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李弘祺:英文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概述(上)

（美）李弘祺：英文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概述（上）

中国教育史，在美国或整个西方，严格言之，并没有人专门作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关于儒家思想对人格养成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所遭遇的困窘，那么这方面的研究便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推广言之，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对中国社会生活及价值的影响就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相同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上及经济上的变化，对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造成很大的冲击，近世中国人的权威（或称威权）人格逐渐形成，与这一段历史中新生的许多民间组织以及它们所鼓吹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也因此就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了相互为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言之，中国教育史一个重要的一环便是学习、研究民间的生活史，看他们如何塑造了中国老百姓的人格。在这个角度上看中国人的教育时，很多研究就与教育史有关了。

教育史的研究因此和文化史、思想史甚至于社会、经济史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过去研究教育史的学者重视的是制度史，因此，受那种训练的学者便很难感受或了解为什么一般通史在教育史的研究里有其意义或重要性。狭义的教育史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描绘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讨论个别教育思想家的思想内容。他们另外或许也做一些统计，来衬托教育实践的成败、良窳，其他大致就不再多所置喙了。教育史的研究当然不能只限于这样的眼光。要讨论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视野放大，看看他们从社会史、经济史等的角度所谈到的中国人人格养成的特色、社会控制的运作、价值理念的形成，以及考试制度的形成及影响等等的课题和研究成果。

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难见到的、持续悠久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教育。对科举制度，西方人一向就十分感兴趣，因此关于科举制度的报导、描述以及正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一般言之，研究中国科举历史的学者，一般都会注意到它们如何支配了中国的教育发展，至少会交待科举制度的推动和教育制度之间的依违关系。因此，一本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书，一定也有教育史的意义。我这篇概述就从近五十年来美国学界对中国科举的研究开始。

—、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

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流动的研究成了许多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有学者把“社会流动”的观念介绍到中国研究。最早的应推以水利灌溉社会理论而发展出东方专制学说的魏佛吉（Karl A. Wittfogel）他早年以研究辽朝历史而有名于世。他写有一篇有关辽朝考试制度的文章，[1]主张辽的考试制度只是为了应付汉人的需求而设的，重要的官职还是保留给辽的士族，因此考试在辽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意义。

魏佛吉提出这个说法的同时，柯睿格(Edward A．Kracke)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宋朝社会流动的文章。[2]他分析宋代仅存于世的两份《登科录》（1145及1256），看登科士人的家庭背景，发现大部分人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三代都未曾当官。因此柯睿格得出结论说宋代的社会基本上还是提供了很多上升的机会。柯睿格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大大地胜过魏佛吉，奠定了中国考试制度基本上是公平而开放的看法。[3]

柯睿格的结论于两年后得到了许烺光进一步的支持。[4]许烺光是人类学者，他利用四个县志上的人物材料，设计一个社会流动的标准，得出结论说中国平民要在社会阶梯往上升，基本上还是有相当的机会。于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柯睿格的说法。

我在这里特别提到许烺光这篇已经被人淡忘的文章，主要是因为他对什么是社会流动有他特别的看法。虽然他也是拿父祖三代有否任官作为上升与否的标准，但是他把研究的范围从父祖三代推广到兄弟、叔侄，这就加大了讨论的指涉。这一点非常重要。下面要谈到的郝若贝（RobertHartwell）就是这么做，而享大名。[5]但是这样的想法在许烺光已经开始了。另外一点，我认为也有相当的重要性的，就是他强调研究向下的流动（downwardmobility）。这一点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整体向下流动大于向上流动，那么这就表示这个社会的资源的分配趋于减少，个人越来越难上升。事实上，宋元以降，中国科举考试所建造的官场就是一个有大量向下流动的社会舞台。

许烺光的研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注意。但是柯睿格的研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的论文可以说是二次大战之后一篇相当重要的、有关中国社会的文章。其实，柯睿格的方法相当平庸，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这篇文章会继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是因为他的方法和结论后来在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得到了更为全面的验证和确认，遂奠定了中国社会或至少考试是开放的这个重要说法。[6]

在讨论何炳棣那本非常重要的书之前，应该先提一下张仲礼。他于1955年出版了《中国士绅：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角色》[7]。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什么是中国清代的士绅（gentry）。他认为“士绅”简单地说，就是科举有名位的人。这样的定义简单而明了：科举的“名位”可以从生员算起，就是所谓的秀才，也就是已经通过学校考试、可以入学的人。张仲礼进一步研究中国士绅的收入，指出考试制度实际上不能真的录取有才能的人，而个人的财富往往是决定他能不能是考试出身的重要因素。张仲礼称生员为“下层士绅”。

何炳棣的书出版于1962年，主要是讨论社会流动，因此不是写来批评张仲礼的，但是为了让所谓的“士绅”阶级有更为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张仲礼把生员列为“士绅”阶级的缺点，而主张“生员”的社会地位很低，不应列入“士绅”阶级。

何炳棣的书利用明清两代的登科录，统计中举士人的家世。他和柯睿格一样，利用登科录里父祖三代的记录来统计中举士人的出身。他发现明代一般来说，考试还算公正，也因此称得上相当开放。但是清代以后，这种开放的情形就逐渐受了破坏，因为大量买官，所以考试的公平受了挑战，逐渐失去它开放给贫寒士子的特色。

何炳棣的书，严格言之，在方法上面并没有超过柯睿格，只是做了更全面，更大规模的统计。在定义“士绅”的标准上，他也没有提出新的看法。[8]但是由于他用的材料相当多，处理十分严谨，所以这本书洛阳纸贵，影响了一整代的学者。但是书中所作的一个过分推论的偏失，即中国社会因此是开放的，现在他自己也已经承认是不对的。

如上所述，从许烺光开始，已经有人注意到父祖三代的算法，失之过严，因为一个人即使父祖三代没有人仕官，也仍然有可能是有钱家庭或家族的子弟，把他们通通算是贫寒出身，这样并不可靠。他的书出版后不久，DentsTwitchett就提出了批评，主张必须重视家族的重要性。家族当然是比父系三代远为宽松的一个测量的标准。如果采用家族作为标准，那么很多表面上看似贫寒出身的中举士人恐怕还是从有钱有地位的家族来的。不过什么是一个“家族”，这又是一个恼人的问题。一直要到1979年，他的学生Hilary Beattie出版了有关桐城张氏家族的研究，[9]这才算是提出了受到人类学影响的初步看法。简单地说，Beattie认为有族谱相连，互相能济助的亲人，算是一个宗族。这个看法与一般中国史家的看法还算一致。虽然Beattie不强调族人必须住得很相近，也没有特别强调祖产、宗祠的重要性，但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方法已经起了启发性的影响。她又强调宗族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她是认为参加科举考试，如果要成功的话，那么，多少会依赖宗族的帮助。

Twitchett和Beattie的看法算是对合并地的一种批评，但是真正对何氏提出系统的批判的应当说是 RobertHartwell。他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很多人引用的文章。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讨论唐宋以来，中国人口向南迁徙的情形，探讨这个现象的意义。简单地说，它的意义就是南方的崛起。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认为中国人的家族十分重要。如果采用一个人的家族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加以统计，那么便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全国是由很少数的一些大家族垄断了上升的机会。在宋真宗至宋神宗的八十七年间，重要官职中有四分之一由三十五个大家族所霸占。

Hartwell的说法不仅否定了考试制度能“根本消融社会阶级…（让）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10]，甚至于主张说，宋代由考试所促成的社会流动很小。[11]他的学生韩明士（Robert Hymes）干脆认为流动量为零。Hymes的书由于影响很大，又得了奖，所以必须加以介绍，虽说它的论旨基本上只是由Hartwell的说法继续发扬而得。

Hymes研究的是江西抚州的地方及家族历史。他认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有“地方化”的现象，中国士绅阶级的兴起和这个现象互为表里。他进一步讨论抚州地方的家族，认为他们的延续力很强，互相通婚，而社交的圈子也明显地限于同阶级的人。若把这个圈子当作是一个人的“出身背景”或说“环境”，那么，宋代中举的士人恐怕都是由这圈子里出来的人所垄断，社会流动因此根本不存在。[12]

Hartwell与Hymes的说法可以说正与二十年前何炳棣的说法完全相反。我们不免要怀疑：那么科举考试的意义何在？坦白说，这一点两位都没有清楚的交代。这是因为两位师生的关心是在于社会阶层的组成和结构，而不在科举制度的社会意义。

两位的说法虽然引起了注意，广为引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他们的看法。例如戴仁柱（Richard Davis）在他研究明州史嵩之和史弥远一族的书中便提出相反的看法。戴书不是为了批判Hartwell及Hymes写的，中心题旨也不是社会史，因此不能说在我们关心的议题上面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但是他至少认为考试的成功与否对一个家庭或宗族的生命力有密切的关系。[13]另一位学者 BeverlyBossier在研究宋代的家族史的书里，便支持了戴仁柱的说法。不过Bossier的书因为也不专门讨论考试制度，因此我就不在这里多废笔墨。[14]

对宋代考试制度的研究，允以贾志扬（John W.Chaffee）的《宋代科举》为最重要。[15]他对Hartwell的结论表示了一些保留。[16]但是没有像戴仁柱或Bossier一样，认为家族的延续必须依靠考试来支持。这主要也是因为他并没有系统研究家族的活动，以及家族保护自己的策略。

我个人写的《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17]与贾志扬的书大约同时出版。虽然我主要是研究教育制度，但对上面所提到的一些论旨也有涉及。我的结论可以这么简单地说：宋代的科举，由正科出身的，它的开放程度并不大，不仅当官的人当中，由正途出身的人不多，就是这些正途出身的人，也很多是来自富裕的家庭或父祖前三代已经有人仕官。但是宋代采用了大量的特奏名，这些人很多应该是平民出身。虽然他们可以任官的时间很短，[18]但至少造成了在底层官员当中经常有大量流动的现象。我认为这才是宋代考试制度的真相。我的书也采用当时通行的看法，认为不能光以父祖三代作为一个人家世的标准，而应一并考虑他的家族关系。

二、地域社会与教育及文化的发展

家族在考生的生涯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旦被指出来之后，接着受注意的当然就是家族的定义。如一般所知，家族的定义在传统中国乃是依据《礼记》，但是《礼记》的说法是规范性的，历代的实践变化很大。例如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大姓，其社会运作就当然和它以前及以后不同。对家族定义的研究，近三十年来，主要集中于宋代，虽然这期间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也曾经流行了一阵子。[19]学者们研究中国的家族，除了利用一般常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字材料之外，有很多人利用地方志，因为在方志里可以找到比较详尽的地方家族的数据。

对地方志的应用，过去范围十分狭窄，但是近三十年来，学者开始重视地方社会的差异，研究中国家族在地方上所扮演的角色，于是注意到方志材料的用处，于是大量用历史的眼光来处理方志上有关家族以及登科录材料。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重要发展。同时应该指出来的是对地方家族的研究，主要由人类学家开始，特别是研究中国南方的英国人类学家，像MauriceFreedman等人[20]（下面会再提到）。他们注意到中国的家族组织，以共有财产（corporate property）为其特色。这个说法影响十分深远。他们认为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运作、社会流动，一定要把家族的组织弄清楚。这些人类学者们的主张后来就开始影响历史学者。

上面说，从“家族”的角度批评何炳棣的，首推Dents Twitchett。他于1965年在东京开东方学会议时，所写的短文，其见解的来源显然就是来自英国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Twitchett本人是英国剑桥的教授）。

但是对教育史的地方意义的研究，毕竟要等到教育史、尤其是科举的研究已经到了相当的成熟以后，为了更精确地了解教育对教养考生的效用，这才开始从地方志去找材料。我个人早期就曾利用福建的建阳来讨论该地的地方文化和教育（特别是书院）的关系，[21]不过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考虑科举的效用，运用材料纯熟而得奖的当然是上面所提到的Hymes的著作。Hymes用江西的抚州来讨论所谓社会流动，虽然他的结论引发了种种的争议，但是这本书的确开启了创造性利用方志材料的大门。我在上面提到说，他认为宋代有“地方化”的现象。

使用地方志的材料来研究地方历史的另外以 Timothy Brook为最有名。[22]他写有好几篇有关明代地方志及地方生活的文章和书。他的贡献在我看来就是引导更多的学者去注意地方上的种种社会或宗教生活，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注意到印刷业，并因此连带注意到童蒙、幼学读本的流通。[23]他也写有有关明代书院藏书的文章，[24]这些作品虽然谈的都是整个中国，但是带有浓厚的地方史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大量利用地方的观点，那么就会注意到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地方文化的分殊，以及科举如何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

最近，Peter Bol 开始大量采用地方史的观点探讨宋元之际的改变。他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论文，集中研究浙江金华地区的地方文化发展史。他在替我编的《新与多元，宋代人对历史的想象》一书所写的《地方史与家庭》一文中，讨论宋元时期地方重要家族与科举之间的关系。[25]显然科举还是保持一个地方大家族能数代繁荣的重要关键力量，只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地域观念和地方家族的影响力才是中国社会的安定力量，而地方社会得到安定，整个中国才能安定。Bol对地方史研究的贡献更扩充到对中国历史地图的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system）工作。这个工作，简单地说，就是将中国历史地图（主要是根据谭其骥等人所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加以改进）放在网络上，让学者可以使用。2005年初，Bol应邀参加由东京大学及日本宋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中国的日常空间”的会议，他的论文就是围绕中国的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显出科举的成就仍然是测量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在结论时，他不禁提出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就是既然宋元以降的中国地方文化这样的分歧，那么它又是如何整合成为一个国家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儒家和一般通俗教育乃是一个最根本的因素。这一点在下面讨论。

中国地域社会的研究只能从地方志发达了以后的时代才真正做得到。因此唐代以前，实际上说不上有真正的地方史。但是宋代以后，地方史的研究可以达到相当的水平。事实上，从地方家族与学术的立场来探究地方文化特色的，以明清之际言之，主要是从 BenjaminElman开始。他写的两本有关清初考证学派及桐城学派的书，都与地方文风的特色有关，而也自然地涉及科举制度的实行及影响。

从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地方历史的史料特质：它所包含的许多有关地方文教的资料及地方文化的多元特色；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宋代以后由于地方志的修撰普及，这才谈得上真正研究地方文化和历史。明清教育史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大量使用地方文化的特色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多面性。同时，也因为资料丰富，因此可以讨论及描绘民间教育的真相或实情。

三、明清民间通俗教育

严格言之，美国对明代教育史的研究，其中有关官学制度的系统论文或书籍，几乎付之阙如，[26]对书院的研究，出版的东西也寥寥可数。但是如上所说，明清社会是一片充满许多原始数据、地方史料以及民间生活材料的时代，因此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不至于只限于官学及其体制。就过去二三十年间的明清史研究当中，对教育史有意义的作品，我们可以说，最主要的莫过于对通俗教育或民间教育的研究。

教育史的研究本来就不应该只限于官学及科举的研究。但是苦于材料的限制，所以对于宋代以前，我们大约都只能在官学体制的范围打滚。但是宋代以后，资料大量被保存下来，因此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斟酌中国教育的发展。研究教育或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早撰述的当推张仲礼。他的书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但是从社会或政治控制的立场来谈中国政府如何实行划一的思想，如何操控百姓的社会生活的，这就要推萧公权的巨著——《农村中国，十九世纪政府的控制》[27]。在这本书里，萧公权讨论了帝国政府如何把它的价值或道德观（如顺治的《六谕》、康熙的《圣谕》）透过保甲以及乡约或乡饮酒制度来灌输给老百姓，以达到控制思想的目的。这样的灌输工作虽然成效在短期内看不出来，但是长远言之，它们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因此研究教育的人不能不重视像这样的“社会教育”的课题，把它当作广义的教育（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教化”）的一环。

从这个角度言之，明清社会影响极大的“善书”自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英语学界对“善书”的研究，毫无疑问的应当是从酒井忠夫（Sakai Tadao）替狄百瑞（Wm. Theodore deBary）所写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开始。[28]酒井原先以日文写了《中国善书之研究》[29]，奠定他在这方面研究的地位，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注意过这一类的书，他开风气之先，因此受到各地学者的肯定。这本书于2000年修订再版，地位十分崇高。

研究善书，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注意到《太上感应篇》和三教合一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性格的成长。三教合一的思想就是在中文里，研究的也还很少，因此英文作品也不多，只有Judith A．Berling所写的《林兆恩的调和宗教》[30]初步研究林兆恩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中国元代以后的民间宗教思想从儒家及佛教的思想充分汲取了丰富的资源，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强调道德（劝人为善）、报应及勤勉等价值而又相当功利化的信仰系统，以感应及果报为世界运行的基本原理。这样的世界观完全以道德为主体，而以功利挂帅，合超然与内在而为一，与一般我们所认知的超然宗教的特色南辕北辙。后者相信绝对价值，但容忍并区分以理性为中心（规律性及可预测性）的宇宙观。这样的看法是明清人所无法了解的。三教的人生和世界观就因此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格特质。

以勤勉的价值言之，当然应该提到余英时论明清商人精神与宗教伦理的书。[31]这本书本身因为没有写成英文，所以不能说有直接的影响。但是与教育有一些关系，所以放在这里讨论。由于余英时注意到宋元以降新道教的伦理教训对明清商人有相当的启发性，这等于是挑战韦伯著名的理论，即中国的儒家伦理信念不能促成资本主义的兴起。余英时虽然不在于要证明儒家的伦理直接促成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他显然认为民间的宗教信念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推动的作用，尤其是明末，商人精神发达，虽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但至少促成了许多新的经济活动，可能对中国近代化有所帮助。这个说法，和韦伯的基本假设正好相反，所以说他对韦伯提出修正，这个说法并不为过。

不过余英时提出这个说法时，近代化的议题已经式微，所以较少有人注意他的这个结论。相反地，更多的人注意到中国民间宗教对社会及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32]

例如Hymes最近出版有关道教的书，[33]相信对地方的民间或通俗宗教有新的一番说法。这本书由于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无法加以评论。但是从书评看来，可以看出Hymes讨论的是两支鲜为人知的宋代道教宗派，指出他们和更为正统的主流道教宗派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对天上世界的秩序采用的是一种人间政府官僚的了解，而前者则是个人的，而他们崇拜的对象也很少以“官吏”的形象出现。

民间宗教的特色不是我们这里研究的对象。重要的是近来美国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兴趣逐日升高，这才是一个重要的现象。[34]

承续上面的说法，从功利的观点言之，那么从元代以来已经流行的功过格就显得十分的功利，值得注意。本来功过格起源十分单纯，乃源自儒者自我反省的努力，利用格状的记事本来记录自己每天行为的功与过，以资反省。[35]但是功过格的发展很快就受到佛教积德思想的影响，逐渐成为一般俗众行善积德的工具，而成为民间宗教的一种手段。这样的发展其实是当初学者所未能料到的。不管如何，功过格一类的东西，它对于老百姓的道德生活的确形成了一定的支配力量，是他们人格养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功过格的研究，现在已经有 CynthiaBrokaw写成专书，[36]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明清普通教育和平民的文化是近三十年来的重要研究重心。1985年出版的《帝制晚期中国的通俗文化》[37]一书是一本重要的代表作品。留心这本书著者（共有13人）的人会注意到竟然有两位是英国人，他们都是正统人类学训练的学者，[38]因此可见通俗文化的研究的确必须仰仗人类学的方法论。书中几个与教育比较有关系的课题有：宗族组织与识字教育的关系，包括识字教育的特色与扩大以及识字率分类方法；以及它与印刷业、社会地位、（地方）戏剧、宗教文字等的关系等等。这本书也触及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可见这本书深深地反映了民间文化（通俗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我认为如果要说中国地域文化上的差异在明清之间逐渐融会、趋同，而创造了一个国家，即使是在外族统治之下，仍然有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可以接受近代西方历史产物（指“主权国家”）的架构，其根本的原因就是通俗教育的发达，以及中国人普遍接受教育作为健全生活的基础的这个重要信念。这就应对了上面提到的Bol的问题：中国是如何在这样一个纷纭又多元的地方文化上建构一个国家的？不过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教育不单指儒家的教育，还包括通俗教育。可见通俗教育的重要。

通俗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当然是识字教育。《帝制晚期中国的通俗文化》一书的编者之一，Evelyn S．Rawski，是以研究中国的识字教育起家。这本书会有那么多篇幅处理识字教育，当然是源自她本人的兴趣。不过对中国识字教育研究的开展，主要是在70年代末期，其实是受到欧洲社会及思想史家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Rawski本人是受到了欧美史家的影响。不管如何，她在《清代教育与通俗识字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些修正过去学者对中国老百姓多不识字的说法。[39]这本书虽然踵续无人，但毕竟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研究影响的开始式微。

明代教育一个重要的特色是社学的兴起。这本来是朱元璋努力提倡的结果，但是却在通俗或民间教育的领域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对社学的研究，迄今没有系统的专著，这是可惜的地方。但是，明清有许多学者重视老百姓的教育，这是因为阳明学说，尤其是所谓的左派王学，像王艮（1483－1541）、何心隐（1517－1579）及李贽（1547－1602）等人，他们都踵续阳明所提倡的一般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道理，继续身体力行，因此无怪乎明代的通俗教育特别发达。

1983年出版的由Joanna F．Handlin写的有关吕坤的研究，就是一本典型讨论平民（通俗）教育的书。[40]吕坤一向对如何可以改善民俗有极大的关心。吕坤显然受到阳明思想的影响，致力于所谓的“行”（action），亲自撰写提供给妇女、儿童和穷人修养道德的读物，甚至于写出像《家乐解》这种提倡人们以音乐来鼓舞人心的作品。[41]他也鼓吹运用通俗文字来达到教育普通大众的效果。像吕坤这样的思想家，在明末乃至于清朝有很多，例如清朝的陈宏谋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William Rowe对他有相当的研究。[42]Handlin这本书除了讨论吕坤之外，也讨论了几位其他的明末思想家。

重视通俗或百姓的教育，这又必然与阅读群众的增加有关系。从宋代普遍使用印刷术，并提升科举的地位以来，阅读的大众骤然大增。因此社会教化的途径就增加了通俗文字。小说在明朝已经兴起，至于一般通俗读物也从明代开始大量增加。这些读物的兴起反映了识字教育的新面貌。的确，从宋代开始，道学思想家已经投入编撰新的识字读本的种种活动，但是新的识字理论和读本的出现不待道学学者的努力。没有他们，我相信一定也会有许多新的识字读本出现。到了明代，插图的书大量出现，它们对民间老百姓的道德教育当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通俗小说很多都带有插图，蔚为风气。Robert E．Hegel所写的《阅读中国明清时代的插图小说》对这个课题有深入的探讨。虽然这本书主要注意的是插图小说的社会地位，但是作者不可避免地也讨论到一般人识字的情形，因此对研究教育的人，尤其是注意人格养成这样的课题关心的人，这本书应该有一定的意义。Hegel的书是英文学界在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与中国及日本一些比较传统的学者（重视版本及印刷史）相互呼应，但毕竟开启了新的见解，是领风气之作。现在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继续努力。[43]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算是打开了。

总之，明末到清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平民或通俗教育的确有特别大的关心。他们的思想反映的是阳明学说的良知信念，但是他们的价值则反映了三教合一的伦理信仰。这是十分重要的发展。这个发展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的形成：包括方法和目标。

以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宋、元、明到清初通俗教化的研究。其实对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认识，其与教育或教化有关的还有其他的作品，下面还会讨论到。

四、传统中国的妇女、儿童与家庭教育

妇女史是当前最为流行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最近才受到真正的注意。近二十年来许多的作品，对了解传统中国的妇女教育的情形有间接的贡献，其作品不为不多，只是其中直接讨论教育的却又几乎绝无仅有。这个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主要是因为有关中国妇女教育的基本史料在英文世界流传还不是很广，而即使是中、日文的出版品也还很少。在英文的作品中，至今仍然流传的是二战以前就已经写成出版的有关班昭的书。[44]这本书当然没有我们现代女性主义的主张和思想，但是这本书重新被印刷流通，的确反映了近来对女性历史的关切。Swan写有长篇的介绍，并将班昭的《女诫》及她的一些其他作品全部翻译。这本书像一般中国学者的作品一样，主要希望从对文字的正确了解来想象这位伟大的女性学者的生平、思想和时代。

近年以来，女性主义已经替史学研究开辟许多新的途径，使学者们能从许多以前没有的视角来了解女性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地位和角色。这当中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痕迹比比皆是。女性主义的崛起当然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现代主义尊崇的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进步世界观，接受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发展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等信念作为普世的价值，强调理性、创造和工业化。在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心中，这些价值绝对是中立的，不分男女都会接受，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男性中心的假设。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以治中国史的学者言之，“五四”的世界观充分地表现了现代主义的精神。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及“五四”就受到了严苛的批判。写有《闺房里的老师》的 Dorothy Ko在该书的导论里指明她采用的是一个与“五四”相对的思路和方法。[45]她这样的表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新的方法林林总总，常有别开蹊径的惊奇。例如女性的法律地位，在过去学者的研究中，鲜有人注意，然而，这个题目如果得到厘清，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妇女在继承丈夫的财产权上面的比重，也从而可以估计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近年来，对传统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能从丰富的材料入手，并富现代女性主义的同情心，以通俗的手法写作的当推Patricia B．Ebrey所写的《内闱》一书。[46]当然，严格言之，这本书不是关于妇女教育的书。但是这本书对当代美国学界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不免会左右有关妇女教育史研究的方向和课题。简单地说，宋代妇女的地位并不是太低，而她们在家庭和婚姻里扮演的角色也还算积极、正面，她们的知识水平也似乎并不太低，因此，虽说宋代妇女的命运已经逐渐恶化，比不上唐代，而她们生活的圈子也离不开家庭，不过她们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其他主要谈及妇女教育的还有Susan Mann有关清初女子教育的书。[47]我想这是近五十年以来第一本谈到小孩子“抓周”习俗的书。

Dorothy Ko借用汤显祖的《牡丹亭》来讨论类似的问题。如上所述，KO采取的是一个与“五四”现代精神对立的观点，她研究的是江南地区的明末妇女。她注意到她们相当的活跃，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与我们所一贯想象的父权主义社会下受欺压的女子的影像有很大的出入。KO研究的是明代末年，当时的确出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女子，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例外的时代。我曾借用Peter Gay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的话，说明末乃是一个充满“具侵略性的女人与畏缩的男人”（aggressivewomen and defensive men）的时代，[48]Dorothy Ko所描述的世界就是如此。

从上面简短的讨论，我们可以看见妇女史的发展确实匡正了过去对中国妇女的婚姻和社会地位的看法。

与妇女史大约同时兴起的、一个比较少人注意的题目是所谓的“儿童”史。儿童史的兴起倒与教育史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与上面所提到的识字教育的兴趣没有直接的关联。“儿童史”的起源受到了法国史家 PhilippeAries 的影响。Aries的成名作就是《历史上的儿童：家庭的社会史研究》[49]。这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颇引起注意。他认为近代教育思想创造出一个所谓“儿童”这样的阶段，把他们从大人的世界切割出来，受到过分的保护，犹如一个无形的监狱，影响了儿童的独立性，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这种说法颇有挑战进步史观的意味。但是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当时仍然很深，因此许多学者都以为有一个“儿童”的阶段，乃是教育思想上的突破。后者这个误解反倒成了“儿童史”的主流思想。我在1982年应邀到奥地利萨尔兹堡（Salzburg）大学发表有关宋代儿童教育的文章，采用的就是这个“误解”的观点。[50]事实上，下面要提到的《中国历史上的儿童观》一书，其作者也大致以“儿童”阶段的发现为一个正面的发展。[51]

《中国历史上的儿童观》是一本论文集。它的编者Anne B．Kinney专治汉史。本书的结论是中国儿童受到的教育包括了大量的孝顺、祖先崇拜、父系价值（或说是父权主义）的观念。他们也从小受到阶级性的教导，要重视尊卑，接受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当然，编者还是强调这些也都只是概括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

“儿童史”的研究对教育史自然有其意义和作用，不用多费唇舌。在台湾，周愚文和熊秉贞也都有专著发表。可见Aries的理论引人之深。[52]

家庭教育方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系统成熟的作品。虽说英美的学者非常重视传统中国的家族活动，对家族的研究在过去三十年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家庭或家族教育的研究，除了早年邓嗣禹翻译的《颜氏家训》之外，[53]想不起有什么其他的书。但是与家族生活有关的书毕竟还不少。简单介绍如次：

首先应提出伊沛霞（Patricia B．Ebrey）的《宋代家庭与财产》。[54]这本书把袁采的《世范》翻译成英文。《世范》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一篇家训作品，代表的是十分现实、功利的家庭观念。主张家庭要把财富投资在土地上面。其家庭伦理观念颇具有实用性，劝诫老少都努力维持，如此才能保住家庭的永续性。这样的理论带有家庭教育的意味，从上层社会的观点看，它的确也具有一定的教育的意义。

上面提到的 Hilary Beattie所写有关桐城张氏家族的研究，其中也将张英的《恒产琐言》翻成英文。张英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因此Beattie的贡献也是重要的，只可惜她的关心不在内容分析，而在家族发展的过程。不管如何，这本书也算是对家训研究的人有一定的价值了。

总的来说，有关家训的研究也还是乏人问津，踵续无人。非常可惜。[55]

以上简短地讨论妇女及儿童教育的研究。由于这些题目都比较新颖，能参与研究的学者有限，所以目前的成绩还不显著。

注释：

[1]Karl A. Wittfogel，“Public Office in the Liao Dynastyand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1947）.

[2]Edward A. Kracke, Jr.，“Family vs．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1947）.我在70年代写成的《公正、平等与开放》对这段公案有所讨论。见本人的《宋代科举散论》（台北：东升，1980）。

[3]同一年(1947)，“社会流动”这个名词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潘光旦与费孝通写了一篇《科举与社会流动》的文章，登在《社会科学》的第四卷。这里不讨论这篇文章。

[4]Francis L. K．Hsu，“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XIV（1949）．

[5]Dents Twitchett 在一篇1965年的演讲里，就提议应该重视中国人的宗族组织，他认为虽然核心家庭未必能代代产生官员，但是只要同一个家族能这么做，那么这个家族就能继续拥有社会优秀分子的地位。当时他对“家族”的定义并未提出来，恐怕也还不甚了了。他的演讲辞题为：“A Critique of Some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登于Transactions of the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vol．10（1965）。按，这篇文章我曾经翻译为中文，登在1975年的《思与言》。

[6]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7]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Their Rol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1955).

[8]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认真地看待许烺光的意见。

[9]Hilary Beattie，Land and Property in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79）．

[10]这里引用的是钱穆的说法，见《国史大纲》（台北：商务，1960），292。不过，钱穆这里说的是参政权是向所谓的“优秀分子”开放的。只是他的“优秀分子”和Hartwell所说的大家族子弟是不同的。

[11]Hartwell另外提出究竟宋代的所谓优秀分子是不是从唐代的贵胄（世家大姓）遗存或接续下来的问题，我在别的地方另有介绍及讨论，这里不再触及。请参看《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1993），《中译本序》。这篇序对Hymes、下面要提到的Davis，以及贾志扬等人的观点也有比这里更为详尽的介绍。另外，我在《宋代社会与家庭：评三本最近出版的宋史著作》的书评论文中对Hartwell的论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登在《清华学报》，新19卷（1989），第1期。

[12]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Fu-chou，Chiang-hsi,in Northern andSouthern Su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6）.这本书我写有英文书评，登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Oriental Society vol．109，no．3（1989），PP．494－497．

[13]Richard L．Davis，Court and Family inSung China，960－1279（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这本书我另外写有英文书评，登于Journal of AsianHistory，vol．21，no．l（1987），pp．91－92．

[14]Beverly J．Bossi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Status，and the S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98).这里必须提到陶晋生教授的近著：《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2001）。陶氏的书虽以中文写成，但是与最近美国的学术趋势，相互呼应，其结论有调和两边说法的意味。

[15]John W．Chaffee，The Thorny Gate of Learningin Sung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5）.此书由我推荐，有中译本。由台北的东大出版(1995)。又，贾志扬的书于1995年出版修订本（基本上是再版），我写有书评，登于China Quarterly．vol．35（1997）.pp. 1378－1379．

[16]当时Hymes的书还没有出版。

[17]Thomas H. C.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2).

[18]特奏名出身的人一般是已经参加过多次（一般而言，十五）的考试，仍无法乡试中举（即等于无法考上后代的举人），那么政府会让他们以“特奏名”的资格任用，官位很低，年纪当然都相当大。

[19]最早也是因为对社会流动这个观念的兴趣，研发出像Wolfram Eberhard的Conquerors and Rulers,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77)的作品，现在已经被忘记了。但是在70年代，两本比较重要的著作，现在还受到注意：一是David Gohnson的The Medieval ChineseOligarchy (Boulder, CO: Westview,1977); 一是Patricia B. Ebrey 的The Aristocratic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8)。我写有书评讨论前书，登于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Kong), vol. 19, no. 2 (1981), pp. 249－252.

[20]著有Kinship Organization in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1958),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London: Athlone, 1966), 及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70) 等书。

[21]Thomas H. C. Lee, “Academies and Local Culture: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yang, Fu-chien, 1000－1400”,登于中国文哲所编，《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Chu His Studies,) (台北：“中央”研究院，1993) ,vol. 2, pp. 945－998.

[22]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History, MichiganMonograph in Chinese Studies, No.58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23]“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刊于Frederick W. Mote & Denis Twitchett,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Ming-Ch’ing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Edifying Knowledge: The Building of SchoolLibraries in Ming China , in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7, no. 1 (1996), pp. 93－119.

[25]Peter Bol, “Local History and Family in Past andPresent,” in Thomas H.C. Lee, ed., 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the Pa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3,) pp.307－347.

[26]战后只有早年德国学者Tilemann Grimm 所写的Erziehung und politikim Konfuzianischen China der Ming-Zeit (《明代教育与政治》)，1368－1644（Hamburg，1960）。这本书从官学教育的特点来讨论中国政府如何透过科举以建构官僚体系，以及官僚在中国社会享有特权的教育背景。这样的切入点现在看来已经十分陈旧，但是毕竟是当时的学术风尚。Grimm后来专门研究中国的“提学司”，写有有关宋代开始设立“提举学事司”以及明代的提学的文章：“The Inauguration ofT’i-chu hsueh-shih ssu (educational Intendant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Dynasty,” in Etudes Song, vol. 1 (1976), pp. 259－274; “Ming EducationIntendants,” in Charles O. Hucker, ed.,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29－148.

[27]Rural China , Imperial Control in the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28]“Confucianism and Popular Educational Works,” inWin.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31－366.

[29]东京：国书刊行会于1960出版。

[30]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31]《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1987。

[32]最近出版的有关道家或道教的书虽然也不少，但是都没有提到余英时这本书。本来余书也没有用太多的篇幅来讨论新道教的宗教伦理，所以专门研究道教的学者没有注意到他的书也不奇怪。重要的是通俗宗教的社会功能及作用渐渐受到注意。

[33] Way and Byway: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34]像宋元的新道教，研究的人还是很少，最近出版的两本有关道教的书，Jennifer Oldstone-Mooreh,Taoism: Origins, Beliefs, Practices, Holy Texts, Sacred Places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以及Russell Kirkland, Taoism, theEnduring Tradition (London, Routlege, 2004)对之都只有浮光掠影的讨论。

[35]我在Education in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 pp. 346－349对“榜书”功过的做法（从王阳明的乡约开始，历海瑞而东林书院都有这样的做法）有初步的讨论，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及注意的现象。这种风气属于公开的做法，但一定与私人自省的做法有相通及相互影响之处。

[36]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1).

[37]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e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5).

[38]James Hayes及Barbard Ward两位。另外，James L．Watson也是人类学者。三位都曾以香港作为他们研究的田野对象。可惜的是作者中一个华人或华裔学者都没有。

[39]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Ch’ing China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40]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Reorientation of Lu 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3).

[41]阳明学说当中有一点十分重要而为过去学者所忽视的，就是音乐、吟咏和歌诗在教学上的积极角色。这一点我在我的Education in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书中特别加以讨论，见该书 pp．341，344，356，506，629－630等。

[42]William Rowe: "Education and Empire inSouthwest China, Ch'en Hung-mou in Yunnan, l733－1738," in BenjaminElman & Alexander Woodside,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pp. 4l7－457.

[43]上面提到的Timothy Book为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写的文章，就触及相近的领域。另外收在本书的周凯荣（Kai-wing Chow）所著的《近世中国的出版事业，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 Culture,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也是重要的例子。这里不再介绍。

[44]Nancy Lee Swan, 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of China (New York：Russell& Russell, l980 reprint of l932 ed.).

[45]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l994).

[46]Patricia B. Ebrey, The Inner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47]SusanMann, Precious Recor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8]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 a History (Leiden& Boston:Brill, 2000), p. 476.

[49]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这本书由Robert Baldick 翻译为英文(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50]Thomas H. C. Lee, “The Discovery of Childhood,Children Education in Sung China,” in SigridPaul, ed.： Kultur —Begriff und Won in China und Japan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1984), 159－202. 我这篇文章是英语世界以“中国儿童观”作为主题的第一篇论文。

[51]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该书有这样的说法：“虽然（汉代人）不注意儿童是一个可贵的阶段……”见页36。我写有该书的书评，登于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Hawaii), vol. 6(1997), pp. 454－457.又，Anne Behnke Kinney另有专门关于中国古代儿童的著作，于2004年出版：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and Youth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在这本书里，似乎她对汉代的儿童观有了一些改变。此书有周愚文的书评，刊于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44 (2005), no.3.

[52]周愚文：《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台北：师大学苑，1996）。熊秉贞：《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台北：麦田，2000）。又，熊秉贞的英文专著也已经于2005年由Stanford UniversityPress出版，题为A Tender Voyage，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另外，John Dardess 在1991年曾写有“Childhood in Pre-Modern China,” 登于HJoseph M. Hawes, HN.Ray HinerH, ed. Children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International Handbook and Research Guide (Hamden, CT.: Greenwood Press,1991)。这篇文章未见很多人引用，因此不必重视。

[53]Teng Ssu-yu, The Family Instructions of the YenClan (Leiden: E. J.Brill, 1962)。按，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D．C．Lau）可能认为邓氏所译的《颜氏家训》不够好，所以曾试着也翻译了一两篇，登在Renditions，vols．l（197）＆33（1990）上面。

[54]Patricia B. Ebrey, 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China，Yu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55]无怪乎治学勤奋、著作翔实的 William Rowe在他有关陈宏谋的文章中，沿用旧说，以为《朱子家训》的作者是元代的朱用线，一些研究地方大家族的（如Robert Hymes, “Liu Chiu-yuan,Academie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Local Community,” in Win. Theodore de Bary& John W. Chaffee, ed.: New-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irst Stage, PP.432－456Al. John Dardess, “The Cheng Communal Famil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Neo-Confucianism in Yuan and Early Ming China,” in 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 vol. 34 (1974), PP. 7－52）也都会提到家训，但是没有系统地处理。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

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