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民主的最终达成，贵族传统与平民力量缺一不可｜文史宴

文/安东尼·艾福瑞特

希腊民主的最终确立是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贵族的内斗，处于劣势的一方需要借重人民的力量，这跟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土佐藩士失势后投身自由民权运动是一个道理；另一方面，重装步兵革命使得人民的力量和重要性大增，城邦难以忽视，这才是贵族妥协的前提。如果是秦制下散沙化的编户齐民，政治派系即便处于内斗，也决不会来借重，反而会比拼谁更能把人民榨干，获得更多资源，以便在斗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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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内斗催生雅典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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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人民终于迎来了光明，

阿里斯托革顿和哈尔摩狄奥斯杀死了希巴克斯；

二人让祖国实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领袖克里斯提尼委托雕塑家铸造了阿里斯托革顿和哈尔摩狄奥斯这对不幸恋人的青铜雕像。雕像的大理石基座上就刻着上面那句铭文。铭文出自著名诗人西莫尼季斯之手，他曾在希巴克斯手下任职，对僭主统治称颂有加。

当时颇有名气的雕塑家安忒诺耳（Antenor）铸造了两人的雕像。他们昂首伫立，义愤填膺，充满自豪。他们是英雄，让公民重新享有了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法律终结了僭主统治。

阿里斯托革顿和哈尔摩狄奥斯

两位弑僭者的雕像

热血的年轻人们在宴会上一边饮酒，一边齐声歌唱。他们所唱的歌曲流传到后世。

亲爱的哈尔摩狄奥斯，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死。

人们说你住在幸福岛上，

岛上还住着身手敏捷的阿喀琉斯。

歌曲里所说的事情是一个谜。公元前514年，刺杀希巴克斯的行动是在恐慌中实施的，缺乏理性的动机，手法拙劣，搞得一团糟。雅典的僭主政权经过这次打击后又保留了数年，并没有因为国内的暴动而瓦解。是一位斯巴达国王在流亡的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敦促下，给雅典人带来了自由。

但这徒有其名的慷慨举动一直让雅典人难以释怀。因此，这促成了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国家英雄的地位。他们的后代被准许可以永不交税，而且享有一些似乎只有杰出公民才拥有的特权，比如在市政厅公费就餐，免于履行部分宗教职责，以及在剧院观看戏剧时在前排就座等。

克里斯提尼和阿尔克迈翁家族最终获得胜利。专制统治就此终结，阿尔克迈翁家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们及其他世袭贵族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可以重回权力巅峰，仿佛梭伦的改革和50年的僭主统治从未存在过一样。但是，普通民众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权力回归尚未可知，他们中的很多人曾拥护庇西特拉图的政治主张。

谁能掌握权力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接下来如何发展不得而知，但克里斯提尼和他的家族在雅典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他希望先前投入的财力和人力能够换来应有的回报。他理应成为城邦的领导者，但现在他发现有人要与他一较高下，于是十分恼火。此人就是伊萨哥拉斯（Isagoras）。

这个狡猾的贵族在庇西特拉图和希庇亚斯统治时期过着安稳舒适的生活。他与秘密支持僭主统治的人串通一气。公元前508年，伊萨哥拉斯当选执政官，但是克里斯提尼发动穷人和失去产业的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

作为反击，执政官伊萨哥拉斯向斯巴达国王克莱奥梅尼求援。克莱奥梅尼率领一支小部队趁势进军阿提卡半岛，驱逐了700 个家族，这些家族都反对伊萨哥拉斯的政策，并试图废除由梭伦建立的议事会。

形势看起来对克里斯提尼不利，他只得暂时离开阿提卡。然而，愤怒的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把那些斯巴达人和伊萨哥拉斯困在卫城中。斯巴达国王逃进雅典娜神庙，却遭到了女祭司的冷眼相待。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说道：“外来的斯巴达人，回去吧。不要进入这个圣地。”

雅典娜神庙

在古希腊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天后，饥饿的克莱奥梅尼屈服了。双方达成休战协议。他和他的军队，以及他要保护的人得以撤离。这一不光彩的事件严重影响了克莱奥梅尼的声望，于是他计划复仇。

克里斯提尼确信，只要雅典人无法解决国内矛盾，就会继续面临动乱的危险，遭受外部的威胁。他当前迫切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但应该怎么做呢？克里斯提尼的思考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我们能够从结果中看出他的分析颇具革新性。

他意识到时间无法倒流，贵族的专制统治已经成为过去。按目前的形势，对以阿尔克迈翁家族为代表的贵族们来说，兴旺发达已是奢望，要想生存下来，只有采取最激进的方式。

出于最为利己的动机，克里斯提尼创造了民主制度。

他设计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本身并不是很可行，但雅典人民接受了，并使其生效。这是世界上首个全面民主制度的样板，在随后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蓬勃发展，十分盛行。

正如希罗多德所说，克里斯提尼“让民众加入了他的支持者阵营”。他所做的不限于此。他认识到，普通民众再也不能容忍任何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虽然这样做似乎是在妥协，但这是让阿尔克迈翁家族不被遗忘的最好机会，即打出让人民掌握权力的旗号（democratia，即民主，该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 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意思是“人民”，另一个是kratos，意思是“权力”）。如果一切顺利，阿尔克迈翁家族可以继续在雅典的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

我们需要对克里斯提尼及那时公民眼中的民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当时的民主并不是现代社会的那种代议制民主。以我们现在的标准衡量，古代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口少得可怜。所以比较容易把绝大多数公民或至少大部分公民召集到一个地方，通过辩论的方式来批准立法。

这是一种直接的、极端的民主思想，不过还有一些例外需要强调。

正如前面提过的，只有成年的雅典男子拥有在公民大会投票的权利。女人禁止参加政治活动。还有其他两个重要人群也无法参与。其中一类是客籍民（metic）。雅典吸引了不少外国人来到阿提卡，他们一般是手工艺人和商人，过着殷实的生活。另外一类是雅典的奴隶，他们有的是战俘，有的是露天市场上的“商品”，并不享有公民权利。总而言之，这些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

重装步兵革命是人民有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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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得以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出现，原因之一便是军事的需要。公元前700 年到公元前650 年这段时间，希腊战争史上出现了一项重大变革，在随后的数百年里，它对希腊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决定了雅典在权力上的平衡，贵族夺回实权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我们对在远古时代人们如何作战知之甚少，他们所采用的军事策略似乎就是英勇的将领率领一大群男人，跟临时由公民充当的民兵凑在一起，组成军队。

如果我们相信荷马的描述，阿喀琉斯和其他勇士都是先与旗鼓相当的对手进行一对一的决斗，然后才开始常规的战斗。我们很少听说有谁在战场上耍花招，听到的大多是关于勇气和荣耀的故事。

贵族谢幕，公民登场，全新的、训练有素的、身着重甲的士兵逐渐取代了旧式的英雄。这些士兵叫作“重装步兵”（hoplite）。他们装备有青铜头盔、青铜胫甲和青铜胸甲。青铜胸甲由两片用铰链连接的青铜板组成，用来保护上半身。他们左臂持有外凸的圆形木制盾牌，又称“圆盾”（hoplon，“ hoplite”就来源于此）。重装步兵还配有一把短剑和一把长度为士兵身高1.5 倍的长矛。

这些金属装备虽然提高了士兵的防御能力，但也妨碍了他们的视线，影响了机动性。不过，重装步兵绝不单打独斗，而是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进行战斗。这就是著名的希腊方阵。每排士兵队列紧凑，整个方阵纵向排列四到八排士兵。只要队形不乱，方阵就极难攻破。

希腊方阵发展而来的马其顿方阵

公元前7 世纪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总结了重装步兵的特点：

让每个士兵紧挨彼此，奋勇杀敌，

长矛在手，利剑在腰间。让每个士兵

脚挨着脚，盾牌压着盾牌，

盔冠叠着盔冠，头盔抵着头盔，

胸膛靠着胸膛。

实际上，这种作战理念存在两个缺陷。第一，重装步兵方阵只能在平地上作战，否则士兵很难保持一致，而且他们会被逐个射中。有点奇怪的是，重装步兵方阵最开始出现在多山的希腊，那里几乎没有真正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地方，这限制了重装步兵的发挥。

第二，重装步兵左手持盾，这样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左边战友的右半身。他们靠得越近就越容易抵挡敌军武器的攻击，不会受伤或阵亡。但是位于方阵最右侧的士兵无法进行全面防御。如果发现敌人从方阵右侧迂回包抄，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向右转，而他们左侧的战友也会跟着他们走，以此来避免自己的右侧失去防护。

这样做的危险是阵线会被拉扯变薄，出现缺口，从而让敌人找到可乘之机，把缺口越拉越大。因此，方阵既有可能遭到侧翼的包抄，又有可能让敌人渗入，从而导致战斗的失败。

虽然重装步兵存在上述问题，但是如果经过充分的训练和指导，他们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所公认的。

受过训练的希腊士兵发现，不论他们因为什么离开自己的祖国，都可以靠当雇佣兵来过上好日子。斯巴达人终身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尤为突出。

参与波斯内斗的希腊雇佣军将领色诺芬

希腊雇佣军在波斯、埃及等地都以好使著称

重装步兵的机动性差，但好处是减少了战斗中的人员伤亡，因为他们担心会破坏队形而不轻易追击敌军。他们跑不远，也跑不快。获胜的重装步兵总会让失败者轻松地逃跑，他们仅在阵亡者身上夺取一些战利品。

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一方面，喂养战马的成本很高，而且马镫和马蹄铁在当时都还没有发明出来。另一方面，骑兵通常来自上层社会，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对人民也算不上忠诚。

重装步兵也具有公民身份。一旦国家需要，他们便从平民转变为军人。他们处于社会中层，有足够的财力为自己购买盔甲和武器。他们与自己的部落休戚与共，与城邦的胜利息息相关。

重装步兵登上历史舞 台，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这意味着无论政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利益都必须受到重视。他们也的确希望参与政治决策。

政治活跃的城邦少不了重装步兵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