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近代中国版图的形成”(我们尽量保证每个周日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在上周的文章中,我们首先就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在国家学说、国家建构上的差异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廓清了在古代中国国家体系下的几种“前民族国家”或“族群共同体”的类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研究工具和比较尺度,就可以正式开始文章了。
永乐时期的明朝疆域图
今天我们就从古代中国倒数第二个封建帝国:大明帝国开始,梳理一下清帝国在与明帝国“天命传承”之时,从明帝国的手里面到底继承了多少“固定资产”?
明朝在雨养农业线内的统治
古代中国由中央农耕民族及其中的勋贵集团建立起的封建集权帝国,不管其最初发轫于哪个地理大区,在“一统天下”的主线任务中差不多都要打通如下几个关卡:本地立足、向外扩张、逐鹿中原、一统天下。
明长城
明帝国的“主线任务”也未能免俗: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兴起,到向长江中下游扩张,再到击败同为南方割据势力的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部,势力开始进入河南、山东等中原地带,最后以洪武元年八月元顺帝北逃哈拉和林、明军进占大都为标志基本完成“一统天下”的任务,起码在那时起,蒙古草原以南、河西走廊以东、云贵高原以北、广东广西大部等地区已经全部被纳入明太祖朱元璋的直辖范围,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构成近代中国版图与边境的“第一块基石”。
但是,农耕民族雨养农业(利用天然降水为水源发展农业,而不过多的进行人工灌溉)线范围并不仅仅只包含了如上面提到的区域,毕竟以胡焕庸先生画出的“黑腾线”而言,还包含了东北大兴安岭以东以及整个云南地区。在对这两块区域的控制与纳入直辖范围上,明帝国可谓是“有得有失”:
明朝治理的“得”
说它“有得”,主要指的是明帝国在对云南中、东部地区的控制上远远超过了元代:元代在云南的行政建制基本沿用了“委任统治、多方制衡”的套路,给元代在云南的统治埋下了隐患。经“两都之乱”(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内战)与“金齿之乱”的云南,到元末离心倾向日隆,颇有裂土自立的想法。而洪武十五年明军在主将傅友德的率领下开进云南,根据朱元璋的旨意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坚决拒绝了大理段氏的归顺请求与承袭统治的要求,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总领云南政务军务,弹压诸蛮獠叛乱;二是大量禁毁当地文字典籍,割断云南本土势力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传承,减少其与中原文明的异质性;三是大量迁移中原移民进入云南,并于洪武二十五年追封镇守云南的明将沐英为黔宁王,子孙承袭黔国公爵位世镇云南。史载“自傅、蓝、沐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皆付之一烬”。尽管明军对云南诸蛮獠采取屠杀政策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是,明帝国对云南这块“瘴疠之地”从“羁縻朝贡”向“天子直辖”的转变付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贡献。
自明朝就开发至今的云南梯田
同时,明帝国不仅在云南本部建立起直辖统治,还将统治范围进一步外推,在明代初年就在云南南部设立了“三宣六慰”,即南甸、干崖、陇川宣抚司和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打古喇、底马撒和底兀剌九个宣慰司(后面三个后来与明中央失去了联系)。这些宣抚司、宣慰司均由本地土司担任长官,内部承袭,明帝国只给册封,不置流官管理,在本质上介于“外藩”与“朝贡”之间,尽管这些本地土著与明帝国的关系非常之弱,后来也纷纷脱离了明帝国的控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起码在明代中、前期,中南半岛的相当一部分区域是被纳入古代中国体系里去的。
明朝治理的“失”
说完了明帝国在雨养农业线里的“得”,我们还得说说它的“失”。明帝国建政之初,伴随着明军进入东北,明帝国对东北地区的控制逐渐增强,在洪武八年设辽东都司、洪武二十年设大宁都司、永乐九年设奴儿干都司,专责对东北地区的女真、蒙古诸部的羁縻与弹压。但一直未能在东北地区建立稳固的直接统治并移民实边——就以距离关内最近的辽东都司而言,太祖洪武六年设辽阳府,但洪武十年就将建制撤销,只留下明军卫所驻屯。从那之后,明帝国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始终就没有高到哪去。
明代卫城:宁远,现辽宁省葫芦岛兴城
就以几个都司而言,大宁都司下辖的福余卫、朵颜卫、泰宁卫均属蒙古兀良哈部,在政务和军务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明建文元年的靖难之役,朵颜三卫派出大量兵力协助燕王南征,堪称燕王朱棣麾下最能打的一支劲旅(所以才有“元军靠汉人打南宋,燕王靠蒙古人打南京”的笑话)。既然有从龙之功,那赏赐是不可能没有的——这边靖难之役刚刚结束,那边大宁都司的地盘就被永乐帝割给了兀良哈。明史记载:“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作战。全国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永乐元年明帝国弃守大宁都司,接下来就该兀良哈人放飞自我了,两边就这么断断续续地干仗干了二百多年,可谓是笔者前文所说的“外藩经常在‘老实’和‘不老实’之间搞无缝切换”的直接例子。
说完了弃守的大宁都司再说说负责羁縻建州的辽东都司。相比明帝国撒手不管了的大宁都司,辽东都司唯一的优势,就是存在时间相对长了一些,起码一直到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的时期,辽东地区理论上还都是处于明朝的控制下。但是(我们又要说“但是”了),这种控制力越到后期越微弱,尽管建州左卫和右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都受着明帝国的册封,也给明帝国朝贡,为了争个名分还时不时就在内部玩一把“你瞅啥”(毕竟东北人),可总体上而言,作为外藩存在的建州女真诸部到明代后期已经越来越不老实,跟兀良哈人有样学样也开始跟大明帝国干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受领着大明龙虎将军一职的努尔哈赤及其麾下的建州算古代中国体系中的外藩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明帝国确实控制不了这片地。
至于奴儿干都司及其统辖的北山女真、海西女真各部,本身在明帝国的眼里就是一笔糊涂账,连女真各部的实际控制范围、人口牲畜的数量全都不清楚,所谓的统治也就只剩下了有限的朝贡了。更何况实际上在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就已经从目前的俄罗斯阿穆尔河河口迁到了辽宁开原去了。这一行动基本标志着明帝国对东北边疆地区的态度从“左支右绌”成了“放弃治疗”,连人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把地盘纳入实控了。
明朝对蒙古、新疆、西藏的统治
说完了明帝国对农耕民族雨养农业线范围以内区域的实控与羁縻,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长城以外的内外蒙古、新疆与西藏,看一看明帝国对这些“边缘地区”的控制与统治。
大明一统志
对蒙古的统治
其实,相对于明帝国对云南能做到直接控制、对东北能做到“名义领有”,对以上三个区域的统治就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了:我们先说蒙古,实际在明帝国初年,明军对北逃的残元诸部一直维持着较强的战略压力,洪武年间明军就进行了五次肃清残元势力的北伐行动,后继的永乐大帝也进行了五次北伐。但是,明帝国初期对残元势力的攻击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却一直未能在草原上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而是在消除蒙古的战争潜力后就退出草原并建立起著名的“九边”制度,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托燕山山脉等关河险隘,逐步建立起以长城为线、军镇为点的要塞防御体系。但既然是防御性质的战略方针,有明一代对蒙古草原的控制力也就可见一斑了:前有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的堪称明前期最大军事灾难的土木堡之变,后有嘉靖二十九年发生的“庚戌之变”,蒙古塔塔儿部首领阿拉坦汗破古北口入塞一路打到北京城下,以武力胁迫明帝国“给封号、开边贸”(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明帝国对活跃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帝国残部,仅仅在前期能够基本做到军事压制,对蒙古诸部的政局也只能做到象征性地干涉,要说明帝国能够实际领有蒙古草原各部,怕是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同意。
对西藏的统治
相比明帝国对草原诸部的统治力度非常之低、经常打来打去、根本无法纳入实际控制的情况,对青藏、川藏乃至卫藏地区的统治反而显得有些意思——一方面,明帝国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从来没有深入过西藏地区,对西藏地区的财赋与徭役征发也聊胜于无;但另一方面,明帝国却始终通过“委任统治、分割权力”(明显是跟元帝国学的)的手段,对西藏政局加以有效干涉。
明朝授予大慈法王的唐卡
简单来讲就是“拉一派,打一派”,通过上尊号、给册封、发礼物等手段,怂恿西藏诸比较弱小的封建头人与势力较强的封建主对抗:单单是太祖洪武年间,明帝国就封了四个大国师,到了成祖年间除了分封五王、二法王、二佛子,还另外分封了灌顶大国师九位,灌顶国师十八位,封了一堆野生仁波切的后果就是终明一代,整个西藏地区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统一青藏高原的强权,更谈不上对中原地区形成军事威胁了。但是,西藏地区在有明一代也就这么一直处于“朝贡不像朝贡、外藩不像外藩”的状态下,始终未能被明帝国纳入真正的实际控制范围。
成化皇帝颁给噶玛巴的敕谕
对新疆的统治
至于新疆地区,距离明帝国的关系就更远了——明帝国刚刚建立之时的新疆地区尚且属于蒙古世系之下的东察合台汗国统治(明史中称之为亦力把里),东察合台汗国灭亡后其故地与臣民则被蒙兀儿人(伊斯兰化的蒙古人)体系下的叶尔羌汗国吞并,对于这一系列吞并行动明帝国并未作出任何反应。而对于西北地区的经略也仅限于明早期在嘉峪关以西羁縻的七个蒙古部落(统一称为“关西七卫”),但在16世纪吐鲁番汗国东侵,吞并了关西七卫辖地后,此七卫的百姓全部内迁,自此明帝国与西域彻底隔绝不通。
通过以上详细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对明帝国留给清帝国的“固定资产”做一番盘点了:天子治下的中原编户基本完整,云南地区被纳入了版图,东北地区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清帝国的起家之地,蒙古草原和西藏地区充其量算微弱的外藩,新疆地区则只能算微弱的朝贡关系。
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中国台湾,并用葡萄牙语命名“福尔摩沙”
至于台湾岛——明帝国对这种瘴疠之地更是毫无兴趣,活跃在台湾岛上的既有明帝国的海盗与海商(很多时候这俩其实是一个意思),也有日本与琉球的浪人,更有远道而来的荷兰人与葡萄牙人。我们将从康熙统一台湾开始,讲述清帝国是怎样从明帝国留下的这“一堆烂摊子”入手,逐步确立近代中国版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