。[5]

然而，广东医学界对于非典病原根据临床发现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民间对于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也忧虑重重。2003年2月19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采访多位广东临床医学专家，对新华社“非典病原为衣原体”的说法提出质疑。

3月6日，《南方都市报》采访卫生部副部长朱庆军，独家披露了当时疫情未被有效控制、呼吁全球合作的新闻。

在《南方都市报》揭露广东疫情未被控制的同一天，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北京媒体并未予以关注。

直到2003年3月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首次对北京“非典”进行官方报道。当地媒体仍然选择沉默。[6]

距离新华社发布消息5天后，《北京青年报》率先打破沉默，在第9版刊登题为《纱布口罩连日脱销》的报道，成为首家对北京非典进行报道的当地媒体。[7]

2003年4月2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首次披露全国的非典疫情。4月3日，张文康举行中外记者发布会，称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中国是安全的。这场发布会打破了国内大众媒体“集体失语”的状态 [8]，然而此时媒体报道的主基调为“中国是安全的” [9]。

这一论调再次受到民间质疑，对此感到不满的一位退休医生于4月8日接受境外媒体专访，披露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直接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北京疫情调查的态度，成为非典事件发展中的重要事件之一。

关键性转折出现在4月20日。当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记者招待会，通报北京疫情，并采取包括“疫情每日一报”在内的系列政策。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调任王岐山担任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这一天成为“非典”信息传播“分水岭”，从此“非典”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信息透明度大大提高。

同一天，《财经》发布封面报道《危险来自何方》，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于16日宣布“非典”的病原是过去从未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2003年5月2日，央视《面对面》栏目专访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回应包括医疗措施、后续措施、市民恐慌情绪等一系列社会关注焦点的问题。

5月中旬，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媒体对非典的报道开始逐渐减少。

在非典这场无比艰难的战役中，勇敢发声、理性质疑的新闻媒体为信息真实、准确、透明的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19年末兴于武汉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和17年前一样，考验着中国的媒体生态。而席卷武汉的疫情对中国媒体带来了什么样的新挑战，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又如何应对，核真录将在明天的报道中跟进分析。

决策、医护、防范、信心

——媒体舆论四大主题

2003年5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376号国务院令，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溯源收录在新浪新闻中心的抗击非典专题报道，自2003年5月9日至2003年7月7日，共有48家媒体发表总计195篇时评报道。其中2003年5月9日至5月19日是评论发表的高峰期，达129篇。其评论集中体现为决策制定、医护资源、防范意识、增强信心四大主题。

随着时间进入5月中下旬，“非典”高峰期过去，评论主题侧重决策制定、经济形势、防范意识。此阶段，决策制定主题下的内容多为对此次疫情政府、社会表现的综合反思，与后非典时期如何应对；防范意识主题则更多提醒民众警惕疫情反复。6月24日，世卫组织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此后，2篇时评均为决策制定主题，对建立完整高效公共卫生体系与除菌产品滞销、转业难、药店亏损等“非典”后遗症进行了探讨分析。

（图三：媒体评论文章主体数量）

//决策制定重防治，野生动物保护已提及//

（图四：决策制定评论主题占比）

此阶段共有69篇时评集中于“决策制定”主题，体现在防治、教育、官员素质、信息公开、捐赠等五大政策与综合反思领域。其中防治政策占比超半成，涵盖民工权益、联防联控、患者权益、信息采集、专家辅助、市场运转等方面。“非典”对于官员而言，是一次行政能力的考验，在此领域，时评侧重于探讨政府基本职能有序化、面对“非典”突发事件高效反应、合理应对。同时，信息公开、杜绝瞒报与应急机制制定也是重点评论的内容。

防范意识主题是继决策制定之外的另一大时评领域。在2003年5-7月的45篇防范意识主题评论中，已有9篇提到野生动物保护，呼吁依法制止捕食野生动物，关注食品安全。

//医护资源问题探讨少，国际合作意识弱//

在医护资源主题中，以讴歌医护工作者为主体，适逢5.12护士节，前后共有8篇评论致敬。

而对于医护资源问题的评论仅有4篇，医护资源问题探讨不足成为2003年5-7月时评短板。

在这四篇评论中，一篇针对护士迎难而上但护工逃散现象，分析护工护士物质、身份待遇双重差异，呼吁护工应作为医疗资源一部分，纳入医院统一管理；另有三篇针对防护用品生产难，呼吁应加强国家财政帮助补偿，构建城乡统筹、一体化联动的疾病防治网络。

在国际合作领域仅有的5篇时评中，仅一篇提出，中国应同国际接轨，采用萨斯（SARS）这一统一国际命名，与世卫组织保持一致以便协作攻克难关。其余多篇更侧重于合作冲破全球“隔离”。针对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国际协作探讨较少。

专家披露疫情瞒报现象

2003年4月3日，由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在发布会上重复“12例感染”的数字，新华社于当日发布题为《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笑言：“中国是安全的！”》的报道。

仅仅四天后，4月8日，解放军某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在与境外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北京“非典”疫情瞒报的现象。

随后，4月20日国务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通报北京的疫情，4月22日王岐山受命担任北京市代市长。这也成为了媒体专访报道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的媒体专访主要针对专家和政府官员展开。

我们搜集了从4月8日到6月中旬在八家媒体上刊发的22篇重要专访，分析了这些专访报道的对象和主题。

其中，央视《面对面》栏目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的“非典”专访节目，由央视记者王志担任主持，采访了一系列“非典”期间关键性人物。其中包括4月20日对话时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4月25日对话广东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5月2日对话时任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

进入5月以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专访多针对专家展开，专访主题主要为“非典”疫情传播特征与流行规律、“非典”对于中国的启示、“非典”之下中国政府的表现。也包括一篇关于军队部署工作与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的专访，以及两篇对《面对面》主持人王志的采访。

到6月抗击“非典”的工作进入尾声阶段，专访仍然多针对专家和政府官员，但是报道重点已改变为对“非典”疫情后续追踪、疫情整体发展过程的解读、北京“五零”局面的意义。

“非典过后，警钟长鸣。”这场历时半年的疫病考验了中国社会。它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一次反思的机会，也让中国媒体通过不断的发声与质疑推动信息公开与透明。两次疫情相隔17年，我们复盘2003年非典疫情应对始末，总结突发灾难的经验与教训，只盼整个社会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方能避免重蹈覆辙。明天刊发的《从SARS到武汉新冠，应对哪里变了（下）》，将详细介绍此次新型肺炎疫情给中国政府及媒体带来的新挑战。

参考资料：

1.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3586/20030403/962519.

2.http: //news.sina.com.cn/c/2003-05-14/16211059024.shtml.

3.陈广腾,段功伟. 考验在春天——2003:非典型肺炎事件备忘录. 南方日报. 2003-2-17.

4.杜骏飞. 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 新闻记者. 2003(3).

5.陆晔. 危机传播：从SARS报道看中国公共卫生事件与健康传播机制的缺失. 中国舆论监督年度报告（2003～2004）（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非典”推动传媒业转折. 中华传媒网（摘自《财经时报》）.2003-4-26.

7.“非典”推动传媒业转折. 中华传媒网（摘自《财经时报》）.2003-4-26.

8.张自力. “非典”危机与健康传播. 媒介研究, 2003(10).

9.黄旦,严风华,倪娜. 全世界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 .新闻记者,2003(06):3-5.

10.http://news.sina.com.cn/z/sars/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