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19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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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19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一、前言
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不仅是研究、传播乾嘉汉学的大本营，而且成为全国各地改革书院过程中仿效的榜样。著名的汉学家被延聘至各大书院讲学，还创建了不少以讲求汉学为己任的新书院。随着乾嘉汉学的衰落，这些书院在效仿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讲求汉学的同时，也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变通，主要表现是在书院教学中不再排斥科举之学，甚至认为科举之学和乾嘉汉学可以相互促进，以使这些书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的空间，汉学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直接、密切。与此同时，不少考课式书院为提高科举及第率，也将汉学作为教学和考课内容之一。这样，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和考课式书院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这也体现出科举考试制度对书院发展的巨大影响。
对于清代汉学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不少研究者从乾嘉学者书院不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标的言论入手，得出反对科举取士制度是汉学书院的一贯宗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中对书院“专重经史，不及制艺举业之书院”[1]大加赞赏。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提出：“（阮元）坚决地将时文帖括拒之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门外……这个根本宗旨既是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批判，也是对书院教育进行的重大改革。”该书还进一步提出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下，19世纪中后期的汉学书院也是以反对科举为主要宗旨的，“（湘水校经堂）把八股帖括从书院的教学内容中彻底排除出去，从而使新思想、新学术能在书院中有立足之地” [2]。然而，在科举制度依然是读书人仕进的最为主要的途径的现实条件下，加之乾嘉汉学的式微，汉学书院能否保持与科举制度完全绝缘，并以此作为与考课式书院区分的主要标志？这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重要学术问题。
二、汉学专门书院的设立和教学——反对片面追求科举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都是阮元为反对书院片面教授科举之学而建立起来的。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抚之时，于杭州西湖孤山创立“诂经精舍”，其目的在于研习和传播汉学。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对设立诂经精舍的目的和宗旨有清楚的叙述：
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尤近……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尝病古人之诂散而难稽也，予督学浙江时，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经籍纂诂》百有八卷。及抚浙，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治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3]
阮元认为“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4]，故而士人读书应当从经学开始，他认为“汉人之诂，去圣贤尤近”，因此特别推崇汉经。在治经的方法上，他认为要深刻领会圣贤之道，采用由训诂而通义理的方法。他既对理学家“但立宗旨，即居大名”的倾向表示不满，也不同意汉学家“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观点，提出应该“推明古训，实事求是”。[5]在阮元看来，在书院普遍教授科举的风气下，只有通过另外建立新的书院才能避免科举习气的影响。张崟在《诂经精舍志初稿》中引用黄以周《南菁文集》中的话来说明诂经精舍的宗旨：
古者王子、卿大夫之子，及国中俊秀之士，无不养于学，学校一正，士习自端，而风会藉以主持。自唐代崇尚诗赋，学校失教，华士日兴，朴学日替；南宋诸大儒，思矫其弊，于是创精庐以讲学，聚徒传授，著籍多至千百人，而书院遂盛。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于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我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6]
阮元任两广总督以后[7]，有见于广东地区士人的学风依旧是以科举制艺和陈白沙、湛若水心学思想为重，书院亦是为科举服务，“制举之外，求其淹通诸经注疏，及诸史传者屈指可数，其藏书至万卷者，更屈指可数，故州郡书院止以制艺试帖与诸生衡得失，而士子习经但取其有涉制艺者，简炼以为揣摩，积习相沿，几于牢不可破”[8]。为改变这种学风，他着手模仿浙江诂经精舍建立了另一所专攻汉学的书院，在文澜书院内悬挂手书的“学海堂”匾额，但只是“收卷悬榜”，汇收考卷，并无教学活动。他在与陈寿祺的信中说：“粤中学术故不及闽，近日生于书院中立学海堂，加以经史杂课，亦略有三五佳士矣。”[9]直至道光四年（1824年），才于“粤秀山林峦幽胜处”建学海堂，也只是为“端溪、粤秀、越华、羊城四书院诸生经学、史笔、词赋季课公所”[10]。虽然阮元也在学海堂宣讲汉学，训导士子，“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程，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11]，但此时学海堂的职能还只是以考课为主，教学功能还不突出。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离开广东赴云南就任云贵总督前，亲自为学海堂订下章程，使其教学活动的开展得到制度的保证。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教学过程中坚持以崇尚汉学的宗旨，这可以从阮元定名学海堂的原因上得到体现：
昔者何邵公学无不通，进退忠直，聿有学海之誉，与康成并举。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乃见主名。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家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12]
为此，这两所书院将科举之学完全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其反对科举的倾向十分明显。诂经精舍的主讲、著名汉学家俞樾云：“我浙素称人文渊薮，而书院之设，亦视他省会为多，其以场屋应举诗文课士者，则有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在，至诂经精舍则专课经义，即旁及词赋，亦多收古体，不涉时趋。”[13]不仅如此，诂经精舍还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程朱之学，孙星衍说：阮元“使学者知为学之要，在乎研求经义，而不在乎明心见性之空谈，月露风云之浮藻，期精舍之旧章，文达之雅意也”[14]。诂经精舍以“《十三经》、《三史》疑义”[15]为主要教学内容。学海堂的教学内容亦是以经史考据之学为主，创建之初，阮元要求生徒“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16]。
阮元的继任者两广总督卢坤沿袭了前任以经史考据课士的传统，并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主要包括《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等书。岳麓书院的高足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以后，恢复了学海堂专课肄业生的制度，将《史记》、《毛诗》、《昌黎》、《礼记》、《周礼》、《朱子大全集》、《尔雅》、《仪礼》、《春秋左传》等经籍作为教学内容。
除传统的经史、稽古之外，阮元认为：“凡所论述，期实有济于用”，因此诂经精舍传授“经史、苍雅、星纬、金石、考订、文艺之学”的同时，也“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等内容，其中尤其关注数学和天文学。他认为：
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伦之统系也。天与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赜，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可以不知数乎。[17]
在学海堂考课生徒时，他更是直接将天文学列为考题，题目为：
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海舶而来？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后？孰密孰疏？[18]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是将自然科学纳入教学内容最早的书院之一，既体现了以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的开阔视野，也是书院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一种自我调整，体现了书院发展的新趋势。
为检验教学效果，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都相当重视考课，但考课的内容和方式都与考课式书院完全不同。诂经精舍实行月课，孙星衍记云：“其课士，月一番，三人者迭为命题，评文之主，问以《十三经》、《三史》疑义，旁及小学、天部、地理、算法、词章，各听搜讨书传条对，以观其识，不用扃试糊名之法。”[19]诂经精舍“月率一课，只课经解史策、古今体诗，不八比文、八韵诗”[20]。精舍生徒陆尧春也说：“月试以文，则多碑记论策诸体，未尝杂以时艺。”[21]
学海堂则是实行季课，一般是由主讲或学长“发出题目，即行刊刷、粘贴学海及各学长寓所，随便分给，使远近周知”，限定考生在一定的时间内交卷，“向来交卷无期，在远处者不便，后公议发题之后不得过一月以外。定期两日收完”。[22]这种考试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开卷考试，主要不在于检查考生对知识的记诵，而是着重考察考生的独立见解和判断能力。考试的内容主要是经史考据之学，《学海堂章程》规定：考试“由学长出经解、文笔、古今诗题”[23]，考试内容即是经解、赋和诗，特别强调“诗题不用试帖，以场屋之文，士子不得肄习也”。[24]对于答题有创见的考生，学海堂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所有贡举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银一两，佳卷渐多，学者奋兴，有佳文一卷而给膏火者数月者”。[25]由此可见，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教学与考课内容都与科举考试完全不同，其反对科举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三、汉学书院的教学效果——汉学家和科举人才并蒂齐芳
按照一般的教学规律而言，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不一致，会直接影响考生的考试成绩。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教学内容完全排斥科举考试内容，从理论上而言，其生徒在科场竞争中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甚至根本不能科举及第。
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恰好与这一推论相反，他们中不少人不仅成为功底深厚的汉学大师[26]，而且也是科举考试的有力竞争者，占据了当地科举及第者的大多数。孙星衍说：诂经精舍“不十年间，上舍之士，多致位通显，入玉堂，进枢密，出建节而试士。其余登甲科，举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胜数，东南人材之盛，莫与为比”[27]。张崟在《诂经精舍志初稿》中说：“试觇自嘉庆六年以迄光绪癸卯百有三年间，浙江乡试四十有七科，曾有一科无精舍生徒预其选者乎？辜较计之，每科率占总数百之五六以上；而如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及癸卯科，且增至全额四之一，其陶育之广，收效之宏，为如何哉？”[28]
按照《清史稿·选举》载，嘉庆时期浙江乡试的录取定额为94名，如果以诂经精舍及第举人数占总数的5%－6%的比例计算，诂经精舍每科考取的举人数为5人，那么至少有235名诂经精舍的生徒成为自嘉庆六年（1801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的举人。实际上，各省都在利用各种途径增加录取名额，如光绪元年（1875年）就因为各省捐输而增加了录取指标，浙江增加了10名[29]，而且在录取过程中各省往往突破了名额的限制，多录取一些举人。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完全可以将诂经精舍培养的举人定为300人，而诂经精舍的生徒总数大概为1500人左右[30]。因此，可以估算诂经精舍的乡试录取比例达到了20%。
学海堂的生徒也是广东省同一时期科场的有力竞争者，依照容肇祖先生的《学海堂考·专课肄业生考》所收录的260名生徒中，在学海堂学习以后获得进士和举人者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学海堂在院生徒登第统计表
序号 姓名 入学海堂肄业时间 获得举人时间 进士及第时间 1 张其 道光十四年 道光二十年
2 朱次琦 道光十四年 道光十九年 道光二十七年 3 李能定 道光十四年 道光十七年
4 侯 度 道光十四年 道光十五年
5 金锡龄 道光十四年 道光十五年
6 梁 起 同治五年 光绪十一年
7 陈庆修 同治五年 光绪十一年
8 王国瑞 同治五年 同治十二年
9 周 果 同治五年 同治六年
10 郑 权 同治八年 光绪十四年
11 程家瑨 同治八年 光绪元年
12 廖廷相 同治七年 同治九年 光绪二年 13 陈维岳 同治八年 光绪元年 光绪三年 14 崔其湛 同治八年 光绪二年
15 陈为燠 同治八年 同治九年 光绪六年 16 桂 鳣 同治十一年 光绪五年
17 陶福祥 同治十一年 光绪二年
18 梁于渭 同治十一年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五年 19 许 焜 同治十一年 光绪十五年
20 饶 轸 同治十一年 光绪十五年 光绪十八年 21 冼宝干 光绪元年 同治十二年 光绪九年 22 林国赞 光绪元年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五年 23 漆葆熙 光绪元年 光绪十七年
24 于式枚 光绪元年 光绪六年
25 刘学修 光绪四年 光绪五年
26 沈 桐 光绪四年 光绪八年
27 周汝钧 光绪四年 光绪八年 光绪十八年 28 黄绍昌 光绪四年 光绪十一年
29 温仲和 光绪四年 光绪十四年
30 徐受廉 光绪四年 光绪十二年
31 刘安科 光绪四年 光绪八年 光绪十二年 32 陈伯陶 光绪七年 光绪十八年
33 杨裕芬 光绪七年 光绪十四年解元 光绪二十年 34 程友琦 光绪七年 光绪八年 光绪二十年 35 汪兆铨 光绪七年 光绪十一年
36 卢乃潼 光绪七年 光绪十一年
37 张其淦 光绪十年 光绪十八年
38 汪兆镛 光绪十年 光绪十五年
39 朱 珩 光绪十年 光绪十一年 光绪二十一年 40 王 栋 光绪十三年 光绪十五年
41 曾文玉 光绪十四年
成进士时间不详 42 欧阳鼐 光绪十四年 光绪三十年
43 陈景华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四年
44 陈庆龢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七年经济特科及第 45 洪景楠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七年 光绪十八年 46 凌鹤书 光绪十四年 光绪十五年
47 谈 亮 光绪十六年 光绪十七年
48 傅维森 光绪十六年 光绪十七年 光绪二十一年 49 陈昭常 光绪十七年 光绪十五年 光绪二十年 50 桂 坫 光绪十七年 光绪十七年 光绪二十年 51 张德瀛 光绪十七年 光绪十七年
52 崔树芬 光绪十九年 光绪二十七年
53 梁元楷 光绪二十年 光绪二十七年
资料来源：容肇祖：《学海堂考》，载《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1934年6月），第60—99页。 按照这一统计，学海堂专课肄业生的科举及第率也达到了20%以上，与诂经精舍大致相当。这也就是说，诂经精舍、学海堂最突出的教学效果之一是培养了大批的科举人才。 应当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一方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与乾嘉时期的其他汉学书院一样，学习和研究汉学对生徒参加科举考试是有间接帮助的；另一方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虽然在教学过程中反对教授科举之学，但这两所书院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生徒应举，从表１可以看到，不少生徒入学海堂不久以后就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功名。学海堂生徒多次应试者也不在少数，连学长都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学海堂高足陈澧道光十二年（1832年）取中举人之后，先后六次应会试不授，在此期间他还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担任学长，[31]可见学海堂并不反对生徒应举。 不仅如此，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所招收的生徒都已经具备了参加科举考试的知识。诂经精舍所招收的生徒都是杭州地区的敷文、崇文和紫阳三书院通过考试选送的优秀生徒，[32]而敷文、崇文和紫阳三书院都是“以场屋应举诗文课士”为主要目标[33]。这也就是说，在进入诂经精舍学习之前，他们就已经具备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基本知识了，在诂经精舍就没有必要再学习这种知识了，只需要通过研习经学提高自身的内在文化素养，就可以在科场中发挥得更加出色。学海堂虽然没有非常系统的教学，主要是通过考课来引导生徒学习汉学，但它所招收的生徒主要是举贡生监，他们都是长期学习科举之学，而且有一定科场历练的士人，因此只要通过所谓加强根底知识的学习，就有可能在科场竞争获胜。此外，阮元先后担任山东、浙江两省的学政，还于嘉庆四年（1799年）出任会试副总裁，这些工作不仅有利于宣传和推广汉学，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士人通过科举入仕铺平道路。例如，他主持会试命策论题时，主要考察士人的经史知识。这道策论的命题云： 问：孔子假年学《易》，雅言《诗》、《书》，执《礼》。《易》有三，而《周易》独传汉、晋、唐、宋说，能择其精而析其弊欤？乾坤象龙马，用九六，然象数可偏废欤？《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有诗而后有韵律欤？或诗韵必取同部，间有分合然欤？同部转注假借，能言其例欤？《诗》中训诂，见于《尔雅》者几何？未见者几何？《尚书》见于《史记》、《汉书》者孰为古文，孰为今文？孔、蔡传解、句读，可别白参解否……正史二十有四，应补撰注释、音义者何书？表志与纪传并重，孰详孰阙欤？《儒林》、《文苑》、《道学》应分应合欤？《史通》所论得失参半欤？编年与纪传分体，《资治通鉴》前何所本？后何所续欤？[34] 不仅考题对研习汉学的生徒有利，而且录取了不少被“房考锢闭，终不荐出”的汉学高才，如王引之、张惠言、陈寿祺、许宗彦、郝懿行、张澍、吴荣光等，他们不少都成为道同咸时期汉学书院的积极倡建、讲学者，此次会试有“得士如鸿博科，洵空前绝后也”[35]的美誉。 其实阮元对书院生徒从事举业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即在科举制度是士人主要仕进之途的社会氛围之下，根本无法让大多数士人抛弃八股文而完全沉醉于汉学之中去。他说：“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聪明不瑕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36]这可能是阮元对书院讲求宋明理学、开展科举教育的清醒认识，也是无可奈何的心灵表白。而且他本人也是进士出身[37]，并成为清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进士及第以后的坦荡仕途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是其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能有立足之地，并成为影响全国的著名书院的重要原因。因此，从阮元个人的科举出仕经历和书院实践活动而言，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科举制度，只是试图纠正科举取士制度之偏颇而已。 因此，我们认为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代表的汉学书院虽然反对片面追求科举，而且在教学活动中也排斥科举之学，但这种教学是建立在生徒已经掌握了科举之学的基础知识，甚至不少生徒已经获得了低级科举功名的基础之上的，这样通过专门学习经史知识，不仅对他们应试以经史知识为主的第二、三场有利，而且对于生徒写出言之有物的八股文亦有相当大的帮助。 四、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和学者扩大了汉学书院的影响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教师和肄业生徒往往在多所书院讲学，使乾嘉汉学影响的地域进一步扩大。据有的学者统计，学海堂的学长和生徒共有40人次执教过23所书院，地域涉及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38]，使其影响的地域远远超过了汉学的昌明期。如曾任诂经精舍主讲的谭献应张之洞之邀，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同治六年（1867年）蒋益澧、钟谦钧创建菊坡精舍，延聘学海堂学长陈澧为院长，“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39] 当时不少教师和肄业生徒按照诂经精舍或学海堂的模式改革旧有书院。杭州诂经精舍高足、曾经为学海堂评定课艺的钱仪吉晚年主讲河南开封大梁书院十余年之久，仿照学海堂对大梁书院的教学和考课方式进行了改革，生徒称其“谆谆以通经为多士勖，严立课程，考其殿最，至今果行堂遗规犹为士林模楷也”。[40]有的主讲和肄业生徒还亲自创办以研习考据学为主的书院。如诂经精舍主讲黄体芳任江苏学政期间，仿诂经精舍之制创办南菁书院。该书院编纂、刊行的《皇清经解续编》，汇集了清代中晚期汉学研究的精华。南菁书院亦因此被视为晚清乾嘉汉学的重镇，嘉道时期的洪亮吉、陈寿祺、钱仪吉、胡培翚等著名汉学家纷纷讲学于该书院。 在上述汉学家中，谭献为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41]，陈澧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举人[42]，钱仪吉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43]，黄体芳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44]，洪亮吉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榜眼[45]，陈寿祺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46]，胡培翚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47]。与18世纪的书院一样，科举出身不仅成为他们讲学书院的基本条件，而且还是其谋取书院发展资源的重要依靠，如黄体芳就利用其江苏学政的身份创办了南菁书院。 不少地方官吏将仿效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作为改革书院弊端的突破口，纷纷创建专门研习经史考据之学的书院。笔者将道光以来地方官吏创建的讲求汉学的书院统计如下（见表2）： 表2 道光以来地方官吏创建的汉学书院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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