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艳霞:深深深几许——读《中国史》

姚艳霞：书院深深深几许——读《中国书院史》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介于私学和官学两者之间具有教学、藏书、祭祀等多种功能的独立的教育机构。基于书院的办学思想、精神及其社会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传统书院改制以后,以1923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宣言》为标志,书院研究者们开始了对中国教育近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反思。八十年来,经过长期的积累和传承,特别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建成了初具规模的书院学,时至今日,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1300余篇、专著30余部,同期港台地区发表的研究论文70余篇、论著10余部,国外的书院研究以韩国、日本、美国为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书院学的影响不够大,研究的成果还不算特别丰富;书院学的知识结构仍需不断更新,思想有待深层的拓展。书院“深深”到底“深几许”呢？这需要我们广大的书院研究者和书院爱好者们共同去探寻,探寻那浸漫于岁月深处飘逸着书香的书院,以求尽可能地恢复书院的“庐山真面目”。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先生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热衷于书院研究,是书院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他取得的成果是斐然的,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硕果尤丰,随着他的著作《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史资料》的相继问世,强有力地推动了书院学研究的发展。带着对书院学的热爱,带着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肯定和总结,带着对历史问题负责的态度,最近,邓先生积蓄多年之功力,完成了他51万余字的力作《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7月出版）。我拜读全书,感受在一个“深”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挖掘了许多可贵的史料,在学术见解上能不断突破前人,此为“深”的第一体现,也是该书的最大特色。我们知道,宏观的眼光总能使我们在研究中寻找重点加以突破。著者很善于带着问题收集整理材料,把收集材料当成手段而不是目的,再加上扎实的学术功底,问题的解决也就变得水到渠成了。为了解决已发现的问题,著者在资料收集上舍得下苦功夫、花大力气,通查数千种古今书籍,包括方志、地志文集、笔记、政书、类书等等,并尽可能地参考时贤论文,必要时还前往实地进行考察,总结或纠正了学术界此前对书院的某些说法。首先,从新的角度入手,大大地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较之以前的一些书院史研究专著,著者没有单单从历史学、教育学的角度切入,没有局限于书院本身,而是将书院史研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从书院的起源、地位、作用、藏书、刻书、祭祀、学田、山长的设置、组织管理、书院与社会变迁等薄弱环节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在谈到理学家追求的书院目标与理想时,著者运用大量史料证明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揭示了书院如何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中寻找生存空间的问题；通过对书院设祭目的的分析,凸现了祭祀具有人格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功能。其次,论证了书院起源于民间,而非官府。前人认为,丽正、集贤书院之设,只是书院名称的始用,而非具有学校性质书院的起始。[1]也就是说前人只承认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作为书院的起始。著者则认为,不能将书院仅仅定为某种性质的学校,教育和教学并不能涵盖其所有的功能,并主张：“凡一切真实存在的书院,都将成为我们恭敬以待的研究对象,丽正、集贤概莫能外。”(第1页)接着本书分官、民两途,来讨论书院的起源,通过引用唐代文献和地方志的可靠材料指出：最先使用书院之名的不始于丽正、集贤书院,而始于唐玄宗以前的民间书院。简言之,书院最初出现在民间而非官府,具体点来说“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第2页),这是有别于以往各家的新观点。第三,之前关于书院史的专著,在有些方面未能深入下去,本书对各种资料进行了深度挖掘,在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例如：一般人认为唐诗中只有11首书院诗,接着就只稍微提及诗名而不及其他,本书则指出“唐诗中涉及书院的诗作除标明为丽正、集贤书院之外,其他至少有14首”,接着以专题的形式将各诗全首引用并加以欣赏,而且以列表的方式加以分析(8～18页)。书院与诗的融合,为此书增添了几许文学气息,极具吸引力,读罢令人心旷神怡。著者还将唐代张九龄的《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全文移用,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原始材料,有力地论证了唐代书院功能的多样性。在论及元代训导主持教学一节时,全文引用明初著名学者陶安为聘请叔良作训导而撰的《采石书院聘训导书》,进一步说明了元代的师资管理皆有法度可依,训导的设置,可以视作元代对于书院的贡献。关于清代创建兴复书院的人物,曹松叶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作过统计与分析,并得出“清代书院,为官力最盛的时期,民力已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了”(第414页)。本书不赞成此说法,指出其统计数据不全,并根据现有史料,重新作了一个统计,从而充分地证实了著者的观点：“也只能说是,民力地位下降,官力超过民间成为影响清代书院的主要力量。”(第414页)由此可见,每一次立论的得出,都是在众多史料的支撑下,经过著者鞭辟入里的阐释,更显得见解独到,使人信服；从而,每一次立论的得出,都将推动着书院学研究向纵深迈进。

以朝代为经,以书院发展历程为纬,勾画出了书院发展的总体脉络,此为“深”的第二体现。本书整体设计合理,涵盖面广,对于书院的性质、地位、作用、制度、精神、发展历程、与科举的关系、向外移植以及对典型书院的论述等都作了超迈前人的深入探讨。在对书院史料的广泛占有和细密的统计基础上,著者按历史朝代的顺序研讨了书院发展的情况,将其分六个阶段加以论述,即：兴起于唐；扬名于北宋；确立制度于南宋；推广与官学化于元；繁荣与辉煌于明；普及与流变于清。全书运用了很多的笔墨,列举了各朝各地的概况,并以列表的形式将各书院的院名、院址、创建或存在时间、创建人、特色等情况作了一一对照,在此基础上,著者对各朝代书院发展的特点、书院的管理、书院的活动以及书院的地位与作用、书院的向外移植等,均作了认真的剖析和阐述；对一些典型的书院还专门作了详述,显得主次分明,重点突出；提出的一些对书院教育的看法,颇有借鉴意义。过去一些研究者对书院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不很全面,也不够深入,甚至还存在不少失误之处。如：关于书院的起源,在书院的官、民两大源头中,民间社会是书院的主要源头,官府处于次要地位。在唐五代63所已知书院中,官建书院10所,占数量的15.87%；而民间书院却占了总数的84.13%(第50页)。这些论述和统计,均有别于传统的说法。其他如“那种认为北宋后期书院发展归于沉寂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70页),著者说这话时,没有足够的史料,没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对书院发展的深入了解和分析,是不敢得出这么肯定的结论的。为了更全面客观地反映书院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广泛的占有资料,著者曾数度走出国门结友求“经”,将外国一些最新的书院学研究成果带回祖国,进行参考研究。这样,著者在写到明、清两代书院制度的移植时,专辟两节,运用大量篇幅,明确指出了书院的移植始于明代,在清初就形成了由东洋而西洋而南洋的移植态势。对于书院的移植的分析,该书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既清理出这些文化教育史上的基本事实,又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旁征博引,论述周密,极具参考价值。以上论述,都有理有据,图表文并茂,一目了然,令人折服,向读者展示了对中国书院发展演变的全面认识。当我们粗阅这本书时,大量的书院名称和分布统计资料这些微观部分占了不少的篇幅,而当我们详读著者对书院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向的论述时,又可宏观地掌握书院发展的总体脉络,本书微观与宏观研究方法相结合,由微观的积累上升到宏观的认识,由史料的挖掘到理论的探讨,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得出的学术见解也是极有意义的。

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客观公允地反映事实,并大胆创新,此为“深”的第三体现。

首先体现在著者引用史料时,严谨求实,毫不马虎。在引用白新良先生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第一章第二节制作表《北宋书院分省统计表》时注明：“宋代尚有125所书院存在,但不能确定是南宋还是北宋所建,故其数不进入本表。”(第66页)有的论著对某些书院有明确记载,但著者认为难以定论或缺乏佐证,从而采取备查的态度。如：“李劲松《五代时期的江西书院考述》认为沈彬书院始建于五代”,著者认为此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难以定论姑且仍作唐末书院（第15页）。再如：“胡昭曦先生《四川书院史》第6页还据1996年新修的《大族县志》第28篇《教育志》称,大足县唐代有南岩书院,是否可靠,尚待考证,兹备记于此。”(第26页)

为了方便读者特别是后来的研究者,著者很注重资料揭示和方法创新,这是其二。对一些史料的运用和处理,著者别具匠心,不仅对每个书院、每条重要资料均注明出处,并尽可能加以考订,还对一些比较典型的资料做了详细的收录或说明。如：唐初光石山书院的史料很少,著者便将唐代苏师道《司空山记》有关书院部分收录进去；在谈到元代赵复主讲太极书院的情况时,大段引用《元史·赵复传》的记录；谈到元代书院出版事业恢宏之势时,全文抄录了吴昌绶所刊《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谈到明代虞山书院的平民化时,全文抄录了明代张鼐等的《虞山书院会约》,等等。这种重视资料揭示的写法,不仅为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而且增加了该书的科学性。本书统计数据以白新良先生成果为主,列表统计以曹松叶先生成果和邓洪波等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为辅。白、曹二人所用政区以清朝为单位,不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故本书将历代书院分布图采用现代政区“最新统计数”标示,使读者看起来更方便、更明了。同时也为了方便读者,著者认为,科学而严谨的方法,应该是从发现问题之处着手,设计一种均衡一致的处理模式,使所有的数据皆能纳入恒定不变的标准之中,因此,本书不同于过往的同类著作,将克服因朝代时限长短不一而对整个书院发展过程评估所带来的误差。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分析各代书院发展轨迹时,他做成了一个坐标曲线,并加上以虚线表示的“朝平均数”,这样各代在时间上分布的效果图就很直观了,说服力也更强了,这实在是很有创意的一种数据统计方式。

在对书院的评价上,著者采取公正全面的态度,力求还原历史,总结规律,这是其三。例如：在分析北宋书院的区域分布与特点时,著者通过有关数据表明,“政治与文化教育是可以剥离而各自发展的……但却与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第67页)。这一分析是相当深刻精辟的,同时也是发人深省的。当分析到元代书院之所以北移的原因时也很全面,本书指出：“那就是受到科举取士南北配额并倾向于北方这一政策的刺激”,这是其一；另外一点就是让接受“汉化”的少数民族士人也参与到书院建设中来了,利用书院推动理学北移（第220页）。这样的例子指不胜屈。

李泽厚认为,传统社会科学的学科危机通常表现为研究者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宏观意识与当代意识。从上述“深”的三个方面地体现表明,本书恰恰避免了这方面的不足,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运用,还是在对诸多书院情况的介绍及数据分析上,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尽管邓洪波先生在后记里谦虚地说：“本书还只能算是初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书资料充实,内容丰富,学风严谨,创新显著,在书院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必将对以后的更深层研究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释：

[1]参阅李国钧等著《中国书院史》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原载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