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清：略论《蜀鉴》的历史军事地理价值

南宋郭允蹈所著《蜀鉴》一书，是一部有关我国西南地区的通史著作。它不仅记载了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在宋代以前的历史发展变化，而且还总结了历代经略蜀地的得失，探讨各关隘要地在胜败攻守中的作用。因此，《蜀鉴》具有很高的历史军事地理价值。惜此书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也就埋没不显。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敬请方家指正。

《蜀鉴校注》

一、对蜀地战略地位的再三致意

考察《蜀鉴》一书，多有关蜀地的军事与地理，记录的重点也主要是宋及以前各代对蜀地的攻取胜败，其选取的51件大事，都是关涉蜀地的军事攻略。郭氏作此的目的，在于总结历代王朝治蜀的成败得失与用兵的经验教训，为南宋后期加强防御保有蜀地而提供借鉴。

宋室南渡，偏安江南，长江成了整个王朝依赖的天险，而蜀地据江之上游，若入敌手，顺流而下，则东南不保。因此，南宋一代的学者对此多有认识。真德秀就认为南宋防御要害，“近则两淮、荆襄，远则蜀之关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游，实东南之首，荆襄其吭，而两淮其左臂也。”曾开也上疏称“车驾抚巡东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敌未易遽犯。其所窥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卧矣”。可见，在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上，蜀地的地位显得特别的重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蒙古灭金后，就率先取蜀地以攻宋。端平三年，蒙古军大举攻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府三路全部陷落。

有鉴于此，郭氏在书中再三致意蜀地的战略地位。首先，指明蜀地在天下攻取中的重要性。如在“秦人自蜀伐楚”章，郭氏认为“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盖与秦为怨者，楚也。秦既取蜀、取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并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在“汉高帝由蜀汉定三秦”章，郭氏评论道：“汉高帝留汉中未几，反其锋以向关中，足迹虽未尝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军粮；蹈阵者，巴渝之劲勇，由故道战陈仓、定雍地，而王业成矣。孰谓由蜀出师不可以取中原哉！”

其次，强调蜀地的保有与否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存亡。保有蜀地，吴蜀一体，可以进取陕、陇，以图中原。若失蜀地，则唇亡齿寒，江南不保。因此，郭氏说道：“若夫吴、蜀，唇齿之邦，孙刘连衡，用之以抗曹魏矣”，以历史事实指出了吴蜀连体的重要性。反之，则有王濬灭吴之鉴。“王濬以益州之力，破丹阳，克西陵，下荆州，攻武昌，片帆而直指建业，遂平江东”。“已事之覆辙，可不鉴乎？虽然以武都四州之地，而氐羌恃以立国者二百年，曾谓以吴、蜀之全力而不能守乎！”认为以吴蜀的力量，是可以抵御蒙古的入侵的。

其三，郭氏对南宋政权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蜀地在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晋王濬自蜀平吴”章，其曰：“蜀系于上流之安危，亦大彰明较著矣。晋武之平吴，用蜀之力如此。而子孙之偏安于江东者，乃弃蜀弗顾，可胜责哉。”在“本朝王全斌下蜀”章，郭氏更加着重强调了保蜀对于全局的重要性。其云：“中兴以来，虎臣宿将极力捍御，如手足之卫头目，民之戴宋有死无二，三百年犹一日也。夫以艺祖之宵旰以图蜀，其艰且勤也如此。蜀在今日为上流之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气，犹惧不支，况轻视而浅谋乎！念祖宗有蜀之勤，而顾今日保蜀之不易，则昔人之得失为永鉴欤。”

李文子在为《蜀鉴》所作的序中言道：“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蜀在宇内，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窃之则亡”。通观郭氏论述，无不是关涉乎此。因此，可以说《蜀鉴》是经世致用之作。“今蜀事如许，此书之出，岂不足为经理恢拓者之助乎！”别之杰可谓深悉郭氏之心也。

二、对蜀地地利的辩证分析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非常地多，但地理形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孙子兵法·地形》中就提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依靠有利的地理形势，设险以守国，凭险而用兵，无疑能左右战争的走向。

蜀地是一个四塞之国，周围高山环绕，形成天然的屏障。虽有长江、嘉陵江孔道，但以险而守，凭险而用，则可保全。地形的险要，无疑为南宋政权保有蜀地提供了先天上的有利条件。因此，郭氏在《蜀鉴》中对蜀地地利进行了辩证的分析。

蜀之地利，险在四塞，四塞若失，则无险可据。要保有蜀地，就必须懂得蜀之地利。鉴于当时形势，郭氏对今甘南、陕南地区曾多次致意，认为武都、汉中为蜀的屏障，强调其在保蜀中的重要地位。如在“秦人取南郑”章，郭氏就评论道：“常璩谓蜀以褒斜为前门。则南郑者，蜀之扞蔽也。南郑既入秦，七十二年而蜀遂亡，唇亡齿寒也久矣。后之经理蜀者可不鉴乎！”指出了南郑对于蜀地的重要性，并告诫后之治蜀者要对此重视。在“岑彭、吴汉由江道取蜀”章，郭氏认为光武得陇后，取蜀应该很容易，然事实却相反，其原因就在于“下辨、河池，皆武都之阨塞，述能守之，诚未易窥”。在“氐羌杨氏据武都”章，郭氏更分析了保有蜀地屏障的重要性，认为“褒斜汉中，蜀之门户也。武都，又汉中之藩篱也”，“无武都则无汉中，无汉中则无蜀”。

怎样才能利用蜀之地利呢？蜀汉无疑是一个最为典型的范例。在诸葛时期，蜀汉不仅能守土，而且还能出兵北伐。而在姜维时期，虽能北伐，但却失国。因此，郭氏对诸葛亮与姜维在保有蜀地屏障上的不同做法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蜀之门户，汉中而已。汉中之险在汉、魏，则阳平而已。武侯之用蜀也，因阳平之围守，而分二城以严前后之防。其守也，使之不可窥，而后其攻也，使之莫能御，此敌所以畏之如虎也。今姜维之退屯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而入，汉中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知者而后能见。呜呼！姜维亡蜀也，殆哉！”充分肯定了诸葛亮的以险置守的方法，而对姜维废弃汉中围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认为蜀汉之亡，罪在于此。

郭氏对成汉之亡也进行了分析，认为不置险设守是其原因。其云：“李雄之据蜀也，北不得汉中，而瞿唐滟预又无一夫之守，二门悉开，洞见堂奥。元温之泝鱼复也，徘徊以观八阵之图，如入无人之境，而遂制蜀之死命矣。”

确乎如此，作为守成的一方来说，设险戍守，以逸待劳，以不变应万变，不失为最实际的防御方法。郭氏所论可谓是切中时弊。蒙古攻蜀，宋不置险，只知守城，导致三路二十余州陷落，只保有夔州一路。而王坚戍蜀，置险于钓鱼城，致使蒙哥于此殒命。

有了地利，能否保有蜀地呢？显然，郭氏认为地利是不足恃的。决定战争的胜败，地利固然重要，但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主要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在卷六后，郭氏论曰：“蜀在江左，历晋、宋、齐、梁，若存若亡者，凡二百年。而夏侯道迁以汉中入于魏，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历三十年据于魏，而元罗又以汉中归于南。又历二十七年归于梁，而萧循复以汉中入于北，亦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汉中既亡，而魏人以涪城为重镇。涪城，今绵州。武陵王纪空国东下，尉迟迥捣虚而来，萧㧑遂以成都降矣，岂迥之威武足以加蜀哉！蜀，一也，诸葛孔明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而有余；江左诸人，以吴蜀之全保蜀而不足，果在德不在险也。”在卷八“周世宗伐蜀取四州”章后，郭氏也论道：“王建、孟知祥乘世之乱，盗有土宇，尘污华岷，论蜀者羞称焉。然建之入蜀也，十有七年，始伪定蜀地。知祥之据蜀也，奕世而后能有阶、成、秦、凤四州，袭而取之，可谓难矣。及其亡也，兵不战而自溃，褒、斜、剑阁，如涉无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所谓设险者，以人为险也，故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盖士之贤于长城也久矣，区区之蜀，何足道哉！”

蜀有地利，然并不足恃，保有蜀地，关键在于用贤使能。综观郭氏对蜀地地利的论述，足见其充分注重对战争中人地关系的辩证分析，认为“以人为险，贤于长城”，这无疑是对我国古代“人和”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对用兵地名的考证与辨析

在《蜀鉴》叙事中，郭氏于每次用兵要地、关隘险阻都征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并注明今在何地。这样，不仅对地名的源流、地域分布进行了查考证实和辨别是非，而且也指明了各军事要地的地理位置，指导着防御布局的战略要点。

考察《蜀鉴》的地理成就，何玉红作过一些研究。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直接注明古地名在南宋时的地理位置。如卷一“汉高帝由蜀汉定三秦”章记载，“故道，在今凤州两当县。陈仓，在凤翔府宝鸡县。好畤，在凤翔府天兴县。”卷一“公孙述尽有蜀地”章记载，“武都，今阶州；天水，今秦州；河池，今凤州；下辨，今成州；散关，今大散关；谷口，在今凤翔府郿县；武关，今商州；南阳，今邓州”，“江州，县名，今重庆府；阆中，今阆州”等。这在《蜀鉴》中比比皆是。除了纯地理考证的学术价值而外，恐怕更多的还是军事上的价值。故四库馆臣评价道：“于古人用兵故道，必详其今在某处。其经营擘画，用意颇深。”

二是对地名进行渊源解释，以明其地理布局。地名的起源、沿革、布局，是地名学考察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军事地理必不可少的部分，特别是战略要地的关隘城戍和交通路线。如卷一“岑彭、吴汉由江道取蜀”章对“江关”的解释，“江关，汉《地理志》云：江关都尉，理鱼复。《注水经》云：白帝山北缘马岭，接赤甲山。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东傍瀼溪，西南临大江，瞰之眩目。惟马岭小，差逶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转，然后得上。公孙述据蜀，自以承汉土运，故号曰白帝城。《寰宇记》云：赤甲城，公孙述筑，不生树木，土石悉赤，如人袒臂，故曰赤甲，与旧白帝城相连，皆在县北，即江关之要也。在今夔州奉节县。”郭氏不仅解释了江关的设置来由，而且还介绍江关的地理位置与布局，说明了江关地势的险要与地位的重要。再如卷五“刘裕讨谯纵”章，郭氏对“外水、内水”的解释，就使人明了外水是指今岷江，内水是指今涪江，以历史事实为据说明其在蜀地用兵路线中的重要性。其云：“外水，今大江也。庾仲雍云：‘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内、外水之所以名也。’江州县即今重庆府。涪水，《水经》云：出广汉涪县之小广汉，南入于垫江，所谓内水也。涪，今绵州；垫江，今合州，内水之原委也。五城水口，在郪县，今中江县水也。中江县自有一水入于涪，即《后汉志》云广汉郡有沈水，臧宫尝破延岑于此水。《注水经》云：‘江水又东绝绵洛，径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此甚误。江水未尝绝绵洛，又径五城而至广都。涪水亦未尝径五城，与绵洛初无相干。广都又在五城之上，非下流也，舛误甚矣。大抵蜀自后汉以来，由广汉而下涪水，多径五城，亦争战之地，今中江县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些行政区域的分割。若不对其进行辨析，则不能明其沿革变化与地理分布。郭氏显然对此十分注意，对“异时同名”现象进行了考释。如巴郡，其云：“秦灭巴，置巴郡，治江州。江州，县名，今重庆府巴县是也。刘焉分巴为二：垫江已上为巴西，治安汉，今果州；垫江以下为巴东，治江州。垫江，今合州是也”，指出了巴郡的分郡变化。在秦汉时期，巴郡的地域是指今重庆市和川东北地区，而在魏晋时期，巴郡则指今忠县以西的重庆地区，地域范围明显缩小。

三是对地名进行考察辨析，以示其地理区别。比如战国时期，楚、秦二国都置有汉中郡，其中，秦国汉中郡是在楚汉中郡的基础上设立的。但楚“汉中”的地望在何处呢？在《水经注·沔水》的“南郑县”条下，郦道元注道：“县，故褒之附庸也。周显王之世，蜀有褒汉之地。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躁公二年，南郑反”道：“南郑，今梁州所理县也。春秋及战国时，其地属于楚也。”唐代梁州即今陕南的汉中市。显然，他们认为楚“汉中”在今汉中市。郭氏无疑独具慧眼，对此进行了考辨，明晰了楚、秦汉中郡的演变，纠正了前代学者的错误认识。其云：“南郑自南郑，汉中自汉中。南郑乃古褒国，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汉中乃今金、洋、均、房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汉中，乃分南郑以隶之而置郡焉。南郑与汉中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即今金、房两州地。《西汉·地理志》汉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汉中乃秦、楚、巴、蜀必争之地，秦得之而全据上流，以谋楚矣。”又如卷一“公孙述尽有蜀地”章对“扞关”的考辨，就辨明了“扞关”、“江关”之别。其云：“《史记》张仪说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舡下水而浮，一日三百余里，不至十日而拒扞关，扞关惊，则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记索隐》以为扞关即鱼复江关，今瞿唐关。颜师古注、《舆地广记》、《郡县志》皆仍其说。惟《后汉史》注，扞关在今峡州巴山县。乐史《寰宇记》峡州长杨县有古扞关城，尚存，即巴山县地。此为得之。扞关实楚地，《史记》称楚肃王所筑。今巫郡江关则乃属巴地，故张仪云拒扞关，则黔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关之外也，盖扞关乃楚之扞关，江关乃巴蜀之江关也。述据扞关，则荆门虎牙在扞关之内，皆其设险之地，岂肯先自隘而但守鱼复之江关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阙。”

由于历史发展中的朝代更替、疆域变化及人口迁移等多种因素，造成了一些“异地同名”的地理现象。特别是六朝时期的“侨郡县”制度，致使地名重名的泛滥。蜀地也不例外，出现了许多侨郡侨县。若不进行辨析，则会导致地理位置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蜀鉴》对此十分在意。如卷五“刘裕讨谯纵”章中，对“修之至宕渠，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修之退还白帝”条中的“宕渠”，郭氏注释道：“宕渠，宋于垫江置东宕渠郡，今合州”，指明宕渠的侨置情况和地理位置所在。又如巴西郡的侨置与演变，其云：“涪，今绵州巴西县。晋穆帝永和中，于梓潼郡侨置巴西郡。宋元嘉十五年，割属益州，为巴西、梓潼二郡，治故涪，今名巴西县。”

四是对一些文献记载的地名进行质疑，指明其错误。如卷二“昭烈取汉中”章中，郭氏对《寰宇记》记载“马鸣阁”的地理位置产生了怀疑，认为“马鸣阁”非在昭化县境。其实，我们从《三国志·徐晃传》的曹操的“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之语来看，马鸣阁道是连接魏军内外的重要通道，应在阳平关（指古阳平关）以西、西北或北面，是阳平通向武都或关中的咽喉要道。因此，郭氏所作应为确论。又如对《水经注》“江水又东绝绵洛，径五城界，至广都北岸，南入于江，谓之五城水口”条，郭氏就提出了质疑，认为郦道元记载错误，其云：“此甚误。江水未尝绝绵洛，又径五城而至广都。涪水亦未尝径五城，与绵洛初无相干。广都又在五城之上，非下流也，舛误甚矣。”广都，今四川双流；五城，今四川中江县。结合各地名的地理区位来看，郭氏所论甚为有理。

对于地理书中对同一地名的不同说法，郭氏也多有理论。比如对于“泸水”，郦道元的《水经注》以为今云南澜沧江为其正源，而《太平寰宇记》则认为雅砻江为泸水正源，并都引诸葛亮渡泸为例。对此，郭氏并不偏信一家，而是结合史实进行考证，一一指出其各自的错误。其云：“多语泸而不同，何也？郦道元之说在永昌不韦县，乐史之说在嶲州会川县。以史观之，乐史之说是也。盖孙水、若水、绳水，皆出于西北徼外，而合于邛、莋之间，其山即卢峰。故唐吐蕃尝屯三泸水。谓之三泸，以是三水也。孔明之渡泸，则由越嶲入益州也。益州即滇池、连然、云南等县矣。不韦县在永昌郡，又益州之极西南。三泸自越嶲入朱提，诸史所言皆然，经益州界则有之。若谓之径不韦县，又谓卢峰在不韦，则误矣。乐史又以堡峰为卢，则择焉不精矣。渡泸，细事尔，然非参稽旧史，则未易知也。”

四、从人事上总结蜀地用兵得失

《蜀鉴》一书，本为经世致用而作。凡关涉蜀地的军事攻略，郭氏都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蜀地险要，具有地利的优势。用兵蜀地，无非两路可进。一是从汉中走石牛道或米仓道入川，一是沿长江泝流而上。然陆道多重关险阻，江道多急流险滩。因此，从地利来看，蜀地无疑有利于自立保全。可历史的事实和现实的教训却是相反。端平二年，蒙古军由大将阔端率领，兵分三路攻蜀，占领凤州，进逼沔州。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本应凭险抵抗，然却未战先怯，仓惶出逃，竟一连退至夔州，以致蒙古军长驱直入，沔州迅速沦陷，蜀地门户洞开。郭氏正当其时，无疑对此认识深刻。所以，在《蜀鉴》中，他对蜀地用兵得失的分析总结更多的是从人事上来进行。

光武帝占据陇地，欲从武都南下伐蜀。然公孙述据武都之险要，光武不得进，只好从江道伐蜀而获成功。对此，郭氏分析道：“光武得陇望蜀，其势若易矣，而功反难。岑彭泝流讨蜀，其势若难矣，而功反易，何耶？以下辨、河池，皆武都之阨塞，述能守之，诚未易窥。而瞿唐为蜀之天险，述不之守而远恃荆门虎牙以为固，浮桥一燎，而述之技穷矣。然光武中兴，复汉旧物。述犹陆梁一隅斗绝之蜀，此其见与井蛙何异！身死族灭，非不幸也。”可见，郭氏认为光武能克蜀，除了瞿塘不守之外，主要还在于光武乃正统之所在，人心之所向。

汉中乃蜀地门户。曹操据有汉中，占有地利，然却不能入蜀，原因何在？郭氏认为“曹操芟夷群雄，伪定一时，再入汉中而不能下，殆强弩之末，非真不可向也。抑天留以遗昭烈、孔明，使万世之三纲赖以不泯耶”，也是强调刘备的正统身份和正义性。

六朝时期，蜀地归属不定。郭氏认为非为地利因素，实乃人事所为。“夏侯道迁以汉中入于魏，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历三十年据于魏，而元罗又以汉中归于南。又历二十七年归于梁，而萧循复以汉中入于北，亦非魏能取之，梁自亡之也。”守将的朝秦暮楚，使得蜀地地利化为乌有。“蜀，一也，诸葛孔明以一隅之地，抗衡中原而有余；江左诸人，以吴蜀之全保蜀而不足，果在德不在险也。”显然，政治的好坏决定了人心的向背。

唐帝奔蜀，无非是想凭借蜀地地利，使自己免于灾祸。然郭氏认为唐帝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虽暂时保全了身家性命，但却失去了民心。其云：“蜀，蕞尔一隅耳。汉高帝以布衣特起，项羽王之汉中，焚绝栈道示无还意矣，徘徊南郑，郁郁不欲久居。明皇以英武之姿，乃沈溺宴安，召祸致寇，不复坚守京师，狼狈奔蜀，使非李郭诸人辅肃宗以归关中，唐之宗社亦岌岌矣。厥后德宗，至兴元而遽反。中和之驾，留蜀者三年，朱温遂以篡唐。唐人谓神尧以一旅取天下，而后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岂知河北之失，又基于明皇之弃京师而走蜀欤！”郭氏所论深矣。

五代时期，蜀历二姓，皆二世而亡。国运短祚，郭氏认为蜀险不可恃，可恃者人险，以人为险，甚于长城。故其云：“褒、斜、剑阁，如涉无人之境焉，果何足恃哉！《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所谓设险者，以人为险也，故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盖士之贤于长城也久矣。区区之蜀，何足道哉！”

“盖山川有自然之险，而仁义不足以维持之，则险非其险矣。夫乾，天下之至徤也，徳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徳行常简以知阻。易简之中，险阻伏焉。易简者何？仁义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义有不义。夫能以仁义治其国者，国必昌；不能以仁义治其国者，国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岂特区区一隅之蜀哉！”李文子之跋文可为郭氏论蜀地之用兵得失盖棺矣。

综上所述，《蜀鉴》作为一部经世致用之作，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军事地理价值。在书中，郭氏再三地强调蜀地在南宋防御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辩证地分析了蜀之地利，考辨了用兵的地名，并从人事上总结了蜀地用兵的得失。因此，也可以说《蜀鉴》是一部历史军事地理的著作。

作者简介：赵炳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文//来自于《史学月刊》2011年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