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

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

严格而言，“教育史”是很难清楚划分界域的，就像要对“教育”下定义一般的困难。如果根据《教育百科辞典》对教育的解释：“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增强人们的体质的活动”[1]，教育几乎等同于所有人类的活动，而所有的历史也都可以和教育连上关系被说成教育史研究的范围。以这样的方式开场，并非玩弄文字定义，而是它确实反映了近年来教育史研究的风貌。

我们到图书馆的教育类目下，翻阅像《中国教育通史》、《中国教育史研究》这类书籍，很快地就会看出一般所谓教育史的研究内容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两部分：(1) 对教育机构和制度的研究，(2)对教育思想的研究。[2]当然，关于这些研究著作如何看待、区划、定位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其实是与研究者所处的时空政治环境紧密相关的。[3]以目前对中国宋、元、明、清的教育史研究成果而言，前者主要研究的焦点是官学系统、非官学的书院系统、科举考试制度；后者则是以历代有影响力的大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为主，尤其是以从元代以降主导科举和士人教育的道学思想为核心，当然随着时代的变易，也从程朱学、阳明学、清代考证学一路追到晚清学者多样的改革主张，可以说是一部以“教育”为题的学术史。[4]

当然，随着选题广度的差异，议题被探讨的深度与多样性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学界对书院研究和科举考试制度已累积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所探讨的内容也都不仅止于制度运作的说明而已，更是深入地触及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议题。而20世纪下半以来，史学因素对中下阶层与弱势族群关注的提升，不仅在研究内容上更多元丰富，观点上也有许多突破。[5]这样的现象也反映在教育史的研究中，过去无论对官学、书院、科举还是思想家教育理念的研究，均属社会精英的范围，但实际上教育的活动存在社会各阶层，因此把焦点转移到中下阶层的庶民教育，考虑吏员、商人、讼师、妇女等不同族群的不同识字与智识程度，及其不同的教育功能，或专门探讨各类专业领域与科技的教育传承与机制，都使教育史的研究有更丰富广泛的内容。简言之，随着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盛，我们看到许多研究作品实际上是以“教育”作为一个延伸连接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接口，教育史的研究也因而以更多样的面貌被呈现。[6]

面对近年来教育史的研究如此丰富的成果，笔者囿于自身知识领域的限制，无法周延详实地介绍所有重要著作，仅选择性地介绍一般教育机构与制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即官学、书院和科举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及笔者对此领域的一些浅近观察。

一、官学

官学体制既是朝廷整体政策的一部分，其与执政者的统治理念、国家整体政经情况、官僚体制的规划、科举擢才管道等都有极密切的关系，与书院的功能和兴衰也息息相关，并不是可被简单区分出来独立讨论的议题，因此它经常与其他研究主题结合，相互发明。若单就官学系统的研究而言，它通常出现在研究教育制度的著作中，例如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李国钧和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都有相当篇幅处理历代官学系统。[7]

在研究明清官学著作中，我们发现讨论的重点主要包括：国家整体的经济情况、执政者的政策理念、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教育权责、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各层级的官学组织与管理等。以明代的研究为例，张建仁的《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对学校管理体制、教学目标，学生和教师的来源、待遇与考核等问题，都有涵盖。晚近出版的吴宣德所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一书的明代卷，对于官学体制业务的运作，师生人员的人数、出身与出路，大学生活中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许多情形，有详尽精彩的描述，脱离了一般制度史较枯燥的书写模式，借着各样记录学校生活的史料，试图生动地描绘明代的大学生活，同时也以丰富的统计数字和图表，论及全国整体性的规模，并兼顾地域性和历时性的变化。[8]徐泓的《传统中国大学校园的空间规划：明南京国子监》，则是着眼于国子监的建筑特色和空间设计如何配合传统中国培育官僚人才的大学目的，营造出属于中国特殊的人文气息。[9]从吴宣德和徐泓的作品可以看出，晚近的研究已在过去制度史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以更丰富细腻的史料，开展属于生活文化史的面向。

另外，吴智和的《明代的儒学教官》则选择地方儒学教官为研究焦点，利用大量的史料，探讨儒学教官的地位、出身、任用与权责，并逐步扩展议题，讨论其与明代社会、教育、学术的密切关系。[10]Sarah Katherine Schneewind的博士论文“Community Schools and ImproperShrines: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Ming Period (1368－1644)”则以明代社学为讨论的焦点，所关注的是朝廷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干预程度的问题。[11]在一般教育史研究中官学以国子监为主、私学以书院为主的既有成果上，如此的选题确实有弥补空白、转移视角的贡献。至于对清代官学体制的研究，基调与明代相近，主要仍讨论朝廷文教政策、中央与地方官学的体制、师生出身与教学形式等议题。[12]

二、书院

如果说对官学的研究强调其作为朝廷文教政策的一面，那么对书院的研究则多强调其互补于官学的功能，及其体现中国传统文人自由讲学的一面。中国书院大约兴起于中唐，从宋代以降更是兴盛普及，绵延不绝千余年，是特殊且深具影响力的教育机构，也是重要学术发展的基地，因此广泛受到历代官员与学者的重视，相关文献亦十分丰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有一股书院研究的热潮，有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吴景贤《安徽书院志》、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等著作。[13]这些作品都肯定中国书院教育的精神，也认为对书院的研究有助于当代教育改革的落实。

王炳照指出，中共建国后，由于视书院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书院研究亦随之衰微，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共产党和政府在政策上做了调整，传统教育重新受到关注，此时书院的研究也才再次引起学者注意。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研究再度中断，等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有明显的进展。[14]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内地掀起一波研究的风潮，成果斐然。此时期的重要作品包括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编著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1981出版），章柳泉的《中国书院史话》（1982出版），杨布生、彭定国编著的《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1992出版），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1994出版），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1996出版），李国钧和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2000出版）。[15]另外，80年代中期，江西省教育学院成立书院研究室，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更是以书院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并出版不少著作，包括《白鹿洞书院史略》、《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白鹿洞书院碑记集》、《岳麓书院史略》、《朱熹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山长考》、《岳麓书院名人传》、《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等著作。[16]尤其岳麓书院因其历史文化的价值，不仅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政府更计划将此地于2004年前建造成“中国书院博物馆”，作为书院文物的收藏、展示和交流的中心。岳麓书院的研究团队，也联络海内外学者，于1997年创办《中国书院》辑刊，为书院研究开创新的研究和对话的场所。

至于书院研究的内容，因为书院真正兴盛始于南宋，且主要受到道学家讲学的支持，因此过去书院的研究除了探讨书院制度的设计、地域分布与历代的兴衰外，有很大的部分是扣紧其与理学家讲学的关系展开的。亦即，书院文化向来被视为是宋明理学研究最相关的一部分，加上宋明理学家讲究成圣之学是书院讲学的核心内容，程朱道学又从元以降主导科举考试内容，因此理学家师友讲学的内涵也自然成为明清书院研究，甚至整个教育研究的核心内容。这样的研究视角与书写在李国钧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John Meskill, Academies in Ming China等书中均明显可见。[17]

不过，综观晚近书院研究的内容，除了更有计划地整理史料的工作以外，[18]研究的课题也有更多元的开展。过去学者所重视的书院组织规制、历代兴衰史、著名学者的教育理念等仍是重要的基础，晚近的研究更广泛地触及书院的建筑与空间、藏书与刻书、经济收支与管理、祭祀活动的实践意涵、书院与政治、与外国书院教育机制比较等等不同面向，这种种新颖的议题取径可以从拓夫、段欣所搜集整理的《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中清楚看出。[19]

又以岳麓书院文化研究团队晚近出版的著作为例，如《岳麓书院导游》、《岳麓书院历代诗选注》、《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岳麓书院文化旅游丛书》等书，[20]则充分显现此研究团队以岳麓书院丰富的文人传统为核心，不仅悠游探索于历史纵深的文学文化传统中，更试图立足于现代社会中，结合旅游、媒体与网络论坛，为文化传统开创新的生命。简言之，晚近书院的研究有明显朝文化史靠拢的现象，反映了现代学者试图更细致地考虑书院在复杂的历史脉络中如何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努力，也使得书院教育的议题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议题有更多元而新颖的结合方式呈现。

我们再举晚近对士人讲学的研究略做说明，过去学者多注意到书院规制中有一些属于讲会式的书院，这类的书院属于学者们定期聚集讲学的会所，与一般授课教学的书院不尽相同，只是如果以“书院”为研究焦点，这类的活动通常被归入众多书院形式和活动中的一项，但如果研究者略微转移焦点，以“人的聚集”（association）为主题，则便容易挣脱书院机构的框架，看见历史中的人物如何穿梭、生活于社会中不同的体制和社群之中，这样的集会社群也就与地方社会中许多文人或宗教的结社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1]这样的研究虽看似已走出书院的范围，其实与书院和教育课题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如此的情形也再次说明从文化生活中各种复杂丰富的面向着眼，研究者的视角与史料的结合确实可能不断冲激、重塑过去研究领域的各种边界，也为教育史的研究带来更多新的风貌。

三、科举

科举一直是学界热门探讨的议题，因为科举制度从唐代趋于成熟之后，到宋代成为朝廷拔擢官僚的最主要管道，更经历上千年绵延不断的实际运作，它因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官僚体制、士人教育与文化、家族与乡党等社会群体的实践与功能，可以说紧密地关系到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以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也联系到政治、经济、家族、士人文化等复杂的方面。

目前学界以科举为主题的专书真可谓汗牛充栋，我以“科举”为关键词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的书目中可以轻易地找出百笔以上的数据，其中讨论科举制度的专书亦不下四五十种。在这么多的专书中，有一部分是断代史的研究，即针对唐、宋、明、清的某一断代科举进行研究，有些则是长时期的综合研究，所讨论的主题涵盖了这项制度的诸多面向，包括朝廷取士的标准与目的、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科举与地域政治实力、科举在历代的演变、科举考试的分级、考生的资格与产生的途径、考试实际的流程、考场的设计与规定、考试的内容与题型比重、考试内容历时性的变化及其如何反映学术思潮、考官的身份与评阅工作、科举与文人、考试舞弊、考生的焦虑心理、与科举有关的宗教信仰等，可以说将科举有关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众多复杂现象都涵括了。事实上，BenjaminElman于2000年出版的A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之所以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来讨论科举制度，[22]除了他选择以科举作为探讨中国朝廷与士人如何共同维系社会组织与文化价值于不坠的大问题之外，也由于科举这个主题历年来已累积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看法，又有重要的史料存留，如此综论式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才可能。

对于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这篇回顾小文自然无法全部涵盖，在此仅选择与科举密切相关并在中国史研究中引发热切讨论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的提问和讨论也让我们看见对科举制度的钻研不仅可以着重制度本身，更可延伸出去探讨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易等重大议题。E.A. Kracke对宋代科举的研究即注意到科举造成社会垂直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情形，[23]何炳棣（Ping－TiHo）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China更是此论的经典之作。该书利用大量明清进士、举人、贡生和生员的家世资料，经过仔细的量化分析，作者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程度颇高，即使西方国家亦难企及。[24]换言之，中国社会随着科举制度的设立，为人提供了一个可以通过教育与考试转换身份和阶级的管道，政治权力与社会财富因而不长久持续被少数家族所垄断。

如何决定社会流动的程度，实际上关系着社会结构以及某个特定社会中身份、财富、权力如何认定与运作等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固然通过科举能够提升政治身份、权力与财富，然而科举是否为唯一获取身份与财富的管道却值得更深入地思考，例如地方社会中的大地主和出身望族的成员可能也具有特殊的人望和权力，因此不能单单锁定“科举成功”这个因素而有必要更深入历史情境的探讨。另外，科举考生的家世资料只列举考生父、祖父、曾祖三代的数据，并没有包括叔伯等旁系亲属及母系亲属，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关乎对中国传统家族关系和实际运作的认识，以及师友间的提携帮助的关系。因此，若通过科举转换身份不是作为社会上升流动的唯一判准，那么Kracke和何炳棣藉统计科举资料所得出的社会流动百分比就不那么具有指标意义。

这样的论点正是Robert Hartwell与RobertHymes所持以质疑Kracke和何炳棣的社会垂直流动性看法的理据。[25]Hymes对江西抚州的研究，说明了南宋地方地主精英（local landholding elite）如何透过师友与联姻经营社会资本与网络，造成精英家族长久占据地方社会上层的情形。Hilary Beattie对明清安徽桐城地方精英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洞见。[26]换言之，科举考试在中国社会可能没有造成如Kracke和何炳棣发现的明显垂直流动性，反而为某些上层阶级成员提供长期维系身份地位的可能，或者说变化只发生在社会金字塔顶层的极少数地方精英之中，因此若着眼于地方宗族的帮补与联姻关系，科举反而是社会文化再生产（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的机制。

不过，这种再生产的解释模式并没有说服所有的人，虽然它确实将问题带到一个更细致考虑社会情境与历史脉络的地步。John Chaffee对宋代科举的研究相对肯定科举造成特定阶层中的上下流动性，[27]Richard Davis对宋代明州史家的研究以及Beverly Bossler对宋代官员出身和婺州的研究也都得出有别于Hartwell和Hymes的看法，支持科举考试造成相当程度的社会流动性的看法。[28]但是上述三位作者的研究亦都受到Hartwell和Hymes观点的启发。不考虑家族与姻亲的帮补关系，径以父系三代祖先的身份作为判定标准，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活动中重要的因素；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中国各地实际宗族成员互动关系的复杂与差异性，一个大宗族可能拥有几百户甚至上千户的人家，甚至整个村落都属于一个宗族，在这种情况下若因为这个宗族中的极少数个人获得进士、身任官僚而断定整族的人都是属于地方精英，忽视在同一宗族中贫富贵贱可以有极悬殊之差异，宗族间的帮补理想亦未必都能付诸行动，因而漠视个人因素努力与教育和科举的机会而提升社会身份的事实，同样是论据不足。这样的情形也提醒我们，或许我们不应该以二选一的方式来面对上述两种看似冲突的解释模式，两派学者所持的理据也不真正完全互相排斥；重要的应该是不简单地只根据一个因素或部分个案研究即扩大引申推论，从实际的历史研究个案到对整个社会进行概论式描述之间的距离应该被研究者更审慎地考虑。

从以上无论对官学、书院等教育机构或对科举制度的研究著作中，我们会发现除了对制度面的说明以外，研究的重心更多摆在朝廷权力的控制与干预，以及地方社会和家族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如何策略性地因应朝廷政策等。可以说教育的问题实际上是宗族与地方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等这类大问题中的极重要的一环。因此，教育史的研究实无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它的呈现也经常与其他的问题意识结合而不断推陈出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从20世纪下半叶以降大有扩展的现象，亦明显反映在明清教育史的研究中。我们只要看看近年来学术界热切关注的领域，无论是科技史、医疗史、法制史、妇女史还是宗教与庶民文化，无一不与教育有密不可解的关系。举例而言，晚明以降西学入华与中国文化相遇，其中特别是西方天文、历算、数学等知识如何被引进中国，冲击传统中国对这方面学问的认识与反思，又如何引发学者们重探中国传统科技教育的传承及西方知识的介入传递等，都密切地关涉到教育问题；[29]同样地，在备受瞩目的中国医疗史和法制史的研究中，医学知识和技术的教授，法律知识和实践的传承，及其与思想、宗教、社会、文化的关系，也都与教育有密切关系。[30]简言之，因为过去对教育史的研究多以儒家思想及儒家官僚为核心，这些课题往往受到忽略，如今正被全力挖掘、探讨。而同样从边缘转移到中心的学术课题当然还有妇女研究，明清妇女研究中以教育（女学）为主题的现象亦颇明显，无论DorothyKo还是SusanMann的重要著作都深刻地触及这方面的讨论。[31]

另外，Evelyn SakakidaRawski的Education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不再聚焦于士人精英教育，乃考虑社会中不同阶层和职业人士所需识字程度和知识的实际功能差异，选择以十八、十九世纪的庶民大众的教育为探讨主轴；[32]研究明清善书文化的作品，亦指出从晚明以降至整个清代，善书的传播与形式愈来愈广泛而多样，而宣讲圣谕和宣讲善书的各类活动亦成为重要的庶民教育形式；[33]晚清的情形则可见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该书探讨晚清最后十年知识分子如何透过白话、宣讲、讲报、演说、戏曲、阅报社、半日学堂、茶馆各种机制，教育下层社会的活动，以及此过程中上下阶层双向的交涉影响过程。[34]这些作品都有明显关注庶民教育的倾向。而随着时间轴向20世纪迈进，西学冲击更深，晚清教育体制与思想面临种种改革，教育史的议题与关怀亦随之更新变化，西式教育体制如何移植中国、教育与中国现代化过程、女子教育、留学教育、初等教育、体制教育与身体规训等等，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点，不仅研究成果斐然，亦另成一研究领域，此处便不进入详细介绍。[35]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文章起头所说的研究论域边界逐渐模糊扩散的现象。这种放弃寻找本质性定义、清楚划分界线或稳定系统的思考模式，而转向多方力量交互冲击，不断流动，彼此界定的思考，以及多方线索彼此支持联系的现象，基本上是后现代理论的基调，因此也普遍出现在各研究领域中。以近年来宗教学的研究发展趋势为例，从过去寻找宗教的起源或本质要素的做法，到放弃严格定义，对宗教的叙述并多元地与其他领域与议题联系衍生的发展，这变化不但与欧洲近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相呼应，也与当代世界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领域还正在不断创生与变化当中。[36]我相信类似的现象与发展可以相当程度地描写并预期过去和未来教育史研究的景况。又正如我们今天对教育的理解已不再是体制教育或家庭教育这样简单的概念可以涵括的，而是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与每天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物相关，我们又已逐渐习惯在网络世界中快速获取知识、频频切换联系不同知识领域的做法，我们也因此可以想象，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样貌及教育在其中所蕴涵的意义必然深深地影响我们对教育史研究的关注角度与研究取径，未来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推陈出新是必然可期的。

注释：

[1]《教育百科辞典》，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8，第32页。

[2]例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陈学恂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亦参见，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版的总序。

[3]此可以从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中清楚地看出，《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在此仅举二例，张瑞璠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三卷讨论元、明教育思想，所选择的思想家为许衡、吴澄、薛瑄、吴与弼、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王畿、王艮、罗汝芳、李贽、钱德洪、邹守益、欧阳德、刘宗周、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和戴震。第四卷的内容则是西学东渐的影响、洋务派教育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陶行知、陈鹤琴、李大钊、陈独秀、杨贤江、毛泽东。类似的情形可见孙培青、李国钧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5]参见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2; 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History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1994), Ch. 6.

[6]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参看Benjamin A. Elman &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一书及编者的说明。

[7]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上海：上海书店，1991；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8]吴宣德著，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

[9]徐泓：《传统中国大学校园的空间规划：明南京国子监》，《史学：传承与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8，第263－290页。

[10]吴智和：《明代的儒学教官》，台北：学生书局，1991。

[11]Sarah Katherine Schneewind, “Community Schools andImproper Shrines: Lo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Ming Period(1368－1644),”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12]马镛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

[13]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据1931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4期本影印，1995；吴景贤：《安徽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据《学风》1932年2卷第4－8期影印，1995；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据1938年排印本影印，1958；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13期 (1930)，第4505－4540页。

[14]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国书院》，辑1 (1997)，第17－26页。亦见杜成宪等著《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一书，第六、七、八章。

[15]《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书院史话》由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书院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书院辞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1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李才栋、熊庆年等编：《白鹿洞书院碑记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杨慎初：《岳麓书院史略》，长沙：岳麓书社，1986；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陈谷嘉主编：《岳麓书院名人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朱汉民：《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17]吴宣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John Meskill,Academies in Ming China (Tucson, Ariz.: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the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2)。

[18]例如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等。

[19]拓夫、段欣：《中国书院研究文献索引•论文类（1923－1990）》，《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附录二；《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1991－1997）》，见《中国书院》，第2辑，第395－407页；《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1998）》，《中国书院》，第3辑，第440－445页；《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1999－2001）》，《中国书院》，第4辑，第388－396页。

[20]李晓钟、陈海波著：《岳麓书院导游》，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谭修、周祖文选：《岳麓书院历代诗选注》，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5；朱汉民：《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岳麓书院文化旅游丛书》中目前有江堤的《诗说岳麓书院》出版，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

[21]例如笔者对阳明学讲会的研究，参见《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22]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2000).

[23]E. A. Kracke, “Family Versus Merit in Chines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0 (1947), pp. 105－123.

[24]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 Aspectsof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25]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pp. 365－450;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Hilary J. Beattie, Landand Lineage in China : A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7]John Chaffee, The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5).

[28]Richard Davis,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 960－1279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Beverly 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and Relations of Power: Family and Societyin Sung China, 960－1279,”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91.

[29]晚近关于西学入华的研究甚多，可从Erik Zürcher, Nicolas Standaert, Adrianus Dudink所编的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Center of Non-Western Studies, LeidenUniversity, 1991)；以及E. Zürcher, S.F. Teiser, M. Kern, eds., Handbookof Oriental Studies (Leiden.Boston. Koln:Brill, 2001)二书入手搜集相关文献。

[30]关于科技史和医疗史的西文研究成果，可参见Nathan Sivin, “Selecte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Medicine,”在http://ccat.sas.upenn.edu/nsivin/nakbib.html。

[31]Dorothy Ko, Teachers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sanMann, Precious Record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2]Evelyn Sakakida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33]对于善书的研究除了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日本东京：弘文堂，1960的经典作品外，亦参见Cynthia Brokaw, The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清代部分可参见游子安，《劝化金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34]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35]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情况，可参见刘海峰：《大陆的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述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0期，1996；邱秀香在其《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与现实》（台北：政大历史系，2000）一书的绪论中对既有研究成果亦有一回顾评介，见邱著，第1－14页。

[36]参看Walter Capps, Religious Studie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作者单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