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坡涛:宋代郭允蹈史学思想述论 ——以《蜀鉴》为中心的探讨

《蜀鉴》一书是南宋史学家郭允蹈所撰专记宋代蜀中之事的著作，此书的史学价值极高。是书记蜀中史事，起自秦取南郑之时，迄于宋平孟旭时，上下共记一千三百余年的史事，全书最末二卷则专为叙述西南夷诸事始末。本书不仅仅记载了四川及其周边，也特记载川陕周边地区在宋代以前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在编纂方法上，《蜀鉴》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相互融合，诚如四库馆臣所言：“其书每事各标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每条有纲有目有论，如朱子《通鉴纲目》之例。其兼以考证附目末，则较《纲目》为详赡焉。”郭允蹈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相融合的做法，开创性了新的史书编纂方式。也体现了作者希望通过此书传达经世意识，总结历代对四川地区经略的得失，探求各关隘要地在攻守蜀中的战略地位的思想。

《蜀鉴》一共十卷，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的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可知其大致成书情况。全书卷首有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李文子与明代方孝孺所撰的序言，卷末附有宋嘉熙元年（1237）李文子所题跋文及宋淳祐五年（1245）古郢别某跋文。有关郭允蹈个人事迹，元人在修《宋史》时并未给他作传，其他文献中关于郭允蹈的情况记述不多，因此对其撰述《蜀鉴》情况只能从成书的相关序文、跋文或其他著作中获知一二。本文试以《蜀鉴》为视角探讨分析郭允蹈的史学思想。

郭允蹈《蜀鉴》

一、南宋各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

与《蜀鉴》成书

《蜀鉴》的成书与朝廷层面对四川特殊区位的重视、四川地区官员的忧患意识以及四川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有极大的关系。

（一）危机背景下朝廷层面对四川地区特殊区位的重视

靖康之难后，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迁，北宋亡国。徽宗九子赵构建立南宋，偏安于江南，长江流域则成为了南宋王朝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南宋朝廷依靠长江流域各地区的天险而得以延续发展，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如果敌人顺江而下，长江中下游地区则不保，下游的都城临安更是岌岌可危。南宋时期的皇帝与官员士大夫对此多有认识。端平二年（1235）十一月，制臣赵彦呐所言：“若上流不固，则吴、楚有冲决之势。愿以保蜀为念。倘有申请，悉为报从。或遣襄阳援兵，早为起发，诸司应予钱物，无分彼此，悉力倾助以扶其危。”赵彦呐之言得到朝廷的认可并诏令按照他所言行之，由此可见南宋朝廷对四川地区的重视。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四月，“仓部郎官赵希塈进对，言：‘蜀自易帅之外未有他策。’上曰：‘今日救蜀为急，朕与二三大臣无一日不议蜀事。’”综上，可见四川在南宋时期战略防御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四川是南宋时重要的军事防御重地，在整个南宋王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顾祖禹亦言：“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夷，边壤益斥。天下有事，奸雄辄睥睨于此焉。岂非以山川襟束，足以固守欤？诸葛武侯言：‘益州隘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张华言：‘蜀汉之土，与秦同域，南跨邛椻，北阻褒斜，西即碨碍，隔以剑阁，穷险极峻，独守之国也。’……后唐同光初荆南帅高季兴入朝，唐主问季兴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宋人保东南，备先巴、蜀。及巴、蜀残破，而东南之大势去矣。”亦如李文子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述：“护蜀如头目，保蜀如元气。”因此如何治理四川也是南宋朝廷极为重视的内政问题。

（二）四川地区官员忧患意识的增强

虽然《蜀鉴》一书是为郭允蹈所撰，但是，李文子在《蜀鉴》成书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诚如李文子在《蜀鉴》跋文中所言：“余与资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然为《蜀鉴》一编，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败，兴衰治乱之迹，以为龟鉴，其事备矣。”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李文子与郭允蹈二人的密切合作，才促使了《蜀鉴》一书的问世。史载：“李文子，字公谨，方子之弟，绍熙四年登第，知潼州，有所录问答。”李文子虽然不是四川人，但他仕宦于四川，对四川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李）文子久仕于蜀，身履目击而动心焉，燕居深念，绸绎前闻，因俾资中郭允蹈，缉为一编。”他仕宦的潼州府路，嘉陵江、涪江与渠江三大水系汇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南宋时期，四川安抚制置使、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余玠采纳播州冉氏兄弟二人治蜀之策可证其重要性。史载：“屏人曰：‘某兄弟（冉氏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其在徙合州城乎？’（余）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辞以为不可。玠怒曰：‘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

潼州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促使宋、蒙双方在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夺战，也使得潼州及其周边地区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而此时正是李文子仕宦潼州前后，正因他亲身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祸变，且因自己条件所限，不具备撰写相关警示著作的客观条件，故特意嘱咐自己的好友郭允蹈总结四川地区历代成败得失的历史事迹，并尽可能地给郭允蹈提供支持，冀望朝廷以此为戒，为治理四川提供借鉴。

（三）四川知识精英阶层的忧患意识

在好友李文子的嘱托与提供诸多有利条件的背景下，郭允蹈开始着手撰写《蜀鉴》。郭允蹈对当时四川地区所面临的危机形势有着深刻的认知，也意识到撰写相关警示著作为朝廷与后世治理四川提供有益借鉴的重要作用。

由于金朝、蒙古先后入侵，南宋朝廷几乎时刻处于危机之中，激发了士大夫与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南宋时期全国蓬勃兴起了私人撰史修书的风潮，众多知识精英阶层投入到其中，其中不乏四川地区的学者，他们为了更好地帮助统治者经营、管理四川，为南宋朝廷治蜀提供更多可鉴，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总结历代治理四川得失的书著。据相关史书记载，在郭允蹈之前，已经有吴昌裔所撰的《蜀鉴》问世。史载：“（吴昌裔）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虑蜀甚悉。……（吴）昌裔刚正庄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闲习。尝辑至和、绍兴诸臣奏议本末，名《储鉴》，又会稡周、汉以至宋蜀道得失，兴师取财之所，名《蜀鉴》。”吴昌裔《蜀鉴》与郭允蹈《蜀鉴》在内容上，均集中记载历代王朝经营管理蜀地成败得失。但吴昌裔《蜀鉴》不仅仅记载了四川地区历代政治得失，也记载了四川地区的经济和军事相关内容，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宋宁宗嘉定之后，四川地区长期遭受战乱之祸，先是金人入侵，后则是蒙古人对四川地区的大肆掳掠，导致此地山河残破、生灵涂炭。在此情况下，军事战略与对敌方针无疑成为了四川地区经营者的首选。郭允蹈的《蜀鉴》则多是关于军事与地理内容的记载，正好弥补了吴昌裔所撰《蜀鉴》之缺，正是郭允蹈的《蜀鉴》迎合了当时官府与时政之需，才使得郭氏《蜀鉴》在名气与流传方面逐渐超越了吴氏《蜀鉴》，进而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亦或许是郭氏《蜀鉴》得以存世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不断面对金、蒙古的侵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激发了宋代士大夫与知识精英阶层以天下为重的社会责任感，逐步发展为强烈的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突出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与史学创作中，诚如李文子在《蜀鉴》序中所言：“蜀在宇内九之一尔，得之则安，失之则危，窃之则亡，览是书者，可以鉴焉。因名曰《蜀鉴》。”李文子策划，郭允蹈撰写的《蜀鉴》则是四川各阶层忧患意识下的史书编纂的典型例证。

二、《蜀鉴》撰述特点

《蜀鉴》所记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事关四川地区千百年的历史沿革，诚如李文子在书中序言中所说：“起自秦取南郑，迄于王师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险阻，迩雍而邻荆者，稽之旧史，按之图志，悉纪于篇。西南夷为蜀后户，未形之忧难忽，而已事之鉴可师，则又条其本末而附之。间又论其得失之要者，定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见于此。”《蜀鉴》以纪事本末体兼纲目体的记述方式，对宋以前四川及周边地区历史情况记录之详实，同时对历史事件加以适当的评述，可为当代及后世治理四川提供不可多得的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料。该书的撰述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因事、因类命篇

本书在记述历史事件时，依据时间先后顺序，条理分明，因事命篇或者因类命篇。全书谋篇布局恰如其分，共记载五十一件历史事件。纵观本书十卷的相关篇名可以看出，《蜀鉴》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围绕历朝历代对四川地区的经略情况而展开的，所记述的五十一件历史事件均与军事的攻略有关系，特别是书中对关隘边戍在四川地区攻守中的战略地位等作了细致的考察，总结了之前各中央王朝治理四川的成败得失与用兵作战上的经验教训，为当时的南宋如何加强对四川地区的防御保护提供珍贵的借鉴材料。如书中在“氐羌杨氏据武都”篇目中，郭允蹈注重分析了保有蜀地的屏障，书中他指出：“蜀，长江之上流也。褒斜汉中，蜀之门户也。武都，又汉中之藩篱也。江左君臣视蜀如土梗弁髦然，自以为长江全势无俟乎蜀也。蜀与汉中置之度外，而区区氐羌遂得以据四州之险，历二百年而后亡。然无武都则无汉中，无汉中则无蜀。蜀非梁有，一传为陈，而江左之势孤矣。已事之覆辙，可不鉴乎？虽然以武都四川之地，而氐羌恃以立国者二百年，曾谓以吴、蜀之全力而不能守乎！”从郭允蹈之言不难看出，他对四川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强调以史为鉴，呼吁南宋朝廷一定要重视四川地区的守备。在“本朝王全斌下蜀”章，郭允蹈更加着重强调了蜀地的战略地位和保蜀对于全局的重要性。其言：“我宋龙兴，削平僣伪，（孟）昶不率先诸侯以朝京师，而天讨所加，方且尤其丰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师既定蜀，继下江南俘李煜，而车书混一。列圣抚摩覆育，深仁厚泽，沦肌浃髓。中兴以来，虎臣宿将极力捍御，如手足之卫头目，民之戴宋有死无二，三百年犹一日也。夫以艺祖之宵旰以图蜀，其艰且勤也如此。蜀在今日为上流之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气，犹惧不支，况轻视而浅谋乎!念祖宗有蜀之勤，而顾今日保蜀之不易，则昔人之得失为永鉴欤。”以上关于四川治理的相关例子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足可见《蜀鉴》的史料价值，《蜀鉴》的编纂特点亦可窥探一斑。

（二）详细考证地理

《蜀鉴》中除有关军事和战争策略的相关内容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外，其另外一个重要的史学价值则在于对四川及周边地区的地理考证颇为缜密、详细。郭允蹈在《蜀鉴》中对事件叙述时，对每一次用兵要地、关隘险阻等都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其进行考证，并注明在南宋时此为何地，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详实的地理考释与军事布局的精准评述。《蜀鉴》全书中有大量的关于对地理考证的内容，其中大部分都与军事要地相关。郭允蹈在对四川及周边地名的考订中，直接在书中将古地名的地理位置按照南宋时的地理位置加以注明，这样有利于当代人对古地名的理解，同时也颇具有军事上的价值。

通过明确各军事要地的地理位置，为防御布局的战略要地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郭氏同时对地名有误之处进行考订，充分展现了作者极为谨慎的史书编纂态度。正是因为对这些军事要地、关隘险阻等明确的定位，因此，该书在军事地理及其地理学等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也是十分显著的，也是指导军事战略屈指可数的地方史地名著。

（三）重视利用地图

郭允蹈所撰的《蜀鉴》对地图的重视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宋代史学快速发展后，史家善于运用各种图表等手段去反映史书中的重要信息。宋朝以来，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修史书，各类修史人员都非常重视地图的编修与搜集。进入南宋时期，边疆危机日益严峻，军事冲突不断，边疆地图在各行军作战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显。南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边防史地文献，这正是现实边疆危机的产物。这些著作的强烈经世目的，决定了这类著作多强调“资政”的功能，同时也体现出地图在各著作中的作用，以图证史，图文并茂是这类书籍的显著特点。而郭允蹈在撰写《蜀鉴》中也重视地图的作用，因此书中的各用兵战事和相关地理位置就更为明确的呈现于读者面前，便于读者对四川及周边地区历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四）采用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均是产生于宋代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史书编纂体例，前者优在叙事而评论不足，纲目体与之恰恰相反，故若能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有机结合起来，各取其长并规避其短板。郭允蹈编纂的《蜀鉴》则成功地实现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融为一体，并在各体例基础上有所革新，成为宋代继纪事本末体、纲目体之后一个新的史书编修体例。虽然书中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还不够成熟，但是郭允蹈在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尝试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此，郭允蹈所撰《蜀鉴》正是充分展现了纪事本末体与纲目体的优点，将历史编纂的体例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其对史书编纂的功劳不言而喻。

通过以上对《蜀鉴》的特点分析，笔者认为《蜀鉴》无论在编撰体例方面还是撰述的内容上面都具有自身典型的特点，也是南宋时期四川史著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蜀鉴》的内容和特点也充分的反映出当时四川史学家在撰史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灵活思维和求实的史学编纂思想，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充分体现。

三、《蜀鉴》的史学价值与郭允蹈

史学思想

《蜀鉴》作为一部辑录著作，此书的取材广泛，采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因此李文子在此书序言中称：“稽之旧史，按之图志。”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蜀鉴》一书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因此此书所具有的史学价值颇高，书中的内容也充分的展现了郭允蹈的史学思想，并成为记载地方史地文献方面的典范之作。

郭允蹈在撰述《蜀鉴》中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思想，这也是南宋史地类文献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倾向。南宋王朝与金、蒙等对峙，边防危机始终存在，为了防止外敌入侵，巩固边防是南宋对边疆乃至整个王朝治理的头等大事。因此，从“资治”和“经世”的目的出发，为吸取历代防御外敌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当时史学家的强烈要求。正如前文所述，四川历代就是中央王朝极为重视的边防重地，如何治理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对整个政局的稳定显得极其重要。因此，众多宋代学者对当时治理四川积极的撰文成著，为统治者所资鉴。

郭允蹈在《蜀鉴》中集中体现的忧患思想与经世思想并存的现象是宋代史学发展的集中体现，反映出当时的史家学者希望通过史著的撰写以为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这正是经世思想的充分反映，这对南宋边防来讲是迫在眉睫之事。这均可以从郭允蹈所撰的《蜀鉴》中反映，这也是宋代边防史地类史书中经世思想的典型之作，也是郭允蹈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郭允蹈在书中对各地战事的记载中，引用了大量原始文献，如《水经注》《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等相关文献中的材料，其中一些材料在今传本中已经失传，至今人们只可从《蜀鉴》所保存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在原始史料保存方面的功劳不言而喻。

结论

在当时南宋朝廷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之下，四川成为宋、蒙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对四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以李文子、郭允蹈为代表的士大夫、知识精英阶层怀着极强的忧患意识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对他们仕宦、生活的四川地区有着难以割舍的浓厚感情，促成了以《蜀鉴》为代表的具有借鉴性的地方性史学著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蜀鉴》是南宋时期四川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彰显了四川地区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与士大夫、知识精英阶层的危机与应对。

此外，《蜀鉴》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书中提供了诸多难得的关于四川地区历代治理得失相关的政策，迎合了南宋朝廷希望加强对四川地区治理和应对外敌入侵的现实需要。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郭允蹈在《蜀鉴》中对各历史事件进行评价，并提出了他对战事相关情况的观点，虽然其中不免含有郭允蹈个人的主观臆断，加之他本身社会经历的局限性，其中观点亦非全部可取，但是他毕竟是当时四川历史发展演变的见证者，亲眼目睹了宋、蒙战事的残酷与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站在亲历者与受害者的视角去记载相关史事，具有真实性与可信性，同时，对南宋朝廷亦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时至今日，《蜀鉴》本身所赋有的史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依然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研究，是四川地区宝贵的物质文化财富。总而言之，郭允蹈所撰的《蜀鉴》一书，不管是在文献的考察上，还是在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上，都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作者简介：龙坡涛，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06期。

说明

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如涉及侵权问题，请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或支付转载费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