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帝党领袖翁同龢，在甲午战时为何拼命攻击李鸿章

晚清政坛上，拥戴光绪改革的一派大臣被人们称之为“帝党”。翁同龢是帝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帝党源自“清流”。早在1883年中法战争时，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等清流派大臣指斥时政，频发清议，振动朝野。清议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政治活动。士大夫们聚会交游，臧否人物，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清议对腐朽的政局而言固然有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是士大夫往往因此而沽名钓誉，不能任事，如清流中坚张佩纶，慷慨好论天下事，却在中法战争中坐视福建舰队被法军尽灭。

1887年，光绪皇帝亲政。此时，许多官员不满慈禧后党跋扈，以拥护光绪帝相互标榜，翁同龢则予以竭力接纳之。许多当年的清流大将得以进入翁师傅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帝党。同时，翁同龢也十分注意以清议见长的读书人，待人“一味蔼然”，常与投奔门下的书生深谈，弘揽在野名士。其中的代表是文廷式和日后大名鼎鼎的张謇。张謇能高中状元，与翁同龢的尽力拔擢不无关系。据同为翁同龢门生的王伯恭记载，张謇殿试时，收卷官安安静静等着张謇答卷，刚一交卷便把试卷送交翁同龢审定，因为“盖知张为翁所拔赏之门生也”。在日记中，翁同龢写下了这样的阅卷心得：“文气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翁师傅亲自带张謇觐见光绪皇帝，当着皇帝的面夸奖张謇乃“江苏名士，且孝子也”。张謇终于得以“大魁天下”，翁同龢的帝党也如愿以偿新添一员中坚。

1894年7月底，日本偷袭我运兵船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朝野哗然。翁同龢极力主战，引帝党集中火力抨击统率淮军的李鸿章。对此，有人认为翁同龢处处掣肘，对战争的失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说法最早在清朝灭亡后不久，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和王伯恭的《蜷庐随笔》中已经出现，如《蜷庐随笔》称“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南通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龢）也”。一些人认为，翁同龢之所以要攻击李鸿章，源于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原来早在1862年，曾国藩上《参翁同书片》，称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弃城远遁”，并保荐叛服无常的苗沛霖，导致寿州城惨遭劫掠， “养痈贻患，绅民愤恨”、实属“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所谓门第鼎盛之语，可算把翁家得罪殆尽。翁同书险些被判“大辟”，即斩首之极刑，最终被发配新疆。不少人认为这封参折出自时任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之手，并以此作为翁李矛盾的根源。

这一说法，有学者表示了异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封参折出自他人之手，曾国藩把上参折之事有意瞒过了李鸿章。原来，李鸿章的恩师孙锵鸣是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一手拔擢的得意门生，算起来翁李二人颇有师门渊源。而学缘是当时读书人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戚其章先生在《晚清史治要》中认为翁李确实政见不同。“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翁主张预筹战备，以备不测；李则认为有万国公法在，日本不敢悍然挑起衅端；战争初起时，翁倾向主战，李则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以息战讲和；黄海之战后，李仍相信俄国能保朝鲜，翁则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恐不足恃”。平心而论，帝党主战，并非等于“开兵端”、“启边衅”。若把甲午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龢一身，诚如近代史泰斗龚书铎先生所言，实际上就是把战争的责任单方面归于中国，恐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之嫌。

也应承认，在整个战争期间，帝党主战派对李鸿章的攻击几乎无所不至。或曰贻误大局，或曰别有用心，或曰性情乖异、年老昏聩。丁汝昌、卫汝贵等李门爱将也中枪无数，堪称众矢之的。翁同龢给张謇的信中，有“封豕诚可以易长庚”之语。晚清士人书信中，提到人物常以别号称呼，近乎谜语。封豕，指商代刘累受封豕地，故封豕姓刘，指湘军宿将刘坤一。长庚，指太白金星李长庚，故长庚姓李，指李鸿章。可见，帝党甚至希望调湘军前来防制淮军，以此作为打击李鸿章的“根本之计”。黄海海战战败后，在“群议沸腾”下，清廷不得不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这只三眼花翎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日，破格赏予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原只赏给满洲宗室贝子或以上贵族，曾国藩亦只获授双眼花翎，李鸿章这只三眼花翎为汉臣所独有。可翁同龢仍不满意，认为“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遂集合帝党全部力量发起联名上奏，希望起用蛰伏已久的恭亲王奕䜣。

1894年9月，翁同龢与帝党几员大将合议“启用恭邸”之事，并亲自向光绪帝告明。据同为帝党的侍读学士陆宝忠记载，他与几位大臣联名上奏，第二天就被光绪帝单独问话，临走时，光绪帝还对他说“今日掬心告汝，汝好自为之！”帝党与光绪内外配合之势已成。第三天，翰林院便于宣武门外土地庙斜街的京师全浙会馆集会，联名起草奏议，列名者共计57人。几天之后，恭亲王复出。奕䜣起用后不久，帝党35人联衔上奏，要求惩处李鸿章。张謇更是单独上奏，称主和的李鸿章“必且幸中国之败，以实其言之中；必且冀中国之败，而仍须由其主和，以谋其所挟之尊”。真可谓是帝党倾尽全力发动的致命一击。

然而当年那个长于洋务、八面玲珑的“鬼子六”已经老迈，失去了斗志。恭亲王奕䜣起用后并无作为，令帝党深为失望。战局不断恶化，眼见已不可挽救。翁同龢面对夜访而来的张謇，谈及“危言耸论”，终至“声泪交下。”

甲午战败后，翁同龢十分痛苦。他多次自责，说自己“上无以对天造之恩，下无以慰薄海之望”，“才略太短，无以仰赞”，“恨不能碎首以报”。他递呈《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