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背后 唐帝国由盛转衰之谜

贺知章一首《太和》“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列祖应命，四宗顺则。申锡无疆，宗我同德。曾孙继绪，享神配极。”道尽了大唐开元盛世，与气势恢宏的唐都长安相得益彰。以贺知章为原型的三品秘书监、靖安司监何执正，在剧中多次吟诵这首《太和》，却并非是为了歌颂，而是惋惜盛世下的危局，最终在花萼相辉楼宫宴上戳破了“皇帝新衣”，说出了憋了多年的心里话——“圣人不再是以前的四郎了”。

公元742年正月初一，唐玄宗改元“天宝”。“开元”成了旧历，“天宝”成了新历，李四郎变成了圣人，留给历史的是“旧历开元盛世，新历天宝危机”，唐帝国在此转身。

元载历史上确有其人，唐肃宗即剧中太子李亨登基后，因与拥立肃宗的宦官李辅国之妻元氏同族而受重用，唐代宗时官至宰相，其妻确实是王宗嗣之女王蕴秀。元载与李林甫一样，虽是能臣却也是权臣，贪财恋权，最终落得个抄家灭族。不过，推行两税法为唐朝续命的唐德宗朝宰相杨炎，却是因为与元载同乡而获重用，当然杨炎的结局也很惨，被德宗赐死。当时为杨炎说公道话的正是同为宰相的李泌，李泌出身辽东李氏，西魏八大柱国之一李弼六世孙。

危局之下，有的人，如长安不良帅张小敬，知道唐帝国出了问题却无力解决，只能拼尽全力去守护长安的稳定与繁荣，让普通人仍然能够活在盛世的“梦”中；有的人，如以“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原型的右相林九郎，大权在手却甘做“装睡之人”粉饰天宝盛世；有的人，如太子李亨即唐肃宗、户部八品小吏徐宾，知道唐帝国出了问题，也有了解决之道——新税法，却手中无权，无能为力。

所谓的新税法，实际上就是李亨之孙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所创之两税法，指向的是传统土地制度破坏后的财政问题。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其产出的分配可以被视为一个零和博弈，政府、农民、地主之间分配的均衡是一个王朝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王朝初期，大量土地由于战乱变成无主之地收归国有，自耕农成为农民的主体，加之人少地多、轻徭薄役，政府与农民皆大欢喜，达致太平盛世。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权贵、地主等对土地的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乃至农奴，缴税的土地、人口减少，政府收入下降而农民负担却加重，最终导致农民起义以至王朝灭亡。

其间，各个王朝为了自救，通常都会进行财税改革，如唐朝的两税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等。但也只能为王朝续命不能根治，最终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就这样来回往复了上千年。

唐朝初期施行均田制，即政府将无主之地收归国有后，按照每户人丁多寡分配定量的土地。进而在均田制基础上，施行名为“租庸调”的税赋制度，租即地租，庸即纳庸代役——缴纳绢布代替劳役，调即户调——缴纳绢棉布麻。同时，基于均田制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军事动员体制“府兵制”，即将全国划分为数百个军府，各地府兵平时为农，每年轮番到当地、京畿、边疆等地服兵役。

一个王朝最为重要的财税、军制都奠基于均田制，可以说均田制是唐朝的根本所在，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唐朝百年盛世也奠基于此。然而，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均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如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全国人口增至906万户，按照均田令全国应授田总数为14亿亩，但实际垦田数仅8.5亿亩。而据敦煌户籍残卷记载，天宝六年（747年），当地居民程思楚的已受田只占应受田的21%，就连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口给田，尚犹不足”。

授田减少但租庸调并不会减少，农民负担成倍增加，或逃亡成为客户，或投效免税权贵，无疑都会动摇了唐朝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府兵制也因此遭到破坏，不得不招募良家子从军，由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役制转向职业化的募兵制。然而，募兵制的花费远超府兵制，又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增加收入，旧的财税体制非改不可。

与此同时，职业化募兵的出现，保证了唐军战斗力的同时，又使唐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变为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边军将领的拥兵自重成为可能，安禄山身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十数万即是一例。而当节度使获得地方行政权，实现军政合一时，藩镇割据已经在所难免。

此时，藩镇所虑者只不过是中央政权是否足够强大。当中央政权强大时，则称臣尽量向中央政府捞取好处；当中央政权暗弱时，则阳奉阴违待机而动。剧中圣人被劫失踪后，主持大局的以高力士为原型的骠骑大将军郭利仕最担心的即是安禄山等藩镇乘机起兵，然而安禄山终归没让他们失望，于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讨伐杨国忠“清君侧”为名起兵，次年即攻破长安，史称“安史之乱”，唐帝国由此转衰。

为了应对安史之乱，唐帝国又调安西驻军的安西铁军入关，事实上放弃了西域，下一次中原王朝将势力扩展到西域要等千年之后的清朝乾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