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敏：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诏开四库全书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隆重启动。这一决策，标志着最高统治者的学术宗尚，从清初的尊宋潜移到了崇汉；也标志着播扬于民间的汉学从边缘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而原先显赫的宋学，退引边缘。梁启超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此馆的开启，表明在汉宋之争中，“汉学派全占胜利”。学风的嬗变，激化了尊宋的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之间蓄积已久的矛盾；也决定了姚鼐在汉宋之争中必然孤立和从都门告退的命运。

一

汉学坚城

四库馆开启后，朝堂妙选硕学，分任编纂。姚鼐、戴震均以资望荣膺馆选。就是在四库馆内，姚鼐与强大的汉学阵营发生了直接冲突。

姚鼐与汉学派的分歧当然并非始于四库馆。自从求拜戴震为师见拒(1755)之后，姚鼐把为学重心从耽爱辞章移向了汉学考据。但是，在他努力修习汉学的近二十年间，尊汉抑宋、弃宋乃至反宋的风气却在学坛越演越烈。惠栋、戴震、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等第一流学者皆心存汉宋畛域。惠栋最严汉宋壁垒，视汉儒为绝对权威，指斥宋儒不稍留余地。他说：“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宋儒之祸，甚于秦火”。戴震承江永之绪，本来学兼汉宋，而以宋学为归，其考据目的乃在扶翼程朱义理。但是，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从京师南下扬州与惠栋交游后，学术思路渐变。惠栋尊汉抑宋、弃宋；戴震更进而与宋学立异。学坛此风令一贯尊奉宋学的姚鼐深感震撼。这种震撼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前后表现得最为突出。这年，姚鼐充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南行期间，撰写古今体诗四十余首。这些诗作集中表达了他对程朱的尊仰，对理学遭斥而衰落的浩叹；表达了他因“夙秉宋贤说”而“志不就”、“渺无群”的孤愤。乾隆三十七年(1772)，姚鼐致书乃师刘大木魁，表示要谨守家法，与汉学谬误相抗；并希冀有“英异之才”与他同行。这样的英彦他果然遇上了一个。这就是孔广森。孔广森是姚鼐在乡、会试中取中的门生。姚鼐爱之很深，待之甚厚，期望尤为殷切。但到京师后，孔广森很快就拜在戴震门下钻研汉学去了。这引起姚鼐强烈不满。就在四库馆开启的当月，他箴规门生说，“言忠信，行笃敬，本也；博闻明辨，末也”。他要孔广森分清本末轻重，“慎其所以自附”，以免误入歧途。姚鼐对于在戴门执弟子礼的孔广森口气如此严厉，显出他与汉学家的分歧已经相当尖锐。而四库馆之开为二者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

姚鼐在四库馆内的首要论敌乃是其学问楷模戴震。戴震在馆不足四年间，撰写、校勘作品近二十种。其考据之学达于顶峰；义理之学也臻于成熟：入馆之际，他完成了《孟子私淑录》；去世前，他写定了自称平生最大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这些著作，与其入馆前所撰《原善》三篇(1757—1763)、《原善》三卷(1766)和《绪言》(1769秋—1772)一起，构筑了一个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的反宋特性，正是姚鼐集矢的靶点。后来，姚鼐在回首馆内汉宋之间那场不称的颉颃时，就明确将戴震指为主要论辩对手。他说：“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作《送钱献之序》发明此旨。”

在四库馆，先后预于修书之事者有三百六十来人。其中，推尊戴震、随其雁行者不在少数。戴震的同门金榜、学侣邵晋涵等等，都是其学术上的同道。而他最得力的盟友，则莫过于总纂官纪昀。纪昀与戴震水乳相交长达二十余年。右汉左宋的共同为学趣味是二人雅谊不衰的关键。纪昀右汉左宋始于青少年时代。他自述“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喜好“汉唐训诂，而泛滥于史传百家之言”，与其从兄的“文章必韩欧，学问必宋五子”。进入四库馆，他“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轩汉轾宋，旗帜鲜明。余嘉锡说他“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黄云眉说他在馆一心“标榜汉学，排除宋学”。余英时说他是“乾、嘉时代反程、朱的第一员猛将”，通过四库馆，“广泛而深入地把反宋思潮推向整个学术界”。

戴震、纪昀等对待汉宋学术的态度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清廷此时的文化取向。乾隆中叶，汉学不仅独秀于学坛，而且在政界也所向披靡。乾隆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对汉学崇重有加；庙堂列卿推尊汉学也争先恐后。以皇帝宠臣于敏中为例。于敏中以大学士、军机大臣出任四库馆总裁。这位总裁可不是个徒拥虚名者。章学诚说他“斟酌学术”、“学究典坟”、“崇实黜虚”；董理馆事时，“载籍繁博，簿书填委”。据陈垣考论，《四库全书》“所有体例之订定，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敏中均能发纵指示，密授机宜，不徒画诺而已”。如此深于学问和具有汉学趣味，就不怪他力主开馆修书，并如乾隆帝一般，那么欣赏戴震了。四库馆能够启动，并成为汉学家的荟萃之地，正是学、政两界合力作用的结果。

学坛名流联手，学、政两界结合，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造就并推动着汉学走向辉煌；同时也使尊奉宋学的姚鼐等在学坛隐入黯淡的边际。

二

汉宋之辨

面对汉学坚城，姚鼐“独立不惧”，奋起抗争。关于这场抗争的史料，在姚鼐的撰作中，最珍贵者莫过于《赠钱献之序》。姚鼐告别四库馆前夕，恰值钱大昕的从子钱坫将归江南。他郑重写序相赠。序文中，他不顾钱氏一门皆精汉学，皆是戴震考据学方面的同志，极力称扬程朱理学，严厉纠弹汉学。以下讨论将以《赠钱献之序》为基础，佐之以姚鼐在四库馆初启时写下的《咏怀》、在馆期间写下的《惜抱轩书录》，并参之以姚鼐明言复述《赠钱献之序》论旨的《复蒋松如书》，来推阐他在四库馆汉宋之争中的基本论点，以彰明他与戴震等汉学家的分歧实质所在。

姚鼐笔下的“汉学”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汉儒之学，主要是指东汉许慎、郑玄为代表的训诂考据学问；二是当世学者舍弃宋学之后，效法、祖述和发挥汉儒之学而形成的新学风。姚鼐既责备汉儒之学，也鄙薄当世汉学，而责备汉儒之学的着眼点是为了与当世汉学家论辩，最终目的则是维护宋学，尊宋抑汉的倾向至为明确。

姚鼐为什么要抑汉呢?

第一，汉儒未必得圣人之道。汉学家之所以尊汉，是因为他们认为，汉儒离圣人生活的时代较近，学有所承，又讲究训诂，于圣人之旨所得为多，因而，汉儒之学乃后人探研圣道的最佳途径。然而在姚鼐眼中，汉儒固然去古较近且学有所承，但这并不能保证其一定得圣人之道，所以，汉儒之学也就不能视为后人求道的必由之路。姚鼐在《赠钱献之序》中说：“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授，侪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乖僻猥碎，世又讥之。”姚鼐不相信汉儒与圣道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为，首先，孔子没后，其后学对圣道之解已经多歧。姚鼐说：“孔子没，七十子之徒传诵六艺，转相为说，或得或否，瞀乱本真。”又说：“至于七十子之徒，虽亦有得于师传，而不必尽为善言德行。故所杂取前人之说，文义离合，或不免于附会。”汉儒虽然比起后世去古较近，但比起孔门后学，仍可说去圣久远。孔门后学对圣人之道尚且异说歧出，舛异交争，汉儒不及孔子之门，怎见得就一定能得道呢?因此，去古之远近，并非判定得道与否的绝对尺度。其次，汉儒因暴秦焚书，典籍亡佚，治经本来就存在困难；而其传经方式又是师弟相授，家别派分，各为专门，各家之间不仅“不相通晓”，而且“侪偶怨怒嫉妒”，褊狭殊甚。这就使得他们“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不免隔远。其三，郑玄等通儒固然卓尔不群，但其解经既“杂之以谶纬”，又“乱之以乖僻猥碎”，同样难免掩蔽经典之意。既然汉儒治学并不能保证得圣人之道，因而姚鼐坚决反对时人媚汉，尤其反对奉郑玄一家之解为圭臬。

第二，当代汉学家变本加厉地发展了汉儒治学的缺陷，猎枝去根，搜细遗钜，因而不免离道愈远。姚鼐在《赠钱献之序》中说：“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姚鼐所说的“根”、“钜”就是程朱义理；“枝”、“细”就是时人采用汉儒训诂考据方式所治之学。他认为，学术演变更迭是自然之事。如果领袖新学的大儒能抓住根本，摒除旧学的缺憾，并救正之，新学相对于旧学自是个进步；若不然，则较诸旧学反有所逊。而汉学诸人在弃绝宋学末流之弊时，连程朱义理这个大本也舍掉了，一味抓住枝条不放，如此“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实乃为学之蔽。

第三，汉学权威戴震另创义理，意欲取代程朱义理，甚为愚妄。戴震曾“自称《原善》之书欲希两庑牲牢”；又说：“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其欲以自家义理取代程朱义理的意图昭然若揭。这最为姚鼐所不能容忍。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谈及四库馆汉宋之争时单点戴震的名字，正与戴氏反对程朱并欲取而代之相关。姚鼐与戴震的分歧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告退后，与戴震的私谊和学术交往完全中断，甚至连间接的问候也不曾有；且在对汉学家的频频指斥中，常常不放过痛责戴震。当戴震墓木已拱时，姚鼐还抨击说：戴震“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矣”；又在致袁枚书中，把包括戴震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身灭嗣绝”，归因于其反对程朱而“为天之所恶”的结果。如果不是愤激到极限，平生以温润娴雅著称的姚鼐，岂能口吐此言。

第四，一些汉学家背弃程朱义理，制行甚为可议。姚鼐讥讽沉迷汉学者“诽鄙程与朱，制行或异旃”。他对汉学诸人的专己好名尤为不满，说：今世学者“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

那么，姚鼐为什么要尊奉程朱理学，而不允许汉学家肆意诋毁呢?

姚鼐认为，程朱最得圣人之旨。他在《赠钱献之序》中说，汉代以后，“盖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然世犹或爱其说辞，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中。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宋儒之所以为真儒，是因为他们跨越唐、晋、魏，超迈汉、秦，直接为往圣继绝学，“得圣人之旨”，使“群经略有定说”。由于姚鼐视程朱为孔孟之道的传承者，他在四库馆为过眼图书撰写提要时，就往往折中于程朱；并竭力维护程朱在道统中的核心地位，而不许汉学家任意攻之。

姚鼐认为，程朱诠释古典文献的方法“更为曲当”。他在《复蒋松如书》中说：宋儒治学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所谓“审求文辞往复之情”，就是在解释古籍时，揆情度理，从辞章、义理角度诠释本文，或辨识古籍真伪，而不胶着于音训而失本真。宋儒此一治学方法与汉儒的考据手段绝殊，是汉学家嫌弃其凿空的所在，却得到姚鼐的肯定。

姚鼐认为，程朱言行相顾，品行卓越，无愧于圣门。他说：程朱“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程朱修己立德，言行相符，是学术史上不争的事实。因此，姚鼐在强调此点时，没有着意展开论述。

姚鼐认为，程朱理学可以经邦济世。此一功效乃靠一批受其陶铸而持身谨严、明大义、有操守的儒生来实现。在《赠钱献之序》中，他说：程朱理学“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在《皇明两朝疏钞》中，他说：“明之敝始于世宗。然其间犹有忠义出于至诚，慷慨议论，蹈祸患而不恤者，名相继于史册，则宪孝之泽存，而正人君子之所以自立之道累世相传而未坠也。”他把明代的国败归咎于昏君乱政，把国祚的苟延归之于一群讲论、践履宋学的儒生持纲纪、守节义。正是看到了程朱派儒生在承平和临难时的勇于担当，姚鼐才忧虑：“道学一旦废，乾坤其毁焉。”

总之，在姚鼐眼里，圣人之学有大小精粗之别。宋学深契圣人之旨，有关身心、家国，得圣人为学之大，之精；汉学仅关名物、制度、训诂、书数，得圣人为学之小，之粗。尽管宋儒在小和粗的方面无法与汉儒并驾，汉儒在大和精的方面也难以与宋儒齐驱。因此，宋儒才是孔孟真传，汉儒不过小道可观而已。在四库馆启时，姚鼐说：“汉唐勤笺疏，用志诚精专。星月岂不辉，差异白日悬。”把汉学、宋学分别比作星月与白日，轻重分明。基于以上认识，姚鼐主张治学以程朱为归；主张以汉学补苴宋学的罅漏，而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之。姚鼐以这样的立场来评判当世汉学，自不免方枘圆凿。

三

从《惜抱轩书录》到《四库全书总目》

在四库馆，姚鼐有关汉宋学术的见解并不为绝大多数汉学家所认可。姚鼐与戴震、纪昀等人的分歧，以及他在汉学重围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困境，把他所撰《惜抱轩书录》和《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相关文字作一比较，就会看得更为真切。

被梁启超视为“汉学思想的结晶体”的《四库全书总目》，是以纪昀领衔的、以戴震为最高权威的汉学家群体的代表作。《惜抱轩书录》是姚鼐在馆内为经眼之书所写提要。《书录》收入《总目》时，被纪昀等删润，大失本来面目。叶昌炽比勘后认为：《总目》对姚鼐原稿，“十仅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纪文达不同，宜其凿枘也”。在如何对待宋学问题上，两部作品的观点最为对立。

《大学》一书，二程更定在前，朱熹重编、为章句在后，姚鼐明知程朱之书“虽学者亦未敢决以为尽合曾子之旧，而纤毫无失”，但仍竭力推尊：“第自得程朱所解，学者依以为成己之序，义理当而道术明，垂世立教，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亦足矣。其得失非以区区章句间也”。章句间的得失，正是汉学家必全力亟辨之所在。姚鼐却取大略小，极赞程朱所解之当，而对其不完善处仅以“区区”视之。《总目》编者不喜，将姚评删削殆尽。

朱熹撰《伊洛渊源录》奠定了理学在圣学传承中的正统地位。姚鼐赞其“道德言论之美固皆具矣”，称之为“实录”。纪昀等则甚不然之，说：“其后，《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据此为之。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于临安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以下，勦入当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是直以伊洛为市也。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所记末派诸人之变幻，又何足怪乎?”责备朱著首开道学门户；并举程氏后辈之谬行，牵藤带蔓地嘲及伊洛之学。

如何评价朱熹在所著《〈孝经〉刊误》中的疑、改经典，是汉宋两造的分歧点之一。《孝经》“自汉以来，传为孔子所作”。但朱熹却“疑为本曾子门人所记，后儒复取他书之语增益其间”，因而放手改之。姚鼐力为朱熹的疑、改辩护。他认为，一方面，此书“精粗相杂，而文义亦有离析隔碍之病”，“而儒者反悉以为孔子之语固然，此朱子所不得不论者”；另一方面，“朱子少读《孝经》，尝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盖《孝经》所为，至德要道，儒者守身事亲之大者。如朱子平生乃所谓尊其所闻，则高明者也”。因此，他说：朱熹“笃信之心与明辨之识不相妨也”。而《总目》编者则对朱熹的疑、改《孝经》，并由此导致的门户之分，甚表不满。纪昀等细揭朱熹删改经典的事实：“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旧文二百二十三字”；并以大量笔墨证明“朱子诋毁此书已非一日”。末云：“南宋以后，作注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于录，见诸儒渊源之所自，与门户之所以分焉”。

如何评价朱熹在所著《〈周易参同契〉考异》中表现出来的与圣学相异的倾向，是汉宋双方争论的又一个重点。朱熹曾与蔡元定于寒泉精舍夜论《周易参同契》。这就是聚讼频仍的所谓寒泉证道。姚鼐多方为朱熹究心圣学以外之道辩解。他认为：“盖君子修德而养寿，故不溺志于神仙服食导引之说，而亦不废养生之节。朱子作《〈楚辞〉辨正》，于《远游》篇颇论及道家之义。故于此书亦究心焉。然寒泉夜论之事亦偶然耳。而黄瑞节记是书后，乃谓其师弟子有脱屣世外之意，则过论也已。”《总目》编者则认为，朱熹自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故跋末不署真名，假托空同道士邹訢所作以遮饰；并认为朱熹“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称赞黄瑞节有关朱、蔡有脱屣世外之意的论断为“深得其情”。

有的学者论学与朱熹立异，为姚鼐所不喜，而为《总目》编者所肯定。姚鼐在论及王若虚时说：王氏“经说则好与朱子异，凡所言者多矣，岂无一言之善，而不胜其迂谬猥陋者之多也”。《总目》编者则说：“统观全集，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吴澄称其博学卓识，见之所到，不苟同于众。亦可谓不虚美矣。”

此外，有的学者或与程朱有渊源，或议论与之不悖，即得姚鼐赞扬，而为《总目》编者所不悦。凡姚鼐所强调处，均被删除。在褒贬一些作品、人物时，姚鼐往往称引朱熹之说或与之相关的典实以为立论根据，也为《总目》编者所不取。

《总目》编者除对《书录》中所持宋学立场加以摒弃外，对姚鼐的考据水准和某些辞章趣味也不予首肯。而姚鼐的尊宋思想受到彻底否定，显得尤为触目惊心。姚鼐此前数十年间精神上赖以托足之基，就这样被挖空。尽管姚鼐在都门时《总目》尚未纂成，他也无从知晓自己所撰文字会被怎样改编，但预修《总目》的汉学诸家所营造的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的学术氛围则是真实地存在，他身临其境，自有切肤之感。透过《书录》编入《总目》后被处置过酷这一视角，不难看出，姚鼐当时面对的，的确是坚城一座；其奋力回应挑战，的确算得上是“冒天下之所不韪”了。

四

知音寥落

在四库馆，姚鼐的尊宋同道也不是没有，只是极少罢了。这里拟作简述，好与围绕在戴震身边的强大的汉学家队伍作一比照，以证明这场汉宋学术之间的颉颃，是何等不称。

首先要提到的是乾隆学坛上的名士程晋芳。程晋芳是姚鼐密友，二人曾先后就学于刘大木魁之门。在四库馆内，程晋芳由于尊奉宋学，而与姚鼐持论一致。程晋芳坚守宋学的主要著作是《正学论》七篇。胡适说，程氏“作《正学论》，力诋颜李，并驳戴震，大为程朱辨冤”，准确揭破了程论主旨。这组论文竭力维护程朱理学在儒学传承中的正宗地位。程晋芳认为，“两宋以来诸大贤程功序进之方，修己治人之法”，直承洙泗之微言，“不爽毫厘”。“由汉及唐，孔孟之真传不显”，“及宋贤出，而圣学大明，修齐治平之理较然为一”。由此，程晋芳力辟将程朱理学与佛道牵连并否弃之的论点。在斥责颜李否定程朱理学非孔孟之学后，他进而列举说：“近代一二儒家又以为程朱之学即禅学也。虚灵不昧，以复其初，非二氏之说乎?教人静坐，见佛即拜，调息坐功，非二氏之学乎?且延平、朱子入手皆从内典，久乃自返，而禅根未脱，虽与陆氏争辩，实亦一陆氏也”。“近有人谓，孔子不轻言性，而宋儒好言性。以此为异于孔氏之学。又谓，人之为人，情而已矣。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矣。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也”。他提到的“近代一二儒家”、“近有人”，主要说的就是戴震。戴震抨击程朱理学非孔孟正传的重要理据，便是其羼杂了佛、老思想。程晋芳为讲明正学，对此论予以痛驳，是自然的。此外，他对程朱之脉在当代“无有续者”殊为忧虑，对“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甚感不满，并期盼“儒者、学人合而为一”的大儒出世。持论与姚鼐契符。

其次要提到的是乾嘉学坛上的名家翁方纲。翁方纲为学“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其所谓义理，指的就是程朱理学。他曾作《考订论》八篇，充分发挥“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之义，深斥嗜博、嗜琐、嗜异和矜己之病。翁方纲与姚鼐一样，也把锋芒主要指向戴震，反对其诘难并立异于程朱。他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就其大要，则言理力诋宋儒，以谓理者是密察条析之谓，非性道统挈之谓，反目朱子性即理也之训谓入于释老真宰真空之说，竟敢刊入文集。说‘理’字至一卷之多。”他从程朱理学出发，援经据典，力申戴震理说之妄。同时，他也不同意戴震所说的“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认为戴言“偶就一二事言之可矣，若综诸经之义”则不能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程晋芳、翁方纲除了在拥护程朱这一点上与姚鼐相合而与戴震相异外，在汉学考据方面，他们倒是与戴震家数略同，而与姚鼐有所区别。程晋芳经史考订的成果优异，功力也为世人称道。翁方纲在金石学领域的造诣在乾嘉诸老中更是首屈一指。程晋芳、翁方纲虽然尊宋，但就学术实践来看，他们大体上仍可视为汉学队伍中的成员。江藩最严汉宋之辨，他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给程晋芳、翁方纲各留一席之地，自有他的道理。因此，严格说来，在四库馆内，就尊宋而言，姚鼐尚有程晋芳、翁方纲等与之和鸣；尊宋而兼抑汉者，则不过姚鼐一人而已。这证明，姚鼐曾谓自己在论争中“力小而孤”，洵非虚语。

姚鼐与汉学派论辩的具体情景已经渺不可寻。为了尽可能还原他当时所处的学术氛围，这里不妨一提稍后进入四库馆的钱载与戴震的矛盾。

钱载因攻击戴震而受到汉学诸人嘲笑，并遭戴震当面斥詈。据王昶说，钱载曾与朱筠、金榜、王念孙等在王昶家冬夜酒会，“竹君推戴东原经术，而箨石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可否得失处，箨石颧发赤，聚讼纷挐。及罢酒出门，齿斤齿斤不已，上车复下者数四。月苦霜浓，风沙蓬勃，馀客伫立以俟，无不掩口而笑者”。馀客均为汉学名家，不是戴震的好友，就是戴震的弟子，宜其“无不掩口而笑”。钱载在戴震刚入词馆时，就与之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翁方纲在致程晋芳的信中说：“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训诂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训诂，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钱载攻击戴震“破碎大道”，并攻击训诂考订。这“大道”，在当时主要就是指宋儒义理。可知钱、戴纠葛的要点也在汉宋之辨。翁方纲是钱载的密友，他在钱、戴冲突中不免左右袒。据翁方纲说：戴震“向日骂箨石，吾欲集同好至翰林公所声其罪，同人劝解乃已”。

钱载充四库馆总阅官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那时姚鼐已经告退。不过，透过钱载与戴震等的矛盾，却可以看出四库馆内汉宋之争的不称和激烈程度。当时，钱载已是有名诗人、礼部侍郎，而姚鼐的学问尚无大成，在朝也不过一介刑部郎中，名望、地位均逊于钱载。钱载的遭遇如此不堪，姚鼐在与戴震等论争中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五

告退主因

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姚鼐突然决定从京门学坛和官场告退，并在下年(1775)初春南旋。那时离他进入四库馆尚不足两年。关于姚鼐的告退主因，当世和后来学人一直莫衷一是。由以上分疏可知，姚鼐的告退实与他跟戴震等汉学家的严重分歧及其在论争中的身陷孤立有关。下面拟对此作进一步论证。

从姚鼐诀别京师时的激越情绪和其友人们的反应来看，他的告退实由其与汉学派的学术分歧及其孤立所致。青春时代，姚鼐多少次“千里飘飘向京洛”，对帝都何等向往。这次告退前夕，在姚鼐眼中，弥漫着汉学逼人气息的神京，却成了可厌的“厖淆”之所、“车马尘杂”之地。当翁方纲向姚鼐“乞言”留念时，他却满怀牢骚和挖苦地说：“诸君皆欲读人未见之书，某则愿读人所常见书耳。”钻觅未见之书，是当时嗜博、嗜僻的汉学时尚；而所谓常见之书，主要是指程朱义理之作。将“诸君”与“某”、“读人未见之书”与“读人常见书”对举，既见其对汉学的弃绝，也见其力量的单薄。这可与翁方纲对姚鼐的临别箴规对读。翁方纲说：“窃见姬川之归，不难在读书，而难在取友；不难在善述，而难在往复辨证；不难在江海英异之士造门请益，而难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姬传自此将日闻甘言，不复闻药言。更将渐习之久，而其于人也，亦自不发药言矣。此势所以必至者也。夫所谓药者，必有其方，如方纲者，待药于君者也，安能为君作药言乎?吾友有钱子者，其人仁义人也，其于学行文章，深得人意中所欲言，愿姬川之闻其药言也。”翁方纲虽在尊宋方面是姚鼐的同道，但他主要是一个汉学家。正如他不同意钱载痛诋戴震的考订一样，他也不完全同意姚鼐对汉学所持的过激之论，而期待其能采纳不同意见。由于当时钱大昕在汉宋之争中的态度较为温和，所以，翁方纲愿意姚鼐听一听钱大昕的药言。这所谓药言，就是纠姚鼐在汉宋之争中的见解之偏。不难看出，翁方纲婉讽姚鼐的告退为负气之举，而不予赞同。翁方纲后来在《感旧》一诗“苦言辨可憎，正未深咀嚼”句下加一小注：“昔《送姬川》诗有‘苦言近辣有人憎’之句。姬川作色曰：‘鼐非敢憎也。’”所谓“苦言”就是药言的意思。翁方纲在姚鼐作别前夕，赠文、送诗，均劝姚鼐不可轻弃汉学考据。而“有人憎”三字却道出了姚鼐极端的拒谏态度，道出了他与汉学派分歧的无法调和。翁方纲还惋叹，姚鼐这一走，学问上再无“往复辨证”机会；学侣们既不能获箴于姚鼐，也无法针砭其过失了。在当时特殊语境下，这“往复辨证”四字，指的主要就是汉宋之争。陈梦元在赠序中提到了姚鼐的沉默。他说：姚鼐“尝语余曰：‘遐方异味，食恐生病。若稻粱菽粟，味淡而正，补益人元气。人周身所以为运行昼夜，恃有元气耳。天地之元气在太和，人身之元气在善养。雕琢刻削而已亡有矣。’自是知君所以语余者，在深造于经传中，而自得之。君先得之，闭口而不泄于人也”。姚鼐所说的“稻粱菽粟”指的便是讲论修身养性的程朱理学。陈梦元说他“闭口而不泄于人”；洪榜也说“慎言当效姚惜抱”。姚鼐不是不愿泄于人，有意慎言，而是面对汉学坚城，他已无话可说。朱孝纯在姚鼐还乡前夕，说他“忽忽辞轩冕，而来数别离。孤怀成独往，老泪洒临歧”，着意点出他的孤怀独往。姚鼐因与汉学派抗争而身陷孤立，并坚执己见，由此而被迫告退。这在学坛引起不小反响，以至于成为当时一个话题。

姚鼐南还后也或显或隐将告退主因归于自己的与汉学异趣和孤立。他在教导外甥马宗琏时说：“嗟吾本孤立，识谬才复拘。抱志不得朋，慨叹终田庐。”坦言因“抱志”而“孤立”，而“不得朋”，最终导致了“终田庐”的结局。姚鼐对自己的遗世孤立耿耿于心，经常愤愤道及。他在坚拒复出时说：“仆騃蹇，不明于古，不通于时事。”他致信汪辉祖说：“鼐性鲁知闇，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等等。这些表达，意义当然较宽，但其中包含着姚鼐对自己在汉宋之争中遭际的慨叹和愤懑，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也可见姚鼐与汉学派的学术分歧及其孤立对之刺激之深。

其实，姚鼐挺身与汉学相抗，其身陷孤立和告退的命运一开始就已注定。如前所论，汉学的昌大，四库馆的启动，是学、政两界合力的结果。而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四库馆的总裁就由一群体现皇帝意志的重臣出任。在此情势下，力小而孤的姚鼐逆潮流而动，尊宋抑汉，不仅在学坛上被挤向边缘，在仕途上也实难再有发展余地。他除了告退，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况且姚鼐又是一个傲岸和持守谨严的人，在汉宋之争这样的重大是非问题上，绝难指望他表现出灵活性来。吴德旋说他“义所不可，确然不易其所守”；他自己说：“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此一秉性，在四库馆汉宋之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姚鼐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毅然站出来力正汉学之非，“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焉耳”。据姚莹说：于敏中以宰辅之尊，在馆内“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门，竟不往”。姚鼐不拜于敏中，除羞向权贵折腰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层，就是不阿附异道者。于、姚在馆内分属汉、宋营垒。于敏中可示以优容大度，姚鼐则无法苟且，随人俯仰。姚鼐虽然在四库馆汉宋之争中至为孤立，但他丝毫不肯相让。姚门弟子毛岳生说：纂修四库者“益事繁杂，诋讪宋元来诸儒讲述极庳隘谬可尽废。先生颇与辨白，世虽异同，亦终无以屈先生”。姚鼐如此个性，因纷争而陷入孤立时，除了告退，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关于姚鼐告退的主因，清人已有明示。姚莹作为姚鼐侄孙和弟子，深悉姚鼐在汉宋之争中的处境。他明白点出了姚鼐与汉学派冲突的无法调和及其孤立。他说：在四库馆，汉学诸公“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剖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辨论，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道光时金鼎寿所纂《桐城续修县志》说：“乾隆、嘉庆中，学者多尊汉人训诂而卑视宋学。独鼐卓识冠世，折中论断，一归于和平，粹然儒者之言，克与古圣贤相表里，识者伟之。”但姚鼐终“以辨论汉宋之学，与时不合，遂乞病归”。光绪时马其昶说：姚鼐“时已负天下重名，使循资以进，固可回翔至卿贰。而超然高举不俟终日者，徒以论学不能苟同也”。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的严重分歧及其在论争中的孤立，是导致其最终从都门告退的主要原因。

姚鼐因汉宋之争而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正是在汉宋之争中，姚鼐萌生了开宗立派的意识，重新把为学重心从考据调整到早年溺爱的辞章。告退之后，姚鼐栖息于东南书院四十年，构拟文统、创立理论、埋首写作、组建队伍，集中精力创建桐城派。而其每一项建派工作，都包含着对抗汉学派的深刻动机。到其晚境，以宋学为旗帜的桐城派自成一军，姚鼐与汉学派抗衡的愿望庶几实现。乾嘉后期的学坛格局也由此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