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甫遇上颜真卿：一场事关命运的三司会审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夏天，安史之乱进入第三个年头，唐帝国中枢临时驻地凤翔，兵马云集，气氛凝重，肃宗皇帝和大臣们一直在谋划收复两京，但敌我之势未明，双方仍处于——并且还将长期处于僵持状态。

戎马倥偬之中，肃宗皇帝还得忙着整顿内部事务，就在五月底的某一天，一场小规模、高规格的审讯在驻跸之所展开，负责审理案件的三司大员，分别是御史大夫韦陟、宪部尚书颜真卿，还有御史大夫、京兆尹崔光远。他们分别代表御史台和宪部（也就是刑部），至于三司中的大理寺委派的是谁，是否由崔光远兼管，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

接受审判的，是一名接受任命不久的官员：宣议郎、行左拾遗内供奉杜甫。

这场审讯来得很仓促，主审官韦陟三月间从江南归来，颜真卿四月间才抵达凤翔，杜甫同样是在四月份穿越叛军的重重封锁，间道来投，连一身官袍都还没穿热乎。

什么事情让肃宗如此大发雷霆，要让三司一同推问杜甫呢？

原因很简单：杜甫上了一封不该上的奏疏。

此前不久，肃宗罢免了宰相房琯，罢免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房琯用人不当，导致官军在陈涛斜（又称陈陶斜）大败，二是房琯放任门客董庭兰等人贪赃纳贿。

罢相在唐代是常有的事，房琯罢相之后，并没有贬官远地，大概是考虑到大敌当前，稳定人心是第一要务，所以肃宗只让他当了个太子少师的从二品闲职。

偏偏初来乍到的杜甫不知深浅，上疏皇帝为房琯进行辩解。杜甫这封奏疏没能留下来，参考其他史料，我们大概知道，杜甫言辞很激烈，甚至说出了“房琯有大臣风度，是真正的宰相之器，圣朝不容”之类的傻话。

肃宗每天为糜烂的军政形势着急上火，看到杜甫这一奏疏，气不打一处来，顿时怀疑杜甫党同房琯，是特意来添乱的，杜甫官阶虽然不高，但左拾遗属于皇帝近臣，位卑权重，这一案子又牵涉到宰相，于是就有了前面这一出三司会审的场景。

杜甫的上疏对肃宗刺激这么大，和房琯任宰相期间的表现有很大关系。

早在一年之前，潼关失守，玄宗皇帝带着亲信仓惶出逃，到了马嵬驿，兵士大乱，杀死杨国忠，逼玄宗赐死杨贵妃。肃宗当时还是皇太子，趁机与父亲分道扬镳，北奔平凉，然后在灵武即位，年号至德，形成了南北两个朝廷的格局。

房琯时任宪部侍郎，玄宗入蜀，他赶过来觐见，火线提拔为宰相，之后奉诏前往灵武传位。

肃宗对于父亲重用过的大臣都很有戒心，无奈他当太子期间过得太憋屈，除了早年认识的李泌之外，一个亲信都没有。他即位后搭建的新班底，主要是驻扎在灵武的朔方军一系成员，急需一个镇得住场面的文官首领。

房琯在玄宗朝名望虽高，却没有真正得到重用，这一点正符合肃宗的要求。房琯到了灵武之后，肃宗把他当成了主心骨，房琯也毫不客气，独揽大权，让其他宰相都成了摆设。

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加上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宰相，这对君臣想要在打了一辈子仗的安禄山手里占便宜，简直是白日做梦。朔方军统帅郭子仪和李光弼原本带着大军出井陉，下河北，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战事如火如荼之际，肃宗一纸诏令把二人召回，将五万朔方军精兵转交给房琯，同时改变战略，放弃局面占优势的河北、河东（今山西）地区，先去收复京师。

京师乃宗庙所在，是一个王朝的象征，肃宗这样转移战略重心，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房琯只信任刘秩、李揖这几位文臣，把郭子仪、李光弼撇在一边，情况就危险了。

至德元载十月，在房琯率领下，唐军主力在咸阳以东、长安西北的陈涛斜与敌军遭遇，这一片是渭河边的沼泽区域，地势开阔，一无遮挡，房琯别出心裁，按照春秋时候的战法，找来两千头牛布置成车阵，敌军骑兵一发动，漫天扬尘，呼声遍野，牛都被吓呆了，敌军趁机纵火，唐军大败。

第三天，房琯亲自率领预备队再上，同样是大败，就连他任命的两员将领都一股脑投敌去了。四万朔方军精锐，就这样葬送在不懂军事的房琯手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