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新的里程，新的见解——评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李弘祺：新的里程，新的见解——评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我认识邓洪波先生不觉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邓先生是当今研究中国书院史的权威。他出版有关书院的书已经超过十种，文章不计其数，我想不起有其他任何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最近他为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写了《中国书院史》，作为研究成果出版。这是他长年研究的成果，先以简体字在大陆出版。现经修订及扩充，正式用繁体字在台湾大学出版。我相信这本书会很快成为书院研究的里程碑，将来要引用的人会不计其数。

邓先生这本书最大的长处就是它丰富的数据。《中国书院史》是我到目前所见到引用有关基本史料最为丰富的书。范围广及正史、文集、书院志、地方志，甚至于笔记、小说，以及近、现代档案。用力之勤，无出其右者。

这本书的第二个长处是它对书院理想的新看法和广义的见解。邓先生固然承袭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学者的看法，认为书院的确代表私人讲学的精神，但是他也强调书院官学化的优点，而不专只认为“官学化”就会使书院丧失它的教育理想和对学术的影响。事实上，邓先生再三系统地讨论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允为近代难得的学者。这就使得我们知道从明代以后，书院逐渐对学风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的学术思想都是在书院的环境里孕育出来的。这样的情形在宋元时代还不明显，至于唐和五代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讲了。但是，这是一个应该继续寻索的途径。

邓先生对书院采取广义的定义，因此可以追溯它的发展到唐代，甚至认为唐以前的一些教育机构也跟后代的书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他把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书院”也都算是中国“书院”传统下面的教育机构。这种“唯名”的做法使得“书院”历史的特色和宋明理学所标榜的私人讲学的精神出现了一些差距，但是这才是务实的做法。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早期西方人说到中国教育的发达时，每每称引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文华书院。这个“书院”和一般中国人所想象的书院当然十分不同，但是在邓先生的研究里，它在书院的进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晚清以降，讲授西方学问的书院，或者至于是西方人所创立的“书院”也都是中国书院发展史的一部分。读者或许会觉得这些书院教育的内容已经同传统中国的书院大相径庭，简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或许中国人对西方的东西太过拒斥，以致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教育，毕竟也有像林乐之这样的人，希望能调和中西的学问。这是他们把西方式的学校命名为“书院”的原因。总不能说只有中国人真心要调和中西学问，而西方人都是假“书院”之名，行传教之实。虽然邓先生对“书院”采用广义的说法，其目的不在鼓吹文化的普世性，但是结果却是如此。这种能以己度人的胸怀只有在广义的“书院”里，才表现得出来。

由于采取广义书院的定义，因此这本书能自然地讨论南洋华人地区、朝鲜和日本的书院。这是过去写书院史的人所没有注意到的。这里反映的是“华人文化圈”的自觉。中国文化广被，远及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所不能含括的地域。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书院固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是它所含有的“教育”意义必须放在广泛的人性相同，必然追求普世的文化理想这个信念上来看。书院在朝鲜和日本的发展因此就和中国本国人对“书院”的想象休戚相关。一般中国人认为书院的理想和实践是“中国文化圈”的产物。这话不错，但是我毋宁认为它也是人类追求共同的生命理想的结果。书院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它的教育理想却又是人类所能共同分享的。它在思想上的特质不能单使用宋明理学来加以全盘界定或说明。

邓先生这本书的第三个长处是他提出了许多以前学者所未曾提到的解释，也引导我们去注意许多过去比较少人关心或研究的书院。例如元代的西湖书院。它以刊刻书籍而有名于当代。过去就很少人注意。本来书院的藏书及印书的工作一向就有人注意，例如早年的班书阁。但是邓先生这本书才真正系统地处理这个问题。他对西湖书院的详细讨论是前人所未有的。明清以后，书院刻书的习惯已经大行，这就充分表明书院普及教育的功能。再如历山书院。这一所元代有名的书院，代表的是另外一种教育的信念，虽然不能蔚为传统，以致现代人知道它的很少，但是它曾经教授医疗知识，开设门诊，并收藏大量的医书。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这类的书院的确是比较少，但是邓先生除了历山书院之外，还指出有各种武书院，以及正音书院等等可以说是“专科”的书院。这些都值得我们注意。总之，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邓先生对中国书院史数据的把握，使得他可以提出许多新的看法。

事实上，邓先生对一些传统我们所特别注意的书院，例如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也都有非常重要的发现：例如他注意到东林书院和一般教学为主的书院不同。因为它不正式招收“弟子之类的诸生”。东林书院是邓先生所说的“社团书院”的典型。社团书院的观念也是他的新见解，我在下面会再加讨论，不过这里可以指出来的就是书院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确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使得东林书院可以扮演它非常辉煌的角色。白鹿洞书院也一样。过去学者艳称白鹿洞书院，主要是因为朱熹替它写了有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但是我们对白鹿洞书院本身的历史，了解并不是很多。《中国书院史》中，对这一点也有相当客观的说明。事实上，白鹿洞书院的确有相当辉煌的历史，是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包括王守仁）都一定希望能前往瞻仰、教学的地方。这些都得到邓先生的重视，不过通读全书，我们会觉得白鹿洞书院似乎对中国学术史没有特别显著的影响。

上面提到社团书院，也提到明代中叶以后重视民间（平民）教育的特色。这两样发展息息相关。它们都受到了王守仁及其弟子们思想的影响。书院讲学，一般都和东林书院诸君子放在一起谈。这一点没有什么错，因为东林是社团书院的象征。但是，邓先生特别强调王守仁对东林书院的重视。这一点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一般学者都认为东林诸君子有志于恢复朱子的思想。然而，他们所发挥的社团书院的理想，以及他们对一般老百姓教育的关心都反映了王守仁的影响。我想由于黄宗羲对明朝思想的解释，一般我们对阳明学说的心学倾向都带有太多负面的想象，一直无法持平衡量它对平民教育的贡献，也因而忽视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中国政治史的影响。我认为中国社会开始重视民间教育，从老百姓的立场来谈教育的内容，这主要是王守仁及其后学的贡献。读完邓先生的书之后，我甚至觉得一般所谓的“善书”，其真正风行，以及它们所宣扬的理念（主要是三教的信仰）在在受到了明代中叶以后这些理（心）学家的影响。我不认为邓先生有意在他的书中提出这一个重要的解释，但是显然地，读者读到他论及王守仁以及他的弟子们所做的贡献时，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书院和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邓先生提到的一些其他的新解释，或许过去大家不曾注意到的，还包括他对唐代书院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由于对唐及五代书院的研究（我认为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找齐。如果还有没曾找到的，或许可以在佛经里去找），使得他能充分地把书院的“前史”作了十分有趣的处理。例如他发现了比唐玄宗时代“丽正”及“集贤”书院还早的私人“书院”存在的证据（这里应该同时指出邓先生对两书院的组织、编制及活动作了可能是目前最彻底的详细考证）。更重要的是他把书院的兴起看做是民间教育需求的结果。这样的解释十分重要，因为它正可以与邓先生所一直强调的书院的民间（或民力创办）性质联系在一起。上面我已经说过：邓先生并不认为官办和私人兴学之间必然是相对矛盾的关系。相反地，他显然认为不管是官办或民办，书院都可以达到教育老百姓的目的。由于这样一个开放的态度，所以，他注意到清代大多数书院仍然是民力所兴建，而认为它们一样担负了民间教育的责任。这就是说，“官学化”这一个看似负面的观念也有一个至少是中立的含义。

邓先生一直注意书院和科举考试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本来就是所有研究书院的人所共同注意的课题。不过像邓先生这样用力的还是不多。过去学者因为朱熹批评科举，因此常常认为书院的教育理想必须建筑在批判科举的态度上面。这一点当然是错误的想法。邓先生采取的是正面评价科举考试的立场，因此不特别阐扬书院反对科举的说法。他绝不过分批判因科举之需要而创办书院的作风。我们也的确知道中国书院的长期发展在相当的程度上乃是拜科举考试之赐。广州的陈氏书院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陈氏书院就如东林书院一样，基本上也不收诸生，而是广东各地陈姓子弟到州府参加考试时借住或准备考试的地方。这样一个书院其实更类似“会馆”，不过它毕竟也是书院史的一部分。它就像其他林林总总的书院一样，和考试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重视书院教学和科举考试的关系，所以邓先生会注意到书院能有效地影响学术的发展。这一点上面已略提到。美国专门研究明清思想及教育史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也十分重视相同的课题。我想，这个课题可以当作是我们继续研究及发挥的下一个目标。明清以后，书院教学的内容往往影响考试的题目，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渐渐清楚。至于宋元情形如何，这还值得更深入探索。

最后，我必须指出邓先生另一个长处，那就是系统地用统计方法及图表把书院发展的历程作了相当清楚的描绘。作这样研究的从早年的曹松叶，以及晚近的白新良都已经下了深厚的功夫。邓先生主要也是大量依靠白先生的研究成果。不管如何，这些统计及图表的功用是不容忽视的。虽说统计的方法有很多限制，往往无法把“个体性”或历史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但是，拿来表现“历程”或“趋势”，它们的作用的确很大，可以让读者很容易把握历史演化的情形。邓先生做的工作的确十分有用。

如上所说，我认识邓洪波先生已经就要二十年了。现在能看到他书院研究的最新成果，十分高兴。我相信这本充满了新材料、新意见和新见解的书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对书院的历史有更为合理而踏实的把握。我希望读者们能反复检讨他的观点和方法，从而对中国历史上这一个重要而长久的教育制度有承先启后的了解。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