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访|《百家讲坛》主讲人鲍鹏山：当代诗应探索把哲学和美学有效结合
是鲍鹏山？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舞台上生动幽默、风度翩翩，这或许是大众对他的主要印象——他是一个说水浒、讲论语，善于解读文本细节又致力学术普及的文学教授。但除此之外，鲍鹏山更是一个关心时事、关注当下的知识分子，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也有着独到的见解。10月7日-12日，鲍鹏山受邀参加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三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酒城讲坛”上为近千名听众带来题为《作为诗人的孔子》的讲座。讲座结束后，鲍鹏山接受了记者采访，就中外诗酒精神、文学史的写法、新诗探索路径以及传统文化普及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这是您第几次来到泸州？这次来到泸州有怎样的感受？
鲍鹏山：对泸州早有耳闻，一直心向往之，这次终于有机会来了。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历史幽深之感，容易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我认为泸州应该用好这样的优势，把传统文化传承、发扬下去。
记者：泸州是一个酒文化繁荣的城市，在您看来中国传统的诗酒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哪些特质与精神？
鲍鹏山：全世界的文学其实都跟酒有关系，但中国文学更有自己的特色。要说中国诗与酒之关系，我想还是要先谈谈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特质。与西方古代诗歌不同，中国古代的诗歌更多的是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国诗偏重于抒情诗，西方则更多是叙事诗。
中国有没有叙事诗呢？也是有的。但中国的叙事诗就是叙日常之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用诗把这个事讲出来。而西方的叙事诗是虚构的叙事。可以说中国的叙事诗是用诗歌来写日记，是一种“叙实”，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古代诗歌篇幅短小，因为记述生活不用更多的文字，西方虚构故事的叙事诗则容易写得长。
所以，中国古代诗中的酒，就是一种和日常生活有关的酒，酒和生活的关系到哪一步，和诗歌的关系就到哪一步。我们的诗人们离不开酒，因为酒就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创作灵感，让他们暂时逃逸生活的压迫，在最痛苦的时候暂时忘记，获得精神上的放松与愉悦，所谓“但愿长醉不复醒”嘛。千百年来，诗人的借酒消愁与记述借酒消愁的诗歌之间发生了非常自然的联系。
记者：是的，酒和诗的关系，就是人的生活与心灵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回归到心灵史与生活史的研究，您也曾说“文学史就是心灵史”，您觉得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是如何书写有共性的情感经验？
鲍鹏山：如何在理解文学史的过程中理解文学、真正读懂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高校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就是本科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还能够欣赏文学中的美，但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来说，诗歌对于他们已经不是美的存在，而仅仅是用于解剖的对象了。这说明我们的文学史教育出现了问题。
在传统的文学史写作与高校教学中，偏重于以知识来解构、主导文学史，包含这么几个方面：一是讲述不同年代诗歌的整体状况、诗人状况、诗歌名作等；二是讲述文体自身的发展，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再到唐诗、宋词、元曲等。这种文学史的叙述方式并非错误，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如果学生在学习文学史的时候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哪些时代有哪些作家、哪些作家有哪些诗歌、哪些诗歌又有哪些艺术成就这些非常理性化的分析上，可能会获得完整、庞大的知识体系建构，但能否在这个过程中真正丰富、塑造了审美的心灵，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九十年代章培恒、骆玉明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史》曾引起很大反响，他们变革了传统文学史的讲述方法，打破了知识脉络，以人性发展定义文学史的发展，更加清楚地阐述了人性发展所呈现的样相、态势，以及这种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和美学特征演变的关系。我本人也写作有一本书《中国人的心灵》，正是想延续章、骆二位先生的思路，提供知识教育之外的读物，关注人格的成长与精神的发育。
记者：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乃至白话文兴起后人们对诗歌的热情依然不减。您认为新诗应该从古诗中学习、借鉴什么？您认为新诗与古诗最大的不同又是什么？
鲍鹏山：我觉得不变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当代诗一定仍然要是人类情感的基本表达；第二点是在审美上要符合一般大众的最大公约数，不能过分挑战人们的审美认知。人类的心灵反应是很难改变的，先秦时期人们喜悦或痛苦的时候，表达方式是诗、乐、舞，现在难道不是吗？诗歌永远是最直接、最深刻也是最基本的情感表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有过很热闹的时期，但之后很多在当时特别火的诗人都在诗歌创作上变得非常落魄。（当然，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但已经与诗歌无关。）诗歌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种个性化的表达能不能激起更多的人的共通感受，能不能让大众产生共鸣，是不是具有普适的美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探索和先锋固然应当存在，如果所有诗歌都像这个方向发展，过分地挑战了大众的基本认知，一定会被大众所抛弃。
当然，新诗也与古诗产生了很多不同，其中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当代诗注重探索一种哲学化的表达，试图深入人类生存的本质，解释人类生活的荒谬与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诗已经接近于哲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探索，当代诗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但哲学化的表达有时让诗歌变得极其抽象，没有哲学化思考现代诗歌不能脱胎换骨，但仅仅是哲学化的思考就有可能丧失诗意表达，结合哲学思考与诗歌美学是当代诗面对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一点没有完成，那么中国新诗就永远在路上。
记者：多年来您也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您认为在当下，给大众讲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时需要注意什么？
鲍鹏山：文化普及包含三个问题：做不做？谁来做？怎么做？首先来看做不做。其实，“文化”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普及的意思，“化”就是传播，“化”不是学术圈子的沙龙，不是一群人关上门讨论和大众没有关系的事情。文化就是以文化人，而人自然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科研人员造出非常复杂的手机，难道只为了留给自己把玩吗？肯定要面向人群，不断传播，文化也是一样。
然后看谁来做。我认为，文化普及既然要做，就是要有很多学者来做。但是很多学者只喜欢在象牙塔里的研究，发在专业的学术杂志上，但能不能同时腾出一只手来，进行惠及大众的普及工作呢？在我看来，凡是做文化的学者，高深的研究自然是必要的基础，但最终的目标一定是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把它推广给普罗大众。
最后是能不能，也是怎么做的问题。要做普及就要有某种能力，这不仅仅是放下身段的问题，还要有某种“手段”。用学院派的专业话语做普及，普通人肯定听不懂。我们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很多学者因为没有做普及的“手段”，反而把自己伪装成不放下身段，这种学者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值得尊敬的。孔子为什么收那么多弟子，强调有教无类办教育？学术的通俗表达并不是低俗化或庸俗化，这在本质上是更高的表述与更高的要求，如何让专业的人一看就知道每一句话背后的学科背景，让普通人一读也能在各自的知识层次上接受有效的信息，是学者普及文化时需要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