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东佳书堂是书院吗?——关于书院起源问题与徐梓先生商榷

张劲松：东佳书堂是书院吗？

——关于书院起源问题与徐梓先生商榷

一

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起源于何时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充满争论的复杂问题。自宋代迄今至少有六种不同观点[1]，而在这六种观点的背后是对书院性质的不同认识，“由于研究者对书院性质和特点的界说不一，对此依据的资料有别，所以认定书院起始时间说法各异”[2]。近人通过对制定于唐代的《江州陈氏家法》中有关“东佳书堂”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以“东佳书堂”为代表，书院始于唐代的观点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肯定。[3]从富有藏书、聚书讲学这两个本质特征来看，[4]书院始于唐是历史的必然。在唐代，雕版印刷术得到发明和推广，书籍的生产得到迅速提高。书的广泛流布解决了学校无藏书、读书人无书读的难题；而中唐以后战乱频仍，官学不济，“士病无所于学”，加之中央集权统治需要，科举取士制度日渐成熟，读书人面临通过科考向上层精英社会流动的机会却无处读书准备应考的矛盾；中唐以来地方家族（庶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则为书院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家族举办书院可“家传孝义”，稳固家族秩序，形成家族聚居的心理环境；家族书院又以培养族人“期取青紫”为目标，从而达到提升家族地位，促进家族发展的目的。[5]家族不但能够为书院提供较充足的经费支持，如割族田为学田，通过学田的收入解决书院购书、延聘师资等问题，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办学，除家族子弟外还允许外姓子弟在书院求学，从而使家族子弟见闻博广，有益于学。[6]诚如马端临（1254－1323年）所言：“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7]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以教授生徒为主要任务的书院，便是家族书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家族书院唤来了唐宋书院千姿百态的春天”。[8]江州义门陈氏所办的东佳书堂则是唐代书院的典型代表。

江州陈氏始祖为南北朝陈宜都王叔明之后，唐开元间，陈旺自庐山圣治峰下迁往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定居。陈旺定居德安后，以孝道礼法治家，“合族同处，迨今千人。室无私财，厨无异爨。长幼男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自是家益昌，族益盛矣。”[9]唐僖宗朝令行旌表，南唐升元元年（937年）特立为义门。为使家族同居共爨而百年不散，江州陈氏七世孙陈崇在唐大顺元年（890年）制定《江州陈氏家法》（又称《陈氏家法三十三条》等）。[10]他在《家法》中确立了家族的宗法管理制度和家族成员在分配中的“均等”、“和同”权利等。维护家族稳定除《家法》在制度层面上进行规范约束、保证平等外，族人的宗法伦理意识也不容忽视。人伦纲常意识的培养离不开学校教育，与此同时，一个家族有没有宗族子弟出入官场文坛、获取社会声望是家族兴旺的重要标志。宗族子弟获得社会声望与地位的可靠途径，从唐代开始，是走科举入仕的道路。[11]《江州陈氏家法》对此有明确规定：

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志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功业精进应举者。见置书籍外须令添制，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失去。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12]

现存有关陈氏东佳书堂的史籍文献很多。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称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其家。”[13]马令《南唐书》：“（陈氏）建书楼于别墅，以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14]五代南唐中书舍人徐锴（920—974）在《陈氏书堂记》中称东佳书堂有“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15]等等。这个最迟建于唐大顺元年（890年），[16]北宋初期即为“鼎峙乎江东”三书院之一的有固定学田、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书籍还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并以科举考试为目标，实施古代大学教育的“书堂”是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最为详实和可靠的唐代书院，是古代早期书院的典型代表，被称为“我国早期具有教育功能书院初步规范化的标本”。[17]

二

2000年，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史》一书中对唐代东佳书堂的书院性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书中的引言部分指出：“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18]他进而认为《全唐诗》中有“书院”名称的11所书院，“见于唐朝人的诗文，最为可信，但它们参差不齐、不规范，并多与人名或地名联系在一起，除了反映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之外，也体现了它更多地属于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的性质”[19]。个人读书之所因无教学活动，当然可以排除在书院之外。而对于各种地方志中有关唐代书院的记载，徐先生的态度也较审慎，即使是明确记载有教学活动的4所书院（江西皇寮书院、梧桐书院、义门书院和福建松州书院），徐先生也认为“这些书院，名称规范，与《全唐诗》中唐人书院名称大不相同，很值得怀疑。至于有教学活动的4所书院，问题就更多”[20]。随后他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即陈氏东佳书堂为例，通过对《陈氏家法三十三条》、徐锴《陈氏书堂记》和释文莹《湘山野录》及《元史》相关内容的分析与考证，认为“书堂或书屋不过是为了有所指称，有所区别，至于（陈氏书堂）书院之名，那就更谈不上。……书院之名，不过是后人依其性质附加的结果。可以说陈氏书堂已有书院之实，而尚无书院之名”[21]。根据北宋文学家杨亿（974－1021）《雷塘书院记》中有“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一说，“同是学塾，杨亿称陈氏的为学堂，称胡氏的为书院，可见作者是审慎的，也可知华林书院当时确有其名”[22]。从而徐先生认为真正名实相符，“作为教育机构并有相应名称的书院，现在可以考定出现在五代时期”[23]。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唐代是否有名实相符的书院难以判定，东佳书堂在唐代是否有“书院”之称也难以确认，徐梓先生因东佳书堂“名实不符”，不是书院，从而间接地否定了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观点并提出书院起源于五代的看法。“书院”这一名称能否构成我们判断古代某一类教学机构是不是书院的必要条件呢？简言之，东佳书堂是书院吗？这关系到书院的起源时间问题，不可不辨。

三

如前文所述，东佳书堂为民间力量创办、有藏书和学田制度，实施高于蒙学的教学活动，具有书院的主要特征，而从唐宋时期的“书堂”、“书舍”、“书斋”等名称和“书院”存在着互用、通用的事实来看，可以认定东佳书堂是一所典型的书院。

北宋初期，陈氏因累世聚居，得到朝廷的旌表，宋太宗赵光义赋诗称其“三千余口文章第，五百年来孝义家”[24]。当时为陈氏东佳书堂赋诗、题词的权臣、文士也不少，在他们的诗赋里面东佳书堂或称为“书堂”，或叫做“书院”，称谓并不一致。如宋琪（917—996）有“寄题东佳书院”诗，盛赞陈氏“群贤肄业文方盛，孝友待家族更豪”[25]。杨亿在“题东佳书院”一诗中赞书院“生徒似东阁，书籍胜西斋”[26]。晏殊（991—1055）则在《赠义门陈村东佳书院》中为陈氏“趋庭子弟皆攀桂，弹铗宾朋偏食鱼”[27]而感叹；而钱若水（960—1003）为陈氏题有《东佳书堂》诗：“居处东佳对白云，义风深可劝人伦。儿童尽得诗书力，门巷偏多车马尘。”[28]可见在北宋初期，“书院”、“书堂”之称并不固定，存在着互用的情况。

杨亿为南康军建昌县（今江西安义县）义居洪氏撰写的《雷塘书院记》是我国古代较早的一篇书院记，其中写道：

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骛。宜乎与二家者鼎峙于江东矣。[29]

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把“东佳书堂”（在此记中又被称之为“学堂”）、“华林书院”和“雷塘书院”并称为“鼎峙乎江东”的著名学校，他显然认为这三所家族学校在办学层次、类型及影响上的类似，书堂与书院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若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只有不同的人在称谓此类学塾时的习惯不一而已。而在“鼎峙乎江东”的三学校中，华林书院的称谓也时常不一，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称之为“书院”，徐铉（917—992）的《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中则是“书堂”[30]，而王禹偁（954－1001）的《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书斋记》又把华林书院称为“书斋”[31]，其实，书院、书堂和书斋均指同一所家塾。“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的互用、通用情况还有很多，如据《范文正公年谱》记载，范仲淹（989—1052）曾于宋真宗祥符四年（1011年）23岁时“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32]，这个“学舍”就是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应天书院的前身为戚同文主持的睢阳学舍。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就戚同文旧居构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千卷，并献于政府，宋真宗“由之嘉叹，面可其奏”[33]，并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就是这样一个有钦定“校名”的书院，其称谓在当时也因人而异，极不固定。范仲淹于祥符四年（1011年）入书院，祥符五年（1012年）即“举进士礼部第一”，六年（1013年）范仲淹有“睢阳学舍书怀诗”，[34]在诗题中他把“应天府书院”称为“学舍”；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在《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中又称“学舍”为“应天府书院”[35]，等等。

“书院”与“书堂”、“书舍”等互用、通用的情况在南宋时期也非常普遍。淳熙七年（1180年）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开堂讲学，应朱熹之请，他把讲学内容整理成《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在讲义中陆九渊即把白鹿洞书院称为书堂：“比来得从郡侯秘书至白鹿书堂，群贤毕集，瞻观盛观，窃自庆幸！”[36]陆九渊在这里很自然地把“书院”和“书堂”通用。据南宋时期编撰的《景定建康志》记载，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明道书院曾为明道先生（程颢）立后并教养于书院中，“前政马观文以是邦明道书堂在焉，迎就教育，并其母曾馆之官宇，月给有差。……建康府月支三百贯十七界，米二石，一半付程掌仪取支，为曾母逐日供给之用，一半椿之书堂，为曾母衣服等用；明道书堂每日行供折钱……为幼学日食之用；程掌仪必贵任教导之责，书院月饭束脯五十贯十七界，米五斗”[37]。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书堂和书院互现，可见即使在书院发展最为鼎盛的南宋时期，“书堂”和“书院”的互用、通用现象还是十分正常的。

“夫书院非古也。……至唐末，校官又旷厥官，而乡大夫之有力者，始各设书院，教其子弟。”[38]书院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是国家规定的一种学校制度，而是民间人士自发创造的一种教育模式，所谓“前规后随，所务兴起”。书院的名称更没有强制的规定要求，经常和书堂（书舍、书斋等）互用、通用。因此，“书院”这一名称并不能成为判断某一学校是不是书院的必要条件。“有书院之名而无教学之实的肯定不是书院；有书院之名亦有教学活动的不一定就是书院；没有书院之名的不一定不是书院。”[39]关键要看是不是有藏书并实施一定的教学活动。从东佳书堂聚书复教学的特征来看，可以认为东佳书堂是一所标准的书院，从这个角度来说，否定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注释：

[1]朱熹等认为书院始于唐，他在《石鼓书院记》中有“石鼓据蒸湘之会……故有书院，起自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之说，元代吴澄亦认为书院“肇于唐，盛于宋”。李才栋等亦认为书院始于唐，而东佳书堂是其中代表；近人盛朗西等认为书院始于五代，建于南唐升元四年（940年）的“庐山国学”是我国最早的聚徒讲学的书院。徐梓在《元代书院史》中也认为“作为教学机构并有相应名称的书院，现在可以考定出在五代时期”，但其代表是五代时期豫章胡氏的华林书院。李全德则在《十国学校考》中认为“最早的书院应当建于唐末的江西江州陈氏东佳书堂，它在南唐时期发展成为书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书院始于北宋，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起源问题详见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16页）、徐梓著《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任爽主编《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164—165页）。笔者对徐勇、李全德同志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2]王炳照，郭齐家：《中国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17页。

[3]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58页）；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8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57页）；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3－16页）；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1－13页）等。

[4]李国钧：《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第2页。

[5]张劲松：《书院与科举关系的再认识》，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第1期。

[6]（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22页。

[7]（南宋）马端临：《天下四大书院》，《文献通考》卷四十六，万有文库本。

[8]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11页。

[9]（南唐）徐锴：《陈氏书堂记》；（清）董诰：《全唐文》，卷八八八。

[10]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2－26页。

[11]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9页。

[1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6页。

[13]（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6页。

[14]（北宋）马令：《南唐书》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5页。

[15]（南唐）徐锴：《陈氏书堂记》；（清）董诰：《全唐文》，卷八八八。

[16]南唐中书舍人徐锴《陈氏书堂记》有“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一文。“龙纪”系唐昭宗李晔年号，为公元889年。可见，陈氏在自889年后即有族人就学于书堂并登进士第，东佳书堂之设最晚不会迟于890年。

[17]李才栋《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8]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页。

[19]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页。

[20]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页。

[21]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页。

[22]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5页。

[23]徐梓《元代书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页。

[24]《江州义门陈氏诗、联（选辑）》，阮志高：《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研究》，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9（专刊），第18页。

[25]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66页。

[26]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66页。

[27]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67页。

[28]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66页。

[29]（北宋）杨亿：《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武夷新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30]（北宋）徐铉：《洪州华山胡氏书堂记》，《骑省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

[31]（北宋）王禹偁：《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小畜集》卷十九，四库全书本。

[32]（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50页。

[33]（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18页。

[34]（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60页。

[35]（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6页。

[36]（南宋）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陆九渊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75－276页。

[37]（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38]（清）王昶：《天下书院总志·序》，台北：台湾广文书局，1974。

[39]李全德：《十国学校制度考》，任爽《十国典制考》，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65页。

作者单位：江西教育学院教育系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七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