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胡雪岩的破产被后世大肆渲染为一场由李鸿章指使、盛宣怀策划、清廷出面掠夺的政治清账，是湘淮两系矛盾斗争的产物。

流行的说法是，胡雪岩与洋人斗丝引发亏本，成为破产的导火索。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与胡雪岩如日中天的雄厚实力相比，这点亏空根本不可能动摇胡氏产业。其实，根本的危机是全球经济危机。

事发于光绪九年，这一年，左宗棠位居两江总督。此前一年（1882），世界经济与金融危机自英美爆发，中国毫无察觉。为转嫁危机，西方扩大出口，汇率下跌，导致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而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信号马上传递到各钱庄，他们立即紧缩信用，极力收回贷款，最早宣布破产的是上海老字号“金嘉记”丝栈，胡雪岩在上海的阜康钱庄挺至十一月才被迫歇业，几天后北京阜康分号关闭。

“斗丝”开始于光绪七年（1881），只不过是恰逢其时罢了。这次危机导致的是国内银行业普遍性悲剧，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胡雪岩。而压倒胡雪岩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特殊的身份。

上海阜康钱庄歇业后，北京的阜康银号掌柜不知何故逃逸，其伙计汪惟贤向顺天府投案，管理顺天府事务的毕道沅马上将此事上奏朝廷。

银号本为民间事务，毕道沅此举并非受人指使，而是因为阜康银号公私存款特多，当时许多京城要员都在银号有存款。官员公私存款乐于存在阜康，除了胡雪岩的实力以外，还有他的官员身份。朝廷当天下旨，令毕道沅和顺天府尹周家楣查明该银号所有的公私款项，又谕令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密查胡雪岩的财产。

二十多天后，朝廷下旨给两江总督左宗棠，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责令其“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胡雪岩迅速将亏欠公私款项还清，否则将从重治罪。

此时的胡雪岩为上海道员，不归浙江管辖，而属于两江，故而将此案交由左宗棠，这并无不妥，既无为难左公之心，也无宽贷胡氏之意。

左宗棠奉命查封了阜康商号和胡氏杭州的当铺、商号，用以偿还公私存款。

然而，到了光绪十年四月，户部奏报胡雪岩当年借洋款时侵吞了行用补水，于是，清廷下旨追赔行用补水银十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两。

所谓行用补水银，乃是在借款过程中的交际、保险、装运、水脚等费用。这些费用其实早已按实报销在册。所谓“侵吞”，不过是在借款前没有奏报列支，但按成例都有这笔费用，如今借此反要其倒赔，左宗棠无可奈何。

接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尽管与左宗棠不和，但并没有落井下石，相反他认为这样做颇为不公，上奏为左、胡辩解：

户部经权互用，近因海宇肃清，定以条奏之限，徒苟绳旧案，务在谨守新章，所有甘肃、新疆历次开支经费，久已汇单奏销。若胡光墉之罔市累人，固须惩以自戒，而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以视户部现办章程系在旧案准销之列，应请户部鉴核，转予斡旋;嗣后不得援以为例，以昭大信。

如果说户部“落井下石”，恐怕也不合情理，时任户部尚书的王文韶与左宗棠、李鸿章交情都不错，早年受二人赏识提拔。想必是户部为了交差，不得已而为之。

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于福州病逝；十一月，胡雪岩亦死于家中。

胡雪岩的人生高潮与左宗棠的辉煌相始终，左宗棠的成功有赖于胡氏，其功也不乏有左公夸大其辞，而胡雪岩的成功又借助于左公。一个始终想将其笼络在官场中，一个却一直若即若离于官场边缘。胡雪岩得益于官场身份，但败也败在这种身份，否则也不至于闹出震动朝野的风波来，以至于身死家败。令人称奇的是，明明是朝廷道员，可是胡雪岩却始终脱离官场监管，做他的私人生意，甚至将公事也当作生意，长达二十余年无人监管。当时的吏治情形由此也可见一斑。

按清朝的体制，中央只能监管到督抚这一层面，太平军兴后，地方吏治更是全由督抚。作为总督的曾國藩，自巡抚以下文武各官皆归其节制，后来，一些无总督的省份，巡抚拥有了与总督同样的权力。因此，官员的人身依附观念十分明显，所谓从严治吏只是空谈，官员的好坏全凭上司一句话，一句“办事任性、不洽舆情”的评语即可断送其政治前途，一句“素敢任事、不避嫌怨”则可以使其保官晋职。胡雪岩的结局，是谁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