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制很容易诱发腐败？有“大数据”为证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控制了几乎一切资源。与此同时，传统的监督方式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官员权力很大，受到的约束却极弱，因此伸手捞钱，易如反掌。

在这种情况下，再给他们低薪，让他们的收入无法满足正常生活需要，这就出现了崔寔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的局面。也就是说，你让一条狗去看着一块肥肉，却一天只给它二两粥喝，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吓唬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所以说薄俸制很容易诱发犯罪。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很多朝代的腐败，也是一种体制性缺陷的腐败。这种腐败基于体制的两方面缺陷：一个是监督不到位。传统政治中只存在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的内部监督，没有民众亿万双眼睛从下而上监督，只靠皇帝一双眼睛从上而下监督，是不可能有效监视百官的。这就造成了官员监督上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另一个就是低薪制，多数官员收入与支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你象海瑞那样严守国家规定，只能导致朝不保夕，成为官场上的笑话。所以在生活艰辛之际，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能象曾国藩那样，以坚定的理学信仰来抵御物质诱惑。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导致第一次“失身”。而腐败这件事，如同吸毒或者性行为一样，有了第一次，就很容易有第二次。因为你贪一次也是贪，贪两次也是贪。很少有人说，我一生就收过一次钱。所以，低薪制很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蔓延。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薪俸最低的两个朝代，这两个朝代后期的腐败程度之深，面积之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登峰造极。这两者之间，并非只是一种巧合。

不难发现，实行低薪制的王朝还都有一个特点，统治者迷信道德教育，他们认为，官员腐败与吏员贪婪似乎只与道德有关。比如康熙年间，面对“俸薄禄微、廉吏难支”的情况，康熙大力提倡理学，表彰清官。他希望官员们以“存天理遏人欲”的理学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他反复说: “洁己操躬，臣子之义，悖入悖出，古训所戒，当官者宜铭诸座右”。应该说，这种思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很有市场，也是低薪制得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比如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庭玉就大义凛然地说，俸禄水平与廉政毫无关系：“人之贪廉, 有天性。贪者，虽加俸而亦贪；廉者，不加俸而亦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廉政建设唯一的可靠保证。实际上只把问题归于道德，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的根源。

从历史大数据看，收入过低，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贪腐。历史大数据也告诉后人，腐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会导致官僚体制失效，统治效率低下，严重危及政权稳定，甚至导致整个国家政权摇摇欲坠。从总体上讲，提高官吏俸禄从表面上看会因为需增加赋税，给百姓增加负担。但是这远比官员毫无节制地盘剥百姓所给百姓造成的痛苦要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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