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曦:先秦蜀国城市起源与形成初论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先秦城市史是一个有待不断加强和开拓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先秦区域城市史、先秦方国城市史的研究,是城市史研究和古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公元前316年,秦国灭掉蜀国并在此推行新的郡县制度,从而使蜀地城市的发展开始纳入秦国城市发展的体系之中。在此之前,先秦蜀国的城市发展在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走过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由于史事记载的简略,认识蜀国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和困难。近年来蜀文化考古的巨大进展,特别是系列城址的发现,为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宝墩遗址出土文物

一、蜀国城市起源与形成的历史地理环境

先秦蜀国的主要地理区域是四川盆地,其城市的起源和形成与其所处的四川盆地的历史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四川盆地隶属我国大陆地势的第二阶梯,是典型的四周高山环绕、内部为河谷丘陵平原的内陆盆地。据相关研究,这一地区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国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即近一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是由寒冷干燥期与温暖湿润期交替出现,距今10000-8000年是寒冷阶段,年温比今天低4-5℃;距今8000-3000年属暖热阶段,年温比今天高3℃左右,湿度也较今天要高;距今3000年以来气候进入温和阶段,温度变化不大。四川盆地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特别是距今8000年以来气候向温暖湿润的转变,已得到了来自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的实物资料的证实。四川盆地距今8000年以来的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本地区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社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四川盆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距今8000年以来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极大的促进并加快了该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为城市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四川盆地的独特地形对于古代巴蜀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四川盆地是全国一个特殊的自然区域,其自然地理特征非常明显,区域界限十分明确。从地形上看,四川盆地属典型的完整盆地,四周为海拔2000-3000米的高山和高原所环绕,中间为海拔300-700米的河谷平原和丘陵。盆地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盆地内的长江支流北侧较大,有岷江、沱江、涪江和嘉陵江等,南侧的支流较小,有乌江、赤水河等,构成了向盆地中心辐射的不对称水系。长江干流则向东切穿巫山而去,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盆地内自西向东由成都平原(又称盆西平原、川西平原)、川中丘陵(盆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盆东平行岭谷)三部分组成。四川盆地河网密布,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为该区域早期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文明等的起源和形成以及整个社会的演进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地理环境。此外,四川盆地由周围的边缘山地组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边缘山地在史前时期一方面相对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促使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中心在盆地内的形成。

四川盆地是史前农业较早得到发展的地区之一。在宝墩文化的系列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的小型石斧、石锛、石凿为主,还有石刀、石铲、石杵、石锥、石镞和石矛等,此外,还发现了“锄形石器”等石器农耕工具。从中不难看出,经济生产当以农业为主,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兼营渔猎和采集。这些已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手工工具,而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工具却发现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多为骨质和木质,不易保存到现在。木质工具在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生产中远比笨重的石器工具更为便利和适用。骨木质农业生产工具的大量加工应是手工工具大量存在的原因。生产工具的制作特别是农耕生产工具的制作反映出四川盆地史前农业生产的发展。

除农业之外,史前时期四川盆地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宝墩文化遗址大量陶器残片的发现,反映出当时制陶业的发展水平。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明了制陶水平的提高,至此,制陶业发展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青铜器制造和玉器制造至商周时期已是这一地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中可得到确认。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蜀地城市的起源和蜀国城市的形成乃至其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人文地理环境,正是在农业、手工业等较早得以发展的地区,城市以及整个社会也率先获得了发展。然而,在四川盆地内部,早期农业和手工业等的发展也表现出地区的不平衡性,包括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区在内的川西地区,土壤肥沃,河流密布,适合发展农耕;而川东的平行岭谷区虽有丘陵和谷地,但谷地面积相对较小,与川西相比,农耕条件相对较差。与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相联系,川西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早于和快于川东地区。据蒙文通的研究,《尚书·禹贡》所载的梁州主要是指得到较早开发的川西地区,而对开发较晚的嘉陵江以东地区却未提及。这种生产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到了该地区社会整体历史发展的空间差异和分布特点。

二、宝墩文化城址:蜀地城市的起源

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发现了大量的史前城址,已得到确认的城址有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崇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紫竹古城。2003年,又在成都附近的大邑县先后发现了大邑盐店古城和高山古城,从而使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总数上升至8个。这些史前城址的发现和确认为探讨蜀地早期城市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这些城址皆属于宝墩文化的范围,从这些遗迹和出土文物来看,成都平原在距今4500年以来已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与此同时,城市也处于起源过程当中。

宝墩文化史前城址中发现有大型房址,很可能是礼仪性建筑。郫县古城遗址的大型建筑F5位于遗址的中部,平面为长方形,长约51.5米、宽约10.7米,面积约为551平方米。“F5当不属一般的居址,可能为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如举行公共仪式活动的场所。”崇州双河遗址中发现的房址F1,南北宽8.3米、东西长8.5米、面积达70多平方米,现存柱洞14个,构成“十”字形布局。“该建筑有可能是当时一种等级较高的活动场所。或许这一区域附近就是当时的一个中心区域,应建有与高大的城垣及精美的陶、石器相符的等级较高的建筑设施。”随着对这些城址的进一步发掘,大型建筑基址可能不断会有新的发现。这些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反映出成都平原史前社会已迈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中,还出土有一些礼器。郫县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用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陶器和磨制石器,此外还发现1件通体磨制的玉器残块,这件玉器很可能属于一件极为珍贵的礼器。崇州双河城址中发现了三孔石钺,属于一种礼器,“此器选料精细,石质上乘,做工精致,造型特殊,是探索本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目前,成都平原这批史前城址的考古工作开展得还极其有限,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礼器的出土可能会有所增加。礼器的出土,折射出这一时期该地区社会的进步。

从宝墩等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当时的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体,农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在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水稻硅酸体的存在,证明成都平原至迟在这一时期已开始种植水稻。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结合城址中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发现和礼器的出土,我们可以推定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发展正处于国家和文明的起源阶段。有学者认为,这时的成都平原已经建立起了早期国家——可能是酋邦制国家。“宝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组织是发展比较充分、形态比较典型的酋邦组织,由各座古城共存形成的古城群,则是考古所见成都平原最早出现的酋邦社会,它预示着文明时代的即将到来。”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发现,不仅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说明四川盆地蜀地社会正处在国家和文明的起源过程中;而且说明在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同时,蜀地城市也正处于起源阶段。从考古发现的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来看,面积最大者宝墩城址达60万平方米,城址平面形状有方形和多边形,都江堰芒城城址、崇州双河城址和紫竹城址的城垣为内外圈双层,除外圈城垣外有壕沟外,内、外城垣之间也有壕沟存在,郫县古城城垣外也发现了壕沟。这些城垣的存在尤其是双圈城垣和壕沟的存在,更加说明这些城邑的主要功能是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也可能具有重要的宗教功能,这一点尚须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历史上有些城墙曾承担着防洪的功能(如历史上武汉和太原城市的城墙),然而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城垣结构来看,其主要功能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防洪功能,而应是军事功能或宗教功能。中国城市在起源过程中也大多如此,“‘五帝’时代出现了城堡建筑物,这是城市的原始形态,它以政治、军事和宗教功能占主导地位。”长方形或方形城垣结构的出现,“其中既隐含着防御体系的重大变化,可能还隐含着社会内部组织结构的重要变革”。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在成都平原的出现,是蜀地在农业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政治变革引起的战争加剧的反映,出于不断需要加强的保卫政权和宗教组织的军事防御的需要,拥有高大城垣和巨大壕沟的城邑开始形成,这些城邑就是萌芽阶段的城市,标志着真正城市正在起源过程当中。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已经不同于一般的乡村聚落,它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已处在向真正城市迈进的城市起源过程之中。

三、三星堆城址: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国都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发现以来,曾多次进行过调查、掘和发掘,特别是1986年以来,随着一、二号祭祀坑的发掘和随后进行的考古工作,使三星堆遗址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三星堆城址的确定及其相关考古发掘,为揭示古蜀国特定时期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可能。

《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太平御览》引《蜀王本纪》对此也有相似的记载。鱼凫是蚕丛、柏灌之后蜀地的第三代蜀王,曾活动于或者说最后活动于湔山一带,湔山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境内。在三星堆城址及相关文物发现以后,学者们认定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时代的城市,三星堆遗址的文化是古蜀国鱼凫世的文化遗存。

从年代上推算,也可大致确定三星堆文化为古蜀国鱼凫王朝的文化。前316年,秦灭开明氏蜀国。据《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开明氏统治蜀国共有十二代。罗泌《路史·余论》说杜宇禅位开明后,经十一代350年为秦所灭。据此推算杜宇时期的结束当在公元前666年左右,这一说法与开明氏共经十二代可大致吻合(平均每代近30年)。有学者提出,“望帝的禅位鳖灵(令)很可能在公元前650年上下”。关于开明取代杜宇的时间虽然已无法确知,但大体时间在春秋早期偏晚或春秋中期应是可信的。杜宇王蜀有多长时间我们无从知晓,若以与开明王朝相当或者略长于开明王朝的时间400年左右计算,杜宇时代相当于西周和春秋早期,此正好与三星堆文化消亡的时间相一致。杜宇之前为鱼凫时代,相当于商代至西周初年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应属于鱼凫时代,三星堆文化是鱼凫时代的蜀国文化。从考古文化来看,十二桥文化是在继承三星堆文化的基础上的新的发展,与文献记载的杜宇时代大体对应。可以认为,大约在商末周初,杜宇战胜了鱼凫,三星堆文化由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古蜀国由鱼凫王朝跨入了杜宇王朝。

三星堆遗址中大量青铜器和礼器的出土、大型礼仪性建筑遗迹的发现和宗教性建筑的存在、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址的发现,无不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家已经出现,蜀地真正城市已经形成,社会发展已处于文明阶段。“如果说宝墩等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尚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时期的话,那么在宝墩文化基础上脱胎发展而来的规模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则显示出古蜀王国在这个时期已完全进入文明社会,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和西亚文明以及世界上其他青铜文明媲美的文明形态。”

三星堆古城与宝墩文化城址不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这一城市墙体高大,以城墙、壕沟、河流等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城市面积广大,占地面积达3.5平方公里,在同期古城中位居前列;城内具有一定的功能分区,建有高大的各式建筑,是区域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城市周围地区还分布着众多的居民聚落,已发现文化遗址有数十座,这些遗址同古城一起形成了宏伟宽广的三星堆文化的区域空间。由此看来,这座古城并非一般意义和规模的城市,应是古蜀国历史时期的王都。对此,考古报告指出:三星堆“城址规模很大,文化内涵丰富,无疑是一个方国的中心都邑”。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等可做出推断,三星堆古城应是鱼凫王朝的国都。

三星堆鱼凫国都作为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区域中心,其城市发展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一点可从城址等遗迹以及出土文物中有所反映。三星堆城址面积达3.5平方公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城址形状呈梯形,三面围墙,南北宽1400多米,东西长1600-2100米,三面城墙总长在5000米以上。遗址城墙高大,现存底宽40米,顶宽20米,高4-6米,加上北面临河可能建有一些防御设施,要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一定的技术水平,反映出当时古蜀国社会生产发展的高度,也说明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拥有较多的人口。如果再从城市的面积作一推测,鱼凫国都的常住人口数量应该较大。据推算,三星堆古城的人口至少应在12000至24000之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三星堆鱼凫都城是古蜀国人口和文化的集中之地。三星堆城址中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有的建筑面积可达200平方米,城内建有外形高大、装饰华丽神秘、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宗庙。由于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展的还十分有限,我们无法得知城内建筑的整体情况,但由已发现的建筑遗迹和文物推想,三星堆都城的建筑当十分壮观。从三星堆城址分析,鱼凫王都城内已有相对分明的功能分区。从三星堆到月亮湾的南北一线是都城的中轴线所在,城市的布局以此为中心展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等四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地点都位处这条中轴线之上,城市的宫殿区和作坊区分布于这条线的不同区段,中轴线的两侧分布着城市居民生活区,一、二号祭祀坑附近应是都城的宗教区所在。“一个以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区构成的古代蜀都,构成了商代长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的格局。”“宫殿区、宗教圣区、生活区、生产区,便构成商代三星堆蜀国都城平面规划的四个基本要素。”总的来说,三星堆鱼凫都城不仅规模很大,人口较多,而且城市功能分区相对明确,城市发展水平较高,是古蜀国早期城市的杰出代表。

三星堆鱼凫王都的城市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区域特色。首先,鱼凫王都是一座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城市。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宗教礼器占有极大的比重,有金器、青铜器、玉器、石器以及用于祭祀的象牙等动物遗骸,特别是大型系列青铜祭祀用器的出土,表明都城中宗教祭祀文化的重要地位。根据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器物,学者推测城内建有面积400平方米以上,高度至少在6米以上,且装饰华丽的气势恢弘的宗庙建筑。祭祀坑与三星堆应是一个整体,三星堆是当时城市居民举行各种祭祀礼仪的活动场所,人工夯筑的三个土堆也许就是祭祀社主的“冢土”即祭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祭祀是中国早期国家和民族的头等大事,一般说来,重视宗教祭祀是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共性之一,这一点在三星堆鱼凫王都中表现尤为明显。“宗教祭祀活动在其国家产生、文明出现的过程中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构成了早期蜀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显著的地方宗教文化特色构成了三星堆古城的特点之一。

其次,三星堆鱼凫都城的军事防御系统具有特色。关于三星堆古城城墙的功用,有学者指出与城市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关。段渝指出,蜀的大型礼仪中心,商代的三星堆古城是其中重要的一处,三星堆的大型礼仪宗教活动,“也许是在城墙上或广场上举行”。后又进一步提出,三星堆“大型宗教礼仪性活动,便是在宽阔的城墙顶上举行的。这种情形,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古代文明、印加文明的城堡、城墙的功能,竟恰巧相同,毫无二致。”许宏提出,三星堆“遗址所发现的城墙似乎并非仅为防御而建,极有可能还具有宗教与礼制的象征意义”。应该说,三星堆城墙可能具有多种功能,但雄伟高大的墙体,军事防御是其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三星堆古城北临鸭子河,城市应在河岸建有堤防或利用具有一定高度的天然河岸作为防御,河流和河岸共同组成了北部防线。城墙外挖掘有壕沟,与城墙一起增强了城市的防御能力。马牧河从城市折向流过,方便了城市的生产生活用水。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弄清城市的城门位置,也许在马牧河入城出城的地方便建有坚固的水上城门。三星堆军事防御系统由城墙、壕沟和河流共同组成,这种水、城、壕共同组成的城市军事防御设施体系,具有一定的地方文化特色。

最后,三星堆鱼凫王都的特点还表现在城市具有多重功能。三星堆古城作为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国都,首先是古蜀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政治功能显而易见,城址中宫殿遗迹的发现便是明证;三星堆浓厚的宗教文化和气氛,说明这里是古蜀国宗教文化和祭祀礼仪活动的中心,城市具有显著的宗教功能,这从遗址中大量宗教祭祀用器的出土和祭祀坑的发现可得到说明;为了保卫古蜀国这个政治和宗教文化的中心城市,鱼凫都城必须具有较强的军事防御能力,城市应具有军事防御功能,遗址中雄伟高大的城墙等组成的防御体系便是对此的最好说明。因此可以说,三星堆鱼凫王都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城市,其核心是政治和宗教二者合一的城市功能,军事防御功能是其城市核心功能的延伸和外部保障,这一点和中国其他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似之处。

四、先秦蜀国城市起源与形成的历史地位

就目前来看,成都平原发现的宝墩文化遗址等8座史前城址都筑有城垣,多数还发现壕沟,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其他形状,城垣有单圈和双圈之分,城址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反映出了蜀地城市、国家和文明社会的起源,据此,可将古蜀国的城市起源追溯到距今4500年以前。三星堆古城是古蜀国鱼凫王朝的国都,从城址发现和出土文物分析,此时古蜀国已进入文明社会,国家已经完全形成,蜀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业已形成。此后,蜀国城市继续发展,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曾是杜宇蜀国的国都。直至前316年,秦灭开明蜀国,代之以郡县建置,蜀地城市发展开始纳入全国城市发展的统一体系当中。

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形成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先秦蜀国城市的起源和形成作为中国早期城市发展史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以个案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城市起源和形成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受中国地理环境多样性特点的影响,各地的社会历史发展在早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华文明就是多元起源不平衡发展并最终融合为一体的,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国早期城市具有多元起源的特点。从已发现的近60座史前城址来看,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上游的广大地域之中,这些城址反映出中国城市在不同地域中的多元起源。各地城市在起源过程中处在相对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但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并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各区域城市多元起源,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区域的城市演进并不平衡,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率先在中原形成。其后,有些地域的城市发展受其影响,纳入统一的发展体系之中,而一些远离或与之相对隔离的地域的城市发展仍处在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当中。从中国早期城市起源和形成的整个过程和整个范围来看,中国早期城市具有多元起源和形成、不平衡发展的重要特点。

先秦蜀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充分体现出中国早期城市多元起源和形成、不平衡发展的显著特点。由于四川盆地自然环境的作用,蜀地城市的起源和形成是在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与其他地域城市的起源和形成具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色,体现出中国城市多元起源和形成的特点。古蜀国城市的发展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早期城市的发展相比较,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并不占优势,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城市所具有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作者简介：毛曦,大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

文//来自于《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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