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期的工匠发明了机关枪，却被防备汉人的清廷弃用？谣传，原型是英国产品

康熙年间有一位“火器大师”戴梓，据传发明了可以连发的火枪，令一些网民惊呼“中国人发明了机关枪”云云。戴梓事迹最早出自乾隆朝昭梿所著《啸亭杂录》，称三藩之乱时，清军南下浙江进剿耿精忠，戴梓“以布衣从军，献连珠火炮法，克江山县有功。”阮元《畴人传》摘录时亦记录为“连珠火炮”。可见，戴梓所献的是用于攻城的“连珠火炮”，更有可能是佛郎机那样的子母小炮，攻一县城足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戴梓所造的“琵琶铳”，称这种枪形如琵琶，火药和子弹都存储在枪托中，枪上有精巧的机关“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共可打二十八响。《清史稿》则将这两条记载杂糅，但将“连珠火炮”错抄为“连珠火铳”，下面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法与西洋机关枪合”，但最终“器藏于家”，没有进一步发展。

有网络文章将戴梓琵琶铳鲜为人知的原因解释为清朝防备汉人研究火器。实际上，据《阅微草堂笔记》原文，戴梓未将琵琶铳献给朝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梦见一人，以“上帝好生”之语诅咒他，他害怕了，仅此而已。根据纪晓岚的记载，戴梓所发明的是一种早期速射火枪，与1680年代的意大利洛伦佐尼手枪（Lorenzoni Flintlock Repeating Pistol）原理类似。这类武器实际上也不能连发，原文也说了，需要扳两下机关，实际上是再装填的过程耗时较短而已。要命的是，这类枪械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都很差，枪中储存的火药很容易被枪管后膛外泄的火焰引燃，非常危险。故戴梓的发明虽然精巧，但其所谓的连发功能不具备实战价值。清宫也的确藏有一件这样的武器，同样是康熙年间传入，就叫琵琶枪，原理和操作方法与纪晓岚的记载完全一样，不过人家写明了是“昂里哑国”所产，即英吉利产品，也许与戴梓的琵琶铳有些关联。实际上，十九世纪中后期金属定装弹药的发明才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依赖火药燃气动力完成上膛退壳的机关枪则要更晚出现。《清史稿》将戴梓琵琶铳比附机关枪，纯属外行见识。

有一种说法，认为满洲以骑射为本，导致了火器的荒废，甚至认为清代火器比明代还要落后。这对于一个以武立国的民族而言是不合逻辑的。有清一代，的确防范汉人制造火器，但说清朝火器比明还要落后显然是主观臆测。火器既然是战阵利器，清朝就更没有理由禁绝使用。康熙朝广造大炮自不必多说，从乾隆朝《平定伊犁回部战图》看，清军、回部和准噶尔均大量使用火器，清军鸟枪的装备率远高于前明，彻底淘汰了三眼铳等奇奇怪怪的火器，明代十分珍贵的西洋大炮在清军中已十分常见，火炮也都装备了简易的炮车，不再需要钉在地上固定发射。清军的火枪部队，“实以排枪之九进十连环，为军营决胜之技”，实现了持续的火力投送，至乾隆年间进一步改为三进四连环，证明了鸟枪装备率的提高。从乾隆《大阅图》可以判断，清军的火器阵列达到了17世纪古斯塔夫改革时期的水平，较之明末孙承宗“车阵”，无论火器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很大进步。在《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可见，清军和大小和卓叛军对阵，双方步兵均以火器为装备，各自组织起三段式连续射击，清军更以大量火炮轰击敌军，十分写实地描绘了清军火器部队的战术。在《平定伊犁受降图》中，叛军跪在清军官员马前，双手将奉上的不再是冷兵器，而是火绳枪，这亦可证明此时火绳枪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郎世宁笔下奔马如飞的蒙古勇士阿玉锡，在挺矛驰突时，背后也背着一杆火枪。正因为火器的广泛应用，使得防不住火器的重甲在战争中被淘汰，士兵上阵所着最多不过锁子甲、棉甲而已，甚至不着铠甲，较之以前更加轻装。而满洲的复合反曲弓又是一种非常强悍的弓，面对重甲其箭的威力要打一折扣，但对仅穿轻甲的士兵却有着可怕的杀伤效果，而且弓箭的射速要远高于火器，火器若一击不中（这是有大可能的），在近战中便丧失了再装填的机会，沦为烧火棍。郎世宁所绘《玛瑺斫阵图》就表现了骑射的清军追杀背负火枪之敌的情景。因此，在这个冷热兵器交替使用的时代，弓箭反而借着火器的回光重获了新生。然而，弓箭回光返照式的复兴源于火器技术的不成熟，不能独当一面。在西方，火器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