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带丽：从《尊经书院记》看张之洞早期的书院教育思想

曾带丽：从《尊经书院记》看张之洞早期的书院教育思想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别号壶公抱冰，谥文襄，直隶南皮人。他不仅是晚清政坛的风云人物，“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而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广泛地参与教育实践活动，其办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范围之广、坚持的时间之长是近代无人可比的，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1]。而在张之洞所有的教育实践中，其书院教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张之洞的书院教育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十年学政时所创办的书院，包括湖北的经心书院、四川的尊经书院以及任山西巡抚时所办的令德书院；第二时期是中法战争后，任两广总督和两湖总督时所创办的广雅书院与两湖书院；第三时期是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两湖任上，对两湖书院所进行的改制。在第一时期中，张之洞在湖北和山西的教育活动较简单，影响较少，所以本文着重从张之洞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时所著的《尊经书院记》，来探讨其早期的书院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作用与目的

尽管1840年英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60年英法的大炮又进一步烧进了圆明园，但从当时士大夫看来，却也镇压了太平天国的内乱，非但足以补偿丧权辱国的损失，而且可以大喊“同治中兴”。政局稳定后，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为收复人心，大力提倡“振兴文教”，比如曾国藩攻占太平天国总部南京后，马上就修建江南贡院，开科取士，目光由军武迅速转移到文教，希望借此来“底定人心”，但最长久的“为政之本”，认为“在于得人”[2]。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在《尊经书院记》“本义第一”[3]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创办书院的目的是“为读书，成人才”。作为在传统文化中浸淫已久的封建士大夫的优秀代表，张之洞认为当时学宫“试卷经策空疏，岁科两试，不能补益其所未至，批抹不能详，发落不能尽，仅校之非教之也”，不能培养实用的人才，于是“立书院，分府拔尤(优)，各郡皆与，视其学大小，人多少以为等，延师购书，分业程课”，希望“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辗转流衍，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才也”。当然成人材不是最终的目的，“语云，一人学哉，教成十人；万人学哉，教成三军”，是为了流风化俗，改变四川当时的士风。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一直人才兴盛，然清末以来，四川科场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舞弊公行，“旧时成都考试，凡攻讦冒藉枪替及身家不清者，提调官则不取。奸徒纠众，伺学使辕门外，待其覆试而擒之，且索重贿，名曰拉磕，其人亦雇数十健儿为保护，斗于学辕，动有杀伤”[4]，学生竟然敢绑架学官，索取赎金。这不仅败坏学风，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秩序，造成“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同时“烧香结盟，纠众滋事”，“故欲治川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5]。张之洞在同时期所写的《輶轩语》中也强调学生必须“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近今风俗人心日益浇薄，厚之一字，尤宜加意”[6]，强调不能“结党造言，干与讼事，讪谤主讲”，是为了防止再出现太平天国一样的反叛。

但张之洞此时还没有更深的教育理论，不像后期能明确提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材为先”[7]，“窃惟善俗之道，以士为先；致用之方，以学为本”[8]，“中国力图自强，舍培植人材，更无下手之处”[9]，“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10]，“今日中国欲转贫弱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11]，“学术造人材，人材惟国势”，把教育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层地位。

同治间书院平均每年创办的数为29.23[12]所，达到书院创建速度的历史最高峰，但此时书院的弊端也日益加深。由于清政府吸取明末东林书院干预朝政的教训，严格控制书院的办学权力，导致清代书院的官学化程度加强，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书院的弊端。当时入读书院者，都有一定的助学金，尤其是省城或府县的大书院，待遇更优，个别学生或老师入书院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为“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此种风气是由来已久，“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剔之以至苛之法，其谋入焉者半，苟贱不廉者者也”[13]，“然未有如今日之举贡生监以在家遥领为故常者……皆不必赴馆，其名谓之食干俸”[14]。葛其仁在《书院议》中亦云：“今之应书院课者，惟八比五言（指科举）之是务，弇浅固陋，逐末忘本，甚至较膏奖之多寡，争名第之先后，叫嚣拍张，以长傲而损德，则书院反为诸生病矣，何教化之足云？”[15]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张之洞在“定志第二”中明确提出，“为学问也，非为膏火也”，并进一步要求学生“勿以一课之高下为喜怒，勿蒙昧钞撮假借侥幸以自欺”，“时不再至，师不常得，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是可愧也，亦可悔也”，鼓励学生抓住机会，明确学习目的。

二、教育的内容

清末时期，书院教育已成为科举的附庸，“惟清代书院所重既在考课，而考课大抵又重诗、文两项，故书院仍不外为士子作科举的准备”[16]，许多书院都以学习时文为主，这主要是因为科举仍是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是书院与科举的紧密相连，却难以为社会培养真正有用的人才，所以遭到许多进步人士的抨击，“徒空言而不适于用”[17]，“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帏墨，模拟剽窃，以取科第”[18]，“时文者验其所学，而非所以学也”[19]。于是出现了许多不课时文的书院，最有名的是阮元所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明确提出不课时文，研经治史，讲求实学，“课程以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为内容”,一变“自宋以来专习理学之风”，特别把研究经学看做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有效途径，这对后世影响深远。

从当时新建的许多书院也可以窥见经学在当时的流行。在同治朝以前，以“经”字命名的书院有14个，其中不排除有些书院以“经”字命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山东平邑廪生阎丕茂建的注经书院，因书院近蒙山南麓注经台而得名[20]，其中最有名的是阮元于嘉庆六年（1801年）所建的诂经精舍。而同治朝短短的十三年，以“经”字命名的书院就有8个。有名的有张之洞在湖北任学政时所建的经心书院，陕甘学政许振祎创建的味经书院。味经书院指出“味经之设要以实学为主”，不专课时文。这种风气到光绪朝可谓达到顶峰。光绪时期，以“经”字命名的书院竟达25所[21]之多，并大多强调“不课时文，以经义治事”。

同治时期有御史上奏，“请旨饬下督学使臣，遍行晓谕，生童中如有能默诵五经通晓经义者，准其赴该学报名注册，即于考场中按名面试”[22]，对那些能够通晓背诵五经的生童，准许立马就可以面试，足见对经学的重视。尊经书院也是此种风气的结晶，其创建的起因就是“以通经学古课士”。张之洞在“务本第四”中，认为“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焉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提出“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但此时张之洞把经史只看做纯学问，后期则将其升到治国之道，“窃为自强之道，从经史始”[23]。

清中叶以后，“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24]，中国的边界强敌压境，出现了“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25]，于是研究内陆边界和海外地理的舆地学渐成为一门火热的学科，特别是西北边疆的史地研究异军突起，如祁韵士的《新疆要略》、《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万里行程》等书，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等。“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26]，以致赫然成为当时的显学。张之洞也亲身经历了同治九年（1870年）俄罗斯占领了中亚的伊犁地区的事件，在“择术第三”中也提出了“舆地推步”的课程，然研究舆地需要实地考察，经费所需巨大，所以“其法良善，顾经费太钜，不能办也，姑俟异日”。这不可不谓是一种遗憾，虽然主管一省学政，但在经济日趋衰落的清末，没有掌握一省军政大权的张之洞也只能提出某些良好的意愿。但这种由于经费短缺而不能发展教育的现象，在张之洞任一方封疆大吏后，基本上就不再有了。后来在两广时所兴建的广雅书院，其中“专业，诸生各尽一业，以期专精，一经学（小学属焉），一史学（通鉴、舆地属焉），一理学（宋、元、明及国朝诸大儒文集、语录及历朝学案皆是，不仅性理一书），一经济（国朝掌故属焉）”[27]，并且离任时，书院书局经费存款竟高达50万两。又如在湖北时所兴建的两湖书院，“课士之法，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延请分教六人，专门训课，诸生愿执何业，各随才性所近，能者兼听”[28]。张之洞还创办了许多洋务学堂，其教学内容就更丰富了。

《尊经书院记》中虽然提出的课程有“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由于诸多原因，有的课程没有实际开设，主要是以经史为主，不课时文。但这并不妨碍学生进行科举考试。在“释疑第十八”中，当学生问：“如此得不与科名相防乎？”张之洞羞羞答答地说：“不然。根柢深而不工词章者鲜矣，工一切诗古文辞而不能为举业者抑又稀矣。其于时文有相资也，无相害也。或自为之可也，或应他书院课为之可也，岂禁之哉？况乎策论、诗赋便考古也，课卷用白折，习书法也。由选拔以至廷试，未有不视古学、楷法为进退者也。时文固所习，又益之以诸条，其为科名计抑周矣。”足见作为科举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此时的张之洞虽也意识到科举有许多弊端，但还没有到与科举绝缘的时候，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亲手埋葬了科举。

三、教育的方法

张之洞作为一个科场高手——十三岁成秀才，十五岁荣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自有其学习的一套方法。在“定课第六”中，张之洞介绍了一些学习方法。即“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某书第几卷起，第几卷止。记其所疑，记其所得，无疑无得不可强书”，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读书笔记。而看书时“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考订；不贵强记，贵能解（能解方能记，不解自不记）；不贵更端，贵终卷”，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学习方法。但有些观点则是不恰当的，如“不贵创新解，贵通旧说”，这又证明张之洞前期思想保守的一面，压制学生钻进故纸堆去寻找治国良药，这与后期大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留洋海外形成鲜明对比。

张之洞在《輶轩语》中强调“为学忌分门户”，主张调和汉宋，指出“无论汉宋，虽学奚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莅官无用。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未尝不读书”，主张读书不讲门户之见，只要“期于明理，明理期于致用。……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29]。在“息争第九”中，张之洞同样认为“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也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虽然张之洞屡次提出无门户之见，但又常露出宗汉贬宋之意。如在“务本第四”时说“天下人材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治经之方不得不先求诸汉学，其势然，其序然也”，足见汉学成了本中之本。特别是在《书目答问》中表现明显：在经部中，朱熹的宋明理学虽然统治了中国700多年，但张之洞除了选取朱熹的几本小书外，其他阐述圣贤义理的一大堆宋学著作，几乎全被作为空话的样板，被扫除在《书目答问》之外。在子部中，也只选周程张朱陆王等代表人物的十几种书，其他“语录”扫除殆尽。相反“儒家类考订之属”,却详细罗列，而其中大部分是清人的考据著作。因为张之洞认为，迂腐的程朱理学于强国无多大帮助，理学之士只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可笑行为。关于集部，张之洞也全然不选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可见张之洞是蔑视排斥文学，尤其是俗文学。这是因为在张之洞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是“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的典型，于维护道统、矫正世风，最为有害。[30]

张之洞无意识地宗汉贬宋，与其小时候所受教育有关。张之洞从小就师从汉学家吕贤基，受到了严格的汉学教育；少年时期又师从胡林翼、韩超等，他们都是有名的“经济之才”；其父亲张瑛又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丧身，所以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张之洞，对儒学内部的为学致用观念比一般士子都要强烈，一生奉行经世实学，反对空疏无用的宋学。故张之洞早期的书院教育，可能由其学政的身份的限制，虽没有明显的慷慨济世行动，但仍反映出其进步与改良思想。

任何一本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作为一个自觉和自为的教育家，张之洞在早期所处的环境中，处理问题的方法显然不同于后期，这也是其不断地由保守走向进步，不断地寻求最佳的教育方式的有力证据。

注释：

[1]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2]游百川《请崇尚经术疏》，《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清）陈弢辑。

[3]《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以下同，不另标注。

[4]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5]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6]《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7]《延访洋务人才启》，《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

[8]《创建广雅书院折》，《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二，奏议二十二。

[9]《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三，奏议四十三。

[10]《创设储才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11]《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文襄公全集》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1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11页。

[13]袁枚《书院议》，《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一，随园藏板，清刊本。

[14]梁章钜《书院山长》，《退庵随笔》卷六，清道光十九年桂林刊本。

[15]《味经斋文集》卷一，道光三十年，歙县学刊本。

[16]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页。

[17]舒赫德《议时文取士疏》，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七，《礼政四》。

[18]薛福成《治平六策》，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治体三：治法上》。

[19]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万国公报》，（上海）《时文论》。

[20]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21]以上数字根据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与李国钧《中国书院史》综合而得。

[22]游百川《请崇尚经术疏》，《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清）陈弢辑。

[23]《密陈求治需才情形片》，《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二，奏议十二。

[24]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25]魏源《海国图志·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卷七一。

[2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0页。

[27]周汉光《张之洞与广雅书院》，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第345页。

[28]《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生名单》，《张文襄公全集》卷九十七，公牍十二。

[29]《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30]许伯卿《从〈书目答问〉看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月。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03级研究生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