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才栋：台北续行

李才栋：台北续行[1]

2004年1月5日离开台北经香港返回南昌。5月23日又应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之邀请经香港再飞台湾，参加题为“东亚客家文化圈中的儒学和教育——比较视野”学术研讨会。早在2003年12月30日台湾桃园鸿禧大溪别馆开会时黄丽生女士[2]就向我介绍了他们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计划并提出口头邀请。这次会原定2004年8月举行，然而在我还未回到南昌时黄教授就来电告知会议将提前到5月份举行。不久又接到一个补充通知请我参加接着举行的“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台湾、内蒙古与东南亚的比较（17—20世纪）”学术研讨会。

黄丽生女士曾建议我在会上谈赣南地区的儒学和书院，我答应了。但是由于1月12日回昌后，病了好多天；又由于赣南的儒学与书院应该谈的问题很多，所以将文章范围压缩在宋代，并将重点放在北宋。题目定为：《宋代赣南客家地区的儒学和书院》。这么一改却引起了后来不少的争议。

我的文章首先叙述了目前江西赣州市的行政区划，追述了汉、唐以降行政区划的变迁。又谈到先秦时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在赣江、鄱阳湖流域传布儒家学术，及其影响。而后分四个部分论述了宋代赣南地区的儒学和书院。

先说庙学，我以为汉代豫章郡学的生徒中，似应包含赣、南埜、雩都三县生徒在内。晋置南康郡时就有主管学校的功曹之设，可以设想当时应有地方的官学。由唐、五代入宋，地方官学应存。然而地方志书中却仅有石城县学建于后唐长兴二年即杨吴太和三年（931年），以及虔州州学、赣县县学毁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的记载。终北宋，赣南虔州、南安军以及所属各县均有庙学的明确记载。我们文章特别提到了王安石的《虔州学记》、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和孙复的《赣县文庙记》。我以为北宋时期虔州、南安军地方庙学的发展从建置和精神层面上看均已与赣中、赣北同步。

第二部分讲北宋的书院，我这里首先突出地表述了书院乃“留意斯文之地方贤士大夫”所为，“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的教育模式。当时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办学的模式和教学的方法亦比较自由，且丰富多彩。唐、宋间，一些既藏书，又讲读，且弦歌，俎豆相继并行的教学机制，不一定都以书院为名，而却有书院实质。这些教育实体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著录时往往被遗漏。我在《江西古代书院研究》[3]一书中对此亦有所忽略。近几年我努力对自己过去的研究有所超越。就唐、五代江西的书院有新的发现。对创于北宋的赣南书院，我在书中仅著录周敦颐、赵忭讲学的清溪书院，而最近新发现并确证的却有十余所之多。它们是琴江书院（石城）、金精山讲舍（宁都）、会秀楼讲堂（会昌）、延春谷书舍（宁都）、柏林书楼（石城）、需岩（于都）、松庄（于都）、田氏经堂（南康）、玉岩书堂（赣县）、天竺山学舍（赣县）、长春谷书舍（宁都）。这些书舍书院大都与李觏（及其门人孙立节）、苏轼有关，颇受其学术思想影响。

第三部分讲周敦颐与赣南儒学。周氏乃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他曾两度游宦赣南，先为南安军司理，数年后又为虔州通判。在南安时程颢、程颐曾入其门。在虔州时曾准、王鸿为其门人。赣南成为宋明理学的发源地似已成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南赣在学术上已有先走一步的情况。顺便说《宋元学案》及其《补遗》对周敦颐在虔州门人的记载却几乎是空白，且将王鸿误注为周之讲友。

第四部分阐述了南宋时期赣南书院的发展，特别提到了朱熹弟子杨方、曾兴宗的讲学活动，以及他们讲学的澹轩与唯庵这两所精舍、书院一类的机构。提到了纪念卢光稠的上犹太傅书院，文天祥撰记的兴国安湖书院。

我以为随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重移，江南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于宋代已超过了北方。作为江西的一部分，赣南在儒学和书院发展方面与全国同步前进，并有相当突出的表现。

这两次连续的会议由黄俊杰（时由陈昭瑛教授代理）、潘朝阳、黄丽生教授[4]主持。研讨会自24日开始，每天有四场研讨，按照会议安排，25日第一场由我首先发言，第二场由我主持，并担任评议人。

我在发言开始前首先声明我虽然长期从事中国书院史、中国地方教育史的学习和研究，但对客家人的情况知之甚少。我对客家人的知识大都是从先父那里旁听来的。父亲曾先后在长汀和厦门任教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少年的我曾听父亲对学生讲客家民系的种种情况。我所得到的印象是：客家人是真正的汉人，比较纯粹的汉人，在身体和心理素质诸方面都比较优秀的汉人。他们不墨守故里，敢于闯天下。在语言、民俗方面则较多地保留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经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而大批南下的北方汉人的后裔。大都聚居于南岭南北，最集中的地区是赣南、闽西南、粤东北。

我把赣南看做是客家长期聚居的地区，且不问李觏、周敦颐、苏轼是不是客家人，而是讲他们在客家人聚居地区在儒学和书院发展方面的影响。

我未将约二万字（含注）的文章照本宣读，侧重讲了唐宋书院名称的随意性，乃是前规后随、皆务兴起的教育模式。我企图超越过去的研究，在赣南发掘新的书院及其不同的模式。我确实发现了赣南宋代的讲会式的书院——牛石山房，宣讲式的书院——会秀楼讲堂。我又试图对赣南几所书院的创始人从家族传递的脉络来深究从广义讲属于客家人先祖的历史渊源，如宁都孙氏家族，石城温氏家族，南康阳氏家族，宁都曾氏家族等。发言人报告以后，由主持人评议，接着大家发言探讨。评议中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我们是研究客家聚居地区的儒学和教育，还是客家人的儒学和教育。文章讲客家地区的儒学和教育是否妥当？周敦颐是不是客家人？有人以为顶多只算是在客家地区从事儒学的教育的非客家人。二、客家民系形成于明清，北宋时期的儒学和教育是否能称之为客家地区的儒学和教育。我亦表示文章对南宋时期赣南庙学的情况尚未涉及，而整个课题尚需向元、明、清延伸。

25日上午第二场讨论由我主持，先由嘉应大学曾宪恒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梅州的教育事业与儒家人文教化》。接着厦门大学博士生周雪香发言。她的题目是《客家地区教育的时空差异——以科举及第的人数为例》。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细。各有特色，前者为全面叙述，后者是数量比较。前者突出学校教育，后者突出科举成就。在评论时我特别讲到了中国学校发展的阶段，三代的前学校，孔子开始的师授学校，唐代开始的读书学校，1840年前后开始的班级授课学校。我认为现在有争议的是中国近代班级授课学校的起始点。我认为中国近代学校的起始，应以中国这个地域为范围来思考何时出现班级授课。过去往往把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作为起始点。其实，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先于同文馆实行班级授课的教会学校早已有了。我以为不能把教会学校统统归结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而“一棍子打死”。挪威、瑞典、丹麦这些国家没有参加八国联军，他们的传教士也大都有一种传布知识的良好愿望，对中国的进步、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一些教会学校不管怎样总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新型学校，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中性的词语来表现教育历史发展的情况。像梅州这样的地方恐怕要如实反映近代学校的起始点。而从全国情况看澳门的教会学校，大约在1839年就已经出现，这应该是中国近代学校的起始点。另外我还提到府州县学的生员（廪生、增生、附生）的入学，以及贡监生的选拔似不属于科举考试的范围。郡县学入学名额会有变化，科举名额有地区分配等问题，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研讨中，有的学者提到元朝尊孔崇儒。我说忽必烈曾经听从八思马的意见贬黜孔子为中贤。有的儒生提出反对意见差一点掉脑袋。元代尊孔是成宗铁穆尔开始的。有的文章将中国古代学校分为大、中、小，高、中、低。我认为中国古代学校没有从程度上分为大、中、小，高、中、低的情况，只有大、小学之分。我还发言讲儒学，可能是指一门学问，也可能讲是一种学校，甚至可能仅指地方郡县庙学，在研讨时似应防止各说各的。有一点应该引起注意，正如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所再三强调的那样，中国古代庙和学是建在一起而分不开的。在研讨中有人反对将儒学变成孔教，我以为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华裔人士将孔教当作中华文化保护伞和自己的精神依托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谅解，支持。

在研讨中，台北孔庙的杜美芬女士[5]讲孔庙。她的题目是《台湾孔子祀典暨礼仪空间——庙学解构后的衍变》。在研讨中有人认为台湾某些人对孔庙冷漠令人愤慨。孔庙与其他宗教庙宇均由民政部门管理很不妥，应由教育部门管理，因为这是古代的学校。有人讲美国有孔庙，也有祭祀活动，但最近传来消息说面临断绝财政支助的危机，应引起关注。在对孔庙冷漠的同时，某些人对关庙却分外热衷。关庙也是财神之一，易得民众关心。然对主张大一统的孔子和支持割据的关羽，引起某些人士的好恶，却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在谈到客家人的精神时，有人提到马关条约后日本侵占台湾，当时反抗日本统治的英雄烈士大都是客家人。日占时期，为日本帝国主义忠心效力当汉奸欺负同胞，也少有客家人。反对中国光复台湾的日本残余势力皆为客家人所不齿。总之客家人有爱国、尊孔崇儒的传统。

26日下午，会议总结会上，我建议举行庙学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庙学结合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长期以来治中国教育史的不讲庙，而管理孔庙的长官和工作人员不讲学，将本不可分的中国庙学制度，割裂开来。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要扭转过来。建议将治中国教育史的以及孔庙的管理者一起请来研讨这个问题。

27日晨，杜美芬女士亲自驾车接我去看台北孔庙，此孔庙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台北府学被毁后民间所建，有大成殿、棂星门、仪门、泮池、泮池桥、明伦堂、崇圣祠等建筑，但缺了乡贤、名宦、忠烈、孝义等专祠。这所孔庙与目前内地各省孔庙不同的是将圣、哲、贤、儒的栗主都陈列出来了。这对孔庙的教化作用颇有价值。据介绍从祀者的后裔多有专程前来祭祀自己祖先的。大成殿中康熙以后皇帝们的题篇一概未见，只有蒋介石先生题的“有教无类”一幅。我在庙中摄像多幅，庭院里有许多老年人在晨练。由于杜女士九时要去民政局开会，未能多多交谈。八时半杜女士送我回台大。

这次赴台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23日14时40分抵台，已有接机人在等，恰好就是2003年接我的那位王先生，将我送到鹿鸣雅舍。不久贾馥茗师姐来访，请我吃饭“洗尘”。我则向她祝贺八十大寿。晚上古伟瀛教授来访。24日中午，与我同机赴香港后返回高雄的费老先生的儿子费强榜先生来访。他们是明代宰相铅山费宏的后裔，我们畅谈寻根的事。晚上詹先生家人来访。25日晚须先生的儿子大雄来访，并接我去须家小坐，见到了须先生和须太太。大雄还带我去看了我三姐当年在台北住过的房子。26日中午高明士夫妇设宴请我，古伟瀛作陪。晚上高氏夫妇又来，带来上次考察书院时的相片。

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潘朝阳、黄丽生夫妇负责，他们的助理刘志钧小姐带着一批年轻人上下张罗。因我在去台前几天扭伤了左脚，他们对我特别照顾，去会场和回雅舍都叫计程车接送。这次参加会议的大陆学者有12人，其中从事蒙古儒学研究的7人[6]。我与厦大周女士和梅州的几位先生[7]同住鹿鸣雅舍，多有交流。香港教育学院方骏教授与我同赴台湾，又同回香港。因为是老朋友，交流颇多。与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刘义章[8]两位先生交谈颇契。尤其在近代学校的发端方面颇有共识。与我在学术会议上多次见过面的郭文夫教授，这次又见到了。我代李淑华教授向他致意，他也托向李问好。遇到八年前在岳麓书院见过的孙中曾先生。孙很活跃，几次作长篇发言，颇有见地。韩国大田大学中文科教授文智成先生发言的题目是《韩国的客家后裔广东陈氏的历史与文教》，介绍了韩国陈氏的情况。韩国陈氏宗亲会会长，韩国放送通信大学教授陈邦桓先生随同列席会议。我送他们一本《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研究》，并欢迎他们来江西，考察寻根。有一位台湾政治大学外交所的田金丽女士亦来赴会。她对我说不久将来南昌拜会省台办崔主任和郑处长，表示对他们的感谢。谢谢他们过去对接运飞行员遗骸工作的支持，并要我传话。陈国彦、潘朝阳、黄丽生、邱荣裕[9]等几位先生拟于8月份率领一批学生来福建、江西考察、交流，约我在南昌见面。

26日晚宴后，陈昭瑛教授送我出来。她欢迎我明年参议庙学研讨会。27日与方骏一起乘15时10分港龙公司飞机离台赴港。

注释：

[1] 2003年底赴台访问，1月12日回昌后写过《访台书院纪行》。这是再次访台的续篇，故称《台北续行》。

[2]黄丽生女士，系台湾海洋大学副教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

[3]《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黄俊杰先生，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计划总主持人，兼副主任。陈昭瑛女士，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儒学与教育文化研究室召集人。潘朝阳先生，系台湾师大地理系、社教系教授，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5]杜美芬女士，系台北孔庙管理委员会执行秘书，是孔庙管理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6]云峰先生，系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包文汉先生，系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教授。札拉嘎先生，系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新民先生，系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赵云田先生，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宝力格先生，系内蒙古社科院副院长。

[7]房学嘉，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教授，副所长。曾宪恒，嘉应大学教务处原处长。李友文，嘉应大学校办主任。

[8]梁元生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刘义章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院委，历史系副教授。

[9]陈国彦先生，台湾师大地理系名誉教授。邱荣裕先生，系台湾师大地理系副教授，台湾与中国大陆研究协会副会长。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