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东林书院揽胜

江苏省东林书院揽胜

历史沿革

东林书院在江苏省无锡市老城区东门内，坐北朝南。南临七箭河，西邻苏家巷（今苏家弄），北靠箬叶巷。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是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之地。杨时（1053～1135年），字中立，号龟山，宋南剑州将乐（今福建南平市将乐）人。因他世居将乐县城北郊龟山之下，故学者称其为龟山先生。宋神宗熙宁九年进士，曾任徐州、虔州司法，荆州教授，浏阳、余杭、萧山知县。宋徽、钦二宗时，曾召为秘书郎，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及徽猷阁直学士等。

杨时一生不求闻达，其主要活动是探求并传播理学。他先后拜程颢、程颐兄弟为师，研习理学，深得二程兄弟器重。杨时南归，程颢送之曰：“吾道南矣。”这就是“道南”之说的来历。杨时学成南归后，大部分时间主要在我国东南地区游历讲学，“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之久。其学脉传播与师承关系是：一传为福建罗从彦，再传为李侗，三传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杨时与上述三位闽籍学者被称为“延平四贤”或“闽中四贤”。另外，宋代胡宏、张栻等人亦曾学于杨时，其原委脉络皆得道南之传。

杨时是上承二程洛学，下开福建闽学的著名理学家。也是“道南”系理学传播大师和重要关键人物，被尊为“程氏正宗”、“洛闽中枢”。

杨时与当时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及曾任过北宋宰相的无锡李纲非常友善，从宋政和元年（1111年）59岁初寓常州，至建炎三年（1129年）76岁离开常州、无锡，还将乐故里，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达18年之久。

杨时十分喜爱江西庐山东林寺等风景名胜，曾撰有《东林道上闲步》一诗，曰：“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清代无锡地方学者认为，杨时撰作此诗，“斯言也，有道存矣。及归而讲道锡邑，其地即以‘东林’名。”这就是东林书院名称来历的一种说法。

南宋时期，杨归老福建将乐故里后，无锡本地一些杨时门人弟子，为了缅怀扬时对传播理学的丰功伟绩，在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遗址上建了杨时祠堂，以为奉祀纪念。

元至正十年（1350年），僧月秋潭在东林书院遗址左偏处建有东林庵。到明洪武初年，邑人宋子华对东林庵稍作修葺扩大。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以重修。200余年间，其地沦为僧区。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无锡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一批学者，在朝中因言事被罢免官职后，回到家乡研究传统文化，一直以文会友，探索理学。因讲学需要，所以积极上呈地方官府，请求在杨时讲学原址修复东林书院。其《公启》中说：“敬启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两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尝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岁久旁落为东林庵，而书院废矣。距今五百余年，俯仰顾盼，莫不喟然叹息。某等潜不自量，欲相与共图兴复。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所关重大若此，非藉崇灵不足以村风声而垂永永也。”希望能得到官府批准，以便会众讲学，这样能更好继承发扬程朱理学传统，进一步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主张。

经地方官府批准同意后，明代东林书院重新修复一事于万历三十二年四月正式举行，修复工程由顾宪成仲兄顾自成亲自组织督理，至同年九月工程顺利告竣。共费银1200余两。

明代经重新修复后的东林书院，共占地约16亩，其中基田6亩，院田10亩，均为顾宪成捐资所购。

明代东林书院建筑布局采用“左庙右学”形制，左边建有祭祀建筑——道南祠等，右边为讲学建筑。另外还有藏书及生活用房等。整座书院，粉墙碧瓦，石坊高耸，松柏苍翠，四季群芳吐艳，环境幽寂，是理想的讲学场所。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一些知名学者，就在东林书院内聚徒讲学。他们亲自审订了东林会规与会约仪式。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定期举行。《东林会约》主要由顾宪成参照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拟定而成。另外稍有引申增补。要求学人要尊经、立志，明辨是非，分清学脉道统，纵论古今，弃旧图新，以便树立一代崭新学风。

东林讲学内容，除《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主要内容外，还涉及先秦诸子百家，包括历代儒、释、道及有关哲学、文学、史学等各家学派思想。目的主要在于弘扬儒学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对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末流思潮进行了有力辩驳。

东林讲学有以下一些显著特点。（1）着意培育人才，强调立志做人。东林讲学立下择人宗旨，主张“会不厌多，贵其真。友不厌少，贵其精”。十分重视选拔和培养有道德品质的人。并教诲学人要立下坚定志向，不要墨守成规或困于古人之见。要有大胆探索和敢于问鼎的进取精神，勇往直前，真正做个顶天立地的社会有用之人。（2）博采众长，不执门户之见。东林讲学公开阐明自己学派思想主张和是非观点，决不模棱两可或调和折中，同时也不因言废人或因人饰言。还延请泰州学派学者方学渐及“王学”门徒苏州管志道等人到东林讲学。以便当面商疑辨难，阐述己见，更好地分辨是非，澄清认识。（3）注重社会研究，提倡实际学问。东林讲学有很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以纠正社会视听为己任，反对玄虚空谈，玩弄口舌，不切实际。提倡重实证，“躬行力践”，实学有用，决不饱食终日，做无益之事。（4）关心国事，扶持世道。东林讲学提倡关心国事，决心革除朝野积弊，振兴吏治。同时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救时拯世”是东林讲学的重要中心议题之一。

由于东林讲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起到拨乱反正的巨大作用，因此，引起朝野士大夫及远近缙绅学者的一致推崇仰慕。据《明史·顾宪成传》中说：“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东林讲学主要强调关心社会民生。顾宪成曾指出：“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所以他们在讲习之际，往往间或议及朝政，裁量人物。当时朝野之士钦慕其风，多遥相应和，全国各地学者，有的跋涉千里，争相前至东林参加会讲。因此，东林名声大著，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一大区会和全国学人探讨理学传统文化思想以利经邦治世的重要舆论活动中心。

东林讲学提倡廉洁奉公，惠商恤民。同时对一邦皇族、勋戚、权臣等人的专横贪纵行径也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抨击，这就引起朝野一邦枉法营私者的不满与忌嫉。当时，反对派成员，掌京畿道御史徐兆魁于万历三十九年五月三日，曾上疏对东林书院讲学活动进行低毁攻击。其疏中说：“今日天下大势，尽趋东林，今年计典之误，实由于此。盖无锡县有东林书院，宋儒杨时祠也。顾宪成自谪官归，会林居诸臣，讲学于此。未几，其徒日众，挟制有司，凭凌乡曲，门遂如市矣。……东林所至郡县，一喜一怒，足系有司祸福。凡东林讲学所至，主从百余，该县必先设厨，传戒执事，馆毂程席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传布远近。各邑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今已及渐中诸郡矣。”

由于东林讲学要传播前贤好的思想精神，树立崭新的时代风气，顾宪成等东林学者对反对派的无端非议攻诋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注意砥砺操行，东林大会仍照常定期举行，并未因受到朝中非难而中止。

顾宪成于万历四十年病逝后，接任书院山长一席者为高攀龙。明天启年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把持朝柄，弄权乱政。为了廓清吏治，振兴国家，与东林讲学有联系或学术观点相同、政见一致的广大朝野官员，对阉党的祸国殃民罪行进行了无情揭露和坚决斗争。早先曾参与东林书院讲学，后任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对魏忠贤等祸国乱政种种倒行逆施，综合概括成二十四条罪状，上疏朝廷进行公开揭露与愤怒声讨。认为魏忠贤一伙“欺君藐法，怙势作恶，罔上行私，倾害善类”，罪恶昭著，无法无天。要求立即究问拿办，以杜绝后患，严肃朝纲，彻底铲除魏忠贤阉党。

魏忠贤等阉党一伙被揭露后，内心并不服罪，相反，气焰更加嚣张，他们残忍狠毒，采用栽赃陷害等种种卑劣手法与伎俩，将朝野与东林讲学有联系的一大批正直官员统统称为“东林党”人，加以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并大兴冤狱，以“东林”为口实，向全国颁示309人的《东林党人榜》），进行公开通缉。规定凡在榜之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一群阉党分子，整日磨牙砺爪，兴风作浪，专以攻击东林官员人士为能事。他们凭空杜撰捏造攻击东林的口实还有“东林鹰犬”“党附东林”“结党东林”“卖身东林‘’“东林邪党”“东林嫡派”“东林帮手”等。还编造各种黑名册，如《东林籍贯》、《东林点将录》、《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等，不一而足。借以陷害正人，以泄私愤。并罗织蔓引，企图一网打尽。大批东林人士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许多人冤死诏狱。

由于朝中激烈党争，进而迁怒累及无锡东林书院。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重要成员、巡视中城兵马司御史张讷仰承魏忠贤意旨上奏，首先诬指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四处书院妄想与朝廷争统一大权。特别诬指东林书院“乃科聚东南财赋，竭民膏血为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要求对全国各地讲学严加禁止，“对凡有书院处所，尽数拆毁，将房屋田土逐一登板，亟行变作，解助大工，不许隐漏”。

魏忠贤见心腹张讷奏弦后，迫不及待，立即下令，将全国书院“俱著拆毁，一概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阉党强令拆毁全国书院，其实首先意在东林。因他们心目中最为忌恨的就是东林书院。所以也首先从无锡东林书院拆起。天启五年，东林书院主要建筑依庸堂先被拆毁，其他建筑未拆。因此时高攀龙被削职在家闲居，当得知阉党下令要拆毁东林书院时，认为这完全是阉党借以打击异己的借口，东林书院本身是清白无辜的，有目共睹的，不应遭受拆除厄运。他极力向地方官府呈述情由，请求保护，书院其他大部分建筑因而得以幸免于难。

东林八君子之一无锡叶茂才，见依庸堂被拆毁，不胜感愤，曾赋诗述怀。曰：“世法递兴还递灭。乾坤不毁只吾心。”高攀龙和叶茂才之诗曰：“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平墟也号林。”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阉党头目魏忠贤指派缇骑窜到江南，办逮吴县周顺昌，吴江周宗建，江阴李应升、缪昌期，福建海澄周起元，浙江余姚黄尊素，以及无锡高攀龙等七人，他们都是东林讲学的积极参与者。当时全国到处缇骑四出，侦探密布，旗校塞道，人情汹汹，政治黑暗腐败到了极点。高攀龙见此景况，先一天从南门自己居处出发步行至东林书院道南祠谒拜先师及杨时神像。整肃衣冠，写就（遗表）及（别友柬）两纸，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从容投宅后园池水中自沉，终年65岁。其余六人先后被逮至京师并被迫害，惨死诏狱。

天启六年（1626年）四月，魏忠贤又责令将“苏、常等处私造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并以“邸报”形式发布，传檄严令执行。应天（南京）巡按徐吉于天启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接到邸报后，不敢有丝毫迟缓姑息，于次日拟成票牌，万分火急速催无锡县官遵办执行。其所下票牌原文曰：“查得常州府无锡县有原设书院一所，拟合亟行拆毁。为此牌。仰该县官吏即便督同地方人等，立时拆毁。拆下木料，俱即估价，以凭题解。不许存留片瓦寸椽。限即日具将毁过缘由，星驰申报。”无锡知县吴大朴接今，即委派本县管粮县丞来维观带领匠作员役以及本地耆年之民谈来泰等人，一齐来到东林书院，实地监督执行拆毁之事。差役当场坐提易价，仓促变卖，并详细登录领买者名姓、物料名称、数量、银额等，同时备文画册，画押具结，作为题解凭证，以便“星驰”上报。

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初旬，经过22年讲学风雨沧桑的东林书院，已被全部拆毁。书院院田200亩、书院所占16亩院田等，也经差役现场实际变卖，共折得白银600余两。

书院左侧的道南祠，因系用官资建造，是用以表彰纪念书院创始人杨时及其在无锡门人弟子的专祠，故未被拆除。

东林书院被严令限期全部拆毁后，全国各地大批东林党人士惨遭迫害，其社会影响面广，波及范围大，株连甚众，而且由此引发国内多起重大民变。如武昌、山东、苏州、常州等地都曾先后发生。这就是震动明末中国史坛的迫害东林党人的重大事件。

明崇祯帝天启七年（1627年）即位后，立即惩处阉党，为东林蒙冤诸人平反昭雪。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下诏提学官将各地书院宜表彰者尽行修复。崇祯二年（1629年），无锡吴桂森得到诏旨后，格外高兴，独自捐资，在东林书院荒废旧址上首先恢复修建了丽泽堂三间，修复了院前门墙，题书院门额曰“东林精舍”。同时，于丽泽堂左侧建来复斋三间，作为自己燕息起居之地。这样，使一度中断的东林讲学诸事又得以恢复。

吴桂森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的学术盟友，东林书院兴复、讲学、被毁又重新修复的当事人，东林书院后期讲学的重要主持人，也是一位知名理学家，尤精通《易》学。因亲身经历并目睹了明末阉人迫害东林人士的重大案件和社会变故，他对东林书院以往讲学内容过程及宗旨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总结，在此基础上，又重新申订了《东林会约》。主要有四点：一笃力行以崇教。要求学人奉行顾宪成、高攀龙诸先生之教，从实穷理，屏去谈空说玄陋习，以求致知灼见。一课实功以穷径。主张下大功夫，立会讲诵，真正成为正人真儒。一绝议论以乐时，要求学人勤修学业，朝野是非得失之事概不谈问。一屏俗棼以尽分。就是书院讲学与其他是非曲直诉辩之事分开。从上述内容看，明崇祯初年吴桂森出任山长主持东林期间，其讲学宗旨较顾、高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就是着重儒家经典著述探索研究，主要是“解经论史”，穷理尽性，对朝野是非得失很少论及。

崇祯六年（1633年）七月，巡抚察院祁彪佳曾专门“督促无锡县官吏将东林书院逐一查议，应予修复合该工料若干，有无勘动钱粮，明白具详，并原订拆毁文卷一并送院查阅”。无锡县接到察院指示后，立即召唤原参与拆毁誉民谈来泰亲自负责查议，上报书院建修《回呈》。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书院原址多数建筑未获修复，到处茂草丛生，一些后学之人因受条件限制，仰止无地，所以巡抚张国维助公费银100两，指示无锡县会同地方诸绅或建堂，或赎田，对东林书院进行整饬修复。

清初，东林书院讲学修复仍在继续进行。其中主要学者。山长就是无锡高世泰。

高世泰，字汇旃，晚号石屋遗民，系高攀龙之侄。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正当东林书院重兴修复之际，他亦于此年诞生。幼年好学强记，“少侍东林讲席，忠宪公（高攀龙）即以道器许之”。崇祯九年（1636年）举应天乡试第六，次年中进士。曾宫礼部主事、郎中，奉命主持广东乡试，后升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在任期间，他爱才重教，曾令修葺江夏濂溪书院，并选全省学者200余人教习其中，并亲自订立会规五则，是一位非常热心学政与地方社会教育的活动家。

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任满回原籍无锡，从此家居。当时他40岁，年富力强，“无日不以东林先绪为己任”。清顺治十年（1653年）之秋，常州郡守宋之普政暇亲临东林书院讲学，当时尚无学舍，于是就在东林遗址上搭盖草棚数间会讲。并向高世泰当面建议说：“此地急宜兴复，后死者不得辞责。”十二年春季，高世泰捐资修建了燕居庙以及三公祠、祭器室、典籍室、再得草庐，同时修葺道南相与丽泽堂等。经高世泰此次修理后，东林书院除依庸堂这一主体重要建筑尚未修复外，其余大部分明末被毁建筑均得到恢复，书院基本恢复旧貌。

高世泰主院，书院讲学活动亦趋正常，春秋释菜会讲按时举行。高世泰还在总结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等东林先辈山长所审订的东林会约规条的基础上，又重新申订了《东林讲会规则》。其内容主要对书院会讲时间、礼仪等方面提出规定与明确要求。即：一、每年春秋之际，于每月上旬至中旬约十天时间开讲会友。二、会友初到，先谒孔子，后谒三公祠，次谒道南祠。讲毕再谒孔子。俱行一揖一躬礼。三、然后入座，东西两班，客东主西。两班中各以年龄为序，不必东西走易。并供书案，举行班揖。四、要严肃威仪，勿私笑语，勿谈时事，质疑问难俱于讲毕后自便提举进行。五、有远客相访，即于会所答辩。不必至客舟客寓。通姓名只用单帖。六、每期会友必登姓氏，以谂后日操履。七、会讲当日午饭后，齐集座上，只设一点充饥。八、为远客设馔，止用四盘，两荤两素。不杀生，酒只数行。

从崇祯初年到清顺治年间吴桂森、高世泰二位东林书院山长先生所申订的《东林会约规则》内容来看，除了会讲礼仪。管理等内容稍有差异外，其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就是“勿谈时事”。这点与万历年间顾、高主持东林书院期间所订讲学宗旨要求学人关心国事，“地方事宜留心剖析”等截然不同，并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书院后继者对历史与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后，为了维系平常讲学，而对学人所提出的一条具体要求。

高世泰从明末至清初，主持东林书院讲会前后达30年之久。他的学术思想格守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之教，远宗二程朱熹学说，对空谈心性和禅宗之说，多有质疑非难。他既是东林书院山长，又是当时一位知名理学家、教育家。曾撰有《三楚文献录》《风始录》《南雅集》《东林会约规则》《高子节要》《高子年谱》等著作。他对修复书院建筑和恢复书院在国内的学术地位与影响作出了卓著贡献。高世泰讲学东林之际，当时四方学者相率造庐问道无锡，与高世泰往复讨论理学。其中中州祁阳刁包，笃信高攀龙之学，与高世泰长年研讨东林学派思想，故当时学界有“南梁北祁”之称。另外，安徽休宁汪学圣笃信佛学，参究禅宗20余年，闻说高世泰讲学东林，他易服亲至无锡登门拜访请教后，始悟以前所学之非，改宗程朱之学。再者，陕西（关中）李颙生平崇尚余姚王阳明之学，他到东林书院参与会讲辩疑后，一改生平学问志向，认为原守宗脉绝非经世实用，而东林学术思想宜奉为学界典型，对东林讲学内容与思想宗旨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

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清乾隆五年（1740年）这70余年间，在官府重视及地方士绅积极赞助下，东林书院共进行过四次重大修缮。其中康熙二十六（1687年），由无锡高世泰之子高菖生、高芷生兄弟发起，会同里中戚朋友好，并呈报官府后，对书院建筑进行了修缮，使讲堂学舍规制较从前更加完备。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月至三十三年（1694年）二月，由无锡知县徐永言亲自督理经始书院修复之事，经一年时间工程告竣。其中东林书院主体重要建筑依庸堂，拆毁80年后，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月同时正式修复落成。雍正九年（1731年）春，书院各堂斋等进行重修。凡“栋宇之歌者值之，垣墉之缺者完之，黝垩丹漆之漫漶而剥落者新之”。经此次整修油漆后，书院面貌焕然一新。雍正四年（1726年），无锡县东境分出另外析置金匮县。东林书院位于城区南北轴线弦河以东，隶属于金匮县管辖。雍正十二年（1734年）金匮知县王先谦莅职到任后，即首先捐俸修葺依庸堂及道南桐。次年（1735年），于依庸堂左建时雨斋四楹，又于堂右建寻乐处等。乾隆元年（1736年），再修丽泽堂。乾隆五年（1740年）春，于院内易址重建再得草庐，并恢复门外“观海来游”之石坊。同时，在无锡地方官府及学人的大力支持下，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由无锡许献等人编纂的《东林书院志》计22卷也正式刊行问世。这是记载东林书院创建始末、兴毁大端及沿革历史、人物轶事、祠祀典仪、会约规条、碑文典籍等项内容的书院专志。它胪列史事详备，体列完整，内容翔实，是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东林书院的必读之书和重要文献。

东林书院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次修复后，其讲学、祭祀、藏书建筑及生活用房等基本恢复到明代万历年间形制规模和原来院貌。有些学舍斋室较明代还有增建，如时雨斋、寻乐处等均为清代新增建筑。

清代中期，于嘉庆七年（1802年），重修书院。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修道南祠。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重修东林书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新建东林报功祠。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毁于咸丰年间兵火的道南祠。

清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廖给纶任无锡知县。到任后，曾修复书院，并亲笔为道南祠书匾额。同时，锐意振兴东林讲会之事，曾召集地方士绅学人，大会于东林书院依庸堂，并推年长者一人手执《高子遗书》，升座领讲，往往朗诵数百言不等，对学人风励教育影响尤深。

东林书院从明末经清代近270余年间，会众讲学之风列代承继，延续不断，这是书院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是值得称颂肯定的。

在回顾总结东林书院讲会特点时，对其讲学性质转化问题应引起特别注意。从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高世泰这几位东林山长、学者所申订的《东林会约》等规条内容来看，从明万历中期到清康熙年间，东林书院讲学形式主要是民间社会人士举办为主，官府给予认可支持。参与会讲之人大多是来去自便，自愿参加，其他如年龄、地域、文化水准、学术观点等方面都较宽松，不加严格限制。各郡、各县、各地的学者，均可参加。会讲所开列经书内容，大多由山长等人选择决定，不必上呈经过官府认可或审定批准。各地学人到东林会讲后，留居书院时间长短也视各自情况需要而定，不作限制规定。有的举家千里迢迢来到书院，长期居此参与会讲。有的来书院会讲几个月，有的参加大会，讲毕即离去。会讲时饭食供应诸费一般从书院院田收入中支付，同时也接受士绅自愿捐俸资助，但不仰靠官资。这种状况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起至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止，断断续续，历代相沿，维持时间长达130余年之久。也就是说，在这130余年间，东林书院讲学性质属民间社会学术人士集体联合举办形式。这种教学形式比较灵活自由，采取集体讨论方法，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实行开门教学，没有门户之见，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探索，容易收到较好效果。

但从清雍正末年起，东林书院讲学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私人讲学制度而向地方官办教学形式转化。这种转化与政府鼓励提倡有密切关系。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清廷命各省设立书院，并鼓励地方官员创立书院聚徒讲诵。认为此举有裨士习文风，为兴贤育才的好举措。在这一文教政策鼓励下，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深泽（今属河北保定）王先谦调知金匮县事，他一到任，首先捐俸对东林书院依庸堂及道南祠进行修缮。后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于依庸堂东西两侧建时雨斋四楹以及寻乐处。新建这两处建筑的功用就是“用以课士肄业焉”。嘉庆七年（1802年）原任两浙江南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无锡秦震钧撰《重修东林书院记》中指出：“所谓肄业者，不过习科举之业。”另外，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江苏按察使潍水后学郭熊飞撰《重兴东林书院记》刊说：“东林本前贤讲学地。其以举业课士，始于雍正末年。”这条记述与清乾隆五年（1740年）无锡华希闵《重修东林书院记》中所说“课士肄业”时间史实完全吻合。

东林书院课士管理制度、生童数目、考核内容、奖惩办法等情况，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详订东林书院规条》中可以得到反映说明。

首先，比较强调并注重教学礼仪。即通行于每年春秋季第二个月的了日举行释菜之礼。在此之前，先将祭礼日期明确书贴于书院门首，以便晓示通知。到祭日这一天，肄业清生童齐至院内燕居庙及道南祠行礼。此外，每届开课之日，诸生童也要齐集于书院内，至燕居庙与道南祠行礼之后，还要谒见师尊、邑尊及监院学师等人。

其次，注重山长人员选择。山长是书院最高行政学术领导。东林书院与当时其他各地书院一样，非常重视山长的选择与任用。东林书院当时山长的选择采取公议推荐办法，即于每年十月中旬左右，由本邑绅士共同讨论，经过认真评议后，一致认为比较适合的人才可充任。另外，经公认决定后，也可以采取联席轮换的办法。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一人自行作主等弊端。再者，还可以推举本邑德才兼优，有学术水平，又负众望的人来充任。但不管采取哪一样办法，山长人选择定后，一律都要呈报本县官府，由县府出具书面延请，以示重视。

除山长一职外，另还设有“院董”“监院”等岗位职务，以配合山长做好肄业诸生童的教育管理工作。

第三，严格甄别考课制度。所谓“甄别”，就是书院考课生童。

东林书院考课生童，一般于每年三月中旬开始，到当年十月中旬停止。一般由监院呈文申请，请本府尊封题加课；并请学宪于夏间回辕时封题加课。每月考课日期一般在初三或十八，具体要以题到日为定。每届课期，书院内均备办饭食。官师课期，生童聚课，饭食定六人一桌，每桌标准钱300文。凡是师课，添设奖赏，具体对师课进行奖励，以资鼓励。

东林书院原设课额生重各75名。后又增设内课生童各10名，外课生重各25名。从所设课额生重数目看。它比当时一般府属书院课额生童人数还要多些。总共生童人数约达200余名。嘉庆年间邑人邹鸣鹤《重兴东林书院记》中指出：“当时地方官绅士庶同心集腋，不两月捐钱一万四千有奇，岁得典息一千二百有奇。”于是，“广课额，备供膳，奖赏公用，一切加丰，乃为详定课程，扃门按试。诸生欢然就学，每课二百数十人，吚唔讽咏之声，至二鼓后不绝。”这也反映出当时无锡地方官府兴才重教，同时也说明当时无锡一邑生童人丁兴旺，经济较为发达，能够适应考课需要。除上述的内外课生童外，还有新广内、外课生，附课生，新内、外课童，附课童等。

当考课日期确定后，先出示通告。各生童即到书院报名，到考课先一日截止。将报名生童造好册卷，由监院用印弥封，并刻上坐号。考课当天，应考诸生童均需穿着齐整，端坐听点，应名领卷。然后各归自己坐号，进行考试。不准给烛用明，一般以当天昏黑前为限结束。

经考课后成绩合格被取定的肄业生童名数子以登记造册；一式两份，另别由监院与院董各执一册，以便查对。

另外，每月还添设小课一次。

第四，订立有具体奖学激励机制。东林书院当时对肄业生童，根据学业优劣情况，分别进行奖惩，以便鼓舞先进，激发后进，进一步提高举业教学质量，更好为国家培养人才。如新增师课花红，生超等第一名，奖钱800文。二至五名奖600文等。第20名前均有奖赏。童超等第一名奖600文。也奖到前20名为止。

还另设有新增小课花红，生童第一名至第五名均有不同奖励。

除了物质奖励外，对肄业生童的身份待遇也从学业考核的优异状况，给予不同更动和奖惩。如二官课一师课，连考超等者，外课（生）可升内课（生），附课（生）可升外课（生）。三课后十名，相应降低一等身份，不支膏火等等。

另外，对在院肄业生童因事、因丧等情状不能到院而旷课，或需告假离院，以及家境极贫需要救助者，《规条》中也都有详细具体规定说明。

总的目的，主要是强调对肄业生重的教育管理，确保各项教学秩序和规条制度能够正常得到遵守执行，以利提高教学水平，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东林书院这一考课生童办法，一直延续到清光绪末年。至今，在无锡地方教育史料中，还可见到有“东林监院”弥封课卷专门刻印用的纸封条。

民国36年（1947年），因东林书院洞宇岁久失修，由吴敬恒、华文川、钱基博、钱基厚、顾宝琛、孙肇圻、裘维裕、唐文治等30人发起重修，集议恢复明清讲学旧观。并有杨郁初、顾希炯三人具体负责募集捐集事宜，对东林书院进行全面整修。今日东林书院保存较为完整的建筑大都是此次修复的。

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历史古迹的保护，1956年，东林书院列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成立东林书院文物保管所负责开放、保护与管理，1994年更名为东林书院文物管理处。1994年后被分别命名为无锡市及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古院揽胜

石牌坊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称马头牌坊。是东林书院的标志性建筑与象征。它建于书院讲学建筑群中轴线导入部位，起烘托整个建筑作用，使书院其他建筑显得庄重、华丽、严肃。天启六年（1626年）阉党毁书院，石坊同时被毁。明代原石坊上题“观海来游”“洛闽中枢”等字样，清康熙年间在原址改建木坊。乾隆五年（1740年）恢复原状石坊，坊额上改题为“东林旧迹”和“后学津梁”字样。由当时邑人秦爱莲书写。

此坊为三间四柱五楼石坊。至今有300多年历史。通高7．24米。各坊上雕饰有二龙戏珠、丹凤朝阳、狮子滚绣球、鲤鱼跳龙门等精美图案。从坊顶部的火焰珠、鸱吻、脊板以及虎头牌、上下花坊、花窗、盾目、雀替等构件，无不精雕细刻。通体设计合理，结构严谨，是件完美的石构建筑珍品。

泮 池 始凿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代称为“月河”。深约2．5米，长约60米，宽约6米，东西横贯道南祠与东林精舍门前。呈半圆形，黄色块石驳岸，上架桥，以便通行。其来历与古代学宫前所凿伴池涵义完全一样。明代泮池现仍深埋地下，距地面约70公分，1994年，在发掘出明代泮池的池基上，上面改砌方池与拱形石桥，现今伴池长仅为原月河的六分之一，深与原河保持一致。当池水下降，水位较低时，下部明代泮池原石驳岸历历可见。发掘时见有不少上部块石被推入池底。因此池清代未曾恢复，所以池底块石即为明代书院被拆毁时月河同时遭毁那段历史厄运的真实记录。

丽泽堂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丽，连接的意思。泽，水。两泽相连，万物滋益。此处以丽泽名堂，借喻朋友之间相互切磋讲习。

该堂名由东林首领顾宪成亲自拟取。同时拟题左右联曰：

愿闻己过；

乐道人善。

即举讲习中至切要者揭示学人。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顾宪成指出：“学问须大家商量，须用大家帮扶，方可得手。”并要求学人：“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未知的要与剖明，已知的要与印证，未能的要与体验，已能的要与保持。”始终强调“实学”“实用”“实益”的务实学风。

丽泽堂是东林书院会众讲学的重要场所。当时，吴越江南士友及全国各地学人同志联翩来集，会聚此堂讨论，经常师众盈庭，盛况空前。

堂内还有“风闻百世”“高山仰止”等匾。

另外悬挂柱联有：

光天下做个人，须循着规规矩矩；

落地来有场事，要识得皜皜巍巍。

又一联曰：

一堂聚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俱自身心着力；

多士食百年旧德，读书尚友，须从伦物立根。

此堂清乾隆五年（1740年）重修。嘉庆七年（1802年）又重修，道光年间及光绪年间均作修缮，民国36年（1947年）又加整修。1982年再作修缮，使其保存至今。

依庸堂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即依于《中庸》之意。“庸义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变之意；又平也，有适中之义。”即强调并发挥儒学经典中《中庸》的思想宗旨。明江西吉水邹元标为此堂撰记，并专门题写两副对联。一曰：

唐德之行；

庸言之谨。

又一曰：

坐闲谈论人，可贤可圣；

日用寻常事，即性即天。

此堂为东林书院主体重要建筑。当年，各郡各地赴会东林学者，在大会开讲之前，都齐集此堂，客东主西，以年龄为序，分班排列，相互对揖交拜，举行讲学仪礼，场面热烈隆重。

天启五六年间，该堂被阉党强令拆毁，崇祯二年下旨修复。后于清康熙三十三年修复。它是东林学派学术领地象征。当时及清代人们认为：“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现此堂内保存有明代《依庸堂记》及《重修东林书院记》二通碑刻原石，内悬匾额内容有：斯文在兹，望古遥集。所悬柱联曰：

主教存诚，荡坦坦天空地阔；

穷理尽性，活泼泼鱼跃鸢飞。

又一顾宪成所撰名联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依庸堂曾被清代学者尊为“南国杏坛”，东林领袖顾宪成逝世时，无锡、江南及浙江等地学者为了缅怀顾宪成这位东林学派创始人对明末理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曾于依庸堂设立顾宪成灵位，举行隆重公祭悼念活动。参加人员除无锡本地外，还有浙江朱国桢和常熟钱谦益等当时国内知名学者。

燕居庙 建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比书院修复时间稍晚，位于依庸堂后。其功用为专奉先师孔子神位于其中。是祭祀孔子专祠，所以取“燕居”之名，即有别于学宫之文庙，有燕闲居息之意。庙门额曰：燕居。庙联曰：得其门而入，不可阶而升。庙内正堂上悬“中和”匾额。左右两旁柱联曰：

尽性至今，立三才极；

继往开来，为万世师。

庙东西两旁各建有楼屋。东为典籍室，西为祭器室。用来储藏书院图书祭器等。明天启年间，遭阉党之祸被拆毁。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无锡高世泰重建燕居庙，同时修复东西两旁典籍、祭器二室，共“为屋七楹”。其中燕居庙三间，典籍、祭器室各两间。庙中仍供奉孔子神位，为书院会讲举行祀礼场所。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重修，清雍正九年（1731年）又加修缮。另外，嘉庆七年（1802年）及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都曾修缮，后一直沿存至今。

燕居庙与典籍、祭器室建筑连为一体，既是祭祀重地，又是书院保藏图籍彝器重要之处，所以被保存下来。清咸丰至清末与民国年间，均有修葺。现主体建筑及“燕居”、“圣域”门额尚存。

三公祠 始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为无锡高世泰捐资营构。其功用为专祀明代常州知府、潜江人欧阳东凤，明常州继任知府、漳浦人曾樱，以及明无锡知县、峡江人林宰三人。

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呈请修复东林书院时，在任知府欧阳东风接报后立即批准赞同，积极支持，并亲自为书院修复撰写碑记。至今此碑原石尚存书院内。明天启年间，高攀龙受阉党迫害投水自尽，缇骑捉拿高攀龙之子代为究问。后被解押至府城常州。知府曾樱得知后，设法将高攀龙之子藏匿官署，并出重金从中通融，终使高攀龙之子免遭株连。另外，东林书院被阉党强令拆毁时，道南祠建筑在无锡知县林宰据理力争下得以获存，幸免于难。上述三人，为官清廉，主持公道，一身正气，不畏强暴，在保护东林、反对阉党乱政斗争中功绩卓著，深受无锡地方人民爱戴。他们也遭到阉党诋毁，都曾被列人《东林党人榜》而受到打击迫害。

清康熙、雍正年间，三公祠续有修缮。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兵火。同治十年（1871年），在邑人侯晸倡议下，由邑人杨寿芝主持修复。此次修复除正殿外，还增设书房一间。其中有长槅十八扇，短槅六扇，另有吊窗九扇等。该祠到民国36年（1947年）又加整修，当时梁架失衡，故又“修牮之”，使其一直沿存至今。

东西长廊 位于书院讲学建筑东西两侧。始建于明代。东林书院建筑群采用古代较为常见的“廊院制”组合形式，特点是在由南向北一条纵轴线上建讲学等主要建筑，如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祭器室、典籍室、三公祠等。再于其两侧建书斋学舍等其他建筑，然后用长廊连接。东林书院东西长廊，从燕居庙左右两侧一直南通大门。这种以廊联系主要堂斋、书室、祠宇、庐舍等做法，在空间上可以收到高低富于变化、整体错落有致、虚实对比明快灵活的建筑艺术效果。而且，各院落建筑空间都有门廊相连，阴晴通行、晨启昏闭，使用管理均很方便。与此同时，再根据庭院分割组合特点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凿池架桥，铺设曲径通道，建立亭轩，开设月门票窗、堆砌假山，植种花木，并应用借景、对景、障景等不同手法，使书院内既显幽静，又极富自然情趣，对陶冶学人情操起到有益作用。

明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书院东西长廊被阉党拆毁。清康熙年间修复，乾隆初年、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先后修缮。民国36年（1947年》又加重修。1994年修复西廊，此廊内嵌置书院明清等历次修复碑刻20余方。

东林报功祠 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其功用为纪念旌表对东林道统学脉及建筑维护修茸作出显著贡献的历代先辈大师和本地官绅贤达。书院山长主讲等人士。

该祠首祀之人就是杨时，因他“传道南来，兴而复废，废而复兴，绵绵延延，至今垂八百年不绝”。宋代无锡维持杨时道统的主要入祀之人为：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蒋实斋，他们均为杨时传人。

明代入祀人物主要有本邑邵宝、顾宪成、高攀龙、吴桂森、邹期桢以及原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曾樱，原无锡知县林宰等人。

清代入祀的有无锡高世泰、高紫超。

以上为延续维系东林学脉功绩显著之人。

另外，对书院遗址保护与建筑修复及主讲东林有显著成绩的本邑人士也入祠祀之。其中有明代隆、万年间首倡两请重兴东林者盛盘；崇祯时首檄修复东林者中丞张国维、巡按祁彪佳、太守石万程、邑人高芷生；清雍正朝谒祠修书院志者臬宪刁承祖，参与者邑人高嶐、施鋐高、秦致；乾隆朝主讲书院达十年之久的邑人邹一桂、顾光旭；嘉庆朝捐资重修书院、增定膏火课饭者中丞费淳，全力赞助者邑人秦震钧。

该祠落成后，经延请李鸿章亲自挥墨题其润额曰：东林报功祠。

此祠建筑经历代修缮一直保存下来。1995年进行整修，同时恢复其“东林报功祠”匾额。

现存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新建东林报功祠》原碑石两方，由邑人邹鸣鹤撰、本邑当时著名书法家邹安鬯书。

晚翠山房 建于清代，民国36年（1947年）重修，现建筑为1994年在原址重建，为书院讲学书斋之一。晚翠，一般指树木经冬仍保持鲜艳绿色，或日沉西斜之际苍翠景色，此处两者含义兼而有之。因此建筑位于书院主体建筑中轴线两侧长廊外，故与后一层含义较为贴近。山房，本指山中房屋，此处指幽静读书之所。如宋代李常曾读书庐山精舍，后擢第，留所抄书9000余卷于其所，名其舍为李氏山房。现此建筑为三间卷棚顶。内悬挂有前代所题“晚翠山房”匾，另悬柱联曰：

茶熟酒香客到；

月明风细花开。

来复斋 始建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1994年重兴修复。为东林山长、知名学者吴桂森书斋。天启六年（162年），阉党祸兴，东林书院除道南祠外其他建筑被严令限期全部拆毁。全区被夷为一片瓦砾，寸椽片瓦无存。崇祯帝即位后，元年立即下旨修复东林书院。因珰祸时间过去不长，当时人们尚心有余悸，皆环顾不敢响应。无锡吴桂森得旨大悦，个人单独捐资修丽泽堂及书院大门，名曰东林精舍。并于丽泽堂西侧建来复斋三楹，作为个人燕息居业地。同时主持东林书院讲学之事。“来复”一名取自《周易》：“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原意指：“欲速反之与复而得其道，不可过远，唯七日则来复，乃合于道也。”寓意是借指很快恢复东林讲学之事。

道南祠 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系用官资建造，位于书院原址之左，为祭祀东林书院创始人杨时的祠堂。其堂名来历，就是杨时一次南归时，其师程颢目送他，并曰：“吾道南矣。”取“道南”名祠，一为纪念，一为继承学脉传统。

道南祠建筑由大门、前堂、享堂三部分组成。大门两旁原悬“伊洛渊源旧，梁溪俎豆新”一联。前堂与享堂皆三楹。享堂内设有几案，即供台五龛。当中供奉杨时神位，左右各二龛供奉杨时传人宋代无锡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蒋实斋四先生神位。另外供奉元、明及清代东林诸贤神位约近90人。其中以无锡本籍为主，还包括江南及全国等有关东林先贤神位。

前堂内悬有“理学宗传”“继往开来”“道在是矣”等匾额。所悬柱联内容有：

道启东南，一代师儒光俎豆；

学宗洛闽，四方贤哲共烝尝。

又：

道幸南来，溯本本原原，洛水薪传延一线；

恩由北至，看承承继继，锡山俎豆永千秋。

享堂内悬匾有“洛闽中枢”“淳儒亮节”等。悬联有：

持正论，辟新径，独尊道统，如日月之中天；

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

又：

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

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凤祥麟。

道南祠除祭祀历代东林先贤人物之外，清代，其前堂也是开习举业后考课生童之处。其建筑经历朝修缮。其中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邑人高玱呜首倡捐费，担任道南祀前堂、门道、照墙等修缮之事。其享堂则由本邑庠生、杨时裔孙杨巷培与族人共同捐资修复。嘉庆十七年（1812年），邑人秦瀛对道南祀享堂进行修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无锡达四年左右，当时东林书院获存而道南祠被火毁。太平军撤离无锡后，道南祠前堂及大门由邑人修复，其享堂因当时费用不备没有恢复。至同治七年（1868年），金匾、无锡两邑官绅等人集资重修道南祠享堂三楹，同时恢复原旧题祠额为“正学津梁”等。

光绪年间，道南祠重修。民国36年（1947年），无锡地方人士捐资对道南祠进行修理，共耗资国币 666 000元。1982年，政府部门拨款对道南祠大门、前堂、享堂进行全面修复，同时恢复其大门上原悬清无锡知县廖纶所题书的“道南祠”之匾额。

（于军、朱文杰撰稿）

原载邓洪波、彭爱学主编《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